“後公知時代”的中國輿論市場_風聞

​去年國慶七十週年的時候，有的網友就評論：和六十週年相比，七十週年的氛圍明顯更熱烈。換句話説，就是對共和國奮鬥歷史、對中國道路認同的民眾增加了。

2009年時，新自由主義和恨國黨在網絡上整體佔據上風，並隨着此後爆發的移動互聯網而一度蓬勃發展，甚至曾經形成了“政治正確”。如果表達對體制的認同，對開國領袖的認同，反而在網絡上是會有風險的。後來的劉嘉玲事件即是一例。

六十週年時，雖然中國發展模式已經初步嶄露頭角，但經濟規模尚未超過日本，國內高速發展帶來的各種野蠻生長到處都是，西方世界雖然遭遇經濟危機，但相對意義上的巨大優勢並沒有體現出多少挫折，西方政治家表面上還是相對中規中矩。因此中國的形象仍然是個“遙遙無期的追趕者”，再加上社會意識滯後於社會存在，使得相當比例的國人感覺不太出體制的優勢。

2020年一月份面對疫情初期的慌亂，曾經一度讓對中國製度貶低的有些人又興奮起來，又始談論“西方制度優勢”、“‘自由民主‘’面對疫情的優勢”。但令幾乎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沒想到，光環在身的西方世界面對疫情竟然能表現出這個樣子。官員竟然能這樣自私、無能、無恥，民眾竟然能這樣愚昧、反智、落後。

原本以為是一次反擊，結果變成了迴光返照。

西方世界在中國輿論場上最大的優勢，就是它們的“神性”光環。這種光環在過去二十年裏成功影響了很多國人的思維，只要我們和西方做的不一樣，那很多人下意識地就會認為“是我們做錯了，人家美國可是那樣做的”。

新冠疫情對西方的形象來説，堪稱是一次《人間宣言》。

他們不是神，不是每個行為和決策背後都有中國人無法理解的高深理由，以至於需要公知這個“二傳手”來為中國民眾來“啓蒙民主”、“解讀普世價值”。他們的治理水平甚至還不一定比中國普通縣級領導強多少。無非是沾了工業化早的光，祖宗靠光彩的或不光彩的行為佔了優勢身位，惠及今天的子孫而已。

公知過去二十年為什麼能佔據輿論優勢，歸根到底是西方的實力優勢在中國輿論場上的映射。西方是神，公知就是傳教士，是具有對神諭做出解釋權的人。而中國的發展打破了這種傳教模式，經濟發展使得更多普通民眾也能親身接觸到“神的國度”，甚至比傳教士公知們對“神”的瞭解更直觀和深刻。這導致公知對“神”的壟斷解釋權不復存在了，而近距離觀察所發現的“神”的醜陋和陰暗，更使得傳教士們的話語權和“道德高地”遭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我在《常凱申文集》第一卷中有一篇文章分析過，所謂公知，不過是一羣從“各個角度”反對體制的人的集合，如果把體制本身拿開，這些人之間的觀點就是互相尖鋭衝突的。

能把這樣不同政見的人組合起來，並且還能產生相當的輿論影響力，靠的就是西方世界由實力衍生的“神性”光環。

站在“神”的對面，不和“神”保持一致的，那肯定就是魔鬼，是“邪惡”的，至少也是走在了錯誤的道路上。

特朗普上台後的一系列潑皮無賴賤招，加上抗擊疫情和治國理政的無能、甩鍋、膚淺甚至滑稽的面孔，讓美國勉強表面維持的“神性”光環全無，即使拜登上台，也很難重新建立起來了。因為更根本的原因在於美國去工業化導致的國力相對衰落。

“神性”光環沒有了，開始和人對噴了，公知作為二傳手、傳教士、與神對話渠道的壟斷者的好日子，也就到頭了。

有趣的是，與公知一樣，“自幹五”同樣是一羣由“否定”組成的隊伍。公知是通過否定中國體制來標識身份，自幹五則是通過否定公知來標識身份。當然，這種標識往往是在“他者”的觀察視角中呈現的。

與公知一樣，“自幹五”或者説方方眼中的“小粉紅”，其內部的政治觀點和派別同樣是五花八門，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公知的民族自虐、道路自虐式的胡説八道所不滿，由此組成的一個鬆散聯盟。

如果“公知”式微了，也就是説，雖然仍然還存在，但是話語權大大旁落了。另外一方會出現什麼變化呢？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世界充滿矛盾，矛盾無處不在，矛盾可以演變轉換。舊的矛盾消失往往意味着新的矛盾開始，或者原先的次要矛盾的地位上升。

比如説公知的對立面裏，其實從“極左”到左，到右，到“極右”，各個政治光譜都是存在的。從最左邊的原教旨主義革命派，到最右邊的極端民族主義，以及諸如國家主義者、中華傳統文化捍衞者等等，彼此之間其實並不完全是一路人，而只是由於公知對整個民族、共和國曆史的否定，分別觸碰了這些人羣中不同的厭惡點，因此使得他們團結起來反抗公知的話語權。

當然，之所以公知能觸碰這麼多類人羣的厭惡點，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中國這七十年來的成就很偉大，從不同角度給了很多類人羣信心——比如對於民族主義者，他就意識到中華民族不比西方白人差；對於激進革命派，他也會覺得資本主義國家不是不可戰勝；對於部分毛派，他會覺得前三十年打下了基礎；對於國家主義者，他會覺得只有一個強大團結的國家才能更好的生存……

但是，這些厭惡點實際上不是完全一樣的。這使得一旦對立面消失或者式微，由主要矛盾蜕變為一般矛盾，那麼這些人內部的不同見解的衝突也會逐漸浮上水面。

過去，公知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壟斷”了“社會批判權”。因為當時西方的“神性”光環在，所以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批評可以非常膚淺，只用“體制問題”四個字，就可以獲得諸如“中國良心”的稱號了，不需要花費很多力氣，對技術層面可以完全不去了解。因為你和“神”的體制不一樣，所以眼前的一切問題自然都是體制導致的，定體問就足夠了。

所以説，在那個年代，當公知很容易，只要把“體制”、“專制”、“民主”、“自由”、“獨立思考”、“普世價值”等等幾個詞翻過來覆過去的排列組合，你就是“公共知識分子”了。無論你是高中畢業，還是教授博導，當起公知來，都是半斤八兩。

而中國崛起之後，對方的“神性”消失。再批判，就沒有這樣容易了。你面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時候，沒辦法再簡單用一句“體制問題”就糊弄過去。別人會繼續想知道，究竟是具體哪個體制，導致了什麼樣的問題，這在技術上是如何實現的，應該在技術層面怎麼解決。

當“某殤”式的情緒化宣泄隨着中西實力對比而冷卻後，就事論事就會逐漸變得有市場起來。畢竟公眾也不是抖M愛好者，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不想當公知們的情緒宣泄樹洞，而更希望更深地理解（至少是討論）這個現代社會是如何運轉的，我們面臨的社會問題究竟是什麼。

某位網絡媒體人搞的“睡前消息”，就敏鋭意識到了這個潛在的“藍海市場”。

市場上的鍵政消費者被公知用簡單粗暴的“定體問”餵了二十年的屎，一旦有人願意給做點飯吃，哪怕不是那麼頓頓可口，也必然會逐漸吸引客户。

公知丟掉的市場份額，會被其他羣體慢慢瓜分掉。

更尷尬的是，公知在未來將會逐漸發現，他們連“批判社會”，都要搞不過廣義上的“自幹五”了。

而之前鬆散的聯盟，在具體的問題面前，也同樣會產生矛盾。像國家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各種左派右派等各個流派，過去有公知這個共同的敵人在還顯不出來，公知沒了之後，互相也會爭吵起來。比如現在的微博上，關於前後三四十年的理解，關於某些政治人物的認知，就天天吵架。再比如更敏感的勞資矛盾、如何看待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剝削問題，如何看待內卷的問題，如何看待階層固化的問題，如何看待計劃和市場的問題，如何看待資本和資本家的問題……

不過這也不完全是壞事。中國崛起之後，未來也將成為世界上的第一強國。前面已經沒有任何國家和社會可供我們參考了。面對我們內部的問題，各個派別都會試圖給出自己的解釋，這也是思想市場的競爭。

當然，有一類思想競爭是破壞性的，比如玩美國式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通過人為豎切來割裂社會，故意在國民內部挑動原本不必要的“身份”矛盾來謀取利益。經常看我文章的，應該知道這裏説的是誰。

“後公知時代”的中國輿論市場，整體上會是“泛愛國”的，季子越這樣的人，活動的空間會越來越小，親西方的恨國黨會喪失主要玩家的地位，而逐漸淪為各派中的一支普通力量。但這不代表鬆散的“泛愛國陣營”內部之間的思想衝突一定不會激烈。

比如説，在中國弱小的時候，民族主義和左派是有很大共同認同的，二者往往會結成同盟，因為弱小國家的解放和建設過程本身就是反擊帝國主義統治秩序的過程。但作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對國家行為的理解，可能（當然也只是可能）就會出現不同看法。

不過，這並不是説，這種未來可能的衝突一定就是“零和”的。作為一個老“鍵政”觀察者，我的看法是：只要總體上是愛國的，任何觀點都不妨去聽一聽。也沒必要立場為先，黨同伐異，如果覺得對方有道理，也要善於補充入自己的思想體系。如果覺得對方沒道理，也試着去從邏輯上捋一捋，看對方到底是錯在了什麼地方。

公知“泯然眾人矣”之後，中國的輿論市場上並不會變得“千篇一律”。恰恰相反，一個真正的“百家爭鳴”時代，會隨着“前面沒有石頭可摸了”而緩緩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