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性能不能改變? | 袁嵐峯_風聞
风云之声-风云之声官方账号-2020-07-20 10:55
導讀
國民性思維有助於我們理解現狀,但完全不應該用它束縛我們的未來。真正重要的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為什麼有些國家成功,有些國家不成功?
人們經常用國民性來解釋,例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因為中國人勤勞、守紀律;中國科技落後,是因為中國文化缺少創新意識;日本發達是因為日本人勤勞、自律;印度落後是因為印度人散漫、不守時……如此等等。
這種語言的解釋力很強大。但問題在於,解釋力太強大了,往往變成循環論證:你不發達是因為你的文化落後,你的文化落後所以你永遠不可能發達。這等於給自己貼了個標籤,然後就固定在這個標籤裏了。
邏輯學上的同義反復,英文叫做tautology,有人把它翻譯為“套套邏輯”。這是個絕妙的音譯兼義譯,國民性思維經常就被用成了套套邏輯。
所以真正有意義的問題是:國民性能不能改變?
最近,我看到了兩個有趣的例子,對照起來可以給大家很大的啓發。
一個例子是,日本“經營之神”稻盛和夫(1932 -)的一篇文章《歐美先進國家不再轉讓技術,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此文寫於1979年,是他在企業內部的一篇講話。

稻盛和夫
文章一開頭就説到,日本經濟奇蹟的基礎,是從戰後到當時,一直在從先進國家引進技術。但現在日本的技術已經超過了引進的源頭國家,來自世界各國的妒忌和非難必將日益增強。

對因此而增強了競爭能力的日本,來自世界各國的妒忌和非難必將曰益增強
我不由得敬佩稻盛和夫的眼光,後來的事態發展確實完全如他所料。進入八十年代以後,歐美對日本的貿易摩擦劇增,公開砸日本汽車、日本收音機的比比皆是。
1987年,美國眾議員Helen Delich Bentley(中間女士)等人在國會山台階上砸東芝收音機
稻和盛夫開出了什麼樣的藥方呢?他説:
“考慮到日本人的特性。包括我們的祖先在內,我認為,我們日本人缺乏發起劃時代的根本性變革的素質。
我自己是搞技術出身的,説這種話未免難為情。但我感覺到,無論在我們日本人的精神結構中,還是腦結構中,都沒有置入飛躍性思考的電路。
……
自古以來,在日本,一切新鮮的事物都是從外國引進的。而日本人心靈手巧,擅長改良改善,把外來之物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也就是説,只有日本才有的、獨特的文化或技術並不存在。另一方面,日本人有一種才能,善於把從別國引進的東西做得比別國更加精緻、更加簡潔高雅。”
這些話真是讓我非常吃驚!這正是國民性思維的標準説法。於是他的結論是:
“我認為,正因為日本人缺乏飛躍性思考能力,所以今後除了將自己固有的改良改善特質發揚光大之外,別無出路。迄今為止日本都是從西歐各先進國家引進技術,借鑑這種技術和基準做出了比引進國更加優良的產品。但是今後這種基準將不會再有,所以我們應該做的不是再去尋找和掌握各種各樣的技術,而是深化自己的專業,就是要推進企業的專業化。
為了推進專業化,為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內生存下去,就要在專業化的道路上、在專業的領域內深掘深挖,用鋭角形的方式挖深挖透,在該專業領域內、在該專業技術上做到極致。今後各類企業都要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內做徹底,把技術做到極致,在本專業內不亞於世界上任何國家的任何企業。
技術做到極致就會具備自信,在這種具備自信的技術的基礎之上,再加上體現日本人特質的改良改善。日本民族很不擅長建立長期計劃,但是現在正在做的工作再向前推進一步,—步接一步地前行,這步卻非常踏實堅定。所以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之上,一步一步不斷改良改善,我認為就是日本企業今後應走的道路。”
該怎麼評價稻盛和夫的結論呢?我覺得,從他的前提出發,得到這個結論就是必然的。這種做法,正是許多人盛讚的“工匠精神”。
但從實踐效果來看,日本從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並不算成功,經常被稱為失去的二十年甚至失去的三十年。日本以美元計的GDP長期在四五萬億美元附近徘徊,從將近中國的10倍,落到只有中國的1/3。

日本、中國、美國1960年至2019年以美元計的GDP(來自世界銀行的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CD?end=2019&locations=CN-JP-US&start=1960&view=chart)
我有一篇文章《被有些人吹上天的日本人“工匠精神”,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就解讀了這種工匠精神路線的潰敗。

被情懷媒體炒作的所謂“工匠精神”恰恰是日本殭屍經濟的病因之一(日本垮下的另一個半導體產業——光刻機)
最近,我又看到了一篇文章(諾獎得主本庶佑: 不要相信論文裏寫的東西,《自然》《科學》這些雜誌上的觀點有九成是不正確的),摘錄了日本著名醫學家、201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本庶佑(1942 -)的許多言論。他的很多話都堪稱金玉良言,推薦大家去看全文。

本庶佑
其中最令人觸動的是這樣一段:
“創新的基礎是學術。如果學術力量薄弱,只是引進了技術,那麼很顯然,過不了多久,技術就會枯竭。日本的學術從明治維新開始,走了150年,一直到了今天才開始開花。但日本要將這個基礎打紮實,還需要時間。日本必須具備‘接下來的150年要怎麼辦’的長遠眼光。日本需要更有魄力的舉措,培育出更為徹底、更加紮實的學術來。(2018年)”
我想,這話正是對日本現狀的一個批評,也是對中國的一個警醒。最重要的是,它暗含了一個核心意思,就是:國民性是可以改變的。
即使日本在過去的上千年中都沒有飛躍性思考的頭腦,一切新鮮的事物都是從外國引進的,也不意味着將來就一定如此。即使要以百年的尺度去改變,這也仍然是可以做到的。日本現在已經有20多位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這些都是實打實的飛躍性思考,這説明日本的國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
再從中國的角度想一想:鴉片戰爭以來,辛亥革命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民性有了多少改變?簡直是翻天覆地,完全認不出來了。
在一百多年中,我們從對現代科學一無所知,到成為世界第二科技大國。將來誰能規定,我們不能衝出地球,走向星辰大海呢?

星辰大海
所以我的結論是:國民性思維有助於我們理解現狀,但完全不應該用它束縛我們的未來。對於日本,對於中國,對於任何國家、民族和個人,都是如此。
真正重要的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