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志願，一門玄學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肖瑤

史無前例的七月高考剛過去沒多久，高中畢業生們將要來到幾乎是人生第一個關乎前程的節點：出分的日子。這意味着，填志願、選專業等一系列動作也會隨之而來。

**如果説志願表是高中最後一張考卷，專業選擇就成了決定性的壓軸大題。**相比起已經被分數定性大半的院校和城市抉擇，選專業更多關乎主觀興趣和職業規劃，目光需要遞到長遠的職業生涯發展層面。

把大學比作一個小型濃縮社會，專業就是社會里的角色分工，是真實社會里的職業，決定了一個人性格發展和道路求索的主要方向。

高考志願填報是一項高難度技術活，“學校+專業”、“平行+順序”的多線錄取模式，加之程序繁瑣，競爭激烈，就算被心儀的院校提檔，也常遇到專業調劑的情況。

學生都希望在組合上打出最優解，分數有限，期待無限，心儀學校和熱門專業在很多情況下不可兼得，“志願”兩個字到最後究竟有幾分符合“志願”，實在變數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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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志願填報上的壓軸大題

錢鍾書在《圍城》裏有這樣一段話：

理科生看不起文科生，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哲學系，哲學系看不起社會學系，社會學系看不起教育學系，教育系的學生實在沒人看不起了，於是就看不起他們的老師……

對部分專業的學生而言，江湖裏一直流傳着“畢業即失業”的傳説，其中以文科領域為甚。大學專業並非簡單地劃為文、理兩科，但這種延續中學的習慣性劃分，仍勾勒出兩種不同的學科的屬性與就業取向。

半個多世紀以來，人文志士當道的時代早已過去，文科生似乎在象牙塔內風光一時，就要承受走出校門後鬱郁不得志的代價。

據麥可思的《2019年就業藍皮書》統計，**眾多文科專業，如繪畫、歷史學、音樂表演、法學高居最難就業的前幾名，**其中歷史學、音樂表演、法學連續三屆“紅牌”。

最好就業的專業，則是如信息安全、軟件工程、網絡工程、物聯網工程、數字媒體技術等實際上並無強烈“專業”痕跡的學科。

高校裏諸多專業食物鏈，基本由就業難易程度造成。但實際上，哪怕沒有疫情，求職就業市場從未放下對大學生的威懾姿態。

專業“對口”當然有一定優勢，科班出身有助於幫自己快速進入崗位，適應職業，也能分享更多信息與資源。

但一個毋庸置喙的現象是，目前，我國社會整個的勞動力市場正在變得越來越細密，不同崗位的重疊混合程度越來越高。

一些自詡經驗者和觸目驚心的社會數據，也在不停製造恐慌：學文史哲，虛而不實工作難找；學理工科，技術永遠落後於時代科技發展；學計算機，一線城市競爭激烈，不僅996，還要面臨35歲退休門檻；曾經的時代寵兒金融行業也“內卷化”嚴重，即競爭飽和狀態下高材生難以職匹其力。連黃金職業的佼佼者醫生，都成了成本風險最高的行業，一讀就是七八年，熬夜加班還有醫鬧……

北京某大型互聯網公司運營崗位的招聘要求，折射出企業整體提高對學生為人處事綜合能力的要求

在一種“就業-就學”的反向回溯考量下，選專業的兩難之處，逐漸變成“興趣”和“實用”的二元之分。無數所謂“過來人”的聲音苦口婆心：興趣不能保證足夠在一個行業內持之以恆的毅力和激情，理想與現實永遠存在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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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or合適，不是大問題

1910年，胡適公費出國留學，臨行前哥哥特意從北大荒跑到上海為他送行，對他説：我們家族已家道中落，你出國要學些有用之學，幫助國家復興，重振門楣，比如開礦造輪船等“實用專業”。

抱着“農業興國”的理想，胡適進入康奈爾大學農學院，每天洗馬、駕車、摘果、種田，起初意志躊躇：“我初來此邦，所志在耕種。文章真小技，救國不中用。”

但逐漸地，他發現農學和想象中實在存在不小差距，在美國種了幾年大蘋果，覺得當一名果農毫無樂趣，遂果斷轉到哥倫比亞大學去學哲學。

幾十年後，胡適把自己當作反面教材告誡學生：“選專業要性之所近，力之所能，關鍵跟着興趣走。社會上需要什麼，不要管它，家裏的爸爸、媽媽、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師、做醫生，你也不要管他們，不要聽他們的話。”

這是胡適的“經驗論”，其中摻雜了主觀的個人偏頗甚至是武斷。實際上，時至今日，愛好興趣，幾乎被壟斷地與文科專業掛鈎，“百無一用是書生”的觀念仍然主導着大部分高校專業話語權。

在一種“非文即理”的二元論觀念中，“喜歡”和“合適”之間的邏輯鏈條，悄悄漏了某些環節。“喜歡”被與看似有趣的人文專業強硬掛鈎，“實用”則成為實用主義考量下技術導向類專業的代名詞，逐漸演變成高校擇業場上清一色的文科歧視。

不僅在中國，教育市場化嚴重的西方國家更甚。上世紀80年代的美劇《大飯店》裏出現了一個情節：一位年輕漂亮的女士到大飯店來應聘風月生意，經理問她，為什麼要做這份工作，沒有什麼其他技能嗎？女人悲哀地回答：“我大學的專業是英語，甚至還寫過詩，希望出本詩集，但現在都是不相干的事了。”

有人説，進入大學後才發現並不喜歡自己的專業，甚至直到社會上，不少青年人也在多年內都難以發現自己的興趣和長處。

多數中學生很難找到自己真正的“興趣”所在，這是事實；在世界上萬千事物中，一個人對大致哪方面較為感興趣，在進入大學之前就極可能展現端倪，這也是事實。

但在釐清這一關鍵後，接下來的問題，便從“專業”跳到了“行業”——所學非所從業，又一座更龐大的、阻隔着萬千的大山，擋在了畢業生面前。

新時代高等教育爭先者之一蔡元培所説，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那麼，在一個專業裏，投入能量最充沛的四年青春，到底是為了什麼？

即將進入大學的年輕人們，正是要找到這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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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業不對專”的人，後來都怎樣了？

在繼續闡述之前，我們採訪了幾位從業與學校所學不符的青年人，他們或出於“喜好”，或出於“合適”，在從學校到社會的切換裏，不同程度地向現實狀況作出了“妥協”。

十年前，阿唐在高考後選了一所外語院校的冷門小語種專業，原因很直觀：其一，他不願意在大學學高數；其二，那些年，身邊似乎總在不斷湧現各種數據，告訴他小語種專業“就業率高”、“錢途好”。

大三第一次去做口譯實習，阿唐才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不想做本專業的相關工作。他不是個太擅長與人打交道的人，而口譯、翻譯行業都會對人際交往能力提出越來越高的要求。

畢業後，一次偶然的機會，藉着大三兼職時建立的一些聯繫，他進入一家互聯網大廠實習，崗位是運營。“身邊同事學什麼的都有，甚至有學農產品養殖的。漸漸地沒人想得起‘專業對口’這回事兒，畢竟沒有任何專業叫做‘XX運營’。”

他現在已經在互聯網崗位轉正，並且逐漸開始感受到自己所處的是另一所“大學”——社會，這裏沒有專業分科，但有隱性卻嚴格的考核標準。

比如中學時厭惡且逃避數學，現在就得花時間補數學，社會的“江湖”意義一下子就有了——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阿唐想強調的是，不管自己有沒有畢業、畢業多少年，想不想從事“對口”專業，和喜歡並認可自己的大學四年，是完全不矛盾的。

回想起大學四年，專業其實僅佔一小部分，更多的則是豐富、充實和生動的校園生活。而且，語言學科通常都是需要實打實去記背的專業，總體上學習氛圍勤奮且純粹，這也正符合阿唐對大學的期待：大學還是應為靜下來好好讀書學習的階段。

在很多意義上，選專業的確是為了找工作，但在學校裏的專業，並非只有工作籌碼這唯一的價值。

從學校到工作，也有不少與阿唐經歷相似的人逐漸發現，健康良好的工作環境，會逼促着一個人在離開學校後不斷學習。

比如，“互聯網公司特別看重數據，哪怕你不是數據崗位，隨着工作深入，數據分析的能力也會變得越來越重要。”在某一線城市互聯網公司雲數據部門做經理的胡亞成深以為然。

填志願已經是距胡亞成16年前的事了，遙想當年填報志願，他“腦子一熱，看到工商管理，心想：這是學做生意的，就它了。”

進入大學後，他越發覺得事與願違，無心學習，常常10門考試中掛科6門，剩餘時間都用來看書，社交，直到離開校門，工作壓力如期而至。

畢業大概兩三年後，互聯網行業經歷又一輪如火如荼的市場狂潮，人才需求井噴，胡亞成才在一次偶然機會中，進入一家互聯網公司，一干就是6年。

從消費互聯網後來到產業互聯網，先在市場部，先在轉到雲計算崗位，算是徹底地完成了一次從傳統“文科”到理科行業的改道。

改道方法是“對症下藥”——該考的證一個不落，如阿里雲的ACP認證、信息系統高級管理師等。而這些目的性強烈的專業證件，大多都是在工作後有了一定積累才可能深入習得的，在懵懂無知的大學時段，很難想不到這麼多。

胡亞成的商科專業也並非毫無幫助，參加工作後，他逐漸感受到商業管理學科給自己培養了一套特定的思維和認知方法，比如商業模式分析、利潤分析等，工作中遇到什麼事，會受限考慮為什麼做、目的和本質是什麼等等。

相比起專司數據的理科生，他感到自己多了幾分話語權，俗稱底氣，用現在求職市場上的話來説，就是“差異競爭優勢”。

從香港一所學校的哲學系畢業後，安然進入一家保險公司做銷售員，一干就是三年。

嚴格來説，在香港，從事保險銷售類工作通常幾乎沒有專業要求，尤其是內地學生，“內地生”的身份標籤本身，就可以作為保險公司錄用你的理由。

安然從自己角度總結，哲學是一門很“鑽”的學科，説好聽點鑽研，難聽點更像是鑽牛角尖，但這兩者都對沉得下心讀書有着很高要求。它不要求豐富的課外活動，基本算是一個不怎麼需要和人打交道的學科。

保險大不一樣，需要每天都在外面接觸各種各樣的人，畢業後一年內，她周旋於兩岸三地各式各樣的新老客户之間，與大學時的自己判若兩人。

很多時候安然幾乎忘掉了曾經的“專業”，但又在很多時候忽然想起來。哲學培養人的思維模式，思維是根固於一個人的認知能力中的，它不會隨工作行業的變化而消長。

安然的經歷，令人反思一個看似老生常談，實際上已逐漸沉沒的話題：大學教育的核心。

4

大學，如何讓我“站得夠高”

對於高等教育，一個相對保守、卻幾乎被古今中外公認的定義是“培養人的社會活動”。

社會活動的概念本身，其實更側重過程而非結果，核心是培育一個成年人成熟和理性的思維，以更好地認識世界和對待事物，而非專業和技能。

愛因斯坦這麼理解大學：學生離開學校時是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一個專家

事實上，在目前的全球高等教育裏，大部分專業都是被“定義”出來的，賦以定義權的，是工業時代至今整個社會結構的改變，是現代化以後市場運行的需要。學校裏諸種技術和技能，幾乎是自然選擇的必然社會結果。

商業金融、公關傳媒，這些崗位並非技能或技術，但也昭示着另一個大趨勢：今天的高等院校裏，大多數“專業”其實嚴格來説不算“專業”，而是為了適應社會競爭和市場需求而設置的標籤門類。

隨着我國第三產業的發展規模逐漸壯大，越來越多用人單位看重人才的思維認知水平、交際能力等，再細化一點，比如溝通能力，服務意識，營銷思維，這些不是技術也不是技能，而是思維，是認知。

當然你可以説，唯技術與技能才能讓自己在這個競爭殘酷的社會擁有一隻“鐵飯碗”，獲得永遠也不會被社會淘汰的專業門檻。

不可否認，對多數剛進入大學的年輕人而言，也許他們的確或多或少抱有一定“專業崇拜”。一名文科生也許會在離開高中校園那一刻開始，就自覺“輸在了起跑線上”，飽讀聖賢書固然好，但社會需要的“技能”，不是隻讀聖賢書。

“技能”，決定了立足社會的硬性籌碼，是對以一技之長博得一席之地的嚮往。

“學以致用”也確實是大部分相對底層的年輕人獲得上升途徑的幾乎唯一出路。教給他們欣賞文學藝術的思維，帶他們深度歷史和哲學，他們走出校門後面對的，仍然是無處容身的殘酷社會。

也許你還記得起前段時間熱議的“小鎮做題家”，除了階級固化、教育資源阻滯等問題，它還折射出另一個面相：在基數仍然龐大的底層青年羣體裏，教育資源的確是錯配了的。

但這裏的錯配，不僅是資源不足，更是理念認知的偏差。學生們在一套唯技能至上的教育體系裏，沒有得到他們真正缺乏的東西。

實話説，大部分農村小鎮孩子真正缺乏的，是技術和技能嗎？不論是吃苦能力還是勤奮程度，他們應當都遠遠超過中產、工薪階層，他們需要的，是通過上大學開拓思維，拓展眼界，彌補城鄉在思維和認知等方面的差距，為將來融入城市、立足城市做準備。

退一萬步説，十七八歲的年輕人，有多少會真的被短短几年大學時間滅了鬥志？大學四年説短不短，説長也不長，相比起未來漫長的人生幾十年，他們更需要的，是更高遠的視野，更廣闊的思維。

低端技能的培育，急功近利的短視，奔着工作而惘顧愛好和性格地選專業，高等教育中“育人、啓智”的功能幾近殆盡，這才是對小鎮和城市青年共同的扼殺。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上，爭論“純文”還是“純理”，實在意義不大，“喜歡”還是“合適”，也並非簡單的二元之分，當越來越多人為了在愛好和適用二者間找到平衡，而折中選擇一個不甚瞭解、也無甚興趣的專業時，其所能看到的未來高度、遠度，就已經被打了一個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