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是技術，人力資本，還是？讀陳平所作《中國與西方：世界秩序變動的代謝特質》隨感_風聞

個人感覺，陳平老師提供的這個中觀視角，特別是從制度設計實操層面上或企業的戰略性創新角度看，應用價值極大。但是，本人對文中部分説法抱商榷的態度。

（文章配圖：李笛於2019年7月底攝於黃浦江畔並授權）

“相比之下，美國自1950年起禁止向中國轉讓技術。與德國、日本和韓國相比，美國技術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很小。中美之間巨大的貿易逆差主要源於美國製定的貿易政策而並非中國的貿易壁壘。”此句的實質，或者説底層邏輯，在我看來，似乎等於是説，美國政府不願意美國與中國“共享”其“創造”的或從人類歷史“繼承”的價值——不僅不經濟，也意味着不道德——不道德其實也將帶來不經濟？

數天前，從陳平老師（注：其受聘於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在新浪微博的賬號“眉山劍客陳平”，偶然讀到了其5月20日發佈的文章《中國與西方:世界秩序變動的代謝特質》，頗有收穫。

我是偶然瞭解到陳平老師的，因為一個學文的師弟在某個微信羣裏推薦了他的著作《代謝增長論》；之後，並看了一期他的觀視頻節目，開始關注他。

在我目前看來，陳平老師現在很火，更有大家風範，學識淵博、見解獨到。接觸到他的觀點，實為幸事。

當然，對於前面提到的陳平老師的該文，我不敢完全苟同；但是，該文給了我極大的啓發和思考，這是無疑的。

閲讀該文過程中，我試着做了“圈點”，並作了一點筆記，以饗讀者，更希望與大家探討。除非另行指出，前文中及下文中引語均出自該文。

#1 知識是不是中性的力量？

“亞當·斯密曾引用托馬斯·霍布斯的話，但有所保留；他認為‘財富就是權勢(wealth is power)（(斯密1776)。中文通常翻譯英文’knowledge is power’為‘知識就是力量’，我以為更確切的翻譯是’知識就是權勢’，因為人們可以憑藉權勢欺負弱者。知識和財富一樣，都不是中性的力量，而可能是不公平的權勢。”此段值得關注。那麼，什麼是中性的力量，或者，是否存在中性的力量？

如果確如陳平老師所言，知識也都不是中性的力量，那麼，是否可以做這樣的理解：是因為，知識的獲得是需要投資的——投入時間（實際上，在我看來，廣義上的時間也涵蓋了生命力/精力，或通過投入時間獲得的金錢）或金錢等，也因此意味着現實中財產和地位的不平等可能“先天的”決定着知識在社會中分佈（並被獲得）的不平等？如此這般，其背後則為人力資本這個概念的邏輯？

那麼，中性的力量可以是什麼，以及事實上是什麼？是時間，是博弈，還是運氣這樣的偶然因素？我暫時還沒有太多想法。

#2 技術，人力資本，還是“活”的勞動？

陳平老師又説道：“大國的興衰可以從歷史上本國佔世界GDP比例的變化觀測到(表V)。這一歷史模式可以更好地理解代謝增長理論。相比索洛的外生增長理論預測收斂趨勢和羅默的內生增長理論預測發散趨勢，只有代謝增長理論可以解釋舊勢力的衰落和工業化國家的崛起。其根本驅動力不是人口、資本和知識積累，而是舊技術的衰落和新技術、新產業的崛起(Chen 2014)”。然而，技術難道不可以被歸併到知識或者人力資本那邊去嗎？技術，和工具一樣，不正是由已被（自己和社會）投資的人投資和開發以及使用而發生效能的嗎?

陳平老師在後文又説道：“經濟增長的驅動力不是基於現有知識積累的內生增長(Romer 1986)，而是隨着新技術的崛起和舊技術的衰落而產生的新陳代謝式增長(Chen 2014)。”難道，不可以説，這裏的所謂新技術，不就是現有知識積累的更新的、升級了的“組合”嗎？

除非，你説某種技術的出現也帶有偶然的因素。但是，因為偶然因素觸發或”相機”適宜顯現而出現的某種技術，也要有人類相應的知識積累去掌控和應用，才能實現其相應的價值的吧？這背後是不是也是人力資本的邏輯，或者説（人的）活的勞動創造財富的邏輯？

當然，補充一點，在陳平老師的另一篇文章《代謝增長論——市場份額競爭、學習不確定性和技術小波》（微信公眾號“當代經濟學基金會”於2020年5月4日發佈、原載於《清華政治經濟學報》第2卷）中，陳平老師認為，“經濟學中，知識結構比知識總量更重要”。如果從這一點説的話，似乎陳平老師並沒有否定知識積累的意義，反而增加了知識積累的意義和地位；當然是以一種有所昇華的視角？因為，是不是可以説，知識結構，或者，對知識進行結構化的處理，也是一種知識積累？

需要聲明的是，我是從字面意思上，理解這裏陳平老師提到的；對於有關知識積累的理論；還缺乏針對性的，或深入的，對此的瞭解和研究。

值得提出的是，陳平老師在以上《代謝增長論——市場份額競爭、學習不確定性和技術小波》文章中，總結道：“我們的理論構造宏觀經濟週期的中觀基礎（meso-foundation）：即工業化的技術代謝過程存在過剩產能。過剩產能觀測到的成本包括大規模失業，這也就是物理學中典型的廢熱，或者叫經濟熵（Georgescu-Roegen 1971）”，則相當於明確了，陳平老師的關注點更多在於中觀產業層面。

在我看來，這樣一個關注點提供的中觀視角，不僅形成了對原有宏觀和微觀經濟學之間的一定空白的一定填補；同時，其相應的推論，和其背後的立場和哲學邏輯，更多的，對現有的經濟學理論，特別是西方目前主流的一些經濟學理論，形成了挑戰；至少，就理論創新和發展來説，是極有價值的。

並且，個人感覺，陳平老師提供的這個中觀視角，特別是從制度設計實操層面上或企業的戰略性創新角度看，應用價值極大。

#3 市場的邊界？

後文提及的“科斯定理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市場機制無法解決利益衝突，不是因為交易成本高，而是因為追求財富和權勢的非對稱博弈往往沒有均衡解(Coase 1960, Chen 2007)”，有理。

但，同時也不必如此論斷，如果看官可以不將“交易成本”的定義限定得較狹窄的話。當然，再一次，我要聲明，我對“非對稱博弈”和“均衡解”還有待深入理解。

後面，陳平老師認為“中國發展的上述特點，體現了市場’看不見的手’、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以及公民社會‘有思想的頭腦’之間的合作而非對抗的新互動方式。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可以借鑑中國的經驗。除了英美模式外，中國還可以從德國、日本、斯堪的納維亞、新加坡、以色列等其他市場模式中吸取經驗教訓”。在我看來，這是很好的洞察，更值得贊同。

但，討論如何增加和提升這種合作而非對抗式的新互動方式的內涵和外延，以免過於強調合作（事實上，也可以説在內涵上，違背了“合作”的初衷和本意），而客觀上抑制了創新，也是值得留意的。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顯然是當下世界上各經濟體之間關係的生動比喻；而應對未來的挑戰，也需要這種關係的、更良性的互動。而中國作為具備悠久文明史，並愛好和平的國家來説，顯然可以參與推動世界邁向升級，並持續做出更大的貢獻。

#4：金融的邏輯？

“美國衍生品市場規模約為美國真實GDP的30-50倍、世界真實GDP的8-10倍。它可能成為世界經濟中大規模殺傷性的金融武器。究其原因，衍生品市場是建立在短期投機的基礎上的，而產業增長是一個長期的發展。宏觀貨幣和財政政策只針對中等商業週期。小國或大國的弱政府無力控制鉅額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而引發週期性危機”。

在我理解來看，這段話的核心是內涵式增長和非內涵式增長的區別，真實價值世界和虛擬價值世界的差距，或者説是真實商品價值和貨幣計價價值（價格）的差距，也是貨幣名義價值和內涵價值的差距，也是真實生產和真實分配之間的差距。這個差距太大，就難以維持原有系統的運行（用經濟學的角度，就是成本太高而破產）。

陳平老師，根據文中以上配圖，提到“其中，美國的工業比例最低為19.1%，貿易逆差也最大。相比之下，德國、日本、中國等有貿易順差的國家，其工業比重均在30%以上。美國金融業的過度擴張可能會對美國製造業產生擠出效應（Johnson 2009）。”

這個數據和相應其引述的判斷，則洽洽是內涵式增長和非內涵式增長的區別，也就是真實價值世界和虛擬價值世界的差距過大的一個作證，由此，也宣示着其可能導致的後果是悲觀的。

面對着美國的相關教訓，我國是否應加速推動全社會範圍內的反思，反思金融化與產業政策和教育政策的關係？反思“土地財政”式隱性金融化投資與其他形式投資，特別是“投資於人”的關係？

#5 合作的經濟性？

此點甚妙：“從我們的觀察來看，冷戰不是一個對稱的兩方博弈，這在博弈論中很常見，而是一個具有時間演化的非對稱多玩家博弈。來自蘇聯人造衞星的第一個挑戰導致了美國和蘇聯之間的軍備競賽。即使美國聲稱自己是政治贏家，蘇聯和美國依然都付出了沉重的經濟代價。德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成為冷戰時期真正的經濟贏家。”

其實，這個觀點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類似“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整體性”思維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綜合性思考和“天下一家”的體現吧。

“中國沒有取代美國作為全球化世界警察的動力，因為它的財政負擔遠大於經濟收益。這是冷戰之後我們從蘇聯和美國的衰落中得到的重要教訓。”這此段中，陳平老師更多談的是經濟——也可能他覺得不方便談更多非經濟內容，以最大限度避免意識形態化。（注：根據陳平老師自述，此文最初在19年3月初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會議上發表；此會議應為涉外國際性會議，有外賓出席。）

其實，在我看來，被陳平老師這裏批評的的看法裏，還有個經濟上的“外部性”的視角缺失的問題。當然，更重要的，也並不在於經濟上的計算，或者説，不在於傳統範式中的經濟計算——此種計算似乎至少排除了文化的經濟價值。

所以，我們提倡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期“以文化人”，從文化上，通過共同願景，參與領導人類一起“勝出”，並以“一帶一路”這樣的相對實體化的發展方式，更好的聯結世界？

#6 美國分裂的可能性？

“據我的觀察，受英國退歐事件的影響，美國有可能因為貿易戰凸顯的經濟問題而出現分裂，一些地區因素將可能導致德克薩斯以及藴藏豐富石油和天然氣資源的南部各州在經濟政策上獨立出去。畢竟，在面對來自俄羅斯和歐佩克國家的激烈競爭時，他們需要一個像中國一樣龐大而穩定的出口市場。加州和西海岸的高科技產業也需要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市場來恢復它們在研發上的鉅額投資。如果失去中國市場，高科技產業將在全球競爭中失去市場份額，利潤將大幅下降，中西部地區的農業部門也無法維持下去，因為中國是他們主要的農產品出口市場。”此段帶有暢想性質的推論頗為大膽，也引人深思。

事實上，在陳平老師的前述提及的微博賬户中，在最近，結合最近美國抗擊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成效較差的情形，也有提及此觀點。沒想到，陳平老師早已經在此前有此推論。

如果靜下心來，摒除平時“天然”自帶的“中國大一統”文化“審美”偏好，並將自己代入到以“個人主義”為深刻文化基因、“資本”話語權相對超然的美國背景裏，就不能不説，此種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從嚴格角度的理論上來説的話。當然，我們不希望看到這種結局，那對美國和中國來説，長遠看，都不是好事。同時，這是否也給我們一個反思的機會：對經濟的內涵，下一個定義的話，究竟如何下，才更合理？為了所謂的經濟，很多事情的價值需要重新再被估量嗎？

#6 文化共容，還是“天下一家”？

“據我的觀察，貿易戰爭對美國造成的損失遠大於對地區多樣性的中國產生的影響，因為中國沿海地區出口的衰退會刺激內陸地區的發展。我不支持貿易戰，但我對中國經濟在貿易戰威脅下可能出現的結果感到樂觀。西方的‘危機(crisis)’一詞，中文是兩個漢字的組合：‘危（險）’加上‘機（遇）’。”此段較為中肯。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此處提到我們中國和西方對於危機這個詞的不同內涵，特別是構詞法上呈現出來的語言範式的差異，則很好的展示了中方和西方可能在文化上的、可能存在的極大差別，而這些文化很可能深刻影響着人們對價值（含經濟利益）的不同判斷和定價。

以上是我拜讀陳平老師大作《中國與西方：世界秩序變動的代謝特質》的一些筆記和感想。總體上，我很認同該文主張，但覺得局部內容有待商榷。歡迎你的觀點。

為方便讀者閲讀，特添加若干小標題。僅供參考。

你怎麼看？

注：本文於今年5月30日，首次公開發表於微信公眾平台「微信公眾號：第一決策參考（id：ft29029）」，本次發佈，略有改動。陳平老師《中國與西方：世界秩序變動的代謝特質》一文鏈接在此：頭條文章

我是誰？

李笛，英文名Steven，09年創立領勵諮詢，研究領導力、“投資於人”和勞動關係……服務過眾多國內外領先公司，如華為、騰訊、可口可樂、寶潔、吉利等。李笛的座右銘是智明則德生，本世紀初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漢語言文學系，也是一名語言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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