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彬：構圖理念視角下的高句麗和渤海瓦當研究_風聞

作為瓦作建築構件，瓦當集實用性、裝飾性於一身的形制特點，使其成為考古學視角下認知古代遺存性質、解析古代文化內涵的重要學術切入點。然而，如何辨識不同紋樣瓦當的共時性特徵、歷時性差異，進而透過其表象進行文化層面的學術解讀，始終是制約同一遺存地點或者不同遺存間瓦當研究的瓶頸問題。本文開展構圖理念視角下的高句麗和渤海瓦當研究，旨在拓展命題對象的視域空間、豐富具體問題的解題思路，藉此推進高句麗、渤海文化研究的學術進步。

一

瓦當屬於檐頭筒瓦的構成部件，其實用性功能經歷了由半圓形輪廓向圓形輪廓的形體演變，最早的半圓形瓦當標本始見於西周時期，東漢以降，圓形瓦當逐漸全面取代了半圓形瓦當；至於其裝飾性功能，則經歷了由無紋（素面）當面向施紋當面的形制演變，同樣是自東漢伊始，素面瓦當逐漸絕跡。

基於考古發現，大體上可將不同時期瓦構建築遺存地點出土的瓦當區分為素面、文字、圖案、圖像等四種紋樣主題紋飾類型。其中，素面、文字瓦當的形制特點易於理解與把握，如何界定圖案紋、圖像紋瓦當的辨識標準，則是以往進行瓦當類型學考察時未能給予必要關注的細部特徵區分問題。鑑於此，開展瓦當構圖理念的討論，首先需要明晰圖案紋、圖像紋瓦當的概念界定、形制區分。關於兩者的概念，目前可資借鑑的是許仙瑛的具體表述。其一，“圖像紋包括反映現實人間生活的圖像和反映人們思想意識的神話圖像。這些圖像紋飾，運用線與面的結合，以寫實的手法多方面逼真摹寫生活與自然景物，而大膽地表現幻想中的物象”；其二，“圖案紋是對現實生活中具體形象的高度提煉和抽象，是圖畫藝術的最高階段。中國瓦當紋飾剛開始，它運用幾何線條簡略地勾勒，是線的藝術結構。這些圖案所表現的對象被簡化、變形，其基本的含義已被逐漸忘掉，而線條本身卻不斷地形成新的內涵”。

參考上述概念的表述，並結合本文所討論高句麗和渤海瓦當所處的時代背景，我們將中原地區戰國至隋唐時期所見的動物紋、獸面紋、人面紋主題紋飾瓦當歸類為圖像紋瓦當，將花草紋、幾何紋主題紋飾瓦當統稱為圖案紋瓦當（圖一）。其中，圖像紋瓦當的當面用全景畫面表現主題紋飾, 沒有構思獨立的當心紋飾；而圖案紋瓦當的當面則存在獨立的當心紋飾，在其外緣環形排列主題紋飾，兩者組合成內外雙重構圖的複合畫面。基於此，有無當心紋飾，是區分圖像紋、圖案紋瓦當的標識性特徵。解析瓦當的構圖理念，旨在明晰圖案紋瓦當主題紋飾的排列方式，進而嘗試解讀其不同構圖方式的共時性取向、歷時性變化。

根據上述標準，高句麗時期存在圖案紋、圖像紋兩種紋樣的瓦當類型，其雲紋、蓮紋、忍冬紋主題紋飾瓦當可歸類為圖案紋瓦當，其獸面紋主題紋飾瓦當則屬於圖像紋瓦當；渤海時期僅見有圖案紋一種紋樣的瓦當，其花草紋、幾何紋主題紋飾瓦當均屬於圖案紋瓦當。本文的討論主要圍繞高句麗、渤海的圖案紋瓦當而展開。

將瓦當的構圖理念作為問題加以關注，肇始於劉慶柱的瓦當研究。以始見於戰國中晚期秦遺址的四區間界格瓦當為學術切入點，劉慶柱總結了秦漢至魏晉時期瓦當的構圖特點，“當面四區間界格的出現，對秦漢瓦當當面佈局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秦漢至魏晉幾百年間圓瓦當當面的主要佈局結構基本承襲了這一模式”。針對瓦當的四區間佈局，學術界習慣稱之為“四分法”構圖。近期，李零注意到，四區間佈局不僅是秦漢瓦當所採用的構圖模式，也是同時期銅鏡所遵循的主要構圖理念。為此，通過開展雲紋、柿蒂紋、裂瓣紋專題研究，李零進一步指出，秦漢時期瓦當的“四分法”構圖模式體現了古代中國四方、四方八位的方圖思想，其雲紋主題紋飾是標識四方的四瓣花的變體；基於銅鏡銘文釋讀，此期流行的柿蒂紋應稱之為寓意四方的方花紋；至於南北朝時期的蓮瓣紋瓦當，其構圖模式與西方藝術中“裂瓣紋”（lobed decoration）的構圖理念相近。

基於上述認知而獲得的啓迪，我們梳理了戰國至隋唐時期圖案紋瓦當構圖理念的演變態勢。戰國、秦漢、魏晉時期，圖案紋瓦當基本承襲了體現本土方圖思想的“四分法”構圖模式（見圖一，3、4）；至遲到南北朝時期，隨着佛教傳播，源自於西方的“裂瓣紋”構圖理念開始取代“四分法”，逐漸成為東亞地區圖案紋瓦當普遍採用的全新的構圖模式（見圖一，2、7）。新近公佈的北朝時期的“大代萬歲”瓦當和“富貴萬歲”瓦當（圖二，1、2），其“四分法”構圖的主題紋飾、“裂瓣紋”構圖的當心紋飾，可作為“四分法”和“裂瓣紋”兩種構圖理念相互碰撞的實證線索。其後，“裂瓣紋”開始取代“四分法”，成為傳播廣泛、影響深遠的瓦當構圖理念。

由於高句麗、渤海的瓦構建築均屬於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產物，其各自初始期瓦當的構圖理念及其紋樣題材均不同程度地留存有外來文化因素影響的印記。鑑於此，本文以瓦當的構圖理念為切入點，通過開展高句麗、渤海瓦當時代性特徵及其個性化特點的縱向梳理，嘗試解讀其各自的發展態勢和演變軌跡。

二

古代文獻中留存有高句麗時期的瓦構建築信息。五代（後晉）編撰的《舊唐書》記載，高句麗“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惟佛寺、神廟及王宮、官府乃用瓦”。北宋重修的《新唐書》調整了高句麗瓦構建築的排序、縮減了其瓦構建築的種類，稱高句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兩則引文雖略有不同，但其著錄的內容均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並且綜合史料文獻、考古遺存信息得以確認，高句麗存國期間，瓦作技術尚未普及應用於普通民居建築。同時，需要補充的是，可資查詢的史料未能全面體現高句麗時期的用瓦信息。分佈在今吉林集安市境內的洞溝古墓羣，其諸多高等級墓葬之上所散見的瓦作構件類遺物表明，高句麗以國內城、丸都山城為都時期（公元3～427年）營建的部分墓葬設施曾經用瓦。由於發掘者將僅出土有筒瓦類瓦作構件遺物、未見瓦當標本的高等級墓葬的年代上限推定為公元前1世紀，引發筆者思考的是，肇始期的高句麗瓦構建築可能沒有使用檐頭筒瓦。關於此，將另文予以闡述。

基於田野調查及考古發掘，學術界已獲取了大量構圖有別、紋樣不一的高句麗瓦當標本。通過開展考古類型學考察，大體上可將高句麗瓦當區分出三個發展階段。早期（約公元4世紀上半期至4世紀末），流行遵循漢文化“方圖”理念、雲紋紋樣、紀年銘文等傳統元素構思的圖案紋瓦當；中期（約公元4世紀末至5世紀上半期），並行傳統、時尚兩種構圖理念的瓦當類型，一是傳統構圖理念與時尚紋樣主題紋飾相互結合的圖案紋瓦當，二是順應時代潮流——構圖理念、主題紋飾均煥然一新的圖案紋、圖像紋瓦當；晚期（約公元5世紀上半期至7世紀末），開始推廣應用賦予個性化特徵的複合主題紋飾的圖案紋瓦當。

考古發現表明，高句麗早期瓦當均呈灰褐色，系採用氧化還原法工藝燒製而成。其圖案紋構思遵循了漢文化“四方”、“四方八位”方圖系統的“四分法”構圖理念，依託界格線設計了分區排列的獨具特色的雲紋主題紋飾（圖三）。此外，其個性化特徵還表現在細部形制方面，雲紋主題紋飾的外緣均複合有紀年、紀事銘文或圖案化紋飾。其中，紀年銘文包括年號紀年（見圖三，1）、干支紀年（見圖三，2）等兩種不同的紀年表現方式；紀事銘文見有“十谷民造”和“千谷民造”等模印文字（見圖三，4）；圖案紋則構思了鳥形、線形紋飾（見圖三，3）。綜觀現有成果，研究者多將高句麗雲紋瓦當界定為公元4世紀上半期至4世紀末營建的瓦構建築所使用的瓦作構件。關於此期瓦當的歷時性變化，學術界傾向認為，“雲紋+年號銘文”瓦當年代最早（據“太寧四年”銘文瓦當，此類瓦當可追溯至公元326年），“雲紋+干支紀年銘文”瓦當次之，“雲紋+紀事銘文”瓦當再次之，“雲紋+圖案紋飾”瓦當年代最晚。目前，此期瓦當標本主要發現於洞溝古墓羣中的高等級墓葬、國內城及其周邊的少數曠野遺址。最近，在遼寧桓仁縣境內的駕校遺址（鳳鳴遺址）採集到1件殘損的雲紋瓦當標本。

與早期瓦當不同，高句麗中期瓦當更多地體現了基於佛教東漸而興起的新的時尚性元素印記。除了圖案紋瓦當，此期出現了圖像紋瓦當類型。無論是燒製工藝，還是構圖理念，抑或主題紋飾，此期瓦當均不同程度地表現出新的階段性變化。以宏觀的學術視野審視此期瓦當，其新的形制特點主要緣於佛教東漸對漢文化傳統藝術風格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在燒製工藝方面，除了繼續按照氧化還原法工藝燒製灰褐陶瓦當（圖四，1～3、5），新出現了使用氧化法工藝燒製的紅褐陶瓦當（圖四，4、6～8）。在紋飾方面，基於不同工藝燒製的灰褐陶、紅褐陶瓦當，分別按照不同構圖理念，構思了不同紋樣的主題紋飾。此期的灰褐陶系瓦當，雖沿續了傳統構圖理念，但傳統的雲紋主題紋飾已被新的賦予佛教寓意的蓮紋所取代，使用界格線分區構思了八瓣、六瓣蓮紋主題紋飾。新岀現的紅褐陶系瓦當，包括圖案紋、圖像紋兩種紋樣的瓦當類型。其中，圖案紋瓦當採用全新的“裂瓣紋”構圖理念構思了賦予佛教寓意的蓮紋、忍冬紋主題紋飾，圖像紋瓦當則構思了同樣賦予佛教寓意的獸面紋主題紋飾。目前，此期瓦當主要發現於集安境內。現有考古發現顯示，此期並存的灰褐陶、紅褐陶兩系瓦當，不僅燒製工藝不同，其所具體應用的瓦構建築的性質也迥然有別。其中，紅褐陶系瓦當全部出自《舊唐書》、《新唐書》著錄的佛寺、王宮、宗廟、官府等為生者服務的瓦構建築遺存地點，灰褐陶系瓦當則僅見於文獻未予著錄的服務於逝者的高等級墓葬類遺存地點。關於此，可資佐證的具體考古發現是，將軍墳及其陪墳全部使用灰褐陶系瓦當（見圖四，5），在將軍墳西南側揭露的或與其祭祀活動有關的大型瓦構建築址中，則僅見有紅褐陶系瓦當標本（見圖四，8）。同時，基於類型學考察，灰褐陶、紅褐陶兩系瓦當的蓮紋主題紋飾存在明顯的形制差別。紅褐陶系瓦當蓮紋均為單純的實體蓮瓣造型，灰褐陶系瓦當蓮紋的表面則附加有刻劃紋、凸稜紋。種種跡象表明，灰褐陶系、紅褐陶系瓦作產品可能出自不同的制瓦作坊，但現有考古發現尚不足以推斷當時是否並存兩個彼此獨立的制瓦部門。同時，限於材料，目前還無法廓清早、中期瓦當相互更替的時間節點問題。可資利用的線索有三，一是千秋墓共出有早期雲紋瓦當、中期灰褐陶系蓮紋瓦當，該墓的墓主人被髮掘者推定為死於公元391年的高句麗第18代王故國壤王；二是僅出土中期灰褐陶系蓮紋瓦當的太王陵，其A型蓮紋瓦當的主題紋飾與擁有“太和十三年（公元357年）”墨書題記的安嶽三號墓的壁畫蓮紋紋樣相近，太王陵的墓主人被髮掘者推定為死於公元412年的高句麗第19代王好太王；三是在年代上限被髮掘者推定為公元338年的國內城體育場地點，確認了含有紅褐陶系瓦當標本的文化堆積層疊壓含有云紋瓦當標本的文化堆積層的層位關係。

學術界有關高句麗晚期瓦當的認識，主要緣於朝鮮境內平壤地區瓦當標本的發現與研究。關於此期的瓦構建築，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尚缺少墓葬類遺存地點的考古發現。較之中期瓦構建築，此期瓦當的燒製工藝、紋飾類型再次形成新的階段性特點。在燒製工藝方面，平壤地區各個瓦構建築遺存地點多見氧化法燒製的紅褐陶、黃褐陶瓦當標本，鮮見氧化還原法燒製的灰褐陶瓦當個體。在紋飾構圖方面，雖依然存在按照“裂瓣紋”構圖理念構思的蓮紋主題紋飾的圖案紋瓦當，以及個別的獸面紋主題紋飾的圖像紋瓦當，但遵循界格線、“四分法”構圖理念的瓦當類型不僅重新得以應用，而且佔據了主導地位。作為例證，此期忍冬紋主題紋飾瓦當的構圖理念，已由“裂瓣紋”模式改為“四分法”分區構圖。尤為重要的是，遵循“四分法”構圖理念構思的複合主題紋飾成為此期瓦當標識性的紋樣類型。所謂複合主題紋飾，意指當面並存紋樣有別的兩種主題紋飾。即環繞當心紋飾，相間排列“4+4”構圖模式的兩種主題紋飾。其中，“線構蓮紋+實體蓮紋”（圖五，1、2）、“花草紋+實體蓮紋”是其主要表現方式。值得關注的是，存在部分“獸面紋+實體蓮紋”複合主題紋飾的瓦當類型（圖五，3、4）。或許，可將其視為高句麗逐漸摒棄圖像紋審美取向、重新迴歸圖案紋構圖理念的重要標識。此期瓦當主要應用於朝鮮半島平壤地區的高句麗瓦構建築；其在我國東北地區的考古發現，多見於丹東鳳凰山山城、蓋州青石嶺山城等高句麗晚期遺存，未見於國內城、丸都山城兩個都城城址以及洞溝古墓羣中的高等級墓葬內。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公元5～6世紀高句麗“南進”遺存，韓國境內漢江流域紅蓮峯1號堡壘出土的“線構蓮紋+實體蓮紋”複合主題紋飾瓦當標本，較好地詮釋了此類瓦當具體應用的時間節點問題。種種跡象表明，公元427年“移都平壤”以後，高句麗瓦構建築開始更多地應用氧化法工藝燒製的紅褐陶系瓦作構件，其制瓦作坊進行了新的整合，其瓦當紋樣的藝術構思進行了理念更新。以宏觀的學術視野審視東亞地區同時期瓦構建築的裝飾風格，與普遍採用“裂瓣紋”構圖理念構思圖案紋瓦當的其他地區不同，高句麗遵循“四分法”構圖理念構思的複合主題紋飾瓦當類型，彰顯出其文化成熟期的個性化屬性。不難看出，自“移都平壤”伊始，直至亡國，高句麗文化呈現出新的階段性特點。這種特點也在其壁畫墓中得到具體體現，即四神圖像成為晚期高句麗壁畫墓的主要藝術表現形式。

三

文獻中沒有留存下有關渤海國的瓦構建築信息。不過，通過田野考古考察，在曾經的渤海國疆域內陸續確認了諸多斷代明顯早於遼金時期的瓦構建築遺存地點。其中，圖們江流域是此類遺存地點的密集分佈區域。關於該流域瓦構建築的肇始期，學術界始終存在認識分歧。一種觀點認為其始建於高句麗時期，另一種觀點則主張其發端於渤海時期。

隨着位於圖們江支流琿春河流域的琿春古城村1號寺廟址遺物資料的發表，學術界得以梳理圖們江流域瓦構建築的緣起及其總體發展態勢。

通過開展類型學考察，古城村1號寺廟址出土的瓦當兼具三燕、高句麗瓦當的形制特點。其中，三燕瓦當的文化因素主要表現為“裂瓣紋”構圖理念，附以幾何線底紋的棗核紋（蓮瓣紋）主題紋飾；高句麗瓦當的文化因素則表現為根植於漢文化傳統的干支紀年銘文。綜合上述因素，我們曾撰文指出，古城村1號寺廟址是前燕僧侶在琿春河流域營建的佛寺遺存。結合文獻線索，田立坤進一步主張該寺廟址為重返故地的夫餘人所建。

古城村1號寺廟址的考古發現表明，高句麗“柵城”統轄圖們江流域時，由於前燕僧侶的到來，琿春河流域得以結束“茅茨土階”時代，其肇始期瓦構建築的裝飾風格體現了前燕、高句麗瓦作產品的雙重影響。同屬琿春河流域佛寺遺存的楊木林子寺廟址，其所出土的具有高句麗晚期瓦當形制特點的忍冬紋主題紋飾瓦當則意味着，高句麗以平壤為都時，高句麗系瓦當得以取代前燕系瓦當，成為引領琿春河流域瓦當紋飾風格的新標識。基於上述認知，顯然已足以廓清學術界在圖們江流域瓦構建築肇始期問題上的分歧。可以確認，渤海建國前，伴隨佛教東漸，高句麗控制下的圖們江流域已步入瓦構建築時代。鑑於此，渤海建國初期始建的瓦構建築，其所使用的瓦當應留存有高句麗系瓦當文化因素影響的印記。

四

根據古城村1號寺廟址出土的瓦當，學術界不僅得以明晰圖們江流域瓦構建築肇始於高句麗時期，而且明確了梳理渤海瓦當歷時性演變趨勢的具體路徑。由於渤海瓦當普遍構思有當心紋飾，因此，均可將其歸類為圖案紋瓦當類型開展考察。在細部形制特徵方面，渤海瓦當不僅可區分出花草紋、幾何紋兩種紋樣的主題紋飾，而且每種主題紋飾還可進一步劃分出“四分法”和“裂瓣紋”兩種構圖模式的圖案類型。綜合上述形制特點審視渤海瓦當的歷時性變化，大體上可將其區分出早、中、晚三個發展階段。其中，早期瓦當主要流行於渤海第1、2代王統治時期，其年代跨度約為公元7世紀末至8世紀上半期；中期瓦當主要流行於渤海第3代王統治時期，弱化於渤海第二次定都上京之後，其年代跨度約為公元8世紀上半期至9世紀上半期；晚期瓦當流行於“倒心形”花瓣瓦當在渤海全境推廣之時，其年代跨度約為公元9世紀上半期至渤海國滅亡的10世紀上半期。

基於考古發現，渤海早期瓦當按照“四分法”構圖理念構思了單一主題紋飾、複合主題紋飾等兩種紋樣的瓦當類型。如果説，此期瓦當的構圖理念體現了高句麗晚期瓦當文化因素的影響，其主題紋飾則凸顯出個性化的審美取向。地處牡丹江上流的敦化六頂山墓地，其一墓區所見高邊輪的十字紋、乳丁紋瓦當（圖六，1、2、4），可作為上述認知的實證支撐。通過開展類型學考察，圖們江流域、綏芬河流域、楚卡諾夫卡河流域、北青川流域諸多曠野類型寺廟址及少數城址所見“四分法”構圖、個性化主題紋飾的花草紋、幾何紋瓦當，多半屬於渤海建國初期營建的瓦構建築留存的遺物標本（圖六，3、5、6）。近年來，被髮掘者推測為大祚榮建國地東牟山故址的延邊磨盤村山城，其所出土的“四分法”構圖的複合主題紋飾瓦當標本，是立論者的主要學術支撐之一。

關於渤海中期瓦構建築，較之早期遺存，此期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遵循“裂瓣紋”構圖理念的瓦當類型。唐紀元“天寶中”、“貞元時”曾經先後為都的西古城、八連城，其所出土的瓦當標本充分體現了此期瓦當的階段性特點。通過開展類型學考察，可將西古城、八連城出土的瓦當劃分為三個組羣：一是比例份額超過90%的“倒心形”花瓣主題紋飾瓦當類型，二是比例約佔5%的“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主題紋飾瓦當類型（圖七，1、3、4），三是比例小於5%的接受唐文化因素影響的“復瓣”蓮紋主題紋飾瓦當類型。目前，關於“倒心形”花瓣瓦當的起源，學術界尚存在分歧。田村晃一主張其首先應用於渤海上京城；我們則傾向其起源於圖們江流域。“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瓦當類型概念的提出，緣於此類瓦當另還見於圖們江流域渤海時期的寺廟址、城址、墓葬等遺存地點。至於“復瓣”蓮紋瓦當類型，目前則僅見於西古城、八連城。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渤海瓦當之所以能夠逐漸摒棄“四分法”構圖模式，開始遵循南北朝以降東亞地區圖案紋瓦當普遍採用的“裂瓣紋”構圖理念，應該緣於佛教東漸所產生的文化衝擊力以及基於大唐和渤海交流而形成的“憲象中國製度”的文化向心力。文獻著錄的渤海建國初期其統治階層的禮佛信息表明，中原地區的漢傳佛教文化應先於唐文化影響了渤海國的社會發展進程。即“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瓦當類型首先是渤海佛寺瓦當接受“裂瓣紋”的構圖理念影響的結果，其在西古城、八連城的具體應用，則是都城瓦構建築接受佛寺瓦構建築裝飾風格影響的產物。至於西古城、八連城所見“復瓣”蓮紋瓦當，則可視其為接受唐系瓦當裝飾風格影響的實證線索。值得注意的是，渤海以八連城為都之時（唐貞元年間），“倒心形”花瓣完成了對“復瓣”蓮紋的同化改造。目前，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當標本，主要是公元793年渤海都城“復還上京”以後具體使用的瓦作構件類遺物。鑑於其未見西古城、八連城所使用的“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瓦當類型，可將此類瓦當視為廓清渤海都城營建時序的重要線索。限於材料，目前尚難以界定“裂瓣紋”構圖理念具體應用於渤海瓦當的初始時間。同時，也無法廓清此類瓦當全面替代“四分法”構圖理念瓦當類型的時間節點。可資利用的線索是，在圖們江流域的一些寺廟址、城址、墓葬等遺存地點中，出土有“四分法”構圖的“‘倒心形’花瓣+忍冬紋”複合主題紋飾瓦當類型（圖七，2）。作為未見於西古城、八連城兩座渤海都城故址的“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瓦當類型，其既是體現高句麗文化因素、渤海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實證線索，也是區分渤海早晚兩期瓦當的佐證依據。此類瓦當不見於西古城、八連城，表明渤海早期瓦當的年代下限不會晚於大欽茂執政之初（公元737年，大欽茂成為渤海第3代王）。

至於渤海晚期瓦當，考古發現顯示，“倒心形”花瓣瓦當類型在渤海晚期瓦構建築中得到了普及化推廣應用（圖八）。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當充分體現了這一時期瓦構建築裝飾風格的時尚性特點，除了見有個別的體現唐文化因素影響的“蓮蕾紋”、花草紋瓦當，該城址出土的絕大多數瓦當標本，其主題紋飾均從屬於“倒心形”花瓣的類型學序列。統計數據顯示，在渤海上京城出土的瓦當標本中，“倒心形”花瓣瓦當已佔95%左右的比例，由渤海以西古城、八連城為都時的“佔據主導地位”提升到“佔據絕對優勢地位”。綜合各方面因素推測，渤海境內多數城址、曠野類型佛寺遺存地點出土的“倒心形”花瓣瓦當，應是此期得到具體應用的瓦作構件類遺物標本。位於俄羅斯境內的渤海國東京龍原府所轄鹽州治所故址——克拉斯基諾城址，通過考古清理，在其佛寺綜合體區域內確認了不同時期佛寺瓦構建築的倒塌堆積，“倒心形”花瓣瓦當標本（見圖八，3）僅見於其晚期堆積中。基於此，俄羅斯學者的學術闡釋是：“在渤海國存國的最後階段，其中心地區與外圍地區的聯繫是緊密的，最流行的紋飾已經傳播到國家的邊境地區”，這裏所説“最流行的紋飾”即是“倒心形”花瓣主題紋飾。

需要指出的是，渤海上京城出土有個別的遵循“四分法”構圖理念的瓦當標本。其中，既有“倒心形”花瓣瓦當類型，也有“蓮蕾紋”、花草紋瓦當類型。如何界定其所應用的具體時間是困擾我們的癥結所在，在此作為問題予以提出，希望得到學術界的關注並開展必要的討論。

五

基於構圖理念、透過紋飾表象，我們對高句麗和渤海瓦當進行了歷時性的梳理與解讀。綜觀史料及考古遺存信息，影響高句麗、渤海瓦當紋飾構思的因素有二：一是共性化的構圖模式，二是個性化的主題紋飾。依託前者梳理時代背景，藉助後者細化文化內涵。

高句麗瓦當的年代上限可追溯至東晉時期，實證是“太寧四年”（公元326年）銘文。早期瓦當主要出自都城建築、高等級墓葬等遺存地點，其應用方式、發展脈絡，可歸結為不斷發展壯大的高句麗政權對漢文化物質文明的模仿與借鑑。高句麗中期瓦構建築裝飾風格的形成，則緣於佛教東漸所引發的文化層面上的理念更新、藝術層面上的題材變化。此期瓦當的藝術構思，既有順應時代潮流的感性取向，也表現出對傳統理念的理性固守。高句麗遷都平壤以後，逐漸形成了賦予自身文化鮮明特色的圖案紋瓦當類型。

渤海建國前，圖們江流域業已存在的佛教信仰的民間基礎，不僅推動了佛教寺院瓦構建築的持續發展，而且形成了瓦作構件裝飾風格的審美取向。渤海早期瓦當所遵循的“四分法”構圖理念表明，渤海建國初期營建瓦構建築時，從圖們江流域佛寺瓦構建築的歷史積澱中汲取了營養、獲得了啓迪。至遲在公元737年大欽茂繼位之時，“裂瓣紋”逐步取代“四分法”，成為引領渤海瓦當構圖理念的新航標。渤海以西古城、八連城為都之時，雖然確立了彰顯自身文化特點的“倒心形”花瓣主題紋飾瓦當的主導地位，但其出土的肇始於佛寺建築的“圖們江流域地域性紋飾”瓦當類型表明，此期的宮殿建築仍存在源自於佛寺建築的文化因素影響。渤海定都上京以後，“倒心形”花瓣瓦當在其境內的瓦構建築中得到了普及化推廣應用，使之逐漸成為渤海文化的標識性特徵之一。

附記：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東北亞視野下的渤海遺存研究”（課題編號16ZDA14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