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增 | 從民族主義到工農革命——試論魯迅戰爭書寫的一個進路_風聞

基本信息

 摘要：魯迅並非嚴格意義上的戰爭文學作家,但對戰爭的觀察、描寫與思考卻是貫穿其一生的重要主題。魯迅對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思考可以概括為四個階段。南京時期和留學初期,崇尚民族主義,宣揚尚武精神。留學後期,基於對日本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警醒,轉而批判“獸性愛國主義”和“奴子之性”,呼籲弱小民族的反抗本心。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魯迅一方面在其戰爭書寫中延續了國民性批判的主題,另一方面又深入被正史掩蓋的“地底下”,去尋找抗戰所需的“中國的脊樑”,同時“別求新聲於異邦”,到蘇聯戰爭文學中尋求中國民族革命戰爭的經驗。受左翼思潮影響,但也是自身思想發展的結果,晚年魯迅明確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革命,才能贏得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

作者簡介： 李茂增，廣州大學人文學院。文章原刊：《人文雜誌》2020年第6期。

魯迅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戰爭文學作家,他並沒有創作《戰爭與和平》這樣的戰爭文學經典,對專業的軍事研究也沒有特別的興趣。1但是,魯迅畢竟生活在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戰爭既構成了其無可逃避的生存之境,也深刻影響了其人生道路的選擇,如青年時期入讀軍事院校、留學時期因為幻燈片事件而棄醫從文、淞滬戰爭期間直面“飛丸入室”的死亡威脅,2等等。因此,很自然地,對戰爭的觀察、描寫和思考,成為貫穿魯迅一生的重要主題。魯迅最早的文學作品之一《斯巴達之魂》(以下簡稱《斯》),就是一篇戰爭小説。在魯迅晚年未竟完成的寫作計劃中,仍然包括一部紅軍題材的長篇小説。除顯而易見的主題學意義外,魯迅對戰爭的思考,還在很大程度上構成了其思想發展變化的內在動力。魯迅的戰爭書寫,內容廣博複雜。本文只討論魯迅對民族解放戰爭的書寫,試圖通過戰爭書寫這一視域,為魯迅晚年的“左轉”提供一種源自魯迅自身的解讀。鑑於“啓蒙和救亡”近年來重新成為一個熱點問題,本文也潛在地參與這一討論。

一、戎馬書生與斯巴達之魂:青年魯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尚武精神

1898年,魯迅離開家鄉,入讀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半年後轉入陸師學堂附屬礦路學堂。魯迅之所以選擇軍事院校,並非出於明確的軍事報國之職志,而只為“可以免費讀書罷了。”3時任水師學堂監督的堂叔周椒生甚至覺得,官宦子弟從軍,有辱門風,不宜使用家譜上的名字(樟壽),於是為魯迅改名“樹人”。不過,身處半殖民地的中國,青年魯迅原本就不乏傳統文人仗劍報國的豪情,隨着對新思想的接觸,對國家和民族危機之瞭解的加深,加上軍事院校的習染,魯迅的軍人情結愈益分明。南京時期,魯迅有三個刻着別號的圖章,分別是“戎馬書生”“文章誤我”和“戛劍生”,又曾與周作人合稱“漢真將軍後裔”。魯迅喜歡騎馬,每天堅持騎習一兩個小時,曾從馬上摔下碰斷一個門牙,仍樂此不疲。魯迅還常常冒險跑馬到滿州兵駐防的明故宮附近,同自視高漢人一等並以騎射為傲的旗人子弟競賽,曾遭暗算差點兒被刮斷腿腳。對於魯迅熱衷騎習的行為,周作人評價説:“一部分也由於少年血氣之勇,但大部分則出於民族思想,與革命精神的養成是很有關係的。”3

1902年,魯迅赴日本留學,本擬入讀東京成城學校,但因為駐日公使蔡均阻撓而未果。成城學校是中國留學生學習陸軍的預備學校,中國近代史上許多重要人物如蔡鍔、陳獨秀、蔣介石等都曾在該校學習。魯迅雖然未能入讀該校,民族主義思想和尚武精神卻有增無減。這是因為,尚武思想在晚清中國知識界蔚然成風,而日本正是這一風潮的重要起源地。在魯迅前後,因為出使、流亡、遊學等原因,旅居日本的一批中國知識分子如黃遵憲、梁啓超、蔡鍔、秋瑾等,被日本武士道的“尚武”精神所觸動,認定尚武精神之所以深入人心,乃是日本快速崛起的根由,而崇文抑武則是近世中國落後捱打的病因,於是在報刊上撰寫系列文章,大力鼓吹尚武精神,並提出“軍國民主義”“軍國民教育”等主張,將愛國尚武精神,上升為救國之道。流風所及,促生了魯迅留學期間的第一篇作品《斯》。

1903年陰曆四月初二,東京《時事新報》載,俄國代理公使聲稱俄國將“取東三省歸入俄國版圖”,留學生羣情激憤。恰在這時,參與編輯《浙江潮》的許壽裳向魯迅約稿,魯迅僅用兩天時間便一揮而就。《斯》取材於希羅多達的《歷史》,講述斯巴達三百勇士在温泉關抗擊波斯聯軍的著名故事。小説明顯受到梁啓超《斯巴達小志》以及日本相關著述影響,魯迅因此謙稱是“偷”來的,有學者則認為這是一部翻譯作品。但小説在人物、敍事、立意方面,其實多有新創。4小説首先改變了希羅多德對波希雙方作平行、客觀記述的敍事結構,轉而單方面描寫並讚美希臘人抗擊侵略的行動和精神。小説對原型人物也多有改寫,對三位拒絕免死者、兩位目疾患者作了大幅度擴充,以渲染其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尤其是虛構了剛烈果決、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涘烈娜。涘烈娜對丈夫因為眼疾從戰場生還的行為深感羞愧,雖將臨盆仍不惜以死為諫,以喚醒丈夫之犧牲精神。在情境的營造上,則有着明顯的中國韻致。這些改寫,與史實多有齟齬,以至於樽本照雄批評説,“使赫羅德託斯(著作)所具有的簡潔性和歷史的重要性遭到破壞”,“索性只進行翻譯,不知要好多少倍。”有意思的是,樽本照雄也敏鋭地看到,“賽雷娜(即涘烈娜)與克爾達斯二人,是穿着斯巴達衣裳的中國人。”5的確,如果認定《斯》是一部歷史著作,如此“胡亂的改寫”自然不妥。問題是魯迅根本就無意照史實錄,而旨在通過改寫來增加中國讀者的共情,藉以闡揚武德,激發民氣,即“借斯巴達的故事,來鼓勵我們民族的尚武精神。”6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明顯受到梁啓超影響,但魯迅和梁啓超兩人之立意明顯不同。梁氏突出斯巴達“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的“有法之專制”特徵,強調斯巴達尚武的制度保證,魯迅卻弱化了斯巴達人“一履戰地,不勝則死”的外在約束,更強調國民抵禦外侮、保家衞國的內在自覺。從這個意義上説,《斯》可以看作魯迅“立人”“改造國民性”思想的開始。恰如許壽裳所説:“魯迅的吶喊聲並不是五四運動的時候才起的。一九O三年他二十三歲所作的《斯》,便是借了異國士女的義勇來喚起中華垂死的國魂。”7

二、獸性愛國與主奴同一:抵抗戰爭的悖論與陷阱

民族主義和尚武精神是弱小民族在遭遇列強侵略時最直接的“刺激反應”。但無論民族主義還是尚武精神,都是雙刃劍,都有可能引發以惡制惡、以暴制暴的惡性循環。魯迅在留學後期所作《破惡聲論》中,通過對“崇侵略”的批判,對弱小民族的抵抗戰爭進行了新的思考。

魯迅認為,人性中“蠻性的遺留”乃是戰爭的根源所在。上古時代,部族、國家劃疆而治,自力更生,互不攻伐,各得其所。惜乎人類本性中的動物性並未完全消滅,偶或暴露,遂有侵略戰爭。進入現代社會以後,侵略者往往以愛國主義和進化論美化其戰爭動機,或者聲稱發動戰爭並非為了私慾,而是為國家和民族開拓生存空間,或者標榜“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既是自然界之法則,也是人類社會之公理,但終不能掩蓋其獸性本質。魯迅認為,侵略者殺人掠地的行為與野獸殊無二致,可稱之為“獸性愛國者”。

“獸性愛國者”首先當然是指帝國主義國家的好戰分子,但在被侵凌的弱小國家同樣存在,魯迅稱之為“奴子之性者”。“奴子之性”表面上是奴性,實則是“獸性愛國”的變體,其具體表現是:“一曰崇強國,次曰侮勝民。”8自己原本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弱小國家的人民,卻不但不反對“獸性愛國”,反而讚美侵略、豔羨強暴,同時對其他被壓迫民族不但毫無同情,還加以冷嘲熱諷,所謂“久匍伏於強暴者之足下,則舊性失,同情漓,靈台之中,滿以勢利,因迷謬亡識而為此與。”8“奴子之性”還表現為:處於弱小地位時,便甘於被壓迫;一旦成為強者,或者面對比自己更弱小者,則會變為“獸性愛國者”。如此一來,就出現了一種“主奴辯證法”式的悖論性情境:弱小國家明明應該反對西方列強的霸權主義,卻陷入了與列強相同的邏輯,成為霸權主義的支持者。高遠東指出,“這種情況其實代表着亞洲/中國與西方之‘現代’相遇的殘酷現實:殖民/帝國主義不僅屬於殖民者,而且也成為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不僅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征服,而且也被被殖民者用來進行反征服——處於主從關係之中的主從雙方竟享有同一種價值”。9

魯迅“主奴辯證”思想的形成,首先源於他對日本的觀察。近代日本飽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壓迫,但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卻非但缺少作為被征服者的自覺,反而逐漸服膺於殖民者的邏輯。“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澤諭吉標榜“脱亞論”“國權論”,不斷把西方的殖民/帝國主義邏輯合法化,宣稱“在國際關係的政略方面幾乎看不到道德的成分……大義名分之談都是無用的”,10“數萬言的萬國公法,硝煙一聲即可抹殺”,10並將日本對中國的侵略美化為文明對野蠻的戰爭。浮田和民的《日本帝國主義》公然主張日本應該獨吞中國:“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試問今日茫茫世界,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11正是在諸如此類由“奴子之性”而來的“獸性愛國”思想支配下,日本走上了萬劫不復的軍國主義道路。

魯迅對“奴子之性”的批駁,也來自於對中國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反思。中國自古“寶愛和平,天下鮮有”,但不幸的是,中國恰恰因為熱愛和平、防衞鬆弛而屢遭侵略,尤其是晚清以降,虎狼突來,生靈塗炭。“將落後國家改造為先進國家,將衰弱的國人改造為強健的國民就成為先進中國人的價值承擔。”12在這種情況下,渴望強兵興軍,當然無可厚非。問題是許多人捨本逐末、矯枉過正,轉而鼓吹狹隘的民族主義:“察我中國……雲愛國者有人,崇武士者有人,而其志特甚獷野,託體文化,口則作肉攫之鳴,假使傅以爪牙,若餘勇猶可以蹂躪大地,此其為性,獰暴甚矣。”13極端者甚至比歐洲黃禍論者所批評的還有過之而無不及:“吾嘗一二見於詩歌,其大旨在援德皇威廉二世黃禍之説以自豪,厲聲而嗥,欲毀倫敦而覆羅馬;巴黎一地,則以供淫遊焉。倡黃禍者,雖擬黃人以獸,顧其烈則未至於此矣。”3魯迅並沒有列舉自己的批判對象,但證諸於近代思想史,類似言論並不少見。宋教仁認定“優勝而劣敗”為“天演之法則”,極力稱頌中國歷史上七個侵略擴張期。14梁啓超認為,只有像日耳曼人那樣,能侵略人、殖民人、滅人種族,把土地佔為己有者,才有資格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一個角色,其《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把東南亞的開發視為中國殖民之功。劉師培《醒後之中國》認定“中國之在二十世紀必醒,醒必霸天下。”“中國其既醒乎,則必盡復侵地,北盡西伯利亞,南盡於海。建強大之海軍,以復南洋羣島中國固有之殖民地。遷都於陝西,以陸軍略歐羅巴,而澳美最後亡。”15如此“肉攫之鳴”,雖然是久被壓迫者的過激反應,但無論如何都是危險的。

如何走出“主奴辯證法”的怪圈?魯迅沒有對列強國家抱什麼幻想,而是將希望寄託於弱小國家。方法很簡單,就是迴歸作為被壓迫者的本心,然後推己及人,去體味“同病之邦”“不樂為皂隸”之心,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施以援手。無論近鄰遠國,“凡有危邦,鹹與扶掖”,終可以“令人間世,自繇具足,眈眈皙種,失其臣奴。”13

文章最後,魯迅特別對“華土之壯者”提出忠告:“勇健有力、果毅不怯鬥”乃是人最基本的品格,可藉以自保,但決不能用來欺凌弱小。如果我們的國家真的強大了,有餘力者應該像波蘭的貝謨將軍幫助匈牙利民族解放戰爭、英國的拜倫幫助希臘民族解放戰爭一樣,去幫助弱小民族。當務之急,則是收起豔羨強暴之心,做好自衞。

竹內好把魯迅通過返回本心,以克服主奴辯證法的思想稱為“迴心”説,16認為這一學説代表着東亞進入現代世界史的主體的真實性;毛澤東説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17都可以説準確把握了魯迅在思考中國/亞洲如何應對“現代”挑戰時的態度和方法。

三、民氣與民力:中國人的自信力

1909年,魯迅歸國。在經歷了太多的失望之後,青年時期激越的尚武豪情日漸冷卻。在近十年的沉寂之後,魯迅在友朋的刺激之下重新提筆寫作。甫一動筆,便對戰爭多有涉獵,如《阿Q正傳》《風波》《藥》對辛亥革命的反思,《革命時代的文學》《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對北伐戰爭階段性勝利的警醒,《阿長與山海經》中關於“長毛”的“閒筆”等等。甚至《兩地書》中,對北伐戰爭情勢的分析、對壕塹戰的討論也所在多有。因為主要關涉國內戰爭,茲不贅述。

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開始,特別是“九一八”事變後,民族解放戰爭再次成為魯迅重要的創作主題。以寫於1933年的《偽自由書》為例,全書43篇雜文,幾乎篇篇論及中日戰事。從內容上看,既有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憤慨,對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批判,也有對形形色色投降言論的批駁,以及對種種社會病象的剖析。從寫作頻率來看,平均兩三天就有一篇,庶幾可以看作是一本“戰時評論”集。

國民性批判和思想啓蒙仍是“戰時評論”最為顯著的特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對“民氣論”的批判。魯迅注意到,與國民黨的不抵抗相反,民眾之中其實不乏激越的主戰者。主戰當然值得肯定,但與主戰輿論沸反盈天形成對比的是,上至黨國要人,中至文人學者,下至民間凡夫,卻多空談之士,而少務實之人。許多高調的反戰言論,其實不過是情緒的發泄,甚至流於表演,對於抗戰沒有絲毫助益。1931年11月,日軍進攻黑龍江等地,黑龍江省代主席馬占山奮起抵抗。消息傳到上海,一些青年組成“青年援馬團”,宣稱要開赴前線。然而,青年們所上演的卻不過是抬棺出行、斷指血書等鬧劇,魯迅因此稱之為“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不是兵,他們偏要上戰場……中國現在總算有一點鐵路,他們偏要一步一步地走過去;北方是冷的,他們偏只穿件夾襖;打仗的時候,兵器是頂要緊的,他們偏只重精神。這一切等等,確是十分‘堂·吉訶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國的‘堂·吉訶德’,所以他只是一個,他們是一團;送他的是嘲笑,送他們的是歡呼;迎他的是詫異,而迎他們的也是歡呼。”18

中國人不僅善於“表演”,也善作“豪語”:“李太白自不必説,就連留長了指甲,骨瘦如柴的鬼才李長吉,也大言‘見買若耶溪水劍,明朝歸去事猿公’,似乎要作刺客了,但事實是他並沒有去。南宋時候,國步艱難,陸放翁也成了慷慨黨中的一員,其詩云‘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他其實是去不得的,也應該折成零。”19而且“故作豪語的脾氣,正不獨文人為然,常人或市儈,也非常發達。”8

“戰時評論”以犀利的批判為主,但魯迅並非文化虛無主義者,並不像余英時所説“正面的東西什麼都沒有”,“沒有一個積極的信仰,他要代表什麼,他要中國怎樣,他從來沒説過”。20對社會病象的批判,並不代表着魯迅對抗戰失去了信心。相反,和甚囂塵上的失敗主義不同,魯迅堅信,雖然國勢艱危,但中國並沒有失去希望。1934年,“九一八”事變三週年時,魯迅寫下《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明確表達了對中華民族必將贏得戰爭勝利的信心。抗戰以來,中國人先是信“地(地大)”、信“物(物博)”,後來又信“國聯”,但事實證明,“他信力”並不可靠,不過是“自欺力”而已。不過,恰恰是“他信力”的丟失,逼迫中國人反身自求,找到了真正的“自信力”。從歷史上看,中國從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拼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他們乃是“中國的脊樑”。雖然他們總是被摧殘、被抹殺、被消滅於黑暗中,但現在也並不算少,他們的存在,代表着中國並不缺少自信力。

同樣寫於1934年的歷史小説《非攻》,可以看作是《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的互文文本。小説着力塑造的墨子,無疑代表了魯迅心目中抵抗外侮的理想人格。大敵當前,墨子既不像公孫周所代表的儒家那樣寄希望以空泛的道義,也不像曹公子所代表的官僚那樣寄希望於民氣,而是即刻出發到楚國去勸阻戰爭的發動者公輸般和楚王,途中則不忘叮囑自己的學生管黔敖、禽滑釐經營城防、試驗武器。到達楚國後,墨子不但從得失、道義等方面曉之以理,更在攻防操演中取得完全的勝利,迫使楚王放棄了侵略宋國的戰爭。

四、求新聲於異邦:戰爭文學翻譯

雖然堅信中華民族沒有失掉自信力,歷史上也不乏墨子這樣腳踏實地的戰士,但問題是,在當下的戰爭危機中,誰才能成為擔荷民族解放之重任的主體。魯迅在返回古代、深入被正史掩蓋的“地底下”,尋找抗戰所需的“中國脊樑”的同時,也把目光投射於異域,去尋找可資借鑑的精神資源。1927年後,魯迅明顯把譯介的熱情轉向了新生的蘇聯,但魯迅關注的重點,卻並非當時蘇聯文學的主流,而是蘇聯國內戰爭文學,這顯然是因為中國正處於革命與戰爭時期:“我覺得現在的講建設的,還是先前的講戰鬥的……如《鐵甲列車》《毀滅》《鐵流》等……於我有興趣,並且有益。我看蘇維埃文學,是大半因為想介紹給中國,而對於中國,現在也還是戰鬥的作品更為緊要。”21正是出於這一目的,魯迅翻譯了法捷耶夫的《毀滅》和雅科夫列夫的《十月》,並組織翻譯了《鐵流》《鐵甲列車》等蘇聯小説。

在自己所譯的兩部小説中,相比於出於“同路人”作家之手的《十月》,魯迅顯然更看重《毀滅》。這首先是因為,《毀滅》是真正的革命者的作品,“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換來的東西,非身經戰鬥的戰士,不能寫出”;22法捷耶夫出身於農民家庭,是道地的無產階級作家,他在國內革命戰爭期間積累下來的鬥爭經驗不僅為其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一種非親歷者不能寫出的真實。如游擊隊受到白軍攻擊時,隊員對隊長產生逆反心理;游擊隊員不願受傷的弗羅洛夫落入敵手,危急時刻將其殺死,等等。

《毀滅》之可貴,還在於這是一部表現革命新生力量從“毀滅”中誕生的史詩性作品。小説敍寫一支由農民、工人及知識分子臨時組成的游擊隊,在反“圍剿”過程中,幾近全部犧牲的故事,但作者賦予這一失敗的故事以非常積極的主題,將游擊隊退卻、失敗和毀滅的過程轉寫為革命對人的篩選、淘汰、塑造過程,表達了作者對於革命和戰爭的基本力量的思考。誠如作者所説,“國內戰爭是對人的一次選擇淘汰,一切敵對勢力被革命所掃清,一切不適應真正的革命鬥爭的人們、一切偶爾混進革命營壘中的人們被革命所篩汰,一切從革命的真正根底、從千百萬羣眾中湧現出來的新生力量則在這種鬥爭中鞏固、成長、發展。實現了對人的規模巨大的改造。”23

新人誕生的主題,主要是通過以對比手法所塑造的美諦克和萊奮生這兩個形象實現的。美諦克是一個具有人道主義和個人主義意識,卻不能在現實中貫徹自己信念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在革命隊伍中始終找不到自己的合適位置,始終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是革命年代的“多餘人”,一個“沒有把路走到盡頭的同路人”,以至於在生死關頭成了可恥的逃兵。作為美諦克的對照人物,游擊隊長萊奮生也是知識分子,也有時動搖,有時失措,不同的是他堅實,“不但希望了許多事,也做了許多事。”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生活的根本底意義”,以及“對於新的,美的,強的,善的人類的渴望”與窮困的大眾聯繫了起來,認識到“當幾萬萬人被逼得只好過着這樣原始的,可憐的,無意義地窮困的生活之間,又怎能談得到新的,美的人類呢?”24從而不斷地克服自己的私性,成長為了布爾什維克的指揮員,一個巴赫金所説“在世界歷史的轉折點上”代表着人類發展方向的大寫的主體。

如果説《毀滅》是萊奮生的個人成長史,那麼《鐵流》則是一支工農隊伍的集體成長史。小説描述十月革命後,一支由農民、兵士組成的隊伍為逃避白軍屠殺,追趕紅軍的行軍故事。作者用近乎自然主義的手法,描寫“畜生景象”的“烏合之眾”,如何在哥薩克的絞殺下,在艱苦卓絕的戰鬥中,從混亂而無組織的一盤散沙匯合成了一個“鐵的意志、鐵的紀律,不可阻擋的鐵的洪流”的過程,回答了作為私有者的農民為什麼能夠拋棄“小私有者的思想結構”,“組織到非常龐大、非常驚人、給無產階級革命帶來勝利的紅軍裏”的問題,揭示了農民和革命的關係。

對照魯迅前期的《阿Q正傳》等旨在揭示農民之愚昧和麻木的作品,不難看出魯迅譯介蘇聯戰爭文學的良苦用心。如果説《阿》等作品將農民的愚昧和麻木歸結為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的話,那麼,在蘇聯戰爭小説中,魯迅卻看到了同樣愚昧、麻木的農民和工人成為革命主體的可能性,而且這種可能性分明已經為蘇聯革命的成功所證實。惟其如此,魯迅高度重視蘇聯戰爭文學的翻譯。這從《鐵流》的翻譯、出版可見一斑。《鐵流》原有楊騷譯本,但錯誤太多。因此,當神州國光社邀請魯迅編譯“新俄文藝叢書”時,魯迅馬上向身在蘇聯的曹靖華去函約譯。書店後來毀約,魯迅通知各位譯者停譯,獨不告訴曹靖華,相反還不斷通過書信加以督促。從1930年初至1931年底,兩人在文網中往返通信多達幾十次。譯稿完成後,魯迅又請瞿秋白進行了校改。所以魯迅在“編校後記”中,忍不住感慨,譯本能和讀者相見,“是經歷了一段小小的艱難的歷史的。”25《鐵流》出版後,又遭查禁,魯迅通過內山書店,在櫃枱底下將印出的一千冊冒險售出。

五、未竟的紅軍題材小説與兩個口號之爭:民族解放與工農革命的辯證法

受蘇聯戰爭文學影響,魯迅晚年也萌生過創作一部表現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小説的想法。1932年夏秋之間,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突圍去四川,陳賡因為負傷而到上海就醫,期間向地下工作者講述了紅軍反“圍剿”的故事。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將記錄稿帶給了魯迅,魯迅讀後大感興趣,專門邀請陳賡到家中敍談。魯迅詳細詢問了紅軍行軍作戰和蘇區土改的情況,產生了寫作紅軍題材小説的念頭,並一直冒險保存了相關材料。雖然小説最終夭折,但可以看出,晚年魯迅對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對中國革命,有了越來越明確的看法。這在後來的兩個口號之爭中表現得非常清楚。

關於兩個口號之爭,學界多有討論。要説明的是,至少從魯迅來説,這場爭論絕不是什麼宗派之爭。魯迅之所以以異常激烈的情緒參與論爭,是因為在他看來,抗日戰爭關乎中國革命的未來和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必須對戰爭的性質、目的和原則有清晰的認識。而在這些問題上,“國防文學”的口號恰恰是籠統的、不清晰的,甚至是有危害的。

魯迅首先認為,在“國防文學”之外提“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為了表明,抗日統一戰線必須建立在平等、公正的基礎之上。26為了贏得戰爭勝利,建立統一戰線是必要的,但前提必須是各階層的平等聯合,必須不能損害大眾的利益。否則,統一戰線就只能是一種虛假的統一,而虛假的統一不可能產生應有的力量。論爭過程中所寫《半夏小集》,以辛辣的諷刺筆法表明,無原則的團結很可能會使得抵抗外侮成為專制獨裁者掩蓋階級壓迫的遮羞布。而在魯迅看來,做異族的奴隸固然不行,做自己人的奴隸也不行;在和平時期做自己人的奴隸不行,在外敵入侵時做自己人的奴隸也不行。甚至可以説,越是在國勢傾危的困難時期,越是要講平等,因為“要別人承認是人,總須在自己本國裏先爭得人格”。

論爭還關涉戰爭的指揮權、主體性問題。統一戰線的關鍵誠然是團結,但既然是“戰”線,就必然涉及領導者和指揮權問題。“國防文學”不言自明地預設了一個指揮者,即國民黨政府。但對於這個曾經瘋狂屠殺過工農大眾的“昨夜的魔鬼”,搖身一變為“今朝的良朋”,乃至戰爭的領導者,魯迅深表懷疑。“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提出,就是要強調工農大眾在聯合戰線中的主體地位。1936年5月30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魯迅説:“所謂民族解放鬥爭,在戰略的運用上講,有岳飛文天祥式的,也有最正確的,最現代的。我們現在所應採取的,究竟是前者,還是後者呢?這種地方,我們不能不特別重視。”27所謂“岳飛文天祥式的”,是指在戰爭中取封建愚忠式的服從態度,而“最正確的、最現代的”,則是指在戰爭中始終堅持自己的主體地位。

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魯迅就曾經對標榜民族團結、主張“以民族意識代替階級意識”的“民族主義文藝”進行過批駁。“民族主義文藝”的發起者潘公展等人聲稱,“以民族意識為中心思想的文藝運動在現代中國是最為需要”,而魯迅認為,“民族主義文學家”不過是殖民地上洋大人的“寵犬”,其目的無非是“用一切手段,來壓迫無產階級”。比如,黃震遐的《隴海線上》和《黃人之血》表面上宣揚黃種人之團結,但印照現實,便不難發現:拔都元帥鐵蹄踐踏的歐洲,其實專在俄羅斯,“就是現在無產者專政的第一個國度”;成吉思汗“先使中國人變成奴才,然後趕他打仗”;“在亞細亞的黃人中,現在可以擬為那時的蒙古的只有一個日本”;“現在日本兵‘東征’了東三省,正是‘民族主義文學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的開場。”28

要之,民族解放戰爭必須以工農大眾的階級解放為前提、為目的,民族解放戰爭同時也就是階級解放的戰爭。大敵當前,共禦外侮、救亡圖存固然是民族大義,但這並不意味着其他問題可以存而不論。民族解放和階級解放決非此輕彼重、此先彼後的對立關係,二者難分軒輊,同樣重要。沒有必要、也決不能等到打贏民族解放戰爭之後,再來打一場階級解放的戰爭,二者根本就是一回事。從國內看,中國從來就是“做穩了奴隸和欲做奴隸而不得”的奴隸國家,工農大眾從來就只是一羣奴隸;從世界範圍看,民族壓迫總是伴隨、包含了階級壓迫。因此,從解放的角度看,“階級”的概念要大於、先於“民族”和“國家”的概念,民族問題説到底,還是階級問題。階級壓迫的現象不改變,即使戰勝了異族侵略,保持了民族國家的尊嚴,也不過意味着歷史又回到了原點,所贏得的仍然不過是做奴隸的資格而已。總之,中國的抗日戰爭既是民族解放戰爭,也是工農大眾的解放戰爭。29

魯迅對工農大眾的解放戰爭的理論思考,使他格外關注中國工農紅軍的命運。1936年2月,紅軍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作戰。3月29日,魯迅與茅盾聯名致信中共中央,熱烈讚頌“英雄的紅軍將領們和士兵們”,稱“你們的勇敢的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並鄭重宣言:“我們熱烈地擁護中共、中蘇(中國蘇維埃政府)的號召。我們認為只有實現中共、中蘇的抗日救國大計,中華民族方能解放自由!”30

1936年初,上海“託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一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奉勸”魯迅與中國共產黨撇清關係。魯迅於病中口授書信予以駁斥:“你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魯迅則説“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31病逝前不久,魯迅還委託馮雪峯把自己抱病編輯的瞿秋白《海上述林》送給毛澤東和周恩來。

這些材料表明,魯迅晚年對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革命是真誠地擁護、支持的;魯迅由衷地相信,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戰爭,代表了中國革命的方向,也代表着中國的未來。這是魯迅在長期內憂外患的戰爭環境中,對中國革命思考的結果。毛澤東不僅將魯迅視為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還多次強調魯迅也是中國最偉大的革命家,認為魯迅精神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有“政治的遠見”,32道理就在於此。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魯迅晚年對工農大眾作為中國革命主體之可能性的探討,顯然並非如李澤厚所説,是“救亡”重壓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反啓蒙”策略,而毋寧説是啓蒙在更為嚴峻的現代挑戰下的深化和新變。33當然,對於早逝的魯迅來説,這一主題是在其身後才真正得以展開的。

註釋

1魯迅藏書中,中國古代兵書只有《孫子》和《司馬法古注》兩種。參見韋力:《魯迅藏書志(古籍之部)》,中華書局,2016年,第307～310頁。

2淞滬戰爭期間,一顆子彈射入魯迅在四川北路北川公寓的卧室兼工作室。魯迅在給許壽裳的信中寫道:“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慨。”

3 周作人:《魯迅的青年時代》,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年,第108、109頁。

4李昌玉:《魯迅創作的第一篇小説應是〈斯巴達之魂〉》,《東嶽論叢》1987年第6期。

5[日]樽本照雄:《關於魯迅的〈斯巴達之魂〉》,嶽新譯,《魯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6期。

6許壽裳:《魯迅傳》,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8頁。

7許壽裳:《魯迅傳》,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23頁。

8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35～36頁。

9高遠東:《魯迅的可能性——也從〈破惡聲論〉尋找支援》,《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10 [日]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8卷,東京巖波書店,1960年,第270、304～305頁。

11轉引自吳其昌:《梁啓超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第59～60頁。

12吳翔宇:《“身體”與魯迅小説中國形象的話語建構》,《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13 魯迅:《破惡聲論》,《魯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4、36、35頁。

14宋教仁:《漢族侵略史·敍例》,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上),中華書局,2011年。

15高遠東:《魯迅的可能性——也從〈破惡聲論〉尋找支援》,《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7期。

16參見竹內好《何為近代》《魯迅》等文中的相關論述。收入[日]竹內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譯,三聯書店,2016年,第255～295頁。

17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8頁。

18魯迅:《中華民國的新“堂·吉訶德”們》,《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62頁。

19 魯迅:《豪語的折扣》,《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56頁。

20袁良駿:《為魯迅一辯——與余英時先生商榷》,《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9期。

21魯迅:《答國際文學社問》,《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8～19頁。

22魯迅:《〈毀滅〉第二部一至三章譯後附記》,《魯迅譯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第458頁。

23[蘇聯]B.科瓦廖夫主編:《蘇聯文學史》,張耳等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238頁。

24魯迅:《〈毀滅〉後記》,《魯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65頁。

25魯迅:《〈鐵流〉編校後記》,《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85、394頁。

26魯迅:《答徐懋庸並抗日統一戰線問題》,《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46～564頁。

27芬君:《前進思想家——魯迅訪問記》,《救亡情報》1936年5月30日。

28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命運》,《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19～328頁。

29參見錢理羣:《與魯迅相遇》,三聯書店,2018年,第51～53頁。

30魯迅:《魯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554頁。關於此信之執筆者及發表經過,學界多有爭議。本文傾向於以下觀點:執筆者既非魯迅,也非茅盾,但觀點大致符合魯迅思想。

31魯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609頁。

32毛澤東:《論魯迅》,《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頁。

33李澤厚:《啓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參見《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