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隱身的外賣員：踩在付出與犧牲之上的“現代生活”_風聞

7月11日，微博視頻博主@曹導發佈了一支外賣騎手體驗vlog，揭露了這一行業的種種不易。其中，她被北京高端商場SKP拒絕從正門進入取餐的一幕引起了廣泛討論。

事件過去已有一段時間，許多文章從SKP的規定進行了探討。一些觀點認為，由於外賣騎手不是消費者，而是商户員工的一種延伸，所以要求他們走員工通道是符合規定的。

同時，因為外賣員常常趕時間，他們在商場快速的穿梭也可能給客人帶來安全隱患，所以這樣的規定也是為消費者負責。

受《新京報》採訪的律師韓晉認為，商場並沒有針對某一特定羣體禁止進入的規定，所以此事不應上升到道德層面。

同時，以韓晉為代表的觀點還認為，某些場合的着裝要求只是社會的約定俗成而已。比如出入高級飯店和歌劇院這些“高雅”場所，就需要穿着正裝，所以不必上綱上線到系統歧視的程度。

既然商場規定不違法，又有社會的約定俗成，那麼是否就意味着這些對外賣員的要求，以及他們所經歷的工作困難，都是合理的？

可是，如果僱傭者對勞動者的規定不違法就等於合理，那麼馬克思主義恐怕就失去了意義；如果約定俗稱就等於道德，那麼社會也沒有任何理由需要進步。

所以，我們需要審視和討論的是，為什麼有這樣的規定和約定俗成？這些規定真的合理嗎？更重要的是，按照這樣規則運行的社會，會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未來？

1.

不能被看見的勞動者

對於網絡上的一片質疑，SKP相關工作人員聲明，商場有規定，取餐的外賣騎手一律走工作人員通道。

但在視頻中我們還可以看到，決定一個人是否可以進入商場不在於取外賣，而在於是否穿着了外賣員的制服——穿着外賣制服的時候甚至還要站得離商場門口遠一些。

對於高端場所來説，這些隔離措施似乎都是為了維護商場品格的一些小事。儘管外賣是商場內許多餐廳的重要收入來源，即使高級寫字樓裏的白領也需要外賣來維持自己一天的高效工作，但外賣員卻要以最隱蔽的方式工作。

正如學者大衞·布洛迪（David Brody）在《Housekeeping by Design：Hotels and Labor》中寫到的，五星級酒店一方面依賴清潔員通過高強度的勞動為住客提供整潔的房間和環境，另一方面又要求這些清潔員隱藏起來，不被住客看見。酒店是否能讓清潔人員在提供貼心服務同時隱身，是酒店是否夠高級的一個重要指標。

作者：David Brody

一切“高端”環境的打造，遠不僅僅關乎建築本身的硬件條件，更需要與其“高端”形象不符的勞動者的隱身。

然而，對基層勞動者隱身的要求絕不只存在於高端消費場所。我們整個社會對這些勞動者也採取了相同的態度。

比如，城市基建極速發展的背後是數百萬建築工人們的血汗，但是每棟大樓，每條地鐵線，每個公園的落成後，都鮮少在宣傳物料中看見這些建設者的身影。彷彿只要領導籤個字，投資方轉個賬，設計師再畫個圖，這一棟棟建築就會憑空出現。

施工時，沒有人想看見全身灰塵的工人；而施工完成後，更不會有人在乎為這棟建築灑下血汗的工人們，他們甚至沒有資格再次進入這些大樓。

又例如蘋果公司的成功，受人膜拜的總是天才喬布斯，是受過高等教育，能夠做設計、寫程序的高科技人才。彷彿只要他們在電腦上完成了設計，iPhone就會自動從流水線上生產出來，跑進千萬人的口袋裏，給公司帶來上百億美金的利潤。

而那些在流水線上日復一日組裝的蘋果產品的工人，卻隱身於蘋果的成功——即使工人羣體的低報酬是蘋果可以創造鉅額利潤的核心。

對於大部分消費者來説，這些工人制造手機時的壓力和生活狀態沒有喬布斯的創意想法和喜怒哀樂來得重要。蘋果們締造的神話裏，從來就沒有工人的一席之地。

其實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工廠工人、環衞工人、快遞員、服務員、鐘點工、農民等等，都和外賣騎手一樣，是建構現代城市便捷和舒適生活的根本力量和血液，但是享受他們勞動成果的人們，為了維持城市表面的高端品格，卻將這些勞動者忽略、隱藏甚至丟棄。

誠然，大眾沒有必要像膜拜喬布斯一樣膜拜基層勞動者，但他們的勞動需要平等的尊重，理解和保障。

2.

現代生活：假想的獨立和自由

隱藏和遺忘這些勞動者的同時，成全了一種關於現代生活的敍事——越是發達和成熟的社會，人們越是可以通過金錢來購買任何物品和服務，也就越不需要依賴他人，越獨立和自由。

人們習慣認為，用金錢換來的物品和體驗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勞動成果，金錢使人獨立。

可是，通過消費換來的高生活品質同時帶來了惰性和依賴性。

就像《西虹市首富》裏的王多魚，錢的確讓他有更多自由去享受各種服務，但和一貧如洗時的他相比，他反而更加依賴於他人。過去衣食住行都可以一個人完成，但現在必須依靠他人的勞動才能鑄造自己的奢華生活。

越是用錢來滿足自己生活的人，越是依賴社會不同階層的人的勞動。這背後是我們熟知的道理——資本必須通過剝削底層的勞動者才能存活和壯大，並且不斷鞏固和擴大社會階層的不平等。

而隱去那些勞動者的身影，合理和美化了剝削者的財富累積的嗜血本性。因為沒有被害者，又何來加害者呢？

一個合理化剝削的重要手段，就是貶低這些勞動的價值。

現代社會生產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還非常巧妙地把每一個工人都變成可替換的零件。人們相信，**既然不是缺了某個人就不行，那麼就等於這個人的勞動本身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這亦是父權社會矮化家庭主婦的重要性的邏輯。

但是，如果可以被任意替換的基層勞動者的勞動是不重要的，那麼為什麼越來越多企業會用重罰來約束這些勞動者呢？

在@曹導的視頻中我們知悉，如果穿着制服的外賣員進入商場，SKP的保安可能面臨至少1000元的罰款。如果保安的工作對SKP沒有重要價值，他們為什麼要被重罰？可如果保安的工作很有價值，為什麼他們的工資卻又少得可憐？

用重罰來約束基層勞動者，還起到了一個很重要的責任轉嫁作用——成全上層的體面的同時把底層妖魔化，讓因不合理的制度產生的矛盾只爆發在基層勞動者身上。

比如對於一名外賣員來説，不能及時取餐面臨的可能是客户的投訴，導致罰款。在這樣的壓力下，他們便會想方設法硬闖商場，但另一方面，保安又不能讓外賣員進入，因為他們也面臨着同樣的責罰。

於是，呈現在大眾面前的景象很可能是保安和外賣員在商場外發生衝突，從而讓人覺得是這些基層勞動者沒有素質，污穢了商場的形象。

同樣，平台為了提升競爭力給外賣員規定極其有限的送餐時間，導致騎手只能違反交通規則。

如果出了任何事故，平台只需要出一份督促騎手遵守交通規則的聲明，就可以保住公司的體面，把責任和風險都轉嫁到了騎手的身上，讓騎手為了養家餬口的那份微薄薪酬，化身人肉盾牌，擋下用户和路人所有的不滿。

3.

割裂的階層和人性

我們的生活中沒有任何一樣東西是可以獨立於他人的勞動之外存在的——我們不僅依賴着現代社會當下他人的勞動，也依賴着過去世世代代的人們的遺產，甚至還依賴着億萬年前的生物為我們提供的能源。

但是，當今的成功故事卻總是沉迷於個人價值的體現，隱去中間無數層他人的付出和積累。以至於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想象中，總是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替換為人與物的關係，而人與物的關係，又完全由金錢來維繫。

也就是説，未來我們和世界之間的關聯，只有錢能衡量。

在這樣的思維下，人們的行為和情感，都可以被明碼標價了。似乎可以用金錢來買下對方的一切服務，也可以用金錢來賠償對方的一切痛苦。

用金錢衡量一切的體系，對資本來説是高效的，但它卻在弱化人類的共情能力。而這樣的割裂，揹負了巨大的代價。

與他人共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是人類賴以生存的條件。一個共情能力淺薄的社會，註定是不健康的。

從嬰兒起，我們就對周圍人的情緒非常敏感。心理學著名的“Still Face”試驗發現，幾個月大的寶寶面對突然從開心變成面無表情的媽媽會有非常強烈的感知。嬰兒不僅能夠快速地發現媽媽表情的變化，還會做各種事情試圖逗樂媽媽，而如果媽媽繼續面無表情，嬰兒會開始出現各種負面的，包括緊張、焦慮甚至害怕的情緒（Mesman, J., van IJzendoorn, M. H., & Bakermans-Kranenburg, M. J. 2009）。

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s de Waal在他的Ted Talk以及《The Age of Empathy》一書中用大量的證據來説明，與他人的共情是靈長類動物最基本的一種能力，也是這樣的能力，讓人類得以在數百萬的演化中生存下來。

作者：Frans de Waal

社會由不同的個體聚集而成，健康的社會必然是尊重每一個個體，且富有共情能力的。

就像無痛症對個體的生存會造成巨大威脅一樣，與他人的割裂，雖然可以讓人暫時逃避共同分擔的責任，逃避共情時的情緒波動，但這樣的麻木將使我們身處的社會環境越來越冷漠，死板，失去人性。

可是如今社會階層的分化，卻讓我們越來越難看到弱勢羣體的處境，也越來越難以與他們產生聯繫。我們，正一步一步失去作為嬰兒時就擁有的共情能力。

金字塔上面的人總是在説，只要自己努力了，就可以有更好的生活；但他們不會説，更好的生活是如何建立在金字塔下面的人的付出和犧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