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美國的對華戰略展望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  常逸昆/編譯**【知遠導讀】本文編譯自美國國防大學《稜鏡》季刊2020年第8卷第4期。作者是前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兼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前美國副國務卿、哈佛大學榮譽教授、“軟實力”概念提出者約瑟夫·奈。文章作者着眼中美兩國現階段經濟、軍事和軟實力對比，就美國的對華戰略提出了個人設想，最終得出中美兩國之間未來應是一種合作競爭關係的結論。**

2020年2月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使中國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受關注的國家。與之相比，西方衰落的聲音卻甚囂塵上。然而，隨着新冠肺炎疫情的爆發和蔓延，中國的優勢和弱點也體現得非常明顯。

除了新冠疫情引發的危機外，美國還面臨着一個更大的挑戰，即如何制定一項恰當的對華戰略來遏制中國崛起。“西方衰落論”是老生常談。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就曾對西方衰落髮表過見解。冷戰期間，為數眾多的美國學者和政治家出於對蘇聯的恐懼，始終秉持衰落主義的觀點。但最終卻是蘇聯率先解體，對此，許多人宣稱這是西方的勝利。弗朗西斯·福山在其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寫道，人類已經達到了“意識形態進化的頂點，而西方的自由民主政體將作為政府的最終形式得以普遍存續”。幾年後，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發表了悲觀的預言：“中國的崛起及其日益自信，將給21世紀初的國際穩定帶來巨大的壓力。”如今，中國崛起已經成為人們的普遍憂慮。鑑於此，2017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

從歷史角度來説，本世紀我們並不是在見證亞洲的崛起，而是在見證亞洲的復興。西方文明直到16世紀才孕育成熟，而在19世紀以前，亞洲（印度、日本和中國）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和財富。直到20世紀，亞洲人口仍佔世界總人口的半數以上，但其在全球經濟中所佔份額已降至20%。與此同時，歐洲的工業革命及其對海洋的控制使其迅速成為世界中心，其霸主地位一直延續至一戰結束。我在10年前就已經説過，21世紀將見證亞洲的迴歸，但亞洲不是隻有一箇中國。亞洲內部有着自己的力量平衡，許多亞洲國家歡迎西方的存在，從而確保自身不被中國支配。

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其真正能夠對世界力量平衡產生重大影響還要追溯到一戰後。由於美國未能把握住機會，在20世紀30年代又重回孤立主義。直到二戰後，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哈里·杜魯門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努力下，美國才得以避免重蹈孤立主義的覆轍，開創了後來成為西方自由秩序的制度。

部分當代現實主義者認為，中國崛起預示着一場撕裂世界的衝突，就像1914年歐洲的分裂。格雷厄姆·艾利森曾警告説，“修昔底德陷阱”將使類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得以重現。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正是雅典的崛起及其給斯巴達帶來的恐懼。儘管艾利森援引的案例和數據遭受質疑，但他的觀點不失為一個有用的預警。戰略家必須關注中國崛起。

對中國實力的再評估

高估或低估中國實力的做法均不可取。低估容易助長自滿情緒，高估容易滋生恐慌心理，而這二者均會導致誤判。一項成功的戰略需要進行細緻的淨評估。目前，大多數持悲觀態度的預測都是基於對中國實力的誇大和對西方弱點的放大。部分觀察人士警告稱，中國崛起意味着美國時代終結，但這一點還遠未明朗。然而，如果不能成功應對中國崛起，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可能會面臨災難性後果。

經濟

與傳統觀點相左的是，中國還沒有取代美國躋身世界最大經濟體。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約佔美國的2/3，如果再把歐洲、日本、澳大利亞和其他西方盟友計算在內，這個比例還要降低。如果按購買力平價（PPP）來衡量，2014年中國的經濟規模超過了美國，但購買力平價只是經濟學家估算福利的一種手段，不能用於衡量國家實力。同樣，國內生產總值也是一個非常粗略的衡量指標。這就好比鴉片戰爭前的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GDP（和軍隊），但卻並不能如實反映其國家實力。相比之下，人均收入能夠更好地反映一個經濟體的複雜程度，而美國的人均收入數倍於中國。許多經濟學家預計，中國有朝一日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但具體時間從2030年到本世紀中葉不定。這主要取決於人們對中美兩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以及兩國能否打破歷史規律相向而行。

然而，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中國經濟的吸引力都在日益凸顯。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製造國，也是絕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中國不斷增長的經濟實力不僅為其軍力發展和對外援助提供了助力，而且日益成為其擴大政治影響力的重要基礎。

正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修昔底德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新勢力雅典的崛起，二是舊勢力斯巴達的恐慌。大部分讀者只關注前者，卻忽視了後者同樣對戰略規劃具有重要意義。大部分漢學家對美國外交政策能夠阻止中國經濟崛起的觀點持懷疑態度，但如果我們能夠善用情境智慧能力（指有目的地適應環境、塑造環境和選擇新環境的能力），我們將有可能避免因過分恐慌而引發的新一輪冷戰或熱戰。即便中國有朝一日在經濟總量上超越美國，這也不是衡量地緣政治實力的唯一標準。正如我們所見，美國在19世紀末上位世界最大經濟體，但直到30年後才藉助一戰這個大背景成為全球力量平衡中的核心角色。因此，經濟實力只是這個等式中的一部分。

軍事

就軍事力量而言，中國遠遠落後於美國。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4倍。儘管中國的軍力近年來不斷增強，並對美國和西方在該地區的軍隊構成挑戰，但在全球層面，中國還不是美國的對手。只要美國維持美日同盟關係，保持前沿軍事存在，中國就不能將美國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儘管日本沒有核力量，但它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並經常與美軍舉行聯合演習，堪稱第一島鏈的支柱。雖然日美之間存在貿易摩擦，但如今的美日同盟比30年前冷戰結束時還要穩固。

分析人士有時會從基於台海背景下的軍事推演中得出悲觀的結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中國位波斯灣和印度洋上的重要能源供應線易受美國海軍控制，因此，假如中國領導人認為在台灣（或南中國海）附近海域發生的海上衝突僅僅是一場地區規模衝突，那就大錯特錯了。

軟實力

中國為提升軟實力投入了大量資金，以期通過吸引而不是脅迫的方式來達成目的。文化交流和“一帶一路”倡議有助於提升中國的吸引力，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它既包含促進經濟基礎設施發展的項目，也有遏制印度的目的。但該倡議終歸不是世界性的“馬歇爾計劃”，它更像一種市場營銷所用的宣傳手段。就衡量軟實力而言，倫敦波特蘭諮詢公司最近發佈的一項指數將中國排在第26位，而美國則接近榜首。

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至關重要，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美國曾是世界最大貿易國和最大雙邊貸款國。然而如今，有近100個國家將中國視為最大貿易伙伴，而與美國建立這種關係的國家只有57個。中國計劃在未來十年向“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提供超過1萬億美元的貸款，而美國則在削減援助。中國在經濟上的成功提升了它的軟實力，而政府對市場準入的控制則起到了強有力的槓桿作用。此外，中國的威權政治和重商主義使其經濟實力很容易被政府利用。中國還將從其龐大的市場規模和海外投資及發展援助中獲利。

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7大巨頭中（谷歌、Facebook、亞馬遜、微軟、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中有近半數來自中國。中國企業聽命於執政黨，這使它們成為中國地緣戰略競爭的工具。中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和互聯網受眾，在數據資源日益成為世界政治“新石油”的背景下，中國正蓄勢待發，有望成為大數據領域的沙特阿拉伯。總而言之，相較於美國，中國的實力正在不斷增強。

美國擁有的資產

在進行實力評估時，需要切記，美國擁有的某些優勢將不受中國影響而長期存續。首先是地理區位優勢。美國被兩洋環抱，且周邊遍佈友好鄰邦。相比之下，中國雖與14個國家接壤，但與印度、日本、越南和菲律賓等國都存在領土爭端。其次是能源獨立優勢。10年前的美國嚴重依賴能源進口，但近年來卻依靠“頁岩氣革命”從能源進口國搖身一變成為能源出口國。與此同時，中國對能源進口的依賴程度卻不斷提高，且大部分進口石油需要途徑印度洋和南中國海，而美國及其盟友在上述海域保持着強大的軍事存在。

美國的金融實力源自其龐大的跨國金融機構以及美元的地位。在世界各國政府持有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僅佔1.1%，而美元則佔64%。儘管人民幣渴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可靠的外匯儲備取決於貨幣的可兑換性、深厚的資本市場、完善的法治，而這些恰恰是中國的短板。儘管中國可以選擇拋售其所持有的大量美元給美國造成衝擊，但這種做法無疑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元不可能永遠佔據主導地位，且美國過度利用金融制裁會刺激其他國家轉而尋求替代金融工具，但人民幣在短期內也不太可能取代美元的地位。

美國在人口方面也具有優勢。美國是世界人口排名前十國家中的唯一主要發達國家。雖然近年來美國人口增速有所放緩，但並沒有像俄羅斯、歐洲和日本那樣出現持續的負增長。未來15年，全球15大經濟體中的7個將面臨勞動力萎縮，其中就包括中國，其人口將減少9%，而美國的勞動力可能會增長5%。中國人口第一的位置很快將被印度取代，而中國的勞動適齡人口在2015年已經達到峯值。中國人普遍擔心“未富先老”。

美國始終處於關鍵技術（生物、納米、信息技術）領域的發展前沿，而這些技術恰恰是本世紀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力。此外，美國的研究型院校主導高等教育。根據上海交大2019年發佈的排名，全球前20名的大學中有15所在美國，而中國大學無一上榜。

為挑戰美國在尖端科技領域的主導地位，中國正在斥巨資開展研發工作。目前，華為在某些領域展現了出色的競爭力，還設定了到2030年成為人工智能領域全球領導企業的戰略目標。有專家認為，中國坐擁海量數據資源，不存在數據隱私監管，且擁有大量人才儲備，很有可能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突破。鑑於機器學習對其他領域通用技術的重要作用，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取得進步具有特殊意義。

而且，中國的技術進步不再僅僅基於抄襲和模仿。儘管處理方式欠妥，但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實施的懲罰很有必要。如果中國可以出於安全考慮禁止谷歌和Facebook進入其國內市場，那麼美國也完全可以採取類似的措施。例如，禁止華為和中興參與美國的5G網絡建設。但美國要想成功應對來自中國的技術挑戰，還是要更多依靠國內改善，而非外部制裁。

美國的對華戰略設想

美國手中握有王牌，但歇斯底里的情緒可能會影響出牌效果。為應對中國崛起，克林頓政府於1995年發佈“東亞戰略報告”，重申與日本之間牢固的同盟關係，而這種關係要遠遠早於中美關係的改善。如今，拋棄盟友和國際機構的做法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美國維持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中國就不能拒美國於第一島鏈之外。美國可能會犯的另一個錯誤是試圖切斷移民。當被問及為何中國的綜合實力不會很快超過美國時，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指出，美國能夠接納全世界的人才，並充分激發他們的多樣性和創造力，這在以漢族佔統治地位的中國是不可想象的。

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部分觀察人士擔心中美之間必有一戰，但很少有人考慮與之相反的另一種危險。中國可能會像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那樣選擇“搭便車”，而不是在國際秩序中成為一股革命性的力量。中國可能會表現得弱勢，而非強勢，並拒絕為一個並非由自己建立的國際秩序貢獻力量。中國深知自身從1945年後的西方國際秩序中獲益良多。目前，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還是聯合國維和部隊第二大出資國，參與過抗擊埃博拉病毒、應對氣候變化等聯合國項目。中國還從世貿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金融機構中受益，而且是2015年氣候協議締約國。

另一方面，中國啓動了亞投行和“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國際基礎設施項目，此舉被很多人士視為一種經濟攻勢。作為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並沒有完全履行互惠原則。此外，中國還拒絕執行2016年海牙仲裁法庭關於南中國海問題的裁決，引發了國際社會關於中國能否履行其法律義務的爭論。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及其盟友的海軍在南中國海開展航行自由行動就顯得很有必要。

截至目前，中國並沒有表現出顛覆世界秩序的企圖，它只不過是想通過提升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影響力來從中獲益。但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局面可能會發生改變。特朗普政府將中國稱為修正主義國家，但到目前為止，中國的修正主義相當温和，不同於希特勒德國這種極端主義國家。中國不想打破局面，只是想讓局面朝有利於本國的方向發展。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將給美國和國際秩序帶來挑戰。對此，美國將不得不妥善管理其盟友和關係網，塑造應對中國崛起的有利環境。

隨着中國實力的增強，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將不得不做出改變。中國對美國主導下的自由主義提不起興趣，但卻對“開放和基於規則的”世界秩序充滿好感。貿易戰和新冠疫情過後，中美兩國間勢必會出現一定程度的疏離。美國對國際經濟的開放態度需要調整，以加強對威脅其技術和國家安全目標的中國貿易和投資的監管。西方也可以表達在價值觀和人權問題上與中國存在的分歧，同時在涉及共同利益的事務上加強內部合作。須知我們的價值觀是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2017年底，特朗普總統發佈了新版《國家安全戰略》，聚焦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大國競爭。新戰略給我們敲響了警鐘，但作為一份保護美國國家安全的戰略，這還遠遠不夠。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影響下，世界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變化。即便強大如美國，也不能獨善其身。新冠疫情對國家安全帶來的挑戰就是最好的證明。全球金融的穩定性是另一大問題，其對美國的繁榮至關重要，但美國需要與其他國家共同合作來維護這種穩定。除了貿易戰給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潛在不利影響外，全球環境問題也日益顯現。

疫情蔓延、氣候變化和經濟不穩定威脅着美國，但依靠美國自己的力量難以應對。當今世界，國家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毒品、疾病和網絡恐怖主義等可以輕易地從一國滲透到另一國，美國必須利用自己充滿吸引力的軟實力，開發和培塑能夠應對此類非傳統威脅的能力。

對美國來説，必須清楚地認識到，成功的國家安全戰略意味着從領導合作開始。涉及公共產品的一個經典問題是，如果最大的消費者不帶頭，其他消費者就會選擇“搭便車”，公共產品就生產不出來。然而，特朗普總統的國家安全戰略幾乎沒有提及上述這些對國家安全日益重要的跨國威脅。正如前奧巴馬總統競選顧問理查德·丹齊格所説，“在21世紀，技術成果不僅由全世界共享，而且其影響也具有全球性。”病菌、人工智能系統、計算機病毒以及意外釋放的輻射可能同樣會成為美國需要面對的難題。關税壁壘和邊境牆解決不了這些問題，協商一致的報告制度，以及共同的應急方案、規範和條約，才是美國應對共同風險的有效手段。即便是在美國的領導下，成功也有賴於其他國家的合作。

在新冠疫情、氣候變化和全球經濟穩定等跨國問題上，各國正在進行一場正和遊戲。單純考慮美國擁有的實力是不夠的，還必須從實現共同目標的角度出發，將其他國家的實力納入考慮範疇。在大多數跨國問題上，賦予他國權力可以幫助美國實現自己的目標。假設中國能夠提高能源效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或改善公共衞生系統，美國也將從中受益。在21世紀，關係網也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華盛頓有大約60個盟友，而中國卻寥寥無幾，但美國正在浪費這些戰略資源。

在過去，美國的開放性是其建立關係網和維護與盟友關係的一大優勢。但在民粹主義主導國內政治風氣的背景下，這種開放性和與世界其他國家接觸的意願還能否延續？或者説，我們是否會看到上世紀30年代的孤立主義在21世紀重新抬頭？即美國擁有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多的軍事、經濟和軟實力，但美國可能不會把這些資源轉化成國際舞台上的有效行動。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就沒有這樣做，其結果顯而易見。

結論：學會合作競爭

儘管俄羅斯和中國是當前對抗美國最便利的聯盟，但考慮到俄中兩國之間潛在的不信任感和意識形態上存在的巨大分歧，類似上世紀50年代的中蘇聯盟不太可能出現。即便中俄結成盟友，也不會像上世紀的中蘇聯盟那樣，在軟實力方面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中國為提升軟實力付出了大量努力，通過經濟誘導和操控社交媒體來推廣其威權主義社會模式。

自尼克松時代以來，中美兩國雖然存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但始終保持着合作狀態。儘管亞洲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促使全球力量向該地區轉移，但亞洲地區內部也在尋求一種力量平衡機制。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都在制衡中國。沒有國家希望被中國控制。美國仍將是亞洲力量平衡的關鍵。如果美國能夠與其亞洲盟友保持同盟關係，那麼在與中國展開的傳統競爭中，美國很難出局。在傳統的大國競爭中，盟友就是美國的王牌，關鍵是美國能否有效發揮其作用。

就國家安全戰略而言，美中兩國在保持大國競爭的同時，能否在全球公共產品領域開展合作是一個難題。過分恐慌和“凡事都往壞處想”可能不會促成這種平衡。歸根結底，美中之間是一種合作競爭關係。因此，成功的戰略就如同夏偉（Orville Schell）和謝淑麗（Susan Shirk）所倡導的“聰明的競爭”，即把競爭與合作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這需要良好的情境智慧能力，雙方細緻的自我管理，以及不出現重大誤判。總而言之，這將是對美國領導人的一次重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