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政治與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發生_風聞

來源：《史林》2019年第5期 作者：祝宏俊

　　內容提要：從希波戰爭結束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和斯巴達雙方都在竭力避免直接衝突，但奉行帝國主義政策的雅典和科林斯卻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之一的科林斯利用同盟治理模式的內在缺陷，形成了以自己為中心的準同盟組織，一方面藉此與雅典爭霸，另一方面要挾斯巴達為其撐腰打氣、提供支持。最終，斯巴達為了維護伯羅奔尼撒同盟、保持自己的盟主身份，不得不滿足科林斯的要求，從而捲入與雅典之間的中突。最後，這場雅典、科林斯之間的衝突引發了一場席捲整個希臘的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表明，稱霸是戰爭的真正根源，國際同盟常常是戰爭規模擴大的助推器。

　　關 鍵 詞：伯羅奔尼撒戰爭/雅典/斯巴達/科林斯/同盟政治

　　作者簡介：祝宏俊，南京大學歷史學院世界歷史系教授。　

　　伯羅奔尼撒戰爭波及整個古代希臘世界，給當時的希臘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並對古代希臘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場著名的戰爭自然也引起了古往今來眾多史學家的關注，尤其是對戰爭原因的探討。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認為這場戰爭是由於雅典勢力日益增長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而導致的。①大約與他同時期的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認為是雅典拒絕取消麥伽拉法令引起。②他們的觀點一直影響着後人的研究。當今英語世界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原因的代表性觀點大致有四種：一、將戰爭的責任主要歸咎於斯巴達，認為斯巴達長期奉行軍國主義的國策，長期與雅典為敵，時刻準備發動戰爭，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克魯瓦；③二、R.西萊、羅德斯堅持認為主要責任在雅典，雅典對科西拉的幫助、對波提狄亞的干預、對麥伽拉的歧視引起斯巴達的反應性軍事行動；④三、康福德、狄金斯、伯裏、格蘭迪認為責任主要在科林斯，是科林斯和雅典的矛盾導致了戰爭；⑤四、卡根認為這場戰爭實際上是雅典、斯巴達、科林斯一系列誤判的結果，所有的政治家都“打錯了如意算盤”，“三個主要城邦都應該對戰爭的爆發負責”。⑥國內學者中劉雯芳認為雅典要承擔主要責任，⑦晏紹祥則認為斯巴達的責任大於雅典。⑧

　　以上觀點全部立足於對公元前479年至公元前431年所謂“五十年時期”(Pentekontaetia)希臘世界城邦間矛盾的分析，都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合理性，但又難免以偏概全。第一第二種觀點依據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對立雙方主要是雅典和斯巴達，和五十年間斯巴達和雅典確實存在一定矛盾這些事實，但它僅僅圍繞雅典和斯巴達，採用非此即彼的思維方法，忽視了五十年的時間內希臘世界的複雜矛盾。第三種觀點重視五十年時期雅典和科林斯之間的矛盾，但卻難以解釋為什麼伯羅奔尼撒戰爭的主角是雅典和斯巴達。為了克服這一矛盾，有學者將雅典、科林斯矛盾在公元前460年引起的一場斷續綿延了15年的戰爭也納入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範疇中，⑨稱之為“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⑩但這樣一來又與修昔底德所説的發生在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的那場戰爭不是同一次戰爭。第四種觀點反映了雅典和斯巴達在五十年時間內沒有大規模、強烈度的戰爭這一現實，但又給人雅典、斯巴達、科林斯彼此沒有矛盾的錯誤認識，將戰爭責任全部歸結於一連串的失誤難以令人信服。

　　綜合來看，上述四種觀點都是以城邦為單位分析問題，其實，眾所周知，伯羅奔尼撒戰爭並不是雅典、斯巴達兩個城邦之間的戰爭，而是以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戰爭，忽視同盟這個因素就不能對戰爭爆發的原因做出全面、準確的回答。現代學者承認雅典與科林斯的矛盾是引起這場戰爭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但這個矛盾怎麼演變成雅典和斯巴達的矛盾？如果戰爭由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矛盾引起，歷史上不乏斯巴達和雅典單打獨鬥的例子，為什麼公元前431年這場戰爭變成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戰爭，並進而引發“波及整個希臘”的戰爭？

　　筆者認為，既然這場戰爭是一場“波及整個希臘”的“世界大戰”，還可以從國際的角度審視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原因。

　　斯巴達是傳統的霸主，而雅典是新興的強國，不斷追逐霸權，看似必然產生矛盾的兩個國家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劇烈戰爭，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麼，如何正確評價“五十年時期”內雅典和斯巴達的關係，這是認識伯羅奔尼撒戰爭發生原因首先必須回答的問題。

　　波斯發動對希臘本土的侵略之後，雅典和斯巴達一改昔日對抗、競爭的政策，開始合作、共存。波斯入侵之前，斯巴達擔心雅典強盛之後危及自身霸主地位，處處打壓雅典，先是出兵驅逐庇西特拉圖家族的統治，雅典隨後建立民主政治，快速發展，斯巴達又試圖出兵恢復僭主政治。波斯入侵之後，面對共同的敵人，雙方開始合作，先是斯巴達接受雅典的邀請以投降波斯為罪名，向雅典的宿敵厄基納開戰。(11)接着，斯巴達在雅典的支持下擔任了希臘聯軍陸海軍的最高統帥。當然，雙方的矛盾仍然存在。如普拉提亞戰役之後，斯巴達計劃沒收投降波斯的希臘人的領土，將受波斯欺凌的伊奧尼亞人遷回希臘半島，安置在這裏，一勞永逸地完成“解放希臘”的任務，但雅典竭力反對。(12)在希臘同盟的規模問題上斯巴達反對增加盟國數量，而雅典則持不同意見，主張允許那些未參加抵抗波斯的國家參加。(13)又如，雅典其實一直覬覦聯軍統帥的寶座，(14)雅典將領客蒙私下拉攏盟國，削弱斯巴達的權威，併成功促使斯巴達召回波桑尼阿斯，奪取同盟領導權。(15)

　　不過，雅典和斯巴達之間一直是鬥而不破的局面，雙方基本上維持了和平狀態，儘管偶有戰爭，但規模都不大，持續的時間也不長。我們可以將這“五十年時期”分為三個階段，逐段考察。第一階段從公元前478年到公元前460年。普拉提亞戰役之後，雅典迫使斯巴達交出了希臘聯軍的最高指揮權，成立提洛同盟。此後直到公元前460年，雅典主要在愛琴海地區、小亞沿海地區進行擴張。面對雅典的發展，斯巴達因為主客觀原因採取了容忍、默認的政策。公元前475年，部分斯巴達年輕公民提出要武力奪回海軍指揮權，但最後這個提議被斯巴達的公民大會否決了。(16)公元前465年，斯巴達曾經答應塔索斯出兵阿提卡，支持其舉行反對雅典的暴動，但由於發生大地震也放棄了。(17)同年，黑勞士利用大地震的機會發動了規模更大的起義，斯巴達一時無力鎮壓，向雅典求援。當時雅典國內儘管有人反對支援，但最終還是派出了一支強大的軍隊。(18)這期間，雅典和斯巴達之間存在矛盾，但沒有發生直接衝突。

　　公元前460到公元前445年是第二階段，也是史學家所説的“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時期。這一階段，雅典的擴張進入第一個高峯期，雅典組建起強大的海軍，在海上遠征塞浦路斯島；(19)支持埃及的反波斯大起義；(20)插手西西里島，與島上的塞吉斯塔結成同盟；征服了厄基納島。雅典海軍還發動環伯羅奔尼撒半島航行，燒燬了斯巴達的吉提烏姆港口，佔領科林斯灣北岸的科林斯殖民地卡爾息斯，(21)控制了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特洛伊曾、阿卡亞。在陸上，雅典也積極擴張，公元前460年，接受昔日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國麥伽拉加入提洛同盟，並派軍駐紮麥伽拉，次年，在中希臘雅典支持佛基斯進攻多利斯，(22)公元前454年雅典向北遠征色薩利，此後又向西攻打科林斯灣東側南岸的西庫昂、亞得里亞海東岸的奧尼阿戴。

　　這一時期斯巴達和雅典之間有過幾次短暫的兵戎相見，但總體看雙方表現比較剋制，但雅典相對更具進攻性。公元前458年，佛基斯入侵斯巴達的母邦多利斯，斯巴達不得不出兵。但斯巴達在出兵時刻意迴避與雅典的直接衝突，取道科林斯灣，而不是直接從科林斯地峽進到佛基斯。(23)打敗佛基斯後斯巴達為了防止在路過麥伽拉或向東入海、渡海回國時與雅典軍隊遭遇，不得不在波奧提亞地區逗留，尋找恰當的時機和方式。雅典則趁機調集大軍圍攻斯巴達軍隊，雙方在塔拉格那展開決戰，斯巴達獲勝，但雙方都損失慘重。斯巴達隨後回國，但沒有采取進一步的報復行動。兩個月後，雅典軍隊再次攻入波奧提亞，徹底控制了這一地區。(24)面對這一更為嚴重的挑釁，斯巴達並沒有做出反擊。大約在公元前457年，波斯為迫使雅典不再支持埃及，派人帶鉅款到希臘收買斯巴達，誘使它對雅典宣戰，但此舉遭到斯巴達的拒絕。(25)同年，雅典火燒斯巴達港口吉提烏姆，這是雅典對斯巴達本土發動的唯一的一次軍事進攻，但它沒有在此建立長期的據點。(26)公元前454年雅典在埃及遭到失敗，派往埃及的有250艘戰船的龐大艦隊幾乎全軍覆沒，(27)斯巴達沒有趁火打劫，反而在公元前450年與雅典簽署了《五年和約》。公元前450/49年，在雅典默許下，佛基斯出兵控制德爾菲神廟。德爾菲神廟是希臘世界的精神聖地，幾乎每個霸主都希望控制它，佔領德爾斐神廟某種程度上是對斯巴達霸主地位的衝擊。但這次雅典和斯巴達則是藉助佛基斯隔空交戰。先是斯巴達出兵將控制德爾菲神廟的佛基斯人驅逐，隨後主動撤軍，雅典則在斯巴達撤軍之後再次幫助佛基斯控制了德爾菲神廟。(28)公元前446年，雅典面臨更加嚴重的危機，先是波奧提亞宣佈獨立，接着原來臣屬雅典的尤卑亞暴動，麥伽拉舉行起義重新回到伯羅奔尼撒同盟。這時，斯巴達國王普雷斯托阿納克斯趁機率軍遠征雅典，直抵厄琉西斯和特利烏斯。(29)這是斯巴達唯一的一次對雅典本土發動的進攻，但它在勝利在望的情況下沒有抓住機會徹底征服雅典，而是在接受雅典的金錢之後撤軍回國。(30)公元前445年，斯巴達與雅典簽署了《三十年和約》，(31)從條約內容看，雅典以讓出侵佔的領土為條件換來了斯巴達的安全保障，但斯巴達的讓步更大，因為雅典的戰前利益沒有任何損失，而斯巴達沒有任何收穫卻做出瞭如此的保證。從整體看，斯巴達對雅典的本土擴張基本上持容忍態度。

　　公元前445到公元前432年是第三階段。雅典再次將擴張中心放在愛琴海地區。公元前440年，薩摩斯發動起義，(32)請求斯巴達給予援助，斯巴達先答應後放棄。(33)公元前435年，厄庇丹努斯(Epidamnus)事件發生。科林斯和科西拉都捲入這一事件。科西拉向雅典申請結盟。最後，雅典答應請求，但與其結成的是防禦性盟約。(34)筆者認為，雅典如此含蓄的主要原因是為防止與科林斯進而與斯巴達發生衝突。雅典起先只派了10艘戰艦支持科西拉，後來擔心不夠才增派了20艘戰艦參加協防。在敍博塔戰役中，雅典的戰船起初一直沒有直接投入戰鬥。公元前433年，波提狄亞(Poteidaea)事件發生，斯巴達被迫捲入，雅典也曾經根據《三十年和約》的規定建議提請仲裁。(35)總體來看，雅典儘管在愛琴海和希臘本土積極擴張，但對斯巴達還是心存忌憚，迴避衝突。

　　總體來看，“五十年時期”雅典和斯巴達都在刻意維持相對和平的關係，避免直接的衝突。儘管雅典和斯巴達雙方有過三次直接戰鬥(公元前458年的塔納格拉戰役、次年的吉提烏姆港戰鬥，公元前446年斯巴達進攻雅典)，但這幾次戰鬥時間都不長，規模也不大，基本上是兩個城邦之間的一對一較量，沒有動員盟國參戰，戰爭之後又恢復到戰前的狀態，誰也沒有從戰爭中得益。修昔底德儘管提到在塔索斯事件、薩摩斯事件中斯巴達一度顯得具有進攻性，但這兩次事件中斯巴達事實上沒有出兵，試想如果斯巴達確實一意孤行決心時刻尋機打擊雅典，至少在公元前440年的薩摩斯事件中斯巴達也會如公元前421年之後那樣不顧科林斯的反對堅持出兵。除上述一次主動出兵、兩次流產的出兵計劃外，斯巴達沒有主動與雅典直接發生交戰，基本的外交政策是主動避讓。就雅典而言，雖然它是新興國家，處於主動進攻的地位，但它在處理與斯巴達的關係問題上比較注意適可而止，儘管它在塔納格拉戰役和火燒吉提烏姆戰役中主動出擊，但在公元前450年、前445年兩次與斯巴達簽署和約，主動放棄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佔領的地區，公元前435年它與科西拉締結防禦性盟約，公元前432年它提議放棄波提狄亞之圍、通過仲裁解決與斯巴達的爭端。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雅典也基本上採取了避免與斯巴達直接交鋒的政策。

　　此時的雅典和斯巴達之所以如此內斂、寬容，究其原因，從斯巴達一方來説，一來因為斯巴達領土遼闊，發展農業的條件比較優厚，海外商業活動自公元前6世紀末以來由於科林斯和雅典等的競爭日漸萎縮，海上拓展對斯巴達來説意義不大。加之斯巴達傳統的海外商業活躍區主要在北非和中地中海，愛琴海對斯巴達的商業價值顯得微不足道。二來因為斯巴達海軍本身比較薄弱，遠落後於雅典、科林斯、敍拉古等希臘城邦。而當波斯退出希臘半島之後，雅典憑藉其強大的海軍在愛琴海上大肆擴張，斯巴達繼續與雅典在海上爭奪作戰並非自己所長。(36)三是斯巴達國內政治、經濟矛盾重重，國力受到嚴重削弱。這些矛盾首先表現為兩個王室之間的鬥爭異常激烈。公元前491年，阿吉斯家族國王克里奧孟尼斯放逐歐律豐家族的國王戴瑪拉託斯，次年，歐律豐家族反撲，將克里奧孟尼斯拘捕入獄，並死於獄中。其子利奧尼達斯即位後備受排擠，十年後以60歲的高齡率軍出征，犧牲於温泉關戰場。此後，阿吉斯家族連續三位嬰幼兒擔任國王，兩位攝政主被放逐，一直處於弱勢狀態，(37)這背後的推手只能是歐律豐家族。由此可見斯巴達王室之間的矛盾之深。其次是公元前465年，斯巴達發生大地震，物質和人員損失慘重，據説斯巴達城的住房只剩下5間，傷亡20000餘人。(38)黑勞士則利用大地震的機會掀起了更大規模的起義，這場起義持續十年，斯巴達不得不向雅典求助，最後被迫與起義者簽署和約。在這種形勢下，即使斯巴達擔憂雅典崛起，即使斯巴達有心攻擊雅典，也“心有餘而力不足”。就雅典而言，一來雅典在希波戰爭之後興起，屬於新興國家，無論是人口還是版圖、綜合國力與斯巴達還存在一定差距。二來雅典的軍事力量主要建立在海軍的基礎上，在陸上難以與斯巴達重裝步兵競爭。三來雅典自梭倫改革以來大力發展工商業，產品主要銷往海外，加上雅典穀物生產嚴重不足，主要依靠海外市場供應，因此，雅典將主要注意力集中於海外。

　　綜上所述，從希波戰爭結束(公元前479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作為傳統霸主的斯巴達對雅典的興起確實心存擔憂，雅典對斯巴達的霸主地位也心懷覬覦，但由於前者國力下降，內部矛盾重重，後者羽翼未豐，擴張重點又在海上，所以斯巴達對雅典擴張重在防範，而雅典對斯巴達勢力重在蠶食，雙方均無意發起直接衝突。

　　那麼為什麼兩個小心翼翼、無意直接衝突的城邦最後爆發了戰爭？這裏就不能不從國際政治的角度，在更廣闊的國際空間中審視雙方的矛盾。我們不得不注意科林斯在其中的作用。雅典崛起的第一步是在愛琴海地區，但在擁有愛琴海的海上利益之後，又轉向了希臘本土和其他海域，由此不可避免地與傳統的海上強國科林斯發生了矛盾。

　　科林斯與雅典的矛盾發生於公元前5世紀60年代的後期，但源頭可以追溯到希波戰爭結束。公元前479年之後，雅典國力快速提升。此後，雅典開始執行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但此後十多年，雅典發展的地理空間主要在愛琴海地區。希波戰爭結束之後，科林斯同樣開始了對外擴張，但其擴張主要集中在自己的傳統勢力範圍亞得里亞海、南部意大利地區。所以雅典與科林斯等城邦並沒有產生多大的矛盾。

　　進入公元前5世紀60年代，科林斯和雅典的關係惡化。科林斯繼續擴大自己在科林斯灣和亞得里亞海的沿岸勢力範圍。它利用這時期部分提洛同盟成員暴動反抗雅典控制、雅典集中精力鎮壓暴動的機會，重點進攻麥伽拉。麥伽拉位於科林斯北面，與科林斯共分科林斯地峽，其領土連接科林斯地峽東西兩側和薩羅尼克灣與科林斯灣兩片水域，同樣是連接愛琴海、亞得里亞海的重要商路。科林斯地峽又是連接北希臘、中希臘和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唯一陸上商路。因此，控制麥伽拉不僅可以擴張科林斯的領土，還可以獨佔連接東西水路和南北陸路的商業利潤，更可以從源頭上控制亞得里亞海地區的商業資源，恢復自己在傳統勢力範圍的地位。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後期，科林斯不斷進攻麥伽拉。麥伽拉本來與科林斯一樣同屬伯羅奔尼撒同盟，但現在科林斯則試圖將其“收入囊中”。(39)麥伽拉不堪科林斯的反覆進攻，最後投降宿敵雅典。

　　這一時期，雅典也不再滿足於愛琴海地區，將勢力擴張的矛盾指向了希臘本土。公元前460年，雅典在科林斯灣出海口埃託利亞境內建立了殖民地瑙帕克杜斯，並在此派駐部分公民。(40)瑙帕克杜斯位於科林斯灣西部北側，這裏海面比較狹窄，對控制科林斯灣東西航行非常重要。雅典的海軍本身比較強大，一旦在這裏駐紮海軍，那麼科林斯灣將為雅典所控制。同年，雅典接納麥伽拉加入提洛同盟，並派軍佔領麥伽拉城、佩拉城，還援助麥伽拉修建了連接麥伽拉城和尼塞亞的長城，並派軍駐防。佩拉和尼塞亞是麥伽拉的兩個港口，位於科林斯地峽兩側，前者面向薩羅尼克灣，後者面向科林斯灣。佩蓋—麥伽拉城—尼塞亞構成一條連接薩羅尼克灣和科林斯灣的商路，與科林斯控制的商路分庭抗禮，瓜分從薩羅尼克灣經科林斯地峽到科林斯灣的商業利益。

　　雙方矛盾的直接後果是引起了“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公元前460—前445)。雅典的目的是要控制科林斯灣南岸，因此戰場也主要集中在科林斯的周圍。公元前460年，雅典派軍進攻哈利埃。哈利埃位於伯羅奔尼撒東北角、厄庇道魯斯的境內，科林斯地峽的南側東端，是薩羅尼克灣灣進入科林斯灣的又一個重要門户。科林斯被迫參戰，與厄庇道魯斯聯手抵抗雅典。在得到伯羅奔尼撒重裝步兵的支持之後，科林斯扭轉敗勢，打敗雅典。(41)但此後不久雅典又征服了特洛伊曾地區。特洛伊曾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北角，薩羅尼克灣的西南部，是科林斯東北部的鄰居。雅典繼續在薩羅尼克灣擴張，先進攻位於厄基納與厄庇道魯斯之間的小島基克魯菲尼亞，接着派海軍圍攻厄基納。(42)厄基納位於薩羅尼克灣喇叭口上，是一艘不沉的戰艦。為了解除厄基納的危機，科林斯一方面組織軍隊直接支援厄基納，另一方面親自出兵進攻麥伽拉，企圖以圍魏救趙之計解救厄基納，同時佔領麥伽拉。此計最後未能成功，(43)公元前457年，雅典徹底控制了厄基納。次年，雅典控制了波奧提亞地區，波奧提亞地區位於科林斯灣的北岸，控制這一地區也就意味着部分地控制了科林斯灣。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率軍從佩蓋進攻科林斯灣南岸的西庫昂，接着出科林斯灣，進攻位於亞得里亞海地區的奧尼阿戴。(44)在這前後，雅典還佔領了阿凱亞地區，阿凱亞則位於科林斯灣中西部南岸。科林斯在科林斯灣的商業利益喪失殆盡。

　　與此同時，雅典還在西西里島、南部意大利蠶食科林斯的利益。雅典對這一地區的野心最早可以追溯到希波戰爭時期，地米斯托克利曾經説到神諭指示雅典要在南部意大利的西里斯建立殖民地。(45)但真正採取政治行動可能是在60年代初，據研究，約在公元前458年，雅典為了獲得穀物與西西里島西部的塞吉斯塔(Segesta)締結盟約，(46)公元前451年雅典征服優卑亞島，尤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加入提洛同盟，它在西西里島的殖民地納克索斯、倫提尼、卡塔那、希麥拉等殖民地(47)可能也一起加入了提洛同盟。公元前427年，敍拉古進攻倫提尼，倫提尼要求雅典按照昔日的盟約提供支援。(48)克魯瓦認為這個盟約簽署於公元前5世紀40年代，(49)事實上我們並沒有關於這個協約簽署時間的直接證據。筆者認為，雅典和倫提尼之間可能根本就沒有成文條約，而是當初倫提尼和卡爾西斯一起加入提洛同盟而形成的約定俗成。

　　公元前445年，雅典與斯巴達簽署《三十年和約》，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儘管雅典在這份和約中做出了巨大的讓步，但科林斯並沒有實現自己的期望。雅典放棄了麥伽拉、特洛伊曾、阿凱亞，這部分滿足了科林斯的要求，但瑙帕克杜斯、波奧提亞依然控制在雅典手中，科林斯灣並沒有完全回到科林斯的手中。雅典在西西里島的勢力依然存在。倫提尼在公元前427年向雅典重提昔日盟約，説明這個(準)盟約關係並沒有取消。這表明《三十年和約》沒有解決雅典和科林斯之間的矛盾，科林斯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收穫無幾。

　　但是，科林斯在第一次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得到一個特殊的遺產，即建立了以自己為中心的類似於國際政治同盟的準同盟組織。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兩次使用了與伯羅奔尼撒同盟類似的稱謂，即“科林斯及其盟友”(Corinthians with their allies，(50)Corinthians and their allies(51))。由於史料缺少，我們對科林斯與其盟友之間的關係知之甚少，從現有的資料看，這個所謂的“同盟”與提洛同盟、伯羅奔尼撒同盟、神聖同盟都不一樣，它缺少進行內部協調和管理的組織體系，難稱嚴格意義上的國際政治組織。但科林斯周圍確實有一批關係比較密切的友邦，它們往往唯科林斯馬首是瞻，與科林斯一起行動。與科林斯關係最密切的友邦可能是它的東部鄰居厄庇道魯斯。厄庇道魯斯與科林斯的聯繫由來已久，還在佩裏安德時期兩國僭主之間曾經締結婚約，但後來雙方又反目成仇。現在，面臨雅典的進攻，雙方再次聯合起來，並在哈利埃一度打敗雅典。哈利埃戰役中還有很多“伯羅奔尼撒人”參加，這些伯羅奔尼撒人應該都是科林斯的友邦，因為此時的斯巴達並沒有參戰，不可能派盟軍支持科林斯。在後來支援厄基納的戰爭中，這些“伯羅奔尼撒人”再次參戰，它們與科林斯分工合作，前者直接支持厄基納，科林斯則率領“友邦”(Corinthians with their allies)進攻麥伽拉，(52)試圖分散雅典的注意力。這種軍事上的合作顯示出彼此之間存在較為密切的合作關係。這個準同盟組織後來一直存在。

　　到公元前435年，除了厄庇道魯斯之外，科林斯的友邦見諸史料的還有麥伽拉、基法倫尼亞、赫爾米奧涅、特洛伊曾、留卡斯、安布拉吉亞、底比斯、弗留斯、厄利斯、阿納克託利昂、厄基納等10餘個。(53)這些城邦主要集中在科林斯灣沿岸、薩羅尼克灣南岸、亞得里亞海東岸，此外還有北希臘的波提狄亞。這個準同盟組織最多時擁有一支將近200艘戰艦的海軍。科林斯是這個共同體中力量最強大的，也是當然的核心和領袖，公元前435年之後，科林斯率眾友邦與科西拉作戰、出使雅典、支援波提狄亞，根本就沒有徵求斯巴達的意見，更沒有像以徑那樣邀請斯巴達任盟軍最高指揮。顯然，斯巴達對這個組織毫無權力。不過，由於科林斯及其他成員很多都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還在名義上服從斯巴達的指揮。但可見，科林斯及其友邦已經成為伯羅奔尼撒同盟中一個獨特的利益羣體。

　　科林斯之所以能在伯羅奔尼撒同盟內部形成新的政治組織，這源於伯羅奔尼撒同盟早期的內部治理比較鬆散。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國大多單獨與斯巴達簽署協約，簽約方主要靠誓言約束各自的行為，奉行與斯巴達“同敵共友”的原則，斯巴達也沒有剝奪盟國的外交權力。直到尼西阿斯和約簽署之前，我們很少看到斯巴達強迫盟國的例子，甚至公元前509年，科林斯在參加斯巴達遠征雅典時擅自從前線撤軍，這樣的行為也沒有得到斯巴達的懲罰。(54)公元前435年，科林斯又一次在雅典不無自豪地説是它阻止了公元前440年斯巴達對薩摩斯的支持，科林斯的炫耀行為是否真實已無從考證，但説明斯巴達實際上對盟國沒有形成有效的約束。修昔底德總結斯巴達外交時説斯巴達對盟國內政的干預主要體現為要求各國成立親斯巴達的政府，沒有提到各國必須服從斯巴達。(55)伯里克利説伯羅奔尼撒同盟沒有一個可以迅速做出果斷行動的議事會，各個城邦只關心本邦的利益。(56)科林斯代表宣稱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每個國家都有權處罰它自己的同盟者。(57)這些都説明斯巴達對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成員至少在早期沒有強有力的控制。這種開放的、鬆散的治理模式為科林斯、底比斯獨立開展外交提供了空間。

　　公元前5世紀40年代後期，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繼續緊張。雅典在協調好與波斯和斯巴達的關係之後，開始在中部地中海和北希臘地區積極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這次拓展同樣傷及了科林斯的利益。在中部地中海，公元前443年，雅典在今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圖裏伊。如前所述，中部地中海地區歷來是科林斯的商業活動比較活躍的地區，圖裏伊實際上成為雅典打入科林斯商業勢力範圍的據點。修昔底德還曾記載雅典將軍佛米奧與阿卡納尼亞簽訂盟約，(58)阿卡納尼亞位於亞得里亞海東岸，與科西拉毗鄰。史料又記載雅典將軍狄奧提姆斯曾經派出一支海軍前往那不勒斯，並在那裏派駐殖民者。這兩件事件的具體時間都不明確，有公元前5世紀的50年代、公元前437/8年、公元前433/2年等不同的説法，卡根認為他們都發生在公元前433/2年，是雅典為了應對即將爆發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而做的軍事上和戰略上的準備。(59)筆者不懷疑伯里克利的政治才華，但他的戰略才能筆者不敢苟同。(60)卡根的這個説法明顯帶有為雅典和伯里克利解脱戰爭責任的傾向。筆者認為，那不勒斯、阿卡納尼亞在後來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幾乎沒有發揮任何政治和軍事作用，把它們作為一種戰略安排過於抬高伯里克利的軍事才能了。它更可能是《卡利亞斯和約》或《三十年和約》之後，雅典實力得到恢復，重新開始對外勢力拓展時發生的，它們不一定同時發生在公元前438或437年，但差不多也就是在這一時間前後。雅典與科林斯剛剛稍稍平息的矛盾再次激化起來。

　　公元前435年發生的厄庇丹努斯事件更將科林斯與雅典的矛盾推向高潮。厄庇丹努斯原來是科林斯的殖民地，後來被科西拉搶奪了部分權益，成為雙方“共同創建”的殖民地。公元前435年，厄庇丹努斯國內發生黨派之爭，這給了科林斯收回厄庇丹努斯、打擊科西拉的絕好機會。從後來科林斯的行動看，科林斯絕不是為了幫助厄庇丹努斯城內的平民，而是要徹底控制厄庇丹努斯。為此，它積極招募人員準備在厄庇丹努斯重新建立殖民地，招募條件非常寬鬆，甚至不出人、只出錢都可以。同時科林斯組織海陸軍浩浩蕩蕩開往厄庇丹努斯，戰艦總數達到68艘。(61)科西拉見狀一度委曲求全地建議由伯羅奔尼撒諸邦進行仲裁，決定厄庇丹努斯殖民地的歸屬，而且承諾接受仲裁結果。這個承諾顯然做出了巨大的讓步，因為，科林斯作為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大邦，且是斯巴達的盟友，伯羅奔尼撒諸邦在仲裁時很可能會偏向於科林斯。但科林斯依然拒絕了這個建議，它需要的是在戰場上分出高低，一勞永逸地確立自己在這個地區的霸主地位。但是，科林斯率領的聯合海軍竟在科西拉的海戰中失敗。此後兩年，科林斯全力以赴建造戰船，又用優厚的條件從希臘各地招募水手，最後建成一支規模達到90艘戰艦的海軍，(62)同時組建了一支戰艦總數達到150艘的聯合海軍。科林斯把它能動員的城邦、能調用的力量幾乎全部投入到與科西拉的決戰中。科林斯這一系列行動已經完全超越了支持平民派的程度，顯示了控制亞得里亞海、重建霸權的野心。

　　在這種情況下，科西拉發現自己沒有盟友，孤立無援，而科林斯則擁有眾多的盟友，於是向雅典求助。儘管科林斯一再反對，但雅典抵擋不住稱霸中部地中海的誘惑和野心，經過反覆思考還是決定與科西拉建立防禦性聯盟。公元前433年，科林斯的聯軍在敍博塔海戰中輸給科西拉、雅典盟軍。科林斯稱霸亞得里亞海的夢想破滅，但科林斯並沒有徹底放棄。

　　不久，雙方爭鬥的重心轉向東部愛琴海地區。相對於中部地中海，科林斯在愛琴海地區的利益並不明顯，只有一個殖民地，那是佩裏安德的兒子優阿格拉斯(Euagoras)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在色雷斯建立的波提狄亞。(63)但波提狄亞的商業位置非常重要，它地處帕列涅半島與大陸的連接處，是馬其頓地區物資進入愛琴海的重要港口，這裏又是帕列涅半島最狹窄的地方，因此也是沿海商路的重要中轉港口。希波戰爭之後，波提狄亞加入了提洛同盟，成為向雅典納貢的城邦。但是科林斯的勢力並沒有徹底退出波提狄亞，它還在這裏派設官員。(64)雅典和科林斯在這一地區的矛盾很早就產生了。公元前465年，雅典在波提狄亞以北的恩尼亞·荷多伊的建立殖民地，搶奪波提迪亞的海上商業利益。後來雅典殖民者被色雷斯人驅逐，但雅典在北希臘擴張的野心並未消失。公元前446年，雅典在色雷斯的布瑞建立殖民地，公元前440年，雅典北上重新徵服拜占庭，並繼續向北，沿黑海南岸向東，征服了辛諾普。公元前437年，雅典將軍哈格濃在恩尼亞·荷多伊再次殖民，並改名安菲波利斯城。(65)這些都進一步削弱了科林斯在愛琴海地區僅有的商業利益。

　　厄庇丹努斯事件之後，雅典一方面延續自己加強對提洛同盟成員控制的政策，同時也為了防範科林斯鼓動波提狄亞起義，在公元前432年，強迫波提狄亞拆毀城牆、向雅典繳納人質，驅逐科林斯官員。(66)這件事引起了波提狄亞的不滿。雅典隨即採取更為強硬的措施，派駐軍隊，全面控制波提狄亞。波提狄亞居民開始醖釀起義。波提狄亞成為北希臘的“火藥桶”，科林斯、馬其頓的帕第卡斯都支持波提狄亞起義。儘管帕第卡斯最後投靠了雅典，(67)但科林斯始終如一地支持波提狄亞，甚至到處宣傳鼓動更多的力量支持波提狄亞。(68)

　　科林斯對波提狄亞的政策顯然服從於一個更大的戰略目標。如前所述，波提狄亞雖然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但在希波戰爭之後，波提狄亞已經成為提洛同盟的成員，向雅典交貢納賦，科林斯一直沒有提出異議，也沒有行使母邦職責保護波提狄亞，科林斯的主要商業利益在中部地中海，愛琴海地區並不是重點，因此，此前科林斯似乎已經放棄了對波提狄亞的權力要求。而此時，科林斯忽然全力支持波提狄亞，其主要目的是要在波提狄亞發動一場古代版的“凡爾登戰役”，不斷消耗雅典的實力，從而減輕雅典對亞得里亞海地區的關注，為自己在科林斯灣、亞得里亞海地區建立霸權創造條件。

　　綜上所述，從公元前5世紀60年代到30年代末，雅典和科林斯的矛盾在希臘世界眾多國際矛盾中最為緊張、持續時間最長，也是整個“五十年時期”中希臘國際矛盾中最突出的一個。圍繞科林斯與雅典矛盾的性質和源起，學界存在兩個不同認識。早期的史學家，如康福德、格蘭迪、狄金斯等認為是因為商業利益之爭，(69)他們認為包括雅典在內的整個希臘耕地不足，糧食難以自足，不得不不斷尋找糧食來源，雅典向西擴展就是為了尋找糧源，但是，“西進”侵犯了科林斯的商業利益。克魯瓦則指出古代希臘的戰爭主要是因為爭奪領土和霸權。(70)筆者認為這兩個矛盾其實都存在，但又以後者為主。格蘭迪和狄金斯等顯然受到他們生活時代的影響，存在芬利所批判的“古史現代化”的傾向，但完全否認雅典向中西部地中海擴張的經濟因素，否認雅典和科林斯之間的經濟矛盾似乎也不成立。康福德曾經指出公元前5世紀雅典在亞平寧半島的北部地區排擠科林斯是為了獨佔這一地區穀物的貿易。(71)阿爾西比阿德也指出雅典遠征西西里的一個目的就是獲取那裏的木材。(72)科林斯在公元前7世紀和前6世紀前期曾經是中西部地中海極為活躍的商業城邦，葡萄酒、橄欖油、陶器、鹹魚等是它主要的貿易商品，(73)此後，科林斯商業雖然衰落，但並沒有停止，(74)對雅典的擴張危及自身商業利益的認識也不會消失。然而，筆者認為，克魯瓦所述可能更符合古代的實際情況，亞得里亞海地區、西西里島一帶曾經是科林斯人較為活躍的地區，麥伽拉地區則是科林斯一直試圖吞併的地區，雅典向這些地區的擴張危及到自身在該地區對霸權的追求，這本身足以引起與科林斯的尖鋭矛盾。

　　總而言之，從公元前5世紀60年代直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前夕，雅典和科林斯在中希臘、科林斯灣、亞得里亞海地區不斷進行着激烈的競爭，爭奪這一地區的霸權。

　　如前所述，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雅典和科林斯之間的矛盾更為精鋭，相反，斯巴達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在很長時間內並不願意與雅典直接交鋒。但為什麼最後的戰爭變成了雅典和斯巴達之間的強強對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同盟外交”。

　　古典時期希臘世界國際關係中有兩個平台，一個是城邦、一個是同盟。同盟本身對每一個成員國來説都具有特殊的利益，筆者稱之為“同盟紅利”。“同盟紅利”是同盟集體所獲總利益中超越盟員獨自獲得利益總和的那部分，即1+1＞2的那部分。這部分“紅利”最終會在各盟國之間進行分配。同盟是一個民主成分相對較高的國際組織，同盟紅利分配的基本原則是“貢獻越大、獲利越多”，當然，收益與投入、權利與義務往往緊密聯繫在一起，獲利越大、權利越大的一方所承擔的責任、所做出的奉獻也越大。在同盟中，盟主處於特殊的地位，它往往因為自己實力強，對同盟的貢獻大，分得的份額也更大。也正是因為這一特殊紅利的誘惑，盟主相對於盟員更不願意放棄同盟。為了維持同盟的存續，盟主有時面對只是發軔於成員國、與自己關係不大甚至無關的國際矛盾，也不得不主動出面，甚至不惜發動戰爭。斯巴達就是這樣在不情不願中被推到戰爭的前線。

　　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科林斯正是抓住斯巴達貪求同盟紅利、竭力維持盟主地位這一點，反覆遊説，終於促使斯巴達同意對雅典宣戰。科林斯的集中游説共有兩次，分別是公元前432年召開的斯巴達公民大會和同年召開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下文將圍繞這兩次大會分析斯巴達如何被推進戰爭的漩渦、成為戰爭的發動者、領導者的。公元前432年的公民大會集中討論雅典是否違背了《三十年和約》，最後，公民大會基本接受了科林斯的意見，認為雅典違背了和約規定。科林斯對這次會議做了充分的準備，它事先拉攏了一批對雅典懷有怨言的城邦，如厄基納、麥伽拉等，在斯巴達的公民大會上抨擊雅典。(75)厄基納提出的指控是它沒有按《三十年和約》的規定獲得獨立，麥伽拉宣稱他們被排斥在雅典帝國的所有港口和雅典市場之外，這也違背了《三十年和約》，要求雅典取消此項禁令。

　　筆者認為，無論是厄基納還是麥伽拉，它們的要求都不成立。厄基納雖然曾經是伯羅奔尼撒同盟成員，但在公元前457年就被雅典征服，成為提洛同盟的一員。(76)公元前445年的《三十年和約》雅典只是承認放棄尼塞亞等四個城市，並沒有涉及厄基納。厄基納顯然不能借此要求獨立。(77)而且，在和約簽署十多年後，厄基納才忽然提出這樣的要求，從時效性的角度也是不合適的。厄基納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筆者認為其實是科林斯的慫恿。

　　麥伽拉要求取消的禁令通常稱為“麥伽拉法令”，這個法令已經在學界引起了長期的討論。大多數學者認為這是一部經過公民大會批准的成文法，大約頒佈於公元前433年。(78)筆者認為，這其實是雅典對所有投降叛變和處於敵對狀態的國家的報復性或懲罰性措施，是一種習慣法。伯里克利這種“習慣法”在其他場合也曾經被提及，伊索克拉底曾經説到雅典禁止任何不向其納貢的城邦在海上航行，(79)公元前420年雅典與阿爾戈斯等簽署的協約也規定：任何有敵意的武裝力量不許通過同盟國或他們控制的領土。(80)實際上，基於習慣法的“麥伽拉法令”不是制定於公元前433年，而是早在公元前446年麥伽拉叛離雅典、重回伯羅奔尼撒同盟之後就自動生效了。對雅典來説，麥伽拉從此之後就屬於“不納貢”“有敵意”的城邦。也正因為如此，修昔底德在著作中才沒有詳細敍述其制定過程。作為一種習慣法，麥伽拉在叛離雅典之時就應該已經知曉了，正因為如此，麥伽拉十多年的時間內對此並沒有提出異議。麥伽拉之所以這麼做其原因仍然是科林斯的慫恿。

　　科林斯的發言直指斯巴達盟主資格的合法性。科林斯代表回顧了雅典逐步發展壯大、伯羅奔尼撒同盟各國日漸受欺凌的歷史，指出這其中的原因就是斯巴達不作為，不信任盟友。科林斯代表花了很多的篇幅對比雅典和斯巴達的行為方式，指出雅典人自信、果敢、鋭意進取、善於創新、具有冒險精神、樂於奉獻，而斯巴達人自大、多疑、保守、刻板、自私、行動拖沓、被動。這實際上從道德品格上徹底否定了斯巴達。當時的希臘世界人文主義精神正在復甦，道德品格成為一個人、一個組織享受權利的前提條件，而斯巴達這樣的道德形象實際上意味着它已經失去了繼續擔任盟主的必要條件。接着，科林斯代表比較委婉地威脅斯巴達：“不要背叛朋友，讓他們落入邪惡敵人的魔掌，不要讓我們在失望中加入其它同盟。如果這樣，不管是面對保障誓言的神靈，還是注視着我們的廣大民眾，我們都沒有錯。因為真正背信棄義者不是那些因為別人的背信棄義而轉向他人的人，而是那些自食其言、背棄盟友的人。”(81)整個演講可以説一氣呵成，極具震撼力。

　　科林斯的在這一套“組合拳”起到了預想的效果。斯巴達國王阿基達瑪斯對科林斯的指責進行了辯護，他指出，科林斯所説的遲疑、猶豫並不是缺點，而是優點，帶給斯巴達的不是災禍，而是受益。但對戰爭他卻欲言又止，一方面指出斯巴達缺少海軍，缺少經濟實力，雅典在海外擁有大量土地，即使斯巴達派重裝步兵破壞雅典本土也不足以對雅典經濟產生毀滅性的打擊。斯巴達不具備對雅典發動戰爭的條件，但他又聲稱自己不是對雅典侵害同盟者的行為聽之任之，而是主張不要馬上開戰，他提議兩三年之後，待做好了各種準備，再與雅典開戰。與阿基達瑪斯不同，監察官斯森涅萊達斯的態度簡單，直接宣佈：斯巴達決心做一個負責任、敢擔當的盟主，他指出，既然雅典承認他們侵害了我們的同盟者，那麼我們就不能對我們的同盟者所受到的傷害坐視不管，就不能推卸給予它們援助的責任和義務。他宣佈，斯巴達要立即行動起來，給予盟國切實有力的支持。(82)斯森涅萊達斯的這段關於盟主責任、盟主與盟友關係的講話顯然打動了斯巴達公民，投票的最後結果是斯巴達認為雅典違背了《三十年和約》。科林斯終於達到了它的目的，斯巴達則走到了戰爭的前沿。

　　如果我們把這一結論與公元前440年的薩摩斯事件做一比較，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林斯利用同盟政治“綁架”斯巴達這一事實。波提狄亞事件與薩摩斯事件有相似之處，波提狄亞和薩摩斯都是提洛同盟的成員，都要叛離盟主雅典。當年薩摩斯叛離時雅典也曾經出兵鎮壓，斯巴達應薩摩斯請求準備出兵干預，但科林斯從中反對，聲稱“每個國家都有權懲罰它的同盟者”。(83)現在，波提狄亞準備發動起義，雅典派軍隊鎮壓，參照薩摩斯事件的前例，雅典“有權懲罰”。而科林斯千方百計阻擾雅典行使懲罰的權利，原因在於，科林斯需要把波提狄亞的戰火燒得更旺，以吸引更多的雅典注意力，減輕在亞得里亞海的雅典壓力。

　　公民大會召開不久，斯巴達又召開伯羅奔尼撒同盟大會，會議期間科林斯再接再厲終於促使斯巴達最終宣戰。在同盟大會上，科林斯再次以盟主責任為發力點，直戳斯巴達的“軟肋”，明確指出斯巴達不能只享受盟主的榮譽，還必須履行盟主的責任，不僅要關心自己的個人利益，更要關心同盟的共同利益。(84)這一指責迫使斯巴達的主和派集體失語。斯巴達如此，其他盟國自然唯斯巴達馬首是瞻。最後，同盟大會舉行投票表決，大多數盟國支持宣戰。(85)客觀講，科林斯計謀得以成功的關鍵還是在於同盟政治，斯巴達無法承擔失去同盟帶來的實際利益和國際榮譽的損失。

　　伯羅奔尼撒同盟對斯巴達來説最大的紅利就是國家安全的維繫，即對黑勞士階層的防範。黑勞士制度被部分歷史學家稱為是斯巴達國力的基石，(86)斯巴達在公元前470年波桑尼阿斯事件、公元前465年大地震和黑勞士大起義之後，國力明顯下降，同時斯巴達人和黑勞士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防範黑勞士起義成為斯巴達的核心利益，伯羅奔尼撒同盟的所有盟國有一項義務就是不接納逃亡黑勞士。這項條款早在公元前6世紀中期與提該亞的盟約中就有了規定。(87)如果説公元前6世紀當斯巴達實力如日中天的時候還需要盟國給予這方面的保障，那麼在斯巴達國力明顯下降、黑勞士問題日趨嚴重的時候就更離不開盟國的相應支持了。

　　伯羅奔尼撒同盟盟主身份不僅是斯巴達獲得“同盟紅利”的制度保障，同時還是斯巴達國際聲望的基礎。斯巴達要想獲得最大化的“同盟紅利”就必須要獲得同盟盟主的地位，盟主地位意味着斯巴達在同盟政治生活中處於主導方面，成為整個同盟的中心，斯巴達可以憑藉盟主身份干預盟國內政，促使盟國建立親斯巴達的政府，從而確保同盟服務於斯巴達的需要。(88)盟主還是斯巴達國際聲望和國際地位的基礎，斯巴達從公元前6世紀中期組建伯羅奔尼撒同盟以來一直維持着盟主的身份。此外，無論就人口總量、國土面積和綜合國力來看，斯巴達是當之無愧的盟主。失去盟主身份，無論是從斯巴達的自身歷史還是綜合實力看，都是無法忍受到的恥辱。

　　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伯羅奔尼撒同盟的存在。恰恰在這點上科林斯對斯巴達構成了巨大的壓力。科林斯拉攏伯羅奔尼撒同盟的部分成員形成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具有不可忽視的實力，其成員有十餘個，它不僅受制於斯巴達的盟主權威，同時還聽從科林斯的指揮。科林斯極有可能如它威脅的那樣率領這些友邦脱離伯羅奔尼撒同盟，如此一來，伯羅奔尼撒同盟必將解體。不僅如此，由於科林斯及其友邦就在斯巴達的北部，東面與斯巴達的宿敵阿爾戈斯相鄰。如果它們投靠雅典，雅典的勢力範圍勢必延伸至本土國境，如果它與阿爾戈斯結盟必將在北面形成一個強大的國際對手，更恐怖的是這三個城邦可能如公元前460年那樣結成一個反斯巴達同盟，對斯巴達構成更大的國際威脅。正因為這些方面的顧忌，斯巴達不得不接受科林斯的要求，認認真真“履行”盟主的責任。

　　“同盟紅利”同樣也是雅典不能放棄之重。事實上，“同盟紅利”和同盟存續成為此後導致雅典和斯巴達直接衝突的根源。在同盟大會之後，斯巴達先派人向雅典提出驅逐“被神詛咒”的人，(89)即包括伯里克利在內的阿克密尼德家族，在這一要求被拒絕之後，斯巴達提出解除波提狄亞之圍、尊重厄基納的獨立、撤銷麥伽拉法令，並將最後一點作為最重要的一個條件。(90)雅典再次拒絕了斯巴達的要求，於是斯巴達再次提出給予希臘城邦“自由”。(91)這個要求也遭到雅典的拒絕。撤銷麥伽拉法令、給予希臘城邦自由都危及提洛同盟的存續，是雅典不能接受的。雅典擔心一旦同意撤銷“麥伽拉法令”將會撤除提洛同盟的壁壘，盟裏盟外沒有了差別，非同盟國家可以到同盟市場任意經商，那麼提洛同盟對現有盟員來説就失去了特有的利益，即“同盟紅利”，同盟也就沒有了誘惑力和約束力。另外，麥伽拉法令實際上是雅典對那些叛變同盟的城邦實施的常規性懲罰措施，一旦取消，非但這些叛變城邦可以與盟邦一樣享受“同盟紅利”，還不需要交納盟金會費，那將會有更多的城邦起而效仿，提洛同盟也將不復存在。而提洛同盟本身則是雅典抗衡波斯、佔有愛琴海海上利益的工具，這是雅典斷然不能放棄的。“給予希臘人自由”對提洛同盟帶來的危害則會更大，因為一旦提洛同盟成員國獲得“自由”，它們就可以自行決斷對外交往的政策，要求雅典取消盟金、貢賦，這樣的事在薩摩斯、納克索斯早已發生過，直接的後果就是提洛同盟不復存在。

　　雅典方面對斯巴達所提要求的潛在危害非常清楚，因此對斯巴達的最後通牒給出了針鋒相對的答覆，要求斯巴達放棄僑民法和允許伯羅奔尼撒同盟的盟國獨立，斯巴達不再按照自己的意志干預盟國的政府體制。(92)僑民法限制的是雅典及其同盟者進入斯巴達的權利，這實際是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一道屏障，撤銷了它也就撤銷了兩個同盟之間的區隔，伯羅奔尼撒同盟也就不復存在。因此，雅典的反制要求也是斯巴達不能接受的。就這樣，一場涉及兩大政治同盟的大規模戰爭正如伯里克利所預料的那樣終於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綜上所述，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其實是雅典、科林斯、斯巴達三方矛盾經國際性的政治軍事同盟組織發酵、放大的結果。斯巴達之所以捲入雅典與科林斯的矛盾，“同盟政治”是關鍵。科林斯本來自身實力不及雅典，但它依仗伯羅奔尼撒同盟堅持與雅典對抗，當自己失利時又利用斯巴達對同盟紅利的貪求、對盟主責任的“堅守”、對雅典挑戰的擔憂促使它參戰。同盟將本來屬於雅典與科林斯之間的矛盾演變成了提洛同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之間的矛盾，將眾多與矛盾無關的城邦拖入了矛盾衝突的漩渦，將本來應該是兩個城邦之間的衝突演變成了席捲整個希臘世界的“世界大戰”。類似的教訓在後來的歷史上還在不斷重複，最典型的莫過於兩次世界大戰。同盟在國際關係中的負作用不能不令人警醒!

　　註釋：

　　①Thucydides,History of Pelopponnesian War,I.23,trans.by Charies Forster Smith,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28.(下文簡寫為Thuc.，本文所引古典文獻註釋時遵從古典學慣例，注原書之卷節號或行數，下同。)

　　②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中指出雅典禁止麥伽拉人出現在雅典廣場上、雅典人搶劫麥伽拉妓女導致了戰爭；在《和平》中指出伯里克利捲入菲狄亞斯貪賄案，為防止受審，通過了麥伽拉法令，引起了戰爭。(見張竹明、王煥生譯《古希臘悲劇喜劇全集》第6卷《阿里斯托芬喜劇》上，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5-46、538頁。)公元前4世紀的演説家安多基德斯也稱雅典和斯巴達因為麥伽拉陷入戰爭，這似乎印證了麥伽拉問題是導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Andocides,On the Peace,8.本文本載於：T.E.Page,etc.eds.,Minor Attic Orators,Vol.1,the Loeb Classical Libre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

　　③G.E.M.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290-292.

　　④Raphael Sealey,“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lassical Philosophy,Vol.70,no.2(Apr.,1975),pp.89-109.P.J.Rhodes,“Thucydides on the Cause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Hermes,115.Bd.,H.2(2nd Qtr.,1987),pp.154-165.

　　⑤F.M.Cornford,Thucydides Mythistoricus,London:Edward Arnold,1907,pp.30-38; 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John Murry,1911,pp.322-328; J.B.Bur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London:Macmilan & Co.Limited,1909,p.97; 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no.4,(Oct.,1911),pp.239-248.康福德的作品已有孫豔萍的中譯本《修昔底德：神話與歷史之間》，上海三聯書店2006年版。

　　⑥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曾德華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378-380頁。

　　⑦劉雯芳：《誰是伯羅奔尼撒戰爭爆發的責任者》，《廣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1期。

　　⑧晏紹祥：《世界上古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頁。

　　⑨J.B.Burry,A History of Greece,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p.251.伊恩·莫里斯、巴里·鮑威爾：《希臘人：歷史、文化和社會》，陳恆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8-361頁。

　　⑩參見薩拉·B.波默羅伊、斯坦利·M.伯斯坦等：《古希臘政治、社會和文化史》，周平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38-241頁

　　(11)Herodotus,Histories,VI.49.,trans.by A.D.Godley,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下文簡寫為：Hdt.)

　　(12)Hdt.IX.106.

　　(13)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20,trans.by Perrin,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Plutarch’s Lives簡寫為：Plut.，下文普魯塔克其他屬於同一本書的人物傳記簡寫同此，Themistocles簡寫為Them.)普魯塔克此處説當時希臘世界商討成立近鄰同盟或神聖同盟。筆者認為，這實際上是對今後如何反抗波斯的一次戰略調整，所謂的近鄰同盟實際上是部分城邦主張重新成立新的同盟組織。斯巴達提議凡未參加抵抗波斯的的城邦一律不得參加，實際上是維持原來的希臘同盟；而雅典則主張增加同盟成員，實際上就是成立新組織，同時藉機削弱斯巴達的影響力。

　　(14)Plutarch’s Lives,Themistocles,7,trans.by Perrin,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下文Plutarch’s Lives簡寫為：Plut.，下文普魯塔克其他屬於同一本書的人物傳記簡寫同此,Themistocles簡寫為Them.)

　　(15)Plut.Cimon,6.

　　(16)這次會議僅見於狄奧多羅斯的記述，部分學者懷疑其真實性。但卡根認為此次會議是可信的。見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第401-403頁。

　　(17)Thuc.I.101.

　　(18)Plut.Cimon,16.

　　(19)Thuc.I.94.

　　(20)Thuc.I.104.

　　(21)Thuc.I.108.

　　(22)Thuc.I.107,108,111.佛基斯征討多利斯這件事主要見於修昔底德的作品。儘管修昔底德沒有提到雅典支持佛基斯進攻多利斯，但從斯巴達撤出波奧提亞時擔心雅典半路攔截，撤出後雅典出兵幫助佛基斯重新控制多利斯，並在最後控制整個波奧提亞地區來看，佛基斯最初出兵多利斯顯然得到了雅典的支持或默許。又，波奧提亞在波斯撤退、斯巴達進攻色薩利之後，可能就已經參加了伯羅奔尼撒同盟。

　　(23)當時科林斯地峽北端的麥伽拉已加入提洛同盟，取道科林斯地峽極易與雅典發生衝突。

　　(24)Thuc.I.107-108.

　　(25)Thuc.I.109.

　　(26)公元前424年雅典在派羅斯建立長期據點、公元前413年又在基塞拉島建立據點，長期佔領，對斯巴達造成很大的軍事壓力。(Thuc.IV.41; VII.26.)

　　(27)Diodorus,Library History,XI.75.,trans.by C.H.Oldfath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下文簡寫為：Diod.) Thuc.I.109-110;; Ctesias,Persica,36.克特西亞斯(Ctesias)認為雅典只派了40艘戰艦，儘管如此，按每艘三列槳戰船配置200人計算，損失的人員也多達8000人。(克特西亞斯是一名希臘醫生，公元前404年—前398/397年在波斯王官行醫。他寫過《波斯志》和《印度志》等作品，但這些著作只有少部分傳世。本文引文來自李維烏斯數字圖書館，http://www.livius.org/ct-cz/ctesias/photius_persica.html，訪問時間：2015年4月23日。)

　　(28)Thuc.I.112.

　　(29)Thuc.I.114.筆者認為，普雷斯托阿納克斯撤軍的原因肯定不是修昔底德所説的收受賄賂這麼簡單，斯巴達避免與雅典的直接衝突的基本國策、優律彭家族家族的嫉妒和作梗、斯巴達本身國力不濟等大概是主要原因。

　　(30)Thuc.II.21.

　　(31)該和約內容史書沒有直接記載，但據修昔底德的記述，大概如下：一，雅典放棄佔領的麥伽拉和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領土，包括尼塞亞、佩蓋、特洛伊曾、阿卡亞；二，互不接納對方同盟的成員加入本方同盟，但不包括原先中立的城邦，不引誘對方居民；三，雙方一旦發生衝突不訴諸武力，而是交由法律制裁，在裁決期間雙方維持現狀。(Thuc.I.35,40,115,140; VII.18.)

　　(32)Thuc.I.115.

　　(33)Thuc.I.40.此事見於科林斯代表在公元前435年於雅典公民大會上的一次演講，歷史真相不得而知。筆者認為，斯巴達答應支持後來取消這件事是真實的，但斯巴達取消支持是否是因為科林斯的反對難以肯定，很可能是科林斯的自我標榜。

　　(34)Thuc.I.44.

　　(35)Thuc.I.144.

　　(36)關於斯巴達海軍薄弱問題參見祝宏俊：《薩拉米斯海戰希臘海軍獲勝真相》，《軍事歷史研究》2014年第2期。

　　(37)關於斯巴達王室之間的鬥爭參見祝宏俊：《為什麼只有300勇士？》，《歷史教學問題》2010年第6期；祝宏俊：《古代斯巴達政制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2013年版，第295-296頁。

　　(38)普魯塔克説斯巴達城在這場地震之後中只剩下5間房屋(Plut.Cimon,XVI.4.)，狄奧多羅斯説斯巴達在這場災難中死亡的斯巴達人達到20000人(Diod.XI.63.1,3.)。菲古伊拉估算震後斯巴達公民僅1588人(Thomas J.Figueria,“Population Patterns in Late Archaic and Classical Sparta,”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16(1986),p190)。這個數字大概太低了。參見祝宏俊：《斯巴達“軍國主義化”反思》，《歷史研究》2012年第4期。

　　(39)Thuc.I.103.

　　(40)Thuc.I.103.

　　(41)Thuc.I.105.

　　(42)Thuc.I.105; Diod.XI.78.7.

　　(43)Thuc.I.105.

　　(44)Thuc.I.111.

　　(45)Hdt,VIII.62.

　　(46)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20.西蒙·霍恩布洛爾：《希臘世界》，趙磊譯，華夏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頁。這個盟約的時間説法不一，一説公元前453年，又説公元前418年。

　　(47)Thuc.VI.3,5.

　　(48)Thuc.III.86.

　　(49)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220.

　　(50)Thuc.I.105.

　　(51)Thuc.I.30.

　　(52)Thuc.I.105.

　　(53)Thuc.I.27,29,46.從後來厄基納接受科林斯的慫恿，與科林斯一起到斯巴達控訴雅典看，厄基納暗中也參加了科林斯組織的這個“準同盟”。

　　(54)Hdt.V.75.

　　(55)Thuc.I.19.

　　(56)Thuc.I.141.

　　(57)Thuc.I.43.

　　(58)Thuc.II.68.

　　(59)參見唐納德·卡根：《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第331、408-500頁。

　　(60)伯里克利設計的“堅守雅典衞城、與斯巴達海上決戰”的策略和“短時間結束戰爭”的判斷實際上全部失敗了，倒是斯巴達國王阿基達瑪斯頗有遠見地指出這場戰爭將持續很長時間，甚至將延續到下一代。

　　(61)Thuc.I.27.

　　(62)Thuc.I.31,46.

　　(63)J.B.Salmon,Wealthy Corin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211.

　　(64)Thuc.I.56.

　　(65)Thuc.IV.102.

　　(66)Thuc.I.56.

　　(67)Thuc.I.57,61,62,63.

　　(68)Thuc.I.60,124.

　　(69)G.B.Grundy,Thucydides and the History of His Age,London:John Murry,1911,pp.325-328; G.Dickins,“The True Cause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he Classical Quarterly,Vol.5,no.4,(Oct.,1911),pp.239-248.

　　(70)De Ste.Croix,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pp.214-220.

　　(71)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話與歷史之間》，第37頁。

　　(72)Thuc.VI.90.

　　(73)Catherine Morgan,“Corinth,the Corinthian Gulf and Western Greece During the Eighth Century BC,” The Annual of the British School at Athens,Vol.83(1988),pp.313-338.

　　(74)Mary Lou Zimmerman Munn,“Corinthian Trade with the Punic West in the Classical Period,” Corinth,Vol.20,Corinth,The Centenary:1896-1996(2003),pp.195-217.

　　(75)Thuc.I.67.

　　(76)Thuc.I.108

　　(77)《國王和約》簽署於公元前386年，是斯巴達和波斯共同簽署的，實際上條約的內容更像波斯國王頒佈的詔令，和約有一個基本的原則，即所有城邦都應該享有政治獨立。

　　(78)關於這部法律最著名的研究見於德·聖·克魯瓦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起源》第8章。克魯瓦總結了之前多位史家對麥伽拉法令的研究成果，儘管各家觀點不一，但這兩個問題上基本一致。類似的觀點又見於卡根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第282頁)。布倫特則認為這部法律在公元前433年之前已經執行了很多年了，但他並沒有説哪一年制定。P.A.Brunt,“The Megarian Decre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Vol.72,no.3(1951)。

　　(79)Isocrates,On the Peace,36.in Isocrates’ Speeches(Vol.2),ed.and trans,by T.E.Page etc.,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

　　(80)Thuc.V.47.

　　(81)Thuc.I.71.

　　(82)Thuc.I.86.

　　(83)Thuc.I.40.

　　(84)Thuc.I.125.

　　(85)Thuc.I.125.

　　(86)Stephen Hodkinson,Property and Wealth in Classical Sparta,Swansea and London:The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2000,p.113.Paul Cartledge,Sparta and Lakonia,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79,p.3,159.David M.Lewis,Sparta and Persia,Leiden:E.J.Brill,1977,p.27.

　　(87)John Boardman & N.G.L.Hammon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3,part 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355.

　　(88)Thuc.I.19,144.

　　(89)Thuc.I.126.

　　(90)Thuc.I.139.

　　(91)Thuc.I.139.

　　(92)Thuc.I.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