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從《大國的興衰》看中美競爭趨勢_風聞

7月19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髮展協會在線上舉辦了主題為“大國的興衰”的讀史導讀講座。講座邀請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刁大明深度解讀《大國的興衰》這一經典著作並闡述關於中美戰略競爭與中國發展道路的看法。刁大明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國政府與政治、比較政治、中美關係，曾着有：《國家的錢袋：美國國會與撥款政治》、《解構國會山：美國國會政治與議員涉華行為》等。

　　刁大明表示，《大國的興衰》的作者保羅•肯尼迪出生於英國，並在英國取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之後於1988年在美國完成了此書。本書極大的貢獻是將過去分類的專門史統合在一起，並構建了一個對於大國世界興衰的系統的解釋框架，同時，作者認為經濟變遷是大國成長的一個最大變量，並從而導致大國對於安全的追求，國家安全又反過來影響了經濟持續增長是否能維持。

此外，本書主要包括作者的三個基本觀點：

　　第一，作者重點預測了21世紀“美國的相對衰落”，這與當前美國的發展狀況基本符合，與過去的自身相比，美國在“911事件”之後的科技實力與綜合軟實力總體呈現相對衰落趨勢，甚至在世界舞台上也一度不能夠維持絕對優勢。

　　第二，世界的經濟中心不是一成不變的，首先是歐洲內部的積累與轉移，例如西班牙與哈布斯堡王朝通過對於美洲的掠奪來實現了財富的積累，成為在歐洲內部與當時世界權力中心的大國，進而尋求實現進攻性的安全觀，導致了世界的交織與歐洲的反對，最終沒有實現有效的安全。之後的18世紀末期，工業革命將英國推向了世界的最前列，英國的工業生產總值一度達到世界的1／5，並通過海外擴張，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致使世界經濟中心和權力中心轉向英國。19世紀末，也就是1865年美國南北戰爭之後，美國在經濟發展模式與發展步調上實現了更有效的統一，開始進入鍍金時代。美國的經濟崛起也導致它最後成為世界經濟中心，1945年美國生產總值能夠達到世界經濟的1／2。在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之後，其相應也成為了世界政治中心，且在冷戰結束之後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而在二戰之後的當今社會，我們也在經歷着世界經濟中心的再次轉變，也就是向亞太地區的轉變，包括中國、日本與印度等主要國家。這一觀點在書中得到了較全面的闡述，同時也是有很強預見性的。同時，亞洲再次崛起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也必然會帶來國際秩序的新變化。

　　第三，大國的戰略必須與其經濟實力保持平衡。在歷史上，經濟強國往往會通過加大軍力投入來維持和保護自身取得財富的能力，但如果將大量資源投入軍事領域，也將導致國力長遠的衰微，類似於“安全困境”理論。在這一邏輯下，在50年代美蘇冷戰時期，美國在全球30多個國家部署了100萬軍力，與42個國家簽署了互助防禦條約，以維持北約的運行與壯大。此外，還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軍事和經濟援助，甚至發動了一系列冷戰背景下的熱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這實際上是一種“戰略透支”的做法。同時在美國維持的和平與提供的軍事保障下，日本、歐洲的經濟迅速發展壯大，對美國也形成了實質性的挑戰，這對於美國來説也是一種“自我消耗”。產生的問題包括製造業外流、貿易逆差、軍費與社會福利的上升、財政赤字壓力、債台高築等。

刁大明認為，《大國的興衰》中作者對於美國“相對衰落”的理解，與當前特朗普政府的説法與做法是非常類似的。目前來看，美國國內的主導輿論與傾向是以國內事務為主，而非更多考慮對於國際事務的領導與管理，在不謀求領導力的同時維持大國地位。從這個週期角度來看，美國近年來的政策轉向其實並不突然，甚至有其必然因素，但是盲目地不履責、不履信是絕對錯誤的，對於盟友在國際責任上的分擔，美國應該給予其合理的準備時間。綜合作者書中的觀點與英國的發展歷史來看，刁大明提出美國的“相對衰落”取決於國際環境和與其他國家的實力對比，並且是一個較漫長的過程，因為其綜合國力優勢與特殊性在短期內不會消失，但是到21世紀中葉可能會有一個比較重大的歷史事件來證明其確實處於不可挽回的“衰落狀態”。

　　　刁大明指出，關於未來的國際秩序究竟是《大國的興衰》中所論述的“多極”，還是當前許多社會人士所預測的“兩極”，國內外學術界仍舊是存在極大爭議的。堅持“多極”秩序的學者大多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機制還是在不斷的發揮作用，面對部分機制的失靈，大多數國家都會去進行有益的補充與增量，同時這種權力的流散也導致各國話語權在不同的議題上能夠得到有效的表達，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大國也不一定成為解決任何國際問題的一個必然因素。

　　那麼在面對《大國的興衰》中論述的理論邏輯與美國的相對衰落時，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案？刁大明提出，“經濟決定論”對於中國來説存在一定悖論，一方面它確實鼓勵和印證了過去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經濟建設而成為世界經濟強國，走進世界舞台中央這一做法的階段正確性；但另一方面，中國作為一個人口規模極其龐大的國家，我們的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成為“大國”的確定指標，如果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依據當下標準中國則需要在人均GDP上超越美國，而不是在經濟總量上。但很顯然以中國如此龐大的人口總量，若一味追求自身經濟發展來達到人均上的世界第一，是必然無法保證中國之外的世界發展的。所以對於世界其他國家來説，中國的發展對其就是一個隱憂或威脅，甚至可能導致歷史的終結。

　　因此，中國必須要避免盲從西方的發展趨勢，甚至不應該過多強調“大國有興有衰”，而是應當選擇一種和世界各國共享財富、共享繁榮的新發展方式，將中國的民族偉大復興融入到全世界的繁榮當中，來應對與世界處理關係時的國際壓力。同時，中國也需要有自己的相關理論解釋和體系，來闡述自己的戰略意圖、戰略選擇以及中國發展對於世界的意義。

　　他強調，在如何看待美國的問題上，首先要“打開美國看美國”，將中美之間的具體問題與分歧追溯到美國內部的團體與個人層面，而非將整個美國看作單一對象。其次要“繞開美國看美國”，從更廣闊的世界視野，能夠為中美問題的解決提供更大的選擇空間，因為我們在處理對美關係時其實也是在處理對世界的關係，在對世界有較清晰的表達之後，也就能夠對包含其中的對美表達形成自然而然的推陳。最後，還要“認清自己看美國”，在過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歷程中，中美互動確實為中國與世界各國互動奠定了基礎，也為中國的國內發展創造了較良好的國際環境。因此從歷史上看，中美關係的穩定是會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條件的，那麼在當前深化改革、深化發展的目標下，美國對於中國是否還具有一定積極作用？這是目前急需探討與研究的一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