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瓶頸，蘇州不甘只做“最強地級市”_風聞

“最強地級市”蘇州的轉型還在繼續。

“姑蘇實驗室”揭牌的餘韻尚未消散（猜你想看：《瞄準“國家隊”，蘇州這步棋晚嗎？》），蘇州製造業重塑又邁出一步。

前不久，蘇州召開生產性服務業推進大會，在發力補齊生產性服務業短板、提出打造“生產性服務業標杆城市”同時，將蘇州最近一系列動作定義為發展“新蘇州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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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蘇州此番瞄準生產性服務業？

用蘇州市委書記藍紹敏的話來説，生產性服務業是蘇州的必然選擇，是賦能“新蘇州製造”的利器，也是蘇州的職責擔當所在。

有研究表明，將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程度提高1%，製造業效率可以提升39.6%，“製造業最發達的地方，理應成為生產性服務業最好的地方”。

眼下，高端製造業成為城市新一輪競爭焦點，破解產業結構性問題無疑迫在眉睫。而對於蘇州製造而言，更為根本性的問題，早在幾年前就已出現。

伴隨外企接連“出走”的爭議，蘇州加工貿易面臨的問題受到多方關注，製造業大市的轉型難題被暴露在台前。如今，轉型行至中局，提出衝擊“中國製造業第一市”的蘇州，正在邁出關鍵一步。

代工“後遺症”

蘇州是如何理解“生產性服務業”的？

《揚子晚報》近日發表解讀文章稱，蘇州鼓勵製造業企業把具有行業前景和雄厚基礎的服務類業務分離出來，更加聚焦於自己的核心業務，助推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

文章特別提及，耐克將主要精力集中於新產品的研發和市場營銷上，只生產最關鍵的氣墊系統，其餘業務幾乎都由外部公司製造，產值年遞增率高達20%。

這極易讓人聯想到十年前蘇州的困境。

2009年，耐克將位於太倉、由豐泰集團管理的鞋類生產業務，轉移至其位於亞洲其他地區的工廠。當時，蘇州正面臨諸多外資企業撤離擔憂，連帶當地代工廠大量倒閉，耐克正是外遷的全球500強企業中的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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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有業內人士提醒，由於長期從事OEM業務，代工廠沒有自己的品牌，一旦訂單量下降，抗風險能力將大大下降。因此，蘇州製造業轉型已是當務之急。

蘇州並非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三年前，時任蘇州市委黨校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偉明指出，蘇州代工企業的轉型升級從2010年就已在推進，但效果不甚明顯。

以2015年數據為例：外企實現加工貿易進出口額1480億美元，佔蘇州加工貿易總額96.3%，且外企加工貿易佔比為69.7%，一般貿易佔比25.1%。

也就是説，蘇州外貿出口主體以外企為主力，且外企加工貿易在貿易方式中的佔比較高，外貿結構仍以代工為主。

傅偉明調查發現，由於對現有經營模式的強依賴，代工企業普遍顯現出轉型升級願望不強、動力不足的情況。而即便“大難臨頭”，由於人才儲備、政策扶持等方面的不足，他們通常存在戰略性迷盲，對轉型方向不清、方法不明。

根據蘇州現有安排，生產性服務業將有效賦能製造業，解決因長期代工而產生的“後遺症”。

比如，蘇州將“圍繞10個千億級製造集羣，引進、培育一批智能服務型企業”，目的在於加快製造業的數字化改造，從“生產型製造”向“服務型智造”轉變。這些企業將提供5G、區塊鏈等基於新興科技、業態的服務。

而分離企業服務業板塊的做法，更被蘇州視為將打破由於各企業封閉生產而形成的“低供給”匹配“低需求”的“低效均衡”狀態。

藍紹敏表示，蘇州正處於一個“大轉型”的過程，需要摒棄傳統製造業領域內的“單打獨鬥”，推動生產性服務業驅動製造業升級的“協同作戰”，“必須提升整體戰鬥力”。

工業園邏輯

代工企業的“慣性”，一定程度上來自根植於蘇州製造業發展歷史的工業園邏輯。

在不少人看來，工業園是蘇州產業發展的一筆“橫財”。

1992年，新加坡“國父”李光耀先後考察無錫與蘇州，為新加坡工業園區選址。當時，與外界對當時工業強市無錫的期待不同，新加坡選擇在蘇州設立工業園。此後，新式工業園風格便與蘇州“綁定”。

數據顯示，到2017年，92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園區共投資156個項目，累計吸引外資項目4000多個，實際利用外資303億美元。在商務部每年底公佈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發展水平考核中，蘇州工業園區連續4年摘得綜合排名桂冠。

對於蘇州，工業園模式既是開山之作，也逐漸成為進一步發展的掣肘。

數據顯示，自2014年以來，蘇州外商投資、固定投資與工業投資三個重要指標進入“下降通道”。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載體，蘇州工業園區是原因之一。

正如蘇州大學東吳商學院教授沈健所説，蘇州的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都在提高，蘇州工業園區經濟轉型升級面臨很大壓力。

數據來源：蘇州統計局

支撐蘇州高速發展多年的工業園，為何失靈了？

2016年，在江蘇省黨代會期間，時任省委書記李強為蘇州佈置了一項任務，要求對標深圳、上海張江、北京中關村與杭州濱江4地展開學習。

在《蘇州日報》對杭州濱江的探訪稿件中，不乏對兩市產業發展模式差異的記錄。其中寫道，“一個深刻的印象是，這裏幾乎看不到連片的工業廠房。在錢塘江南岸，更多的是連片高大密集的寫字樓，其中很多都是以創新研發為主的企業總部”。

事實上，改變傳統開發區模式，被認為是其在新條件下發展的關鍵。高端製造業早已告別過去效率至上、規模優先的發展模式，相反，對人才的高需求帶來了對環境、配套的高需求。不少蘇州工業園區的後繼者均開始探索，向城區轉變。

亦有人對比深圳、蘇州兩座城市。蘇州沿襲了新加坡“政府集中力量辦事”的風格，工業園隨處可見政府管理痕跡；而深圳則以香港為模版，更傾向於讓市場發揮作用。在現有情況下，蘇州需要走向融合。

藍紹敏提出，“蘇州有兩個標杆，一個是總投資不能低於深圳，另一個就是製造業投資要達到深圳的兩倍以上”；“消費互聯網看杭州，工業互聯網看蘇州”，譜寫新的“蘇杭雙城記”。

面對早早起步的深圳、杭州兩市，蘇州不甘落後。

“內部再分工”

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或許將推動蘇州走向轉型、發力超越。

2010年，蘇州工業園區管委會在上海開展推介活動，主題為把蘇州工業園區打造為“非凡城市”。這個被稱為“二次創業”的做法，目的在於將工業園區改造為產業新城。

而在更早出爐的《蘇州工業園區（蘇州東部新城）分區規劃（2008～2020）》中，提出將在園區打造蘇州市的中央商務區和重要的城市服務中心，探索園區走向工業區與新城區相結合的綜合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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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如何讓城市“生長”出服務功能？

在很多人眼中，在發達的縣域經濟下，“小馬拉大車”的蘇州缺乏能夠支撐起城區功能的市中心。這導致的一個結果是，服務業總部經濟難以找到容身之所——南京大學教授劉志彪此前指出，總部經濟一般會在國際性大都市繁榮，以此降低融資、市場營銷等成本。

與上海相鄰的區位優勢，為蘇州輸出源源不斷的製造業發展機會，也同時在服務業上形成了對資源的集聚效應。

劉志彪認為，蘇州要與上海實現分工。蘇州的優勢在於發達的製造業，需要與之配套的生產性服務業，所以無論是客户還是市場需求，蘇州發展總部經濟都有自己的優勢。

一種直接的做法是，通過延伸上下游產業和價值鏈條，承接上海在生產服務功能上的轉移溢出。從趨勢上看，蘇州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製造業互相靠攏、融合發展，前端的工業設計、中端的供應鏈管理、後端的現代物流業，都在圍繞先進製造業提供服務。這也是蘇州與上海形成錯位競爭的重要籌碼。

蘇州市統計局發佈的一份報告提出，蘇州要實現“內部再分工”，增強中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的帶動能力，實現在不同資源優勢的區域之間通過功能鏈不同區段的再分工進行合作，實現共同發展。

不僅如此，蘇州也希望藉此機會，突破“地級市瓶頸”。

有人指出，以加工貿易為主的製造業發展模式，既是蘇州城市能級下的順勢而為，又進一步固化了蘇州城市發展邊界。在藍紹敏看來，推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能夠展現出更多超出地級市層面的城市輻射力，儘可能突破發展“天花板”。

蘇州的規劃是，一方面，繼續向上爭取提升城市能級；另一方面，要“做好自己”，做更多提升城市能級的事情，不能滿足於自己只是一個地級市，也不能滿足於經濟總量走在前列。

文字 | 楊棄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