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小三：再談韓城梁帶村M27出土一組銅器的年代及相關問題_風聞

內容提要：韓城梁帶村墓地M27中發現了一組仿古銅器，本文根據新發表的材料，特別是海昏侯墓中發現的一件西周早期的形制、紋飾相同的卣，重新申述了梁帶村M27中卣、尊、角等器類均是兩週之際對西周早期銅器的仿製。儘管它們的造型與西周早期的銅器相似，但紋飾的精緻程度差異極大，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兩週之際的工匠進行仿製時，製作工藝變遷，工匠對西周早期的工藝不熟悉。由於它們與西周早期的銅器在形制乃至紋飾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確定它們是比較嚴格地仿製這些器物。此外，從器類延續的時間來看，梁帶村M27中發現的簋和觚，也是兩週之際對早期器物的仿製，由於仿製相對隨意，不易找到它們確切的藍本來源。

春秋初期的韓城梁帶村墓地M27中出土有一組與西周早期器物相似的尊和卣，筆者曾撰文對這兩件器物進行過討論，認為它們均是兩週之際的工匠對西周早期青銅器的仿製品（以下簡稱《辨析》）。有少數人贊成這種看法，但多數學者依然主張這組尊和卣是從西周早期流傳下來的古董。梁帶村M27出土的銅尊，目前仍未見到與其極為接近的西周早期器物。但在近年轟動性的西漢海昏侯劉賀墓中，卻發現有與梁帶村M27出土的銅卣整體設計十分接近的西周早期銅卣。這為比較西周早期銅器與兩週之際仿製的銅器之間的差異，提供了難得的樣本。

此外，《辨析》一文主要依據的是《簡報》及《芮國金玉選粹》中公佈的圖片。2012年，韓城梁帶村出土的文物在上海博物館展覽，上博出版的《金玉華年》一書，照片角度更加豐富。因此，筆者根據這些新的材料，再對梁帶村M27中所見的仿古銅器進行探討，除申述卣、尊是仿古器物外，認為該墓出土的角、觚、簋也是仿古器物；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仿古器物的不同傾向。

一

學界之所以對梁帶村M27出土的卣、尊、角等器物的年代分歧很大，説到底是一個研究方法和觀察視角的問題。若僅根據造型像、紋飾接近就推斷春秋初期梁帶村M27出土的這組器物是西周早期流傳下來的，其理由並不充分。為何不能僅根據造型像、紋飾接近來判斷，最根本的原因是仿製的器物普遍存在“貌合神離”的現象。為何會“貌合神離”，《辨析》一文曾有説明，在此簡要引述一下原文的觀點：

不同時代器物裝飾紋樣及其表現方式的變化，暗含着製作陶範的工藝技術的變遷，由於工藝技術的變遷，在仿製隔代器物（這裏所説的隔代，是從工藝技術角度而言的）的過程中難以做到完全相似；而器物形態取決於內模與外範之間的腔體空隙，在製作銅器的過程中，通過調整內模和外範之前的腔體空隙，器物的整體形態的相似是比較容易做到的。

因此，在推定帶有復古風格銅器的年代時，器形的比較不應該是最主要的參考標準，只能作為推斷仿製“藍本”來源的依據。與銅器器形相比，器物紋飾風格時代特徵明顯，反映的工藝特徵也最為突出，在推定這些復古器物的年代時，器物的紋飾應該是參考的主要依據。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流行的式樣，製作外範的工人，手藝世代相傳，在製作這些復古銅器的時候，工人雖然是參照了一些遺留下來的古物作為底本，即便是這樣，由於製作工藝的變遷，工人們也很難在紋飾表現方法等時代變遷明顯的部分，做到和古器物完全相同。這是復古器物上存在的共同現象—“貌合神離”。

所謂“貌合”是指，粗略來看，復古的器物和仿製的藍本整體形態比較相近；所謂“神離”則有兩種情形，一是由於製作工藝的變化，後代已經不復流行前代的一些工藝，這種情形下的復古往往表現為在同種工藝的製作上較之前代粗劣；二是所謂復古並不是純粹的模仿，多數情形下是在模仿的同時又加入了很多當時的元素。

因為梁帶村M27出土的這一組器物的紋飾帶上，僅在局部有很淺的雲雷紋，顯然是製作工藝不良造成的。《辨析》一文指出“對雲雷地紋風格的判斷是解開M27卣和尊時代之爭的一把鑰匙”。隨後根據莊白一號窖藏，微史家族—旂、豐、牆、連續四代銅器，結合眉縣楊家村窖藏中銅器上雲雷地紋的狀況，總結了晚商到西周時期青銅器上雲雷地紋的變化趨勢：

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流行細密、嚴謹的雲雷地紋；西周中期時，青銅器形成了自身風格，雲雷地紋風格粗糙化，不像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那樣嚴謹，而且也不如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那樣流行；西周晚期厲王時期，雲雷地紋已經開始少見，到宣王時期雲雷地紋趨於消失，僅在少數器物上殘存，而且十分纖細；到兩週之際時，雲雷地紋消失。

正是因為春秋初期雲雷地紋早就消失了，當時的工匠不熟悉這種紋飾的製作方法，所以造成了梁帶村M27出土的尊、卣上紋飾很淺，甚至很多應有云雷紋的地方沒有鑄造出來的現象。

二

上述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認可，很大的原因是當時未能找到與梁帶村M27出土的尊、卣等器物形制十分接近的西周早期銅器，僅從銅器紋飾風格的變遷來討論梁帶村M27尊、卣與西周早期銅器的差別，顯得過於抽象，不易理解。巧合的是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卣，造型與梁帶村M27卣極為接近，學者們均認為它是西周早期的器物。海昏侯墓出土的卣（以下簡稱海昏侯墓卣），儘管造型與梁帶村M27卣一致，但兩者的紋飾質量相差很大。這恰恰與筆者在《辨析》一文中提出的仿製器物與模仿的藍本間普遍存在“貌合神離”的現象相符。

海昏侯墓卣，造型及紋飾均嚴謹有力，而梁帶村M27卣則不完全相同。簡單比較便可發現，兩件卣的整體造型乃至各個部位的紋樣，幾乎是一致的，這是兩者的“貌合”之處（圖一）。

但仔細比較則會發現兩者的差別。海昏侯墓卣，紋飾精良；而梁帶村M27卣，紋飾顯得過於粗糙。現將這兩件銅器相同部位的紋飾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如蓋緣的鳥紋、頸部的夔紋、腹部的“散羽長冠大鳥紋”，以及圈足上雙首夔紋（圖二），我們就會發現在同樣的部位，兩件器物的紋樣基本一致，但質量相差太大，尤其是梁帶村M27卣的蓋緣鳥紋下可見淺細的雲雷紋，而頸、腹部及圈足則沒有，相反海昏侯墓卣則通體飾剛勁規整的雲雷紋襯地。從視覺效果來看，海昏侯墓卣要比梁帶村M27卣精緻很多，這是兩者的“神離”之處。

此外，兩者在造型上也略有差別。從蓋鈕和提樑兩端的獸首看，很明顯海昏侯墓卣更嚴謹，而梁帶村M27卣更為粗糙。特別是提樑兩端的獸首上類似“手掌形”的犄角一般出現在等級較高的銅器上；海昏侯墓卣提樑兩端的獸首嚴謹有力，相較而言，梁帶村M27卣的獸首顯得過於卡通化，甚至獸首的吻部也出現了省減（圖三）。

梁帶村M27卣提樑上的紋飾，是一種陰刻的雙首夔紋，這種紋飾未見於晚商到西周早期的銅器上，顯得十分怪異。通過與海昏侯墓卣的對比，可知梁帶村M27卣提樑上的紋飾，其實是模仿了海昏侯墓卣提樑上的雙首夔紋，只是這種紋飾流行於晚商到西周早期，春秋初期的工匠在仿製時不熟悉這類紋飾，直接用兩週之際最流行的陰線紋來勾勒這種紋飾，於是出現了一些變異。這種現象反映出工匠在製作仿古銅器時，儘管想努力做到與藍本一致，但在一些細節上不經意間或多或少會受到日常行為習慣的影響。

當然，可能也有學者會認為，梁帶村M27尊、卣質量粗劣代表了西周早期不同生產作坊的產品在質量上的差別。筆者認為，基本可以排除這種可能。首先，帶有“散羽長冠大鳥紋”的銅器數量很少，僅有10餘件，但件件精品。這類銅器數量如此稀少，反映出它們可能是生產於相近或相同的作坊。再者，從目前所見的周初青銅器來看，中原地區西周早期帶有紋飾的銅器普遍比較精緻。按《尚書·顧命》等文獻記載，芮國在西周早期的政治地位較高，不太可能使用如此粗糙的器物；而且青銅器在鑄造成型後，即使器身沒有鑄造缺陷，合範的地方也會有很多毛茬，仍需要進一步的打磨、修整。如果銅器質量過於粗劣，會在打磨、修整之前就重熔再鑄。因質量不達標而回爐重鑄的銅器應不在少數，這或許也是目前所見周初青銅器質量普遍較高的原因之一。所以，梁帶村M27尊、卣等器物如此粗糙，基本可以排除是周初高等級貴族使用後流傳下來的古董。

綜上，梁帶村M27卣確實是對周初青銅器的仿製。儘管當時的工匠嚴格地參照了西周初期的藍本，但也僅能在整體形態上做到與西周早期的器物接近。因為雲雷紋早已消失，兩週之際的工匠不熟悉這種紋飾的製作工藝，於是在仿製時做出的雲雷紋非常淺，甚至很多應有云雷紋的地方沒有做出。此外，從西周中期偏晚開始，青銅器的紋飾不再像之前那樣流行繁縟的三層花，主體紋飾逐步與器壁齊平，兩週之際的工匠在仿製西周早期那種挺拔有力的三層花紋樣時，也受到當時日常生產工藝的影響。這也是梁帶村M27卣的紋飾，與海昏侯墓卣相比顯得不夠立體的原因。因為兩週之際流行的紋飾與西周早期全然不同，加上工藝上的變遷，梁帶村M27卣上的紋飾顯得生澀，不如周初銅器的三層花紋飾那樣有力、流暢。再者，兩週之際銅器上流行陰線紋，所以工匠在仿製銅卣的提樑紋飾時，不經意間還是採用了日常習慣的方式來表現這種不熟悉的紋飾。

儘管兩件銅器的精緻程度差別很大，但通過對比可知，梁帶村M27卣仿製的藍本就是海昏侯墓卣這類的器物，甚至藍本與海昏侯墓卣是相同或相近的作坊在同一時期的產品。

關於梁帶村M27出土的銅尊，《辨析》一文在論述其為仿古銅器時，主要舉出的是尊口沿下蕉葉紋左右不對稱，頸、腹相接處的夔紋有脱落，這些特徵明顯與西周早期的銅器不同。從《金玉華年》圖版35銅尊腹部的圖片可以看出，尊腹也有極淺的雲雷紋，與同出的卣的雲雷紋風格相近，這也是銅尊為仿古銅器的證據之一（圖四）。這件尊帶有一個奇特的蓋子，蓋子的正中有一個豎直的圭形器，周邊平均分佈着四個直立、歧尾的圭形飾。鞠煥文先生認為，這件尊蓋子的造型，與目前所見的將組合狀的玉柄形器植入觚內的做法有關。筆者認為，這一意見可取。玉柄器形是夏商西周時期極為常見的一種玉器，其功能主要是在祼祭中與觚等器物配合使用，將酒飲澆灌於玉瓚上，貢獻給祖先、神靈或者賓朋。《禮記·郊特牲》“灌以圭璋，用玉氣也”，這種做法可能與古人認為玉器富含精氣有關。裘錫圭先生指出，戰國時期稷下道家的精氣學説有非常古老的淵源，古人佩玉、食玉都是希望玉器富含的精氣轉移到人體的緣故。舉行祼禮時，將玉柄形器放入觚等器物中，澆灌酒飲，也是出於這一目的。梁帶村M27的觚蓋上做成圭形，應該是模仿了玉柄形器的緣故。

三

梁帶村M27出土的銅角，《辨析》一文曾指出它可能也是仿古銅器。《金玉華年》書中公佈了這件角的清晰圖片與拓片，為討論提供了便利。據張懋鎔先生研究，殷墟三、四期是銅角的興盛期，西周早期的銅角基本沿襲商代晚期的風格，數量也少，已經走向衰落。與這件角相近的器物，有端方舊藏柉禁中的冊耒竹祖癸角，但這件角沒有云雷紋襯地；最接近的是現藏泉屋博古館的宰椃角及甘肅靈台白草坡M1角（圖五），均飾雲雷紋襯地的細凸線獸面紋，而靈台白草坡M1角，就連頸部紋飾也與梁帶村M27角相同。

從《金玉華年》中公佈的圖片來看，梁帶村M27角整體造型仍然保持了西周早期銅角的式樣，但刀形足侷促，不如西周早期的角足舒展。除了整體造型接近之外，梁帶村M27角腹部的細陽線獸面紋線條稚拙（圖六：1、2），沒有白草坡M1角（圖六：3）與宰椃角（圖六：4）那般構圖流暢、勻稱。

此外，從雲雷地紋來看，白草坡M1角及宰椃角的雲雷地紋精緻、細密；而梁帶村M27角的雲雷地紋粗糙、隨意。所以，這件角與真正西周早期的銅器相比也是“貌合神離”，它與同出的M27卣、尊的情況相似，也應是兩週之際對西周初期器物的仿製。

梁帶村M27出土的鳥紋簋也是一件仿古銅器（圖七：1）。從目前的資料來看，銅簋在二里岡文化時期開始出現，通常不帶耳，個別有小雙耳，到商代晚期，無耳的盆形簋和帶雙耳的盆形簋都很常見；到西周早期至中期偏早，雙耳盆形簋的數量增多，到西周中期偏晚之後，銅簋流行的式樣發生了鉅變，最為流行的是一種帶雙大耳的瓦稜紋蓋簋，自商代流傳下來的這種帶雙耳的盆形簋不再流行。

梁帶村M27簋，整體保持了比較早的式樣，但這件簋的雙耳並未像西周早中期相同類型銅簋的雙耳那樣舒展。簋耳孔整體較小，下端無珥，這些特徵與兩週之際的瓦稜紋簋耳部的特徵接近。從紋飾來看，簋頸部的鳥紋略顯粗糙，似乎融合了鳥紋和竊曲紋兩種因素。

綜上，這件簋也是一件仿古銅器。從圈足的斜角雲紋以及頸部的鳥紋具有竊曲紋的特點來看，這件簋模仿的藍本大概是西周中期的銅簋。它的耳部較小，特徵與兩週之際的銅簋接近，所以也應是兩週之際製作的仿品。

梁帶村M27還發現了一件細體觚（圖七：2、圖八：1），通體光素，觚內部套接一個圓錐狀銅器，中間加蓋木塞（圖七：3）。觚內添加木塞的現象還見於大河口墓地M1（西周早期）出土的1件銅觚和2件漆觚內。這種極細的觚也有一定數量存世，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了4件年代相當於西周早期的細體觚（圖八：2-4）、隨州葉家山M107也發現了1件（圖八：5）。細體觚可能是因為腹、頸過細，不適合設計紋飾範，故一般僅在圈足上才有紋飾。銅觚在西周早期之後大量減少，西周中晚之際已經很少見到，西周晚期之後基本不見。

從莊白一號窖藏與葉家山M107發現的細體觚（圖八：2-5）的剖面來看，圈足靠上的位置即為觚的底部，早商到西周中期的銅觚大體都是這種情形。但從線圖來看，梁帶村M27觚的中央為實芯，這是與西周早期細體觚最為顯著的不同。此外，梁帶村M27觚通體光素，可能是在模仿西周早期銅觚時，將紋飾省減的結果。

從整體形態來看，梁帶村M27觚與西周早期的細體觚更加接近，故仿製西周早期細體觚的可能性較大；但也不能排除其纖細的體形可能是模仿一般粗體觚時出現的變異，不過這種可能性相對較小。

四​

掌握各類器物流行的時間，是判斷遺址或墓葬中發現帶有早期風格器物的基礎。這些帶有早期風格的器物，從理論上講不外兩種情況：一種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古董；另一種是後代對前代器物的仿製。如果是流傳下來的古董，那麼它應該和主要流行時間段內的同類器物，在整體形態、紋飾風格上都十分接近。如果與主要流行階段內的器物不是十分接近，就應該考慮它們可能是仿製品。

至於如何對仿製品進行分析，從數量有限的梁帶村M27仿古銅器的仿製質量來看，它們已經出現了三種不同的趨勢。這三種趨勢基本可以涵蓋仿製器物上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理解這些趨勢可作為分析和判斷仿古器物的參考。

第一種是仿品相對嚴格地參照藍本，反映出工匠在製作過程中，努力追求與藍本一致的傾向。這類仿製品一般可以找到相對確切的藍本來源，如梁帶村M27的尊、卣、角。儘管隨着青銅器製作工藝的變遷，仿製品難以在細節上完全與藍本保持一致，但在整體造型、紋飾種類上兩者仍然相當接近。這種現象説明作坊的工匠至少是仔細觀摩和測量過藍本的。追求與藍本的一致，可能是銅器生產作坊為了滿足定製產品的主顧的特殊需求。

第二種是根據印象仿製，仿品具有一定隨意性。這類仿品難以找到確切的藍本來源，如梁帶村M27簋。從器類流行的時間來講，梁帶村M27簋並非兩週之際流行的銅簋類型，但它也和西周早、中期的銅簋有較大的差距。可能是銅器作坊的工匠見到過早期流傳下來的這類簋，但仿製時多為根據印象來加工生產。這類器物只能從器物流行的時間上來分析是否為仿古器物，但難以像第一類仿製品那樣精確，找到相對準確的藍本來源。

第三種是仿品具有一定複雜性，既不能確知是根據印象隨意的仿製，還是因為藍本比較複雜，仿製時隨機出現的簡化處理，梁帶村M27觚即屬於這種情況。上文已經分析過，在腔內添加木塞的銅觚（或漆觚）見於西周早期的墓葬中。但梁帶村M27觚通體光素，參考器物不好尋找，既可能是仿製細體觚時將圈足的紋飾省減，也不排除是仿製粗體觚時臨時採取的簡化處理。晚商到西周早期，帶紋飾的粗體觚一般為三段式，圈足、觚身、頸部的外範多為3層4分範組合而成。尊、卣等器物紋飾比較寬大，仿製相對容易，而觚體形較小，製作、組合陶範相對複雜。因此，將這類需要多層組合陶範的觚，變為通體光素的設計，只需要兩塊素面的外範，省去了製作、組合紋飾範如此相對複雜的工序。

總之，根據上述三種不同的趨勢來對仿製品進行分析，第一類可以找到相對準確的藍本，對比它們與藍本在質量上的差異，比較容易確定是否為仿製品。第二、三類，難以找到它們確切的藍本來源，只能根據不同類型器物的流行時間，同時對比它們與主要流行時段內同類器物的差異，來判斷它們是否為仿製品。

至於如何確定仿製品的年代，關鍵是要找出與藍本之間存在“變異”的因素，分析產生這些變異的原因，結合出土環境大致可以推斷出相對準確的仿製年代。以梁帶村M27的尊、卣、角為例，它們與西周早期器物的“變異”之處為雲雷地紋的風格和主體紋飾的質量，在整體上不如西周早期的同類器物。西周中期以後，銅器的主體紋飾逐步與器壁齊平，雲雷地紋也逐步退出歷史舞台，因此產生了這種差別。兩週之際的工匠在受命仿製這類銅器時，因工藝技術的變遷，早已不熟悉如何製作雲雷地紋和凸起的主體紋飾，故仿製品很難達到與西周初期器物神似的境地。同樣，梁帶村M27簋的器身形態和紋飾均和西周中期的銅簋接近，但簋耳的耳孔較小，下端無珥，鳥紋粗糙基本與器壁齊平，這些特徵和兩週之際的銅簋相近。客觀來講，有一些仿古銅器的年代的確不容易確定，需要更多地參考共存的器物，如梁帶村M27的觚。這件觚通體光素，器身中部為實芯，與西周早期的細體觚明顯不同。根據這些，只能斷定這件觚是仿品，參考共存的尊、卣、角均為兩週之際對西周早期銅器的仿製品，可以推斷同為酒器的觚，可能也是兩週之際的仿品。

以上闡述的仿古銅器年代的分析方法，也僅僅適用於工藝上有連續發展的三代銅器。秦漢以後，青銅器在禮器中的地位下降，普遍流行素面化的器物。銅器本身可資參考的因素相對較少，要準確辨析一批仿古銅器的年代並不容易。宋代出現了大量的仿製三代銅器，根據器形等因素，大致推斷仿製藍本的年代還是可行的，但要準確判斷仿製品的生產時間，需要依靠相關文獻的記載和考古背景。這一時期的青銅器屬於復興的物品，在文化史上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如何有效地對宋代以後的仿古銅器進行斷代，銅器自身有哪些可資參考的特徵，有待進一步考證。

五

梁帶村M27的尊、卣、角、觚及簋等器物，是目前先秦墓葬資料中，最為集中的一組仿古銅器。除簋之外，其它器物是一組成套的酒器，它們的造型嚴格模仿了西周早期的同類器物。雖然，這種原大仿製的器物與目前所見的兩週之際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微型、迷你化的仿古銅器（多為微型、明器化的酒器）形式上不同，但用意卻相近。只是原大、精確地複製西周早期的酒器費時、耗力，多數貴族採取了變通的方法，製作微型、明器化的器物。目前學界一般認為，尊、卣、觚、爵（角），乃至觥、方彝等酒器，均是舉行祼禮時使用的器物。祼禮既可以用於祭祀祖先，也可以用於宴飲、朝會等場合。兩週之際的大墓中出現的這批仿古銅器，可能與兩週之際高等級貴族間重新復興西周早期的祼禮，以期重新得到祖先的庇佑有關。不過隨着周王室地位的衰落與列國爭霸的興起，春秋早期到中期各地區銅器的地域差異逐步凸顯，由原來相對統一的風格最終裂變為區域特徵鮮明的晉、楚、秦等各系青銅器。可能正是這一裂變，打斷了兩週之際到春秋早期舊貴族對祼禮的復興，使得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出現的仿古器物終成一現的曇花，很快就消失了。

最後，順帶討論一下西周早期芮國分封的地域問題。陳昭容先生從晉侯墓地發現的叔夨方鼎出發，認為在西周早期寶雞地區所見的帶有“夨侯”銘文的銅器，應與文獻中的虞國相關，西周早期的芮國與虞國鄰近，應位於汧河流域。儘管帶有散羽長冠大鳥紋的銅器還見於臨汾龐杜墓地，但大量集中在寶雞地區，仍可看作是寶雞地區的地域文化因素。除了散羽長冠大鳥紋外，梁帶村M27角還與白草坡M1角及傳出戴家灣角的形制接近。戴家灣角的銘文為“冊耒竹祖癸”，由靈台白草坡M1角的銘文為“耒冊父丁”，扶風召李M1有帶“劦冊竹父丁”銘文的銅卣以及中國國家博物館近藏的一件腹部飾“散羽長冠大鳥紋”、銘文為“劦冊竹，士作父癸彝”的尊，可以推測“劦冊竹”這一家族應活躍在寶雞及其鄰近地區。梁帶村M27的卣、角雖為仿古器物，但它們與西周初期寶雞地區的銅器有很多相似性，超出了晉國、曾國、燕國等位置偏東的姬姓國家與寶雞地區的聯繫。因此，可以將上述共性作為西周早期芮國位於汧河流域的旁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