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中國教育電影協會_風聞

來源：《人民政協報》，作者：李冰潔

提起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蔡元培，人們並不陌生。但他與中國電影發展的關係，很多人就不那麼熟悉了。

1932年7月8日成立於南京的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我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朱家驊、蔣夢麟、陳立夫、徐悲鴻、厲麟似、郭有守、羅家倫、田漢等名流均為該協會委員，協會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人民政協報》採訪了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電影學院原黨委書記侯光明，請他來講述蔡元培任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主席時的故事。

1932年，蔡元培召集黨政、教育、科學、藝術、電影等各界熱心教育的電影人士，專門倡導成立了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這個協會一共運行了13年，開了9次年會，協會會員近千人。可以説，它的成立拉開了中國教育電影運動的序幕。

設立電影獎項

1932年7月8日，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成立大會，蔡元培擔任首屆主席，並發表《開會詞》，其主要內容刊登在7月9日的《中央日報》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電影學院原黨委書記侯光明為我們展示了該報的登載內容，蔡元培在其中提出三大方針：第一，“電影雖為一種娛樂，但對於教育，實有莫大的影響”（該方針後被量化為衡量電影是否好壞的尺度：“三分娛樂，七分教育”）；第二，“壞的電影，如淫戮荒謬之類，宜禁止映放，電影所以重審查就是這個意思”；第三，“希望本會今後多編制有益於社會的影片”。蔡元培的這三大方針，為今後中國電影事業和電化教育事業發展明確了方向。

作為我國第一個電化教育組織，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根據蔡元培的三大方針確立了“研究利用電影輔助教育，宣揚文化，並協助教育電影事業”的宗旨，並提出“教育電影化，電影教育化”，來積極倡導通過電影進行民眾教育和學校教育。

“在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後，在教育電影影片的拍攝製作、電影的推廣傳播、電影的檢查、教育電影事業的國際通聯合作、教育電影的學術研究等多個層面上開展了內容豐富的工作。”侯光明講述道。在協會活動的13年間，有許多影響後來中國電影事業發展的大事，“作為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兼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主席的蔡元培先生，為了推動教育電影運動和電影國產化運動，設立了兩個國家電影評獎，組織開展國產電影比賽，評選中國電影獎。”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1933年的第二屆年會期間，組織了第一次國產電影比賽，中共電影小組組長夏衍編劇、程步高導演的《狂流》得總分第二名；1934年的第二次比賽中，中共電影小組參與工作、鄭正秋導演的《姊妹花》獲第一名。

事實上，中國國產電影大賽進行得並不順利，曾因一部電影擾亂了整個比賽的進程。侯光明講道：“當時適逢國民黨對中央蘇區圍剿，蔣介石在江西南昌建立行營，他授意專門拍攝了一部記錄這一所謂‘壯舉’的電影。蔣介石將這部電影送至評委會，並希望能夠在1935年的比賽中內定獲獎。”當時蔡元培看到這部片子，只是淡淡地説了幾句話，但態度非常明確：“在日本人奪我領土戮我同胞之際，電影裏卻是中國軍隊在自己國土上打中國人，這樣的片子我不要看，最好的辦法是加以封存永不示人。”這部電影沒有入圍，也未能公映。正因為如此，蔣介石非常惱怒，不僅強行取消了原定於1935年5月舉辦的電影比賽，更是規定從1936年起，剝奪了由中國教育電影協會主辦國產電影大賽的職能，改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來舉辦。

後來，負責國產電影大賽的是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電影科科長張衝，他深受蔡元培教育電影思想影響。在1936年的國產電影比賽中，張衝完全按照蔡元培提出的標準———一為“三分娛樂七分教育”，二“在教育上對民族國家應有之影響”來評判高低。結果，共產黨員田漢編劇、卜萬蒼導演的《凱歌》得第一名。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電影結束了轟轟烈烈的左翼電影運動，進入相對沉寂的國防（抗日）電影階段。

支持左翼電影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成立以後，蔡元培在其運行期間先後推動了兩次運動，一次是教育電影運動，就是要大量地把電影這種形式用於教育，還有一個運動，就是電影國產化運動。

“電影是一個舶來品，一開始我們看到的電影形象都是西方的，但是我們迫切需要用中國文化來講現實主義或者歷史主義題材的中國故事。”侯光明介紹，在蔡元培的推動下，中國國產電影，還有一些結合我們民族文化的、有一些民族特點的電影應運而生。“我們現在也知道功夫電影是中國電影的一張名片，是中國人對人類電影的特殊貢獻，實際上在那個年代就有了很多功夫電影的雛形。”侯光明舉了《火燒紅蓮寺》的例子，這部電影就誕生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並且三年之內一連拍了18集，在當時可謂萬人空巷，此後，武俠電影也成為在世界影壇上最富於中國特色的電影種類。

電影國產化運動在蔡元培的推動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其中，侯光明特別強調了左翼電影的興起。左翼電影運動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延伸。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軍侵佔東北，民族矛盾上升，人們已經不安心去看一些鴛鴦蝴蝶、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故事，也希望有現實主義的、反映救國救亡的、能夠喚醒民眾的、有力量的民族之聲出現。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32年5月，以夏衍為組長的黨的地下電影小組在上海成立；1934年，中國早期左翼私營電影企業“電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先後拍攝了許多取材於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反對帝國主義、救國救亡題材的電影。

“很多電影現在看來還非常讓人感動、讓人鼓舞。”侯光明感慨地講：比如，1934年由蔡楚生編劇和執導的劇情影片《漁光曲》，被民國著名電影人厲麟似等推介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榮獲第九名，被譽為中國首部獲得國際榮譽的電影。再比如，1935年上映的電影《風雲兒女》，其意義最重大的是電影插曲《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后來成為了我國的國歌，它誕生於中華民族危難之際，其實也是誕生於中國文化和電影文化生死存亡的時候，至今仍激勵着14億中國人和海外華人們努力奮鬥。

“這些電影的火爆，應該説和當時蔡元培主導的電影國產化運動，以及推動的相關政策密切相關。”侯光明説。

為電影教育立法

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左翼電影何以躲過當時嚴苛的電影審查而不斷結出碩果？可以説這其中有賴於蔡元培的博大胸懷。“當時的電影事業是歸中華民國教育部管轄，這也為他推行這些政策創造了便利的條件。”侯光明説。在蔡元培的推動下，與電影相關的法律法規不斷設立，並且在他主持教育部的工作中，把相關的法律法規納入了《教育法令彙編》。

1930年，蔡元培的學生郭有守起草，中華民國行政院發佈了中國第一步電影法令———《電影檢查法》。此後，1931年，在蔡元培、郭有守師生二人推動下，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和內政部聯合組建了“電影檢查委員會”，郭有守擔任唯一的“常務委員”。1933年，蔡元培、郭有守在參與編纂《教育法令彙編》時，把《電影檢查法》等相關法律編入了《教育法令彙編》，由教育部來管理電影，也正是秉承了蔡元培的電影教育理念。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是中華民國教育部指定的“羅馬國際教育電影協會”的中國分會，這就提高了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對全國電影的話語權和控制力，協會稱“敝會系集合中國知識分子指導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的最高機關，有裁製國內一切不良影片的義務”。協會成立之初，蔡元培就領導制定了《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章程》，侯光明為我們展示了這份文件。

作為當時研究中國電影藝術的最高機關，中國教育電影協會還依據蔡元培的基本原則，頒佈了由郭有守起草制定的《教育電影取材標準》五條十五款，成為了中國拍攝影片和引入電影的標準，並要求“一切電影都是教育電影，合五條者獎，違五條者禁”。

此外，為規範電影管理，蔡元培還口授《電影事業之出路》，經人整理成文，在1933年10月經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第二屆第四次常務會議通過後，作為中國電影事業的綱領性文獻出版發行。這一系列法規的頒佈實施，在中國電影產業界形成了一種“誰違背蔡元培確立的教育電影思想、取材標準拍攝電影，誰就有禁演的危險”的氛圍。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發軔的時候，蔡元培就在開會詞上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叫做‘中國應該有世界上最好的電影教育’，在第二屆大會的發刊詞上，他又講‘中國一定要有世界上最好的電影教育’，這兩句話經常被我們拿來用作北京電影學院的新生教育。”侯光明認為，蔡元培不光是作為中華民國教育總長設立部門、建立協會去為中國電影鼓與呼，還身體力行地做了很多推動教育電影發展的事，中國教育電影協會在他的領導下，也成為當時宣傳電影教育最好的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