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根：當中美脱鈎走向歷史必然，是不完全脱鈎還是完全不脱鈎？_風聞

文/陳根

2020年，是1949年至今中美關係經歷的第三個三十年。

第一個三十年發生在冷戰和朝鮮戰爭的背景之下，此時中美處於兩個陣營的對壘之中，中美雙方在冷戰期間爆發了慘烈的熱戰。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是一場影響深遠的外交革命。1979年中美建交，在鄧小平訪美之後，中美兩國的合作終結了東亞冷戰。

第二個三十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2001年，中國加入WTO，實現了經濟爆炸性增長。金融危機之後，中美關係進入了調整階段，在過去10年的震盪之後，中美關係進入了第三個三十年。

事實上，第三個三十年的核心特徵就在於，中美關係進入脱鈎的階段。****同時，中美之間各種議題被逐漸捆綁到一起，已經沒有哪一項議題可以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而在特朗普時代，中美關係不僅呈現出脱鈎的態勢，而且還在加速發展。

當地時間7月21日下午，美方突然要求中方關閉休斯敦總領館。據美國福克斯新聞休斯敦電視台報道，當地時間7月21日晚8點20分，休斯敦消防部門接到火警，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發生火災。疫情的政治化把中美兩國推向了層出不窮的衝突之中，也讓2020年再添了魔幻的色彩。

而在後疫情時代，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一個新崛起大國對現存大國的挑戰？脱鈎走向必然時可能性又有多大？

當中美脱鈎走向歷史必然

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最終消費品市場的開放就成為美國經濟權力的來源，東亞模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建立在這樣的國際經濟分工結構基礎上。而在金融、貨幣、軍事、技術等非常封閉的領域上，一旦美國認為競爭對手正在趕超，就會採取綜合性手段進行打壓。上世紀80年代，日美經濟戰不僅是因為日本GDP總量的提升，更是因為日本在某些技術領域，比如半導體領域，呈現出的強勁的追趕態勢。

第二個三十年的中美關係裏，中國不斷加入和融入到美國主導的經濟秩序之中，實現了全球實力和地位的攀升。並且，中美之間形成了巨量的貿易容量，包括頻繁的人員交流。也正因如此，中國作為一個不斷崛起的大國，開始被美國打壓。

事實上，在第二個三十年中，中美之間也發生了一些看起來很難處理的危機，但這是單一議題下的危機，雙方也有進行危機管控的意願，雙方元首和高級官員能夠在比較短時間裏管控和化解危機，從而形成了中美關係“鬥而不破”的態勢。

而在進入第三個三十年後，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呈現了一種加速和加強的狀態。2017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就將中國定位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之後的印太戰略更是確定了在各個領域對華開展遏制和打壓的“路線圖”**。此外，不斷升級的貿易戰、技術戰更是動搖了中美之間的經貿關係——這一維繫中美關係長期平衡的壓艙石，將中美關係推到如履薄冰的境地。

近年來**，儘管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還是處於增長的狀態****，**但自2015年以來，赴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已經逐年減少。根據公開數據，2017-2018學年，中國大陸學生留學美國總人數為363341人，相對於2016至2017年增長了3.6%；2018-2019學年，中國大陸學生留學美國高校總數為369548人，相比2017~2018年增長了1.7%。

此外，訪學也變得不是那麼確定，拒籤率增加了兩三倍。事實上，人員交流背後承載的不僅是知識和技術，也有兩國的民心交流。企業之間的合作和人員交流不應該變成國家安全的議題，也不能以國家安全的名義進行阻斷。而在“脱鈎”的視野之下，中美之間的巨量貿易、頻繁的人員交流，從兩國關係的紐帶變成了戰略競爭的內容。

在經歷了兩年多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之後，2020年1月，中美雙方在美國華盛頓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美利堅合眾國政府經濟貿易協議》。但中美關係還並未能因這份協議暫時得到緩解，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將中美關係推入更加艱難的處境。

面對一種急劇蔓延、危及全球的大規模傳染疾病，抗擊新冠病毒疫情並未成為中美關係激化趨勢的緩衝劑。雙方摩擦矛盾不斷，病毒來源、污名化以及應對模式等，成為中美之間的主要爭論和重要分歧所在。

可以説，2020年初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為特朗普政府進一步施壓和脱鈎提供了新能量，在現實層面擴大並加深了中美分歧，加劇了兩國政府層面的政治互疑，加深了民間層面的相互憎惡情緒，原本已經如履薄冰的中美關係迅速雪上加霜。

3月開始，疫情在美國開始迅速蔓延，中美之間關於病毒來源的爭論不斷升級。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一方面肯定中國提供醫療物資，但又公開聲明美國確定新冠病毒源自中國。4月21日，密蘇里州成為美國第一個就中國應對新冠疫情的方式提起訴訟的州。儘管在法理上要求中國負責的難度很高，在財務上獲得賠償的可能性極低，但中國在美資產或將面臨風險。

當****中美關係已經進入到第三個三十年，我們可以説，它是前兩個三十年基本特徵的疊加。而脱鈎，已經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特徵和方向。

不完全脱鈎還是完全不脱鈎？

既然脱鈎已經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的基本特徵和方向，那麼，我們要知道的就是，中美脱鈎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完全脱鈎還是不完全脱鈎？還是完全不脱鈎？

**從貿易的角度來看，儘管自特朗普上台以來，中美經貿聯繫已有一定程度脱鈎，**但想要完全脱鈎，卻存在較高難度。

其一，中國會繼續開放政策。中國過去40年取得的偉大進步與對外開放息息相關，特別是過去20年中國積累的財富與開放密切相關。

其二，美國商界不願脱鈎。特朗普想通過貿易戰把美國企業倒逼回去創造就業，把貿易不平衡降下來，但美國商界卻很難放棄中國巨大市場。2017年，蘋果公司在中國市場營收447億美元，佔全球營收的19%；英特爾和高通在華營收分別達到148億美元和146億美元，佔各自總營收的24%和65%。

其三，中國在全球價值鏈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生產一部iPhone手機，中國能獲得的附加值很小，而大部分附加值則屬於美國、歐洲國家。

從“科技脱鈎”的可能性方面，少部分觀點認為“科技脱鈎”可能性較大，但從科技與經濟關係、產業鏈關聯角度出發，“科技脱鈎”則變得不切實際。

事實上，資本的逐利性必然把美國的資本和高科技企業推進中國市場，技術和經濟就無法脱鈎。其次，從科技本身及其發展特性看，“科技脱鈎”不具備基礎。在2019年7月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歐洲研究委員會主席布吉尼翁接受採訪時認為，如今已經沒有人能做到只依賴自己就能進行學術研究，對知識共享持開放的態度是在未來獲得成功的基礎。其三，是完全“科技脱鈎”不符合美國自身利益。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認為，美國必須在技術方面維持自己的領先地位，但不應該以脱鈎的方式阻礙中國技術進步。割裂的技術世界將破壞美國產業和創新生態，甚至可能使美國失去技術競爭力，也會導致美國在發展最快的行業無法融入全球供應鏈，美國作為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的地位也難以為繼。

雖然中美經濟脱鈎從長期來看是很困難、不可實現的，但是短期形勢卻不容樂觀。**美國政府能夠通過行政、法律手段加強對全球知識產權、物流甚至金融體系的控制，在短期內對中國技術發展進行限制。**事實上，美國近年來的限制中國留學生和研究人員接觸美國的高科技與先進技術，就是美國科技脱鈎的重要表現。

**最後，是美國與中國的金融脱鈎。儘管兩國之間因關税和投資限制問題屢屢引發爭端。****但事實上，**中國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進程仍在持續。而在過去一年中，有大量數據顯示這一現象似乎在加速。但是，美國金融企業的積極參與，也使得中美之間的金融脱鈎越發不可能實現。

其一，中國的監管改革為外國金融機構開闢了道路。中國監管機構在2019至2020年度間放鬆了對所有權等因素的長期限制，而中國日益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好例證，就是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金融企業在中國的作用愈發顯著。從歷史經驗可見，海外金融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只能成為擁有少數股權的合資企業，但近期環境的自由化導致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數量大大增加，其中也包括許多美國公司。 

其二，除了大量外資、獨資企業的出現，中國融入全球金融市場的表現還包括海外直接投資（FDI）和證券投資資本的跨境資本流動的持續增長。美國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直接投資2018年為129億美元，2019年為141億美元，一直保持活躍狀態。儘管有很多關於美國公司將供應鏈多元化的討論，但美國商會2020年3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80％的美國公司沒有考慮將製造業轉移出中國。

其三，美國不會也不能全面切斷與世界有緊密聯繫大國的美元支付清算體系。中國經濟已高度融入全球，金融市場也逐步與世界相融合。現在已不是全球發展需不需要中國的問題，而是全球各國該如何與中國相處的問題。全面切斷中國的美元支付清算體系，可能會引發全球經濟崩潰。

中美的關係問題一再升級，這將讓大國之間如何和平競爭重新成為一個新話題。而中美之間氣氛的毒化無疑嚴重阻礙雙方合作，也打擊了全球信心。但是越是在這樣膠着緊張的局勢下，越是應該關注求同存異的聲音。

一切事物都會由量變轉為質變**，也許我們應該關注的不是某些人高喊脱鈎，而是****應關注促成中美背離與合作的因素的發展變化**。中國要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發展自身力量，減少可能的外部衝擊對自己的損害；一方面努力發展中美兩國合作力量，繼續深化友好合作，鞏固兩國關係。

對照現實，儘管當下有些晦暗，但是我們總能做出正確的選擇，我們也應該做得更好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