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中共一大上的代表們_風聞
民生文旅-为民而生，与文同行。2020-07-25 22:58
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創建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宣告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誕生。1921年7月23日晚8點，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由此而誕生。
這座坐落在興業路76號（原望志路106號，法租界李漢俊的哥哥李書城家），坐北朝南沿街磚木結構舊式石庫門住宅建築，便是中國共產黨誕生之地。中共一大於1921年7月23日至7月30日的會議在樓下客廳舉行。
會議開到7月30日傍晚，一個陌生人鬼頭鬼腦闖入，賊溜溜打量一番之後説是走錯地方。代表們立馬警覺起來，分頭散開。十幾分鍾之後，法國巡捕包圍了會場。再晚一會，歷史就要改寫了。經李達夫人提議，7月31號代表們去嘉興南湖的一條遊船上完成最後一次會議。
當時整個中國只有50多名黨員，出席代表也只有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燼美、鄧恩銘、李漢俊、李達、劉仁靜、張國燾、陳公博、周佛海等13人。如此規模在那個時代只能算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黨，而且沒人、沒錢、沒地盤，還要面對各種風險。然而其理念和歷史趨勢契合，格局足以容納風雲氣象，又能在風雲突變之際調整組織管理模式，最終贏得整個中國大陸統治權，如今成為全球第一大黨。
那個時代的中國，是最混亂的時代，列強來來往往，軍閥的旗幟不停變。共產黨成功之後，列強依然來來往往，但要講規矩；軍閥們統統退場。
對中國來説，中共建立是改變歷史走勢的大事。鑑於中共日後取得的成績，後來凡與之相關的人都是巨大榮耀。然而當時的參與者而言，人生局面卻又極為不同。因為中國誕生在暴風雨之中，又在風雨之中開啓了艱難行程。
參加會議的十三代表中，年齡最大的何叔衡四十五歲，最小的劉仁靜十九歲，他們平均年齡二十八歲。當時的毛澤東恰好二十八歲。共產黨從建黨到建國也是之間的時間恰好也是二十八年。
十三名代表分別代表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東共產主義小組和旅日共產主義小組。他們都有機會改變歷史，但每個人的命運又不相同。現在説這些，不是扒那些舊事，而是通過舊事看不同的命運顯示同一個時代的不同側面。
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兩人，李達和李漢俊。他們協助陳獨秀創建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李達是湖南人，留學日本。“一大”會址的選定和外地代表的住宿等具體事務都是李達負責。一大之後分管宣傳工作，幹得不錯。儘管成了一名共產黨，但李達首先還是一位知識分子，而且是很有個性的那種。李達和張國燾、陳獨秀髮生了矛盾，脱黨，研究自己的學術理論。建國後依然搞教育，遺憾的是沒有熬過文革。
李漢俊湖北人，和李達一樣是知識分子，一樣很有個性，一樣和陳獨秀不和，但沒有和李達一樣脱黨。遺憾的是在在國共分裂後被捕犧牲，成為一名烈士。算是為共產主義事業貢獻自己的生命。從李漢俊身上可見知識分子搞革命的風險。
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兩位，張國燾和劉仁靜。他們最後走上組織對立面，成為叛徒。
張國燾因個人野心沒能實現而叛黨，比較容易理解。劉仁靜的人生則曲折豐富。
當時劉仁靜只有十九歲，年齡最小，原本挺有前途。一大之後，劉仁靜多次往返蘇聯，卻偏偏對托洛茨基的理論很感興趣。
所謂托洛茨基理論，在那個時代被稱為修正主義或託派。託派被稱作修正主義，但是自認為是原教旨派，主張不斷革命論，即民主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社會主義革命的不斷性、國際革命的不斷性。託派還主張在俄國革命勝利之後，如果要保存蘇維埃政權，就必須全力對外策動、輸出革命。有人評論道，這種理想化的、脱離實際的理論，最後就是逼得丘吉爾、羅斯福、希特勒和山本五十六聯起手來，先把蘇聯消滅了再説。
但劉仁靜並不僅僅是對其理論感興趣。陳獨秀下台之後轉變成託派，劉仁靜是追隨者之一。但是後來劉仁靜又和陳獨秀鬧矛盾，成為託派個體户。
陳獨秀不論如何不去與國民黨合作，劉仁靜不但跟國民黨合作，直到一九四八年還在寫文章反對毛澤東，但又留在大陸。
文革中劉仁靜被關押，卻又熬過了文革，高壽近九十。如果不是意外車禍，可以長命百歲。縱觀劉仁靜一生，他屬於那種為了否定而否定的知識分子。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兩位代表，董必武和陳潭秋代表武漢。
董必武可以説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活化石。他原本是清末秀才，轉變為革命家，參加過同盟會、辛亥革命、護法運動等孫中山的全部事業。同時另一方面他又是共產黨創始人，經歷過國共合作、分裂、再合作、在分裂，經歷建國後的各種政治運動，而善終。
很顯然董必武是那種極具智慧之人，一直幹最危險的事兒，卻永遠走在正確道路上，這種智慧整個二十世紀都很少見。
陳潭秋一直是積極分子，武漢五四運動的干將之一，共產黨建立之後工運搞得有聲有色。革命鬥爭時代變現也很不錯。躲過了國民黨的追捕，卻和毛澤民一起死在新疆軍閥盛世才（反蘇投蔣）手中，烈士。
最能顯示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是濟南代表鄧恩銘和王盡美。二人都是硬骨頭。
王盡美因勞累過度而死。死時只有二十七歲。他的遺囑：“全體同志要好好工作，為無產階級和全人類的解放和共產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到底。”他是那個時代典型的共產黨員，先天下而後個人的典範。
鄧恩銘品格和王盡美一樣，旦走的是另一種軌跡。鄧恩銘因被叛徒出賣而被捕。但他並沒有屈服，獄中領導同志們與敵鬥爭，兩次組織越獄，使得部分同志逃生，而他自己因受刑過重沒能逃脱，被殺，年僅三十歲。
並不是所與人都是硬骨頭。旅日代表周佛海，就是一個全身軟骨的投機者，典型的牆頭草，隨風倒。一大選舉陳獨秀為委員長，周佛海為副委員長，張國燾為組織部長，李達為宣傳部長，陳獨秀未到上海的時期內，由周佛海代理。可見當時周佛海的地位不低。但他的心思不在新組建的共產黨上，而是在上海與商界老鄉的女兒鬧戀愛。不僅如此，很快便脱離組織，宣稱自己要做一個“國民黨忠實黨員”，叫嚷“攻擊共產黨，是我的責任，是我的義務”。
如果説周佛海是軟骨，那麼廣東代表陳公博相當於沒有骨頭。
陳公博舊學功底很好，北大畢業後跟孫中山幹一段時間革命，感覺沒啥前途，開小差。不經意之間，腦袋發熱成了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幹一段時間又覺得沒啥前途，投靠軍閥陳炯明。蔣介石滅了陳炯明，陳公博又回到共產黨。國共分裂，他又跟了汪精衞。
日本鬼子進中國，陳公博發現當中國人沒啥前途，跟着汪精衞當漢奸。一九二一年開會那會，陳公博帶着他漂亮的老婆住在大東旅社，對開會的事不上心，整天忙着私事，彷彿借開會之機搞一場浪漫的蜜月旅行。
由此可見，中共一大固然是開天闢地的大事，但並非每一位參與者都鐵骨錚錚，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達到他們制定的共產黨員的標準，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或者説有能力去遵守標準。偉大事件的參與者，並不一定都是偉大的個體。
如果某人穿越到1921年參與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麼收穫的可能不是榮耀，而是三分之一的概率成為烈士、四分之一概率成為叛徒、六分之一概率脱離組織，只有六分之一的概率能走到最後。
還剩最後一位代表沒有介紹，就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毛澤東。
毛澤東在中共一大上的表現有點異類。他穿着長袍，身形高大，卻很安靜。其他人都是滿口理論，説話引經據典，條條框框一大堆。馬克思什麼時候説過什麼話。列寧什麼時候説過什麼話。他的職責是擔任記錄，只做過一次發言，介紹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一些基本情況。其他時間，他只是靜靜的傾聽，全神貫注地傾聽。
會議之外毛澤東常常陷入沉思，在房間裏走走想想。窗外有人經過和他打招呼，他有時會聽不見。因為他在思考。有人就諷刺他是書呆子。當時二十八歲的毛澤東，人生前十七年是農民，即使求學生涯中，搞過學生運動，驅趕過散兵遊勇，絕對和書呆子扯不上。
事實就如此有趣：最沒有書呆子氣息的人成了書呆子。
他們誰也沒有想到，這個看似書呆子而非書呆子的人帶領共產黨走向成功。毛澤東和其他人不一樣。其他人雖然懂得很多道理，只能跟着共產黨隊伍前進。毛澤東開會時也許不如他們能説會道，但毛澤東可以改變共產黨隊伍的運行方向，特別是隊伍前途看似暗淡的時候。
因此即便是偉大的事業，也不是每個參與者都能走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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