饅頭説：“麥卡錫主義”：一個從未遠去的幽靈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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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間進入1950年的時候，一種隱隱的擔憂籠罩了美國。

按道理，美國人是不應該有這種擔憂的——在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他們已經無可爭議地成為了這個星球上首屈一指的超級強國，這個國家擁有可能自人類有確切統計能力以來，最強大的數據：

GDP佔全世界56%，工業產值佔全世界40%，黃金儲備佔全世界75%，每年生產全世界64%的鋼鐵和70%的石油。

二戰後美國的一處飛機“墳場”——大量生產出來的飛機和坦克還沒等投入戰爭，戰爭就已經結束了

但美國人依然覺得很不踏實，這種不踏實如果具體來説，就是“紅色恐慌”。

美國的“恐紅”，最早能追溯到1917年。1917年俄國的“十月革命”，讓世界上第一次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隨後是越來越多的工會組織和各國共產黨的成立，這讓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緊張和不適。

不過，如果説第一次的“紅色恐慌”更多是源於對一種有悖於自己標準的新生事物的不滿，以及希望能扼殺它於萌芽狀態的焦慮，那麼在1946年“冷戰”鐵幕落下後的第二次“紅色恐慌”似乎就更“實打實”了：

二戰雖然打出了個第一強國美國，但也打出了一個第二強國蘇聯，尤其是軍事力量，蘇聯並不怵美國。而到了1949年，更是發生了兩件大事：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丟掉了中國，以及蘇聯成功試爆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

這兩件事對美國的打擊不可謂不大。如果説第一件事多少也有美國自己的選擇因素在內的話（放棄支持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那麼第二件事就讓美國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了：蘇聯人究竟是如何在那麼短的時間裏研製成功原子彈的？

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南瓜”於1949年8月29日試爆成功，比美國人預計的研發時間大大縮短

美國人認為自己找到了答案：

1945年，蘇聯駐加拿大的情報人員伊戈爾·古曾科叛逃，同年，另一位蘇聯的女情報人員伊麗莎白·柏特麗向聯邦調查局自首，兩人均供出蘇聯在美國已經搭建了情報網。

儘管美國人自己也在蘇聯乃至全世界佈置下了龐大的諜報網，但他們對自己國家居然也能被“滲透”還是感到大吃一驚——尤其是他們得知其中有一些人還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心甘情願甚至不取報酬地為蘇聯工作。

克勞斯·福克斯，德國科學家，英國國籍，參與過”曼哈頓工程“，被查出為蘇聯人提供美國原子彈的情報。

羅森堡夫婦因同樣的理由被捕，並在1952年被執行死刑（參看 延伸閲讀  【一】）

伴隨着在國際上與蘇聯的抗衡加劇，美國人覺得開始有必要在自己國家內部搞一次徹底的“大掃除”。

1947年3月21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簽署了第9835號行政命令，即著名的“忠誠調查令”：凡參加或同情所謂“顛覆組織”的都將作為對國家“不忠誠”的主要根據，作為政府部門職員，可以立即被解僱。

但問題是，如果説“參加”作為一種行為尚可有證據界定的話，那麼“同情”如何界定？

在這項法令頒佈後，大約有2000萬的美國人接受了調查，範圍囊括國家機關、學校、科研人員乃至軍隊、私人企業等，並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現象：

3歲的女孩也需要簽署“忠誠宣誓書”；老師和教授如果不在課堂上抨擊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有被解僱的危險；參加“美國小姐”角逐的候選人必須要談一下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連著名的棒球隊辛辛那提紅人隊也被要求改名，因為他們的隊名中有“紅色”（Reds）……

辛辛那提紅人隊的隊標

1950年前後，美國已經陷入了一種尷尬而又矛盾的氛圍當中：

一方面，關於這種捕風捉影的調查方式似乎有一種升級的趨勢，讓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感到憤怒和恐慌；另一方面，美國政府的“紅色恐懼”依舊在不斷升温，卻缺乏相應的解決手段，這也讓他們感到越來越恐懼。

正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一個人站到了舞台正中央。

這個人，就是約瑟夫·蕾芒德·麥卡錫。

2

約瑟夫·蕾芒德·麥卡錫，1908年出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的一個農場。

家中排行第五的麥卡錫曾因為要給家裏農場幫忙而輟學過一段時間，但還是在20歲的時候以優異成績考取了馬凱特大學。在獲得法律學士學位後，麥卡錫競選成為了地方檢察官，並在1939年成為了威斯康星州歷史上最年輕的巡迴法院法官。

麥卡錫在那次競選過程中展現出了一些特別“天賦”，比如他的競選對手是66歲的維爾納，麥卡錫在競選過程中一直宣稱對方是73歲，是“老而不堪用”，成功讓對方失去了不少選民的選票。

在麥卡錫的法官任期中，亮點並不多，但時間很快到了1942年，在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麥卡錫作為法官原本是可以不用上戰場的，但他志願報名參加了海軍陸戰隊，而且原本可以擔任轟炸機中隊情報官的他，又主動報名成為了一名轟炸機尾部的機槍手，直接上了前線。

麥卡錫的這一選擇確實展現了自己的勇氣和對祖國的熱愛。但之後的一些行為卻又讓人有些摸不着頭腦：他有記錄的飛行作戰任務是12次，但他自稱接受過32次作戰任務，並受到過當時海軍上將尼米茲親筆簽署的嘉獎信——隨後被曝出那封信是他自己寫的。他還表示自己在戰鬥中曾經負傷，但很快被證實那是他在開派對時自己弄傷的。

身着軍裝的麥卡錫

1945年，服役兩年半的麥卡錫退役，回到了巡迴法官的崗位，但他顯然有更高的追求：在1946年參選威斯康星州參議員。

在這場競選中，麥卡錫的競選對手是老牌政客、曾經擔任過三屆參議員的拉福利特。麥卡錫火力全開，從各個角度對拉福利特展開進攻：稱對方縮在後方不去前線參軍（而這正是他自己的優勢），但拉福利特在“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已經46歲了，確實可以不用去服兵役；稱對方在戰爭期間縮在後方利用投資賺得了47000美元，但其實麥卡錫自己在參軍期間也在炒股，並獲利42000美元。

經過激烈的搏殺，麥卡錫最終以5000票的微弱優勢競選成功，成為了威斯康星州的參議員。

但麥卡錫頭三年的參議員之路走得並不順暢，儘管他口才出眾，經常參加各種雞尾酒會，但給人留下的影響是：嚴重酗酒，脾氣暴躁。一件標誌性的事是，他在1950年4月參加美國著名專欄作家德魯·皮爾森的生日宴時，居然酒醉後在廁所裏暴打這位專欄作家，並在事後醉酒駕車揚長而去。

美國參議院當時的一份調查曾顯示，很多人認為麥卡錫是現任的最差的一個參議員。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麥卡錫曾嘗試為一批屠殺美國戰俘的德國黨衞隊成員減刑，稱他們是被屈打成招的，這在當時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這一切一直持續到了1950年，眼看將一直默默無聞下去的麥卡錫，突然之間爆發了。

這位曾經宣稱“國會需要一名機尾火炮手”的參議員，在2月份西弗吉尼亞惠靈共和黨婦女團體集會上，做了一個演講，開出了石破天驚的一炮：

“雖然我不能花時間一一列舉國務院中已被點名為共產黨和間諜網裏的成員的全部人名，但我手上有205個人的名單。國務卿知道他們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還是草擬和制訂國務院的政策。”

發表演講的麥卡錫

在美國的政府核心部門，居然有200多個共產黨員或忠於共產黨的人士，這在美國民眾看來豈不是駭人聽聞？

儘管幾天後在鹽湖城的演講中，麥卡錫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把“205”這個數字縮減到了“57”，但依舊是一石激起千層浪。

麥卡錫瞬間就出名了。

3

麥卡錫確實趕上了一個好時候。

就在麥卡錫發表“美國政府裏存在大量共產黨間諜”的演講之後沒多久，朝鮮戰爭就爆發了。

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在戰爭初期通過“仁川登陸”獲得奇勝之後，很快就因為中國志願軍的入朝而陷入泥潭，甚至在多個戰場被迫大範圍撤退——這恰恰為麥卡錫這名曾經的“尾炮手”提供了大量的“炮彈”。

首先，麥卡錫稱杜魯門政府出兵朝鮮是“不想在國內與共產主義鬥爭”，至於美國軍隊在朝鮮戰場上連吃敗仗，是因為政府中有不少人“暗通蘇聯”，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

作為共和黨人，麥卡錫直接給民主黨的20年執政打了一個標籤：

“叛國的二十年”。

麥卡錫的火力之猛，膽子之大，讓人驚歎——他一上來不僅攻擊國務卿艾奇遜“保護共產黨人”，還敢把矛頭對向當時在美國和歐洲都聲望正隆的五星上將喬治·馬歇爾。

按照麥卡錫的説法，馬歇爾將軍一直是“居心叵測”的“美國叛徒”，因為他在二戰中曾極力反對盟軍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結果讓蘇聯紅軍先打進了東歐；他在雅爾塔會議上欺騙羅斯福，讓蘇聯在領土方面獲利等等——當然，麥卡錫其實也沒放過羅斯福，稱他“把中國和波蘭出賣給了共產黨俄國”。

尤其在對中國的問題上，麥卡錫對馬歇爾更是火力全開：他譴責馬歇爾作為當初美國派去調停國共兩黨衝突的特使，其實一直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他還專門讓助手一起編印了一本手冊廣為散發，題目叫《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

在這種謾罵和攻擊下，馬歇爾憤然從國防部長的任上辭職，回弗吉尼亞州的農場退休養老。

喬治·馬歇爾曾先後擔任過美國的國務卿和國防部長，以出台幫助歐洲振興的“馬歇爾計劃”而聞名，在195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麥卡錫當然也沒有放過其他當時和中國打過交道的人。

曾經隨美國代表團到中國延安訪問考察過的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Service），因為曾預言“中共肯定會取得政權”以及建議美國政府和中國接觸，被懷疑為共產黨間諜，最終被開除出政府部門；

曾一直致力於中國歷史文化研究，為謝偉思鳴過不平的著名學者費正清，也被指責是“共產黨員”，被不斷叫去問詢，且被剝奪了很多出國訪問交流的機會；

曾長期採訪中國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被打上了“親共”標籤，連妻子也受到了牽連，最終只能舉家遷居瑞士避難；

著名漢學家，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歐文·拉鐵摩爾，同樣被指責為“共產黨間諜”，要為“丟了中國”而負責任，最終在63歲的年紀不堪羞辱離開美國，流亡英國，直到85歲才回來。

而且，這股“批鬥”風一旦展開，很快就不能只控制在政府部門了。

4

從1950年到1954年，在麥卡錫團隊的推動下，美國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共”運動。

政治運動跳出政治圈，首當其衝的是美國引以為傲的科技領域。

“曼哈頓工程”的首席科學家以及總實驗室主任奧本海默，因為年輕時曾支持和同情共產主義，身邊人中有不少是左翼分子，再加上他曾反對氫彈的研發，於是被扣上了一頂“通共”的帽子。在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成立的情況下，這位“原子彈之父”被剝奪一切安全特許和權限，全面禁止他與一切美國原子能項目產生接觸。

奧本海默的悲劇，(參看延伸閲讀 【二】)

除了奧本海默等一批科學家外，連大名鼎鼎的愛因斯坦也不能倖免。愛因斯坦因為反戰以及對社會主義者的同情，一直被懷疑具有強烈的共產主義傾向，他不僅僅被排除在“曼哈頓工程”之外（是他帶頭寫信請羅斯福研發原子彈的），更是被長期監聽和監視。1950年，美國移民局一度希望和聯邦調查局聯手，取消愛因斯坦的美國公民資格。

愛因斯坦被監視的故事，(參看延伸閲讀 【三】)

這股勢頭很快又蔓延到了娛樂圈，尤其是好萊塢。

查理·卓別林儘管已是好萊塢電影的一個象徵，但他在《摩登時代》裏對貧窮工人的描繪以及在《大獨裁者》中對民族主義的批評，外加上《凡杜先生》中對資本主義的諷刺，讓他很早就被列入了“黑名單”。對卓別林的壓力在麥卡錫時代達到了頂峯，最終迫使他避居去了瑞士。

1954年，周恩來率團在日內瓦參加會議時，曾會晤過卓別林

説到“黑名單”，當時有一批好萊塢的編劇、演員和導演因為同情共產主義或和共產主義者有接觸而被列入了“黑名單”，他們被不斷問詢，出席聽證會，要求説出他們認識的共產主義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不堪壓力吐露名字，但也有一批電影人堅持不吐一字，著名的就有“好萊塢十君子”。

達爾頓·特朗勃就是當年“好萊塢十君子”中的一員。他因此被捕入獄兩次，沒有電影公司敢僱傭他，他只能用假名來寫劇本投稿，其中有兩個劇本都獲得了奧斯卡獎：《羅馬假日》和《勇敢的人》。

特朗勃曾説過：

“這份黑名單總有一天會完蛋，因為它是不正直、不道德、不合法的。”

特朗勃入獄的照片。2011年，美國編劇工會將《羅馬假日》的完整編劇署名權歸還於特朗勃。

當然，美國文化界也無法倖免。

麥卡錫和他的追隨者們對國務院設在歐洲的圖書館進行了“摸底排查”，根據他們公佈的調查報告顯示，至少有3萬種書是共產黨人或同情共產黨人的作者寫的——其中還包括馬克·吐温的作品。

在國內，美國的許多地方發生了禁書和焚書的事件。在1953年聖安東尼奧市開列出的“應焚燬書目”名單中，不僅包括雕塑、酒類、建築乃至偵探小説，連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也未能倖免。不過也有人提出反對，認為只需要將這些“嫌疑書籍”在封面內頁打上醒目的紅色標記就行，並且一定要附上這位“親共”作者“被傳訊的次數”。

在印第安納州，一位教科書評審委員會的委員甚至指出：關於“俠盜羅賓漢”的相關作品也需要被禁止，因為這些作品宣傳的是共產黨喜歡的“劫富濟貧”，“這簡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

而那些被鼓勵出版甚至流行的書籍則出現了讓人擔憂的趨勢，尤其是一些連環畫，大量描繪共產黨人“被冰錐刺進眼裏”，被繩子吊死，被手槍砸死、活埋、喂鯊魚，被吊在汽車保險槓上拖行而死——“就連斯大林都認不出這攤肉”。

麥卡錫在問詢中與助理交談

更讓很多美國人心寒的是，在這場運動裏，很多人們熟悉的相處方式都變了，變得相互猜疑、提防，乃至互相舉報。

費正清就曾這樣回憶當時美國知識分子的膽顫心驚：

“在每篇文章的開頭用一些詞或短語來表明反共的立場，變成了一種保證自身安全的習慣。”

而人與人相互間的“舉報”更讓人心寒。

曾導演過《慾望號街車》等一系列名作的好萊塢著名導演伊利亞·卡贊，在此期間就曾不遺餘力地舉報了一批他認為和共產主義者“有染”的電影人。1999年，卡贊獲得了奧斯卡終身成就獎，在頒獎典禮上，現場很多的電影人都拒絕為他起立和鼓掌，認為他當年的所作所為是一生無法抹去的污點。

令人意外的是，麥卡錫的調查還針對了當時同性戀者，他認為同性戀者是“性反常”，也會危及國家安全，所以當時有相當多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同性戀者被迫承認了自己的性取向，隨後就被相關部門解僱。這場風暴也被稱為“薰衣草恐怖”。

1950年3月29日，《華盛頓郵報》刊登了一幅由漫畫家赫布洛克·布洛克(Herbert Block)畫的漫畫：四位共和黨人強推一頭大象（象徵共和黨），試圖努力顫顫巍巍地站到一個桶上，那個桶上寫着“麥卡錫主義”，而大象的台詞是：

“你的意思是我要站在那個上面？”

這是“麥卡錫主義”作為一個專有名詞第一次正式出現。

這其實也説明了一個問題：“麥卡錫主義”並不單指麥卡錫一個人，而是一羣人形成的一次運動——這場運動其實在麥卡錫登台之前就有了，在麥卡錫登台後達到了最高潮。

根據《韋氏英語詞典》中對“麥卡錫主義”的解釋是：

“一種20世紀中期的政治態度，以反對那些被認定為具有顛覆性質的因素為目標，使用包括人身攻擊在內的各種手段，尤其在未對提出的指控進行證實的情況下，四處散佈任意做出的判斷和結論。”

然而，對於“麥卡錫主義”的盛行，麥卡錫本人肯定“居功至偉”。

但問題是，他是怎麼能做到這些的呢？

5

這是一個頗值得討論的問題。

麥卡錫既不是美國總統，也不是國務卿，只是一名普通的參議員，他哪來的那麼大能量？

最基本的前提，自然是美國原先就已經有了這樣的氛圍，政府也有這樣的訴求——在麥卡錫出現之前，“麥卡錫主義”已經開始了，只是表現最活躍且影響力最大的麥卡錫用自己的名字將這種主義“認領”了。

其次，麥卡錫充分利用了美國法律中一個特殊的權力：國會調查權。

國會調查權，一般指國會為了立法或監督政府的目的，通過檢查有關記錄、傳喚證人、召開聽證會等手段來查明真相的權力。

“國會調查”並非司法調查，所以反而可以不受司法調查的侷限性——根據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證人在接受司法調查時，“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這項權利可以保證證人可以不回答司法機關的詢問，卻無法規避“國會調查”的詢問。而這種詢問權一旦被濫用，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

麥卡錫在詢問過程中

第三，麥卡錫有很強的“詢問”能力，以及對媒體的“蠱惑力”。

麥卡錫在詢問時會保持強大的壓力，比如會連珠炮提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你以前是不是共產黨員？”、“你有沒有加入過共青團？”、“你有沒有參加過共產主義運動？”、“你是否同情共產主義運動？”讓證人陷入惶恐之中。

“偷換概念”也是麥卡錫的拿手好戲。在審理一位紐約女教師時，這位女教師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絕作證，麥卡錫的理論是：

“你如果不是共產黨員，説出來肯定對你是有利的，你現在選擇不説，説明你肯定是共產黨員。”

還有就是麥卡錫對媒體的掌控能力。由於記者接觸不到證人，所以都是以麥卡錫説什麼，就是什麼。一位工程師在作證時因為自己母親剛剛過世而流下眼淚，但到了麥卡錫接受媒體採訪時，就成了他是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痛哭流涕”。

麥卡錫深知媒體的威力。在一次攻擊他的政治對手的行動中，他讓人偽造了這位政治對手和曾經的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握手的照片，然後去四處散發，最終讓那位政治對手失去了4萬張選票

當然，除去這些外，麥卡錫能夠風光一時還有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美國的選票政治。

從羅斯福到杜魯門，當時美國的民主黨已經上台執政了17年，長期在野的共和黨一直在尋找扳倒民主黨的機會。而共和黨人麥卡錫的橫空出世，讓黨內大佬們眼前一亮：

麥卡錫指責政府部門中存在大量共產黨人，儘管沒有證據，但極大程度上使美國民眾對民主黨政府產生了質疑。麥卡錫開炮開得越多，越猛，對執政的民主黨就越不利。

而作為民主黨總統，杜魯門一開始並沒有把麥卡錫毫無根據的話放在眼裏。麥卡錫1950年2月在惠靈發表石破天驚的講話後，曾要求杜魯門對此做出回應，杜魯門當時寫下一句話準備讓秘書答覆：

“我確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極其遺憾，他們的代表竟是像你這樣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

但是，杜魯門猶豫再三，最終沒有回覆。因為“反共”在美國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話題，無論民主黨和共和黨，都不能對此表現出一絲的猶豫或躊躇。

所以，儘管民主黨人明知麥卡錫是共和黨推出的一挺威力巨大的馬克沁機槍，作為應對之策，卻也只能配合做出全力“反共”的姿態。他們明知麥卡錫很多時候是信口開河，不講證據，卻又不敢反應太大，不然萬一被落了把柄，真被人認為是“包庇共產黨人”，這樣的罪名也是民主黨不敢承受的——無疑會丟失大量選票。

至於共和黨方面，當然是樂於讓麥卡錫當馬前卒的。

在麥卡錫的各種努力下，共和黨確實在全國各地收穫了不少選票，所以儘管不少共和黨人對麥卡錫的做法也有所不滿，但表面上依舊是做出非常迎合的姿態，這一點在共和黨人艾森豪威爾競選美國總統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

艾森豪威爾

被麥卡錫氣得提前退休的喬治·馬歇爾，對艾森豪威爾其實有知遇之恩，可以説是他的“人生導師”，所以可想而知艾森豪威爾對麥卡錫是怎樣一個態度。

在去威斯康辛州巡遊爭取選票的時候，艾森豪威爾在演講草稿中原本堅決捍衞自己的導師馬歇爾，抨擊了麥卡錫，但競選團隊提醒他這樣做很可能得罪威斯康辛州麥卡錫的擁躉，進而流失大量選票——艾森豪威爾只能最終無奈將那些話刪去。艾森豪威爾所能做的最明確表態，也只是“我認同麥卡錫的目標，但我不同意他的一些做事方式”。

1952年，艾森豪威爾贏得了總統大選，共和黨一戰翻身。在這個過程中，麥卡錫利用個人的影響力確實出了很多力，所以在1953年初也得到了“參議院政府活動委員會主席”的職務，還兼任了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主席”——方便他進一步開展範圍極廣的調查和聽證活動。

1953年到1954年初，麥卡錫達到了他個人職業生涯的巔峯：根據1954年1月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有50%的受調查美國人支持麥卡錫，不贊成的只有29%，沒意見的是21%。

在華盛頓甚至有一種説法：麥卡錫現在是美國第二號權力人物。

那段時期，麥卡錫和他的團隊也是新聞媒體的寵兒

有可能是自信心的膨脹，也有可能是出於自己對形勢的判斷，更有可能是麥卡錫認為自己必須永遠保持戰鬥，所以他開始調轉了槍口：

在他認為“反共不力”的民主黨下台後，他開始攻擊共和黨“反共不力”了。

但這一次，麥卡錫打錯了算盤。

6

1953年，麥卡錫的調查小組對艾森豪威爾的政府機構發起了602次調查和問詢。

僅4月到8月間，就有1400名公務員被傳訊，一年內有8000人被定義為“國家的危險分子”，其中至少有5000人被迫辭職。

對於麥卡錫，艾森豪威爾一直採取“敬而遠之”的處理方式，雖然他對身邊的人明確表示過反對麥卡錫，但在公開場合，他從來沒有表達過類似聲音，這也讓媒體和民眾產生一種認知：“總統也敬畏麥卡錫三分”。

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麥卡錫批評艾森豪威爾政府更加沒有顧忌，不僅開始評論艾森豪威爾政府的人事安排，甚至還試圖干預總統對駐蘇聯大使的任命人選——這明顯超越了他的職能範圍。

最終，麥卡錫索性攤牌了：

他公開把原先對民主黨政府的評價“叛國二十年”又加上了一年，稱美國的政府“叛國二十一年”——把艾森豪威爾的共和黨政府執政的一年也加上去了。

不過，與得罪共和黨政府相比，真正讓麥卡錫碰上大麻煩的，是他試圖開始攻擊美國陸軍部。

事情其實很簡單：

美國陸軍有一位叫歐文·佩雷斯的牙醫，1952年入伍，1953年被晉升為少校，隨後被發現他原來參加過美國勞工黨——這在當時幾乎被等同認為是參加共產黨。在1954年接受詢問時他援引第五修正案表示沉默，在當時“麥卡錫主義”盛行的氛圍下，他三天後就被解職了。

照理説，這不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但麥卡錫卻牢牢抓住這件事不放，認為佩雷斯應該上軍事法庭，並且提出一個質問：“是誰晉升了佩雷斯？”

按照麥卡錫的觀點，陸軍部沒有儘早發現佩雷斯的“共產主義傾向”，反而將他晉升為少校，説明陸軍內部已經被共產主義者滲透了。

但事實上，佩雷斯的晉升是根據美國的《醫生法（草案）》自動獲得晉升的，其中法規明確規定，這是為了保證軍隊收入與公民收入相平衡——這部法案通過，麥卡錫自己當初也是投贊成票的。

但麥卡錫不管這些，堅持要美國陸軍部拿出一個説法。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陸軍部知道麥卡錫不好糾纏，曾經幾次試圖做出和解，但麥卡錫一直不依不撓。最終陸軍部也怒了，反過來指責麥卡錫試圖通過個人影響力幫助他的一個私人助理晉升為軍官——這位叫沙因的年輕人才剛入伍服役不久。

雙方開始互相攻擊，最終只能通過開聽證會來解決。

艾森豪威爾總統並沒有參與這件事，但得知要舉行聽證會後，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這場聽證會必須電視直播。

1954年4月22日，麥卡錫團隊和美國陸軍部的聽證會開始了——這場聽證會持續了36天，由電視台實況轉播，全美大概有2000萬觀眾收看。

聽證會上

根據被傳喚的32位證人的證詞，沒有證據表明麥卡錫因為沙因一事對陸軍部施加過壓力——雖然他的另一名助理科恩一直因此事給陸軍部打電話。但這個結果對麥卡錫而言完全不夠，他需要的是在全國觀眾的面前，扳倒陸軍部。

但這場麥卡錫認為應該堪比“奧斯特里茨戰役”的聽證會，最終卻成了他的“滑鐵盧”。

在電視屏幕前，很多美國觀眾第一次不是通過報紙而是通過自己的雙眼看到了真實的麥卡錫：

他的話語充滿人身攻擊，隨意打斷別人講話，任意嘲弄證人，甚至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就妄下定論，比如“那些引用第五修正案的共產主義分子”，而聽證會上麥卡錫出示一些偽造證據被揭穿，也被大家看在眼裏。

在某次聽證會上的麥卡錫

最經典的一幕發生在這場聽證會的第30天。

那一天，陸軍部聘請的律師韋爾奇，直接向麥卡錫攤牌：

“如果你已掌握證據，認為陸軍部有大量共產黨人和顛覆分子，請在今天太陽下山之前，把這份名單給拿出來。”

麥卡錫避過了這個問題，而是笑着對韋爾奇説：

“我倒是可以給出你身邊一個人的名字。他就在你的律師事務所裏，他的名字叫費舍爾。”

費舍爾是一個年輕人，在加入韋爾奇的律師事務所之前，曾加入過“國家律師協會”——那被認為是一個左翼的律師組織。

韋爾奇明顯顯得很憤怒，他在短暫的暫停後，當着全國電視觀眾和聽證會眾人的面，説出了事情的前因後果：

費舍爾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之後曾短暫加入過“國家律師協會”，但很快就退出了。韋爾奇本來也想帶他來到聽證會做助理，但考慮到他有這段淵源就放棄了，不過他專門向麥卡錫團隊溝通過這件事，麥卡錫曾答應過在聽證會上不提他——在那個年代，如果一個人在全國觀眾面前被指認為“顛覆分子”，那麼他的一生很可能就毀了。

作為交換，韋爾奇答應不提麥卡錫另一個助理科恩不服兵役的事。

所以，當麥卡錫提出費舍爾的事時，連他旁邊的助理科恩都憋紅了臉，向他輕輕搖頭。

韋爾奇隨後用很大的聲音向麥卡錫發出了質問：

“我一點也沒想到你會對這位年輕人做出這麼殘忍無情的事，他將要承受你強加給他的不必要的精神烙印……我們不要再中傷那位年輕人了，參議員閣下！你已經做得很過分了！難道你沒有道德觀嗎？！真的沒有嗎？！”

説完這句話，聽眾會現場的人都站起來為韋爾奇鼓掌，連身為共和黨參議員的聽證會主席也沒有敲小木槌要求安靜。聽證會原本配備了六名警察，除了維持秩序外，他們還需要禁止聽眾鼓掌——但在那一刻，他們無動於衷。

麥卡錫當時臉色鐵青，半晌説了一句：

“我究竟做錯了什麼？”

這場聽證會結束後，沒有人去理睬麥卡錫。麥卡錫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但他可能也隱隱約約感覺出：

屬於他的時代，在這一刻，劃上了一個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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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一些事情就是悄無聲息地發生了轉折。

就在這場聽證會後，又一期蓋洛普民意測驗的結果公佈了：只有34%的美國人喜歡麥卡錫了，而討厭他的人上升到了45%。

這才過去了5個月。

而對麥卡錫而言，致命的打擊其實來自共和黨內部——在發現他已經失去民意基礎後，黨內也準備捨棄他了。

俄亥俄州的共和黨眾議員喬治·本德直接給“麥卡錫主義”下了定義：

“麥卡錫主義已是政治迫害、獨斷專行、剝奪民權的同義詞。”

奇怪的是，之前共和黨內並沒有這樣的聲音——至少公開場合並沒有。而現在大家的聲音卻出奇的一致，或許是因為一個共同的原因：

“共和黨到了拒絕麥卡錫的時候了，不然他會拖垮共和黨的。”

1954年6月30日，參議院以68票對22票通過了一項決議：免去麥卡錫在參議院的全部主席席位。

而就在一個月前，在一個任命麥卡錫為某個委員會主席的投票過程中，只有民主黨參議員富布賴特一個人敢投麥卡錫的反對票。

麥卡錫

麥卡錫依舊是參議員，但他所感受到的境遇和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在參議院，同事們都避免和他接觸；他的演講，聽眾寥寥無幾，也沒人邀請他去演講了；以前喜歡圍繞他的媒體，一夜之間都消失無蹤；至於雞尾酒會等社交宴請，他幾乎收不到邀請函了。

原本就酗酒的麥卡錫再一次沉迷於酒精中，每次醉酒都要花很長時間才能醒來，有時甚至就醉倒在參議院裏。

1957年5月2日，麥卡錫在海軍醫院去世，年僅48歲。官方的診斷結果是急性肝炎，但媒體預測的一致原因，是酗酒。

在生前最後幾年被人敬而遠之的麥卡錫，死後卻享受到了國葬的待遇，他的葬禮有70名參議員參加，近2萬人去瞻仰了他的安葬之地，威斯康辛州蘋果頓聖瑪麗教區公墓。

麥卡錫不乏擁躉，圖為一些女性組織聲援他的遊行，畫面正中的標語牌上寫着：“麥卡錫應該受到嘉獎，而不是譴責”

然而，在一些人的懷念和尊重之外，麥卡錫留下的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空位之爭，卻又讓人尋味：

在1957年夏天的初選中，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人科勒獲勝，他主張的觀點是“要與麥卡錫方式劃清界限”，而他擊敗的對手戴維斯觀點則是“艾森豪威爾政府對共產主義太軟弱”。

在最後的決戰中，勝出的是民主黨人普羅克斯邁，他的觀點更鮮明：

“麥卡錫是威斯康辛州、參議院和美國之恥。”

（正文完）

饅頭説：

如今提起“麥卡錫主義”，我們覺得大家都應該達成了一種共識：

這是一種應該被時代拋棄的錯誤主義。

但真的是這樣嗎？恐怕未必。尤其是對於麥卡錫這個人本身，在美國，想為他“翻案”的作家和學者依舊有不少，更有美國右翼團體認為他是“了不起的勇敢的靈魂，偉大的愛國者。”

他們有一個重要的論據，那就是“維諾那計劃”（Venona project）的解密。

這是一個在二戰期間由美國和英國合作的蘇聯情報蒐集計劃，最初目的是防止蘇聯再度單獨向德國媾和。但在蒐集情報的過程中，美英兩國發現：蘇聯向美國不斷滲透，已經佈置了一張情報網。

麥卡錫的支持者認為：你們看，麥卡錫當初並沒有錯！

但真的是這樣嗎？從維諾那解密的159個所謂的“間諜”名單來看，其中大部分都是可能與共產主義者有過接觸或抱同情態度，真正坐實“間諜”身份的，也就9個，這與當初麥卡錫拉出的“黑名單”其實有很大出入——有人統計過，在“麥卡錫主義”盛行期間，美國大約有12000人被迫辭職或遭受其他懲罰。更何況，麥卡錫當初瘋狂攻擊的國務卿艾奇遜、國防部長馬歇爾，已被證明和共產主義完全沒有關係。

這其實才是美國人至今依舊要反思和警惕“麥卡錫主義”的真正原因所在：

那是一種不講證據，不講程序，無端指責，隨意攻擊的政治迫害和政治妄想。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美國對此確實進行過糾偏和改正，但時至今日，“麥卡錫主義”的陰影依舊沒有散去。

這首先和美國這個國家本身的歷史有關。

作為一個建國時間相對不長，主要由移民組成的大國，美國缺乏一種歷史、文明乃至宗教、禮儀或生活習慣這一類的強力民族性紐帶，那麼凝聚共同意志的最好辦法，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政治動員，尋找共同的敵人——比如説“共產主義國家”。

所以，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反共”永遠是一個共同的目標，也是一個絕對“政治正確”，是一個可以動員起全國民眾力量的最有效武器。從這個意義上説，“麥卡錫主義”在美國永遠有生存的土壤。

而另一方面，也和美國的判斷力有關。

如今的世界，早已和“冷戰”時代大不相同。在互聯網技術奠定的基礎上，“全球化”早已成為一種趨勢。世界不是當初的世界，而中國也不是當初的蘇聯——

這不僅僅是指中國不同於當初的蘇聯，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早已和全世界的經濟和文明密不可分，更是指中國的目標和當初蘇聯“全球爭霸”的目標完全不同：中國人只是想完成自己國家的繁榮和穩定，絕沒有對其他國家“滲透”、“顛覆”乃至成為世界領袖的訴求和想法——這是由中國延續五千年的文化和思想決定的。

因為“麥卡錫主義”，美國當年政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沒有人敢和中國有接觸——因為誰都怕“背鍋”。儘管誰都知道兩個大國完全沒有必要這樣對抗，但那座冰山在兩國之間還是矗立了20多年後才慢慢消融。

如今，這座冰山眼看又要被美國的一些政客重新一塊塊壘起來了。

但作為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第一強國，美國其實並沒有必要再一次陷入焦慮和臆想之中——中國沒有能力，也沒有想法要取代美國的領先地位。

回望上世紀50年代的“麥卡錫主義”，其實是給美國造成了相當程度的傷害。

而如今，如果再讓這種已經完全脱離時代的主義再度死灰復燃，損害的其實是全世界的利益。

這其中包括中國，當然也包括美國。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 《光榮與夢想》（【美】威廉·曼徹斯特，四川外國語大學翻譯學院 譯，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2. 《麥卡錫主義的興衰》（張紅路，《世界歷史》，1983年04期

3. 《麥卡錫：一個焦慮的時代》（【美】林達）

4. 《美國史學界關於麥卡錫主義的爭論》（孫超，《陝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03期）

5. 《麥卡錫及其主義的終結》（楊忠民，《書屋》，2002年03期）

6. 《“麥卡錫主義”秘密檔案公開 罪惡昭然》（李永敬，《檢察日報》，2003年5月8日）

7. 《麥卡錫主義——美國人經歷過的“文革”？》（趙信宇，微信公號：“大象公會”，2015年8月31日）

8.  維基百科，百度百科：“麥卡錫主義”，“麥卡錫”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