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寶祥 | 推進中國歷史轉折的一場大討論——關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回憶_風聞

 沈寶祥 |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本文節選自《一個人的四十年——共和國學人回憶錄》

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文中圖片由作者提供

為方便閲讀，有刪減

從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到今年，整整四十年了。當年，本人46歲，現在已是86歲高齡。像本人這樣年齡的人，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建立到現在的全過程，特別是經歷了十年“文革”，更是四十年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見證人和參與者，對以上所述不平凡的歷史，有着切身的感受。

對比四十年前後的中國，真可以説是天翻地覆的變化。從肯定“文革”到徹底否定“文革”，從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封閉到開放，可以列舉很多變化，概括地説，就是從社會主義的傳統模式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四十年前，中國的歷史車輪是怎樣改變軌道的，中國的乾坤是怎樣扭轉的？

一場歷時三年多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人有幸見證並參加了這一歷史事件，在這個歷史關節點，對此作一些回憶，與讀者共享。

撥亂反正呼喚真理標準

“真理標準”，這本來是一個哲學範疇的概念，怎麼會成為全黨全民討論的議題呢。不聯繫歷史實際，是很難理解的。

在當時，實現歷史轉折並非易事，有兩大障礙，一是政治障礙，二是思想觀念障礙。特別是，又出來了“兩個凡是”。

1977年2月7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的名義（時稱“兩報一刊”），發表一篇社論。這篇社論的標題是《學好文件抓住綱》。在這篇社論的結尾處宣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句話中用了兩個“凡是”，以後人們就稱之為“兩個凡是”。“兩報一刊”，來頭是很大的，人們視“兩報一刊”文章為最高權威，幾乎等同於黨中央。

“兩個凡是”有什麼嚴重的意義呢？

胡耀邦説，“兩個凡是”就是“過去的一切不許動，今後的一切都照搬”。“兩個凡是”不僅是政治總方針，也是黨內長期形成的思維方式，在當時，又是影響很大的一種思潮。

隨着撥亂反正的推進，如何分辨是與非、正確與錯誤，用哲學的語言來説，分清真理與謬誤，就日益凸顯出來。多年來，天天喊“句句是真理”，歷史發展到這個時候，人們終於意識到，需要認真弄清楚究竟什麼是真理，什麼是真理標準的問題。

提出真理標準問題，是推倒“兩個凡是”，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迫切需要，從更深層次看，也是實現歷史轉折，開闢中國發展新路的要求。

在當時那樣的形勢下，議論真理問題、提出實踐標準的文章便應運而生。

實踐標準的提出

人們認識歷史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一眼就能洞察歷史的天才人物，即使有，也是極少的。提出實踐標準，就是一些領導幹部和理論工作者在揭批“文革”的錯誤理論中逐步認識的結果。下面略加記述。

1977年8月25日，中央黨校的《理論動態》第9期刊登的《理論工作必須恢復和發揚實事求是的作風》一文指出：他們對待是非，不是以客觀實際為準，而是以“小道消息”為準，以某些“權威”的意見為準，以報紙刊物上的提法為準。據這篇文章的撰寫者王聚武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話。

1977年10月9日，葉劍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講話指出：如果理論不能指導實際，不受實際檢驗，那算什麼理論！決不能把理論同空談、吹牛甚至撒謊混為一談。這是葉劍英的觀點，也是胡耀邦的觀點，因為這個講話稿就是胡耀邦起草的。

1977年12月15日，《理論動態》第31期邵華澤《文風和認識路線》一文明確地説：“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1978年1月9日，此文在《人民日報》發表。

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張成《標準只有一個》一文，文章説：真理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社會實踐。真理和真理的標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如果把理論也當作檢驗真理的標準，那就有兩個標準了。這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的。馬克思主義是真理，但不能説馬克思主義就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1978年4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吳江《林彪、“四人幫”實用主義哲學批判》一文指出：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正確與否，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它不能在理論範圍解決，而要從實踐的結果來證明。林彪也好，“四人幫”也好，他們把實踐標準踐踏得一錢不值，自己另提一個標準，就是權力標準。誰在台上，誰有權，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有馬克思主義。有多少權，就有多少真理，就有多少馬克思主義。官越大，權力越大，路線的正確性就越大，馬克思主義也越多，這可以説是一種“權力拜物教”。

從以上這些文章和講話中提出實踐標準，到撰寫以實踐標準為主題的文章，是認識發展的必然邏輯，也是撥亂反正的必然邏輯。

由否定“兩個凡是”到公開提出清理“左”的思想，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這是胡耀邦指導撰寫的《人民日報》清“左”社論。

據我瞭解，當時，有三個地方在撰寫以真理標準為主題的文章。

先講《人民日報》。人民日報理論部，處在思想理論撥亂反正的前沿。他們發表批判“四人幫”的文章，不斷有人指責他們的文章批判了毛主席。這樣的問題經常碰到。他們經過研究，寫了一篇一千來字的小文章，題目叫《標準只有一個》。這篇文章發表後，又有人來信反對説，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澤東思想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部發現，這個問題比較複雜，寫小文章不行，應該寫一篇大文章。他們找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邢賁思，請他寫一篇有份量的文章。邢賁思寫了《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一文。

再説南京大學。該校哲學系有一位教師叫胡福明，當時40來歲，思想比較活躍。他獨自撰寫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他是怎樣撰寫這篇文稿的呢？1979年3月21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同時刊登了新華社記者張行端採訪胡福明的長篇報道。這篇報道説，胡福明在南京的一些會上批判“四人幫”的謬論，卻不斷遭到指責，有人説他的發言違背過去上級指示的精神，是“否定文化大革命！”面對這種情況，胡福明想，“難道就沒有是非標準了嗎？”

胡福明和他的同事們聯繫這些現象，展開了討論。大家擺出了許多問題，認為如果不從真理的標準問題上，把思想解放出來，揭批“四人幫”的鬥爭就寸步難行，撥亂反正就將是一句空話！胡福明決定立即動手寫一篇文章，宣傳這個認識論的基本原理，恢復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胡福明寫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文稿，大約於1977年9月，投寄給了《光明日報》。胡福明説，文章的主題是在撥亂反正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是在揭批“四人幫”的鬥爭中產生的。這篇專訪稿離胡福明撰寫《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的時間較近，所講情況，應是比較符合當時實際的。

下面講中央黨校的情況。

中央黨校是黨中央的思想理論陣地，處在撥亂反正的最前沿，也是制高點。

1977年10月9日，中央黨校隆重舉行復校以後的第一個開學典禮。葉劍英副主席在講話中提出：“我希望在黨校工作的同志，來黨校學習的同志，都來用心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特別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歷史。”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開學典禮講話中提出這個任務，意味着這是黨中央交給中央黨校的一項很重要的教學任務。

這個任務非常緊迫，也很複雜、敏感。怎麼辦？胡耀邦讓黨史黨建教研室先擬一個教學方案。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黨史黨建教研室寫了一個稿子，12月2日，胡耀邦召開中央黨校黨委會審議這個教學方案。這個教學方案的基本思路是：在肯定“文革”的前提下，揭露林彪、“四人幫”如何破壞“文革”。胡耀邦聽完之後説，你們這個方案不行，要全部收回，立即銷燬。

胡耀邦説：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要根據哪個文件、哪個領導的講話，要看實踐；一定要以真正的毛澤東思想，通過實踐檢驗分析；如果按照哪個文件、哪個領導的講話，那就不是科學研究。他講了“文化大革命”的許多問題。胡耀邦的話不多，但觀點非常明確，就是要看實踐，用實踐標準來檢驗、總結“三次路線鬥爭”。胡耀邦提出由校黨委委員、哲學教研室主任吳江牽頭，組建一個班子重新起草文件。

南京、北京三個地方，不約而同地提出實踐標準，撰寫以實踐標準為主題的文章，這不是偶然的巧合。英雄所見略同，反映了事物的普遍性。

在胡耀邦的具體指導下，吳江主持，經過一個多月的努力，寫出了《關於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鬥爭的若干問題》（徵求意見稿）。這個文稿提出了進行研究的原則，一是要用完整準確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二是要以實踐為檢驗真理、辨別路線是非的標準。文件起草完之後，中央黨校作為“徵求意見稿”發給八百學員討論，然後把學員的意見與“徵求意見稿”一起上報中央。

吳江是哲學家，在這個過程中他就發現，學員們的認識很模糊，比如有人説，你也在實踐、我也在實踐，那該根據誰的實踐呢？這就需要進一步搞清楚。吳江（這時他又是理論研究室主任）找到理論研究室研究組組長孫長江談這個問題，他確定，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讓孫長江為《理論動態》寫一篇文章。“唯一標準”這個提法，既符合認識論原理，也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吳江畫龍點睛地用了“唯一”兩個字，既有針對性地排除了別的什麼標準，但又比較含蓄，顯示出了一個哲學家的水平。

孫長江寫出了一個初稿。我沒看到過這一稿，據當時兩位領導跟我説，他們看了這個初稿，覺得還不行，要再加工。

正在此時，《光明日報》送來《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稿，要求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幫助修改。

《光明日報》於1978年5月11日公開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

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

原來，《光明日報》收到胡福明的文稿後，進行了多次修改，將文章題目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決定在“哲學”專刊發表。這已是1978年4月上旬了。這時，剛從中央黨校第一期高級幹部讀書班結業的楊西光派到《光明日報》任總編輯。楊西光在中央黨校參加了關於“三次路線鬥爭”的學習討論，他在審閲《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文稿時，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他當即決定，這篇文稿要作為重點文章在第一版發表，文稿聯繫實際不夠，要再加工提高。楊西光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聯繫，請幫助修改，並希望先在《理論動態》刊登，然後作為《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理論研究室請示胡耀邦，他同意這樣辦。

吳江囑孫長江，將他自己撰寫的文稿與《光明日報》送來的文稿“捏在一起”，題目還是用我們原定的。孫長江很快就在兩篇文稿的基礎上，寫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

孫長江於4月27日完稿，吳江閲改後即送印廠排出清樣，送耀邦同志審閲（約在4月29日或30日）。耀邦同志審閲後約在5月2日退回。

胡耀邦兩次審閲《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這是第一次審閲稿。

吳江又讓孫長江徵求校內外一些人的意見，再作修改。

5月6日（星期六）下午，耀邦同志在富強衚衕6號家中召開理論動態組會議。孫長江將再次修改後的文稿交我，讓我給耀邦同志審閲。到耀邦同志家落座後，我即將文稿遞給耀邦同志，他很快看完後説，我看可以了，有兩個地方是否改一下，我迅速記下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見。回校以後，將耀邦同志的修改意見整理抄寫清楚，星期一上班後交給了孫長江。孫長江在這個文稿上寫了“按此稿付印”五個字後，即送中央黨校印廠。這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稿最後定稿情況。

 北京東城富強衚衕6號，是胡耀邦的住宅。1978年5月6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此最後定稿。

1978年5月10日，《理論動態》第60期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5月11日，《光明日報》在第一版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這也是《光明日報》的第一篇特約評論員文章。

胡耀邦創辦的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第60期（1978年5月10日）刊登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光明日報》於5月11日公開發表此文，署名：本報特約評論員。

​

大討論局面的形成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主題鮮明突出，題目就精確地概括了全文的基本觀點。文章開門見山地提出，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一下就扣住了讀者的心絃，讓人們思考。文章從理論上全面而透徹地闡明，檢驗真理的標準不能是真理本身，而只能是實踐，而且，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沒有停留在理論問題的分析上，進而指出，檢驗路線的正確與否，標準也只有一個，就是實踐。

“唯一標準”四個字，點準了當時人們思想癥結所在，引人注目。知名學者于光遠説：“我特別看重‘唯一’這兩個字。我知道馬克思講‘實踐標準’時，實際上就含有唯一的意思，但沒有使用‘唯一’這兩個字。毛澤東的《實踐論》中是這麼寫的：‘判斷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在這段表述真理標準的語句中也沒有‘唯一’兩字。”于光遠認為，在1978年那場討論中有針對性地排他地提出實踐是“唯一”標準，有很強的現實性，有明確的對立面，問題提得突出、尖鋭與徹底。于光遠講的“排他”是指，一些人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澤東思想也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唯一”標準，就排除了其他標準。

正如胡耀邦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所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擊中了那個思想體系的要害，也深深觸動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度問題，因而立即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人民日報》於1978年5月12日轉載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當天晚上，就有權威人士給《人民日報》負責人打電話，嚴厲指責這篇文章。《人民日報》負責人將這個電話的內容通報了胡耀邦。提出並堅持“兩個凡是”的一些人，通過批評指責，扣帽子，告黑狀，下禁令等各種方式，反對和阻止這場討論的展開，當時，阻力和壓力都很大。正如胡耀邦所説，“那個時候的局面也確實不太明朗”。

但是，推倒“兩個凡是”，這是歷史的要求，是人民羣眾的願望，實踐標準得到廣泛的支持，特別是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誰也阻擋不了。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發表講話，他着重講了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哲學原理，尖鋭批評“照抄照轉照搬”的態度，實際是批評“兩個凡是”，鮮明地肯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有力地支持了剛剛興起的這場討論。對此，堅持“兩個凡是”的人卻並不退讓。

6月15日，有人召開會議，批評特約評論員，指名批評胡耀邦，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發出“下不為例”的禁令，氣勢不小。

6月16日，《人民日報》就發表邢賁思撰寫的文章《關於真理的標準問題》。

6月24日，在羅瑞卿的堅決支持和精心指導下，《解放軍報》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的長篇特約評論員文章，《人民日報》同時轉載。由哲學家吳江撰寫的這篇文章，系統地有理有據地批駁了“凡是論”的錯誤觀點，正如人民日報總編輯李莊所説，這篇文章“令‘凡是’論者不敢應戰”（李莊著《人民日報風雨四十年》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325頁）。

 新華社的《內部參考》於1978年7月22日刊登了黑龍江省委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報道。《人民日報》於8月4日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一個省委公開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是這場討論的重要突破。

8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新華社黑龍江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電訊。這標誌一個省委公開表態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具有突破性意義。

1978年8月4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新華社電訊：黑龍江省委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這是這場討論的重要突破。

此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連續報道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和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負責人關於支持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新聞，“兩個凡是”越來越陷入孤立的境地。

另一方面，各地的討論蓬勃展開，報刊發表闡釋實踐標準，批判“兩個凡是”的大量文章。各地紛紛召開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座談會、研討會。據統計，1978年，報紙報道各地舉行的座談會、研討會有68次，報刊發表的文章有650多篇。

到1978年八九月間，就真正形成了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局面。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一場鏖戰

1978年11月10日，黨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212人，都是中央和及軍隊的主要負責人，他們中不少人結業於中央黨校（在此之前，中央黨校已培訓高級幹部1851人，其中中央委員19人，候補中央委員36人）。這時，正是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局面，多數省、市、自治區以及人民解放軍各大軍區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人，都已表態支持實踐標準，參與了大討論。

1978年11月至12月，黨中央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這個會上，“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進行了一場鏖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取得了決定性勝利。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原定的議題，是研究經濟工作問題。但會議剛開始，與會者就依據實踐標準，提出了不少重大案件問題和一些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實際上就是推倒“兩個凡是”，進行撥亂反正。

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了各組同志提出的意見，並作出了相應的決定。

中央工作會議的許多與會者，都講了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批評“兩個凡是”，進一步闡述這一爭論的實質和重大意義。

11月27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始討論經濟問題。就在這一天，一位堅持“兩個凡是”的與會者卻發言指責提出實踐標準的人，説他們講真理標準問題的重要意義，不過是“八股老調”，是搞“非毛化”，是“過於輕率”，影響不好。他們的表現引起與會者的憤怒。

通過與會者的揭露，通過爭論，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同志也瞭解了“兩個凡是”提出的經過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由來。大家對主張“兩個凡是”、阻礙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同志，提出尖鋭的批評。有關的幾位同志，有關的中央領導人，作了自我批評。正如一位與會者所説，由於堅持“兩個凡是”、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標準的幾個同志在會上挑起了爭論，大家認為收穫很大。

會議最後，鄧小平同志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鄧小平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並作了深刻的闡述。他説：“目前進行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實際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爭論。大家認為進行這個爭論很有必要，意義很大。從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只有解放思想，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才能順利發展，我們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也才能順利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説，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的確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143頁）這是對歷時半年多(包括中央工作會議在內)的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作的最好的總結。

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明確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性質，是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問題。這絕不是“過於輕率”的話，也不是“八股老調”，而是抓住了問題的實質，是一個很鄭重的論斷。

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實踐標準與“兩個凡是”進行了一場鏖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隨後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寫了如下一段話：

“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促進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公報的這一段話有力地表明，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本否定了“兩個凡是”，充分肯定了實踐標準，充分肯定了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黨中央接受葉劍英同志的提議，決定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深入討論真理標準問題，進一步分清是非。

1979年1月，新任中宣部長胡耀邦主持召開了理論工作務虛會。參加會議的有160多人，包括了中央理論宣傳單位的負責人和首都理論宣傳方面的有關人士。多年從事理論宣傳領導工作和關心理論宣傳工作的20位老同志，被特邀參加，各省、市、自治區也都有一人蔘加(多數是省、市、區委宣傳部的)。

幾位同志首先聯合發言，深入揭露“兩個凡是”反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真相，揭露了“兩個凡是”的政治涵義，大大提高了與會者對這場討論的重要性的認識。幾位堅持同志“兩個凡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評發言，達到了進一步分清是非的目的。

作為黨中央理論刊物的《紅旗》雜誌，從真理標準問題討論開始，就持反對態度，奉行所謂“不捲入”方針，引起國內國外的關注和議論。1978年8月，他們請老革命家譚震林撰寫回憶井岡山斗爭的文章，以紀念毛澤東逝世兩週年。譚震林在文稿中寫了實踐標準，《紅旗》負責人要求刪去這些內容。譚在修改時反而增加了實踐標準的份量。《紅旗》負責人將譚文報送黨中央。鄧小平閲看譚文後寫了如下批語：“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麼《紅旗》不捲入，應該捲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捲入的本身，可能就是捲入。”其他中央領導人也作了《紅旗》應該刊登此文的批示。《紅旗》在這年12月，作為紀念毛澤東誕辰85週年，刊登了譚震林的文章，從此終止了所謂“不捲入”的方針，“兩個凡是”失去了最後一塊陣地。

從1979年年中開始，在全國範圍進行真理標準問題黨討論補課。到1981年年中，大體完成。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補課進行得普遍，深入，成效很大。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廣中全會作出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標誌着黨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任務基本完成，也標誌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結束。

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哲學家吳江提出，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題撰寫文章，吳江也是這篇文章的主要修改者。這是吳江的題字。

思想解放的春天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是一次普遍深入的思想解放運動。有人説，實踐標準“就像一把金鑰匙，打開了人們思想解放的大門”。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激活了人們的思想，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

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人們懂得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認識論原理，掌握了實踐標準，擯棄了多年束縛禁錮自己思想的權力標準、語錄標準、最高指示標準，等等。

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推倒了“兩個凡是”，破除了多年禁錮人們頭腦的個人迷信，打碎了精神枷鎖。

人們不是泛泛地討論實踐標準，而是緊密結合實際，對“兩個凡是”在各個領域的具體表現作具體的剖析，改變了曾經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物。

在山西省，把農業學大寨政治化，把大寨、昔陽的經驗神聖化、絕對化，提出學習大寨不走樣，要求各地一律照搬他們那一套。凡是按大寨、昔陽那一套辦的，就認為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走社會主義道路；凡是沒有照搬大寨、昔陽經驗的，就認為是違背毛主席革命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把大寨、昔陽的經驗當成判斷路線是非的標準。通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山西日報》發表了《大寨、昔陽的經驗不是判斷路線是非的標準》的文章。文章闡明，大寨、昔陽經驗是他們實踐活動的總結，是屬於主觀的認識。而路線正確與否，不是憑主觀認識如何判定的，辨別路線是非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山西日報》1979年10月19日）這篇文章以實踐標準否定了那個土“凡是”。

在湖南，在韶山，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幹部和羣眾澄清了把理論與實踐顛倒，把理論當僵死的教條等糊塗觀念，認識到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要熱愛和尊重領袖，但決不能造神，不能把領袖神化。幹部和羣眾弄清楚了堅持實踐標準同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關係。（見《湖南日報》1979年7月23日）

通過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人們首先用實踐標準檢驗“文革”。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人們對“文化大革命”不斷提出質疑，進而從質疑到否定。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出的《歷史問題決議》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革命，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社會進步，是一場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十一屆六中全會這個的《決議》，用實踐標準徹底否定了《文革》，取得最廣泛的共識。

農民深感人民公社體制的先天弊端，他們自發地搞起了承包制。人們依據實踐標準，理直氣壯地給予支持。一些領導幹部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凡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有利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鞏固，有利於人民生活的改善，受到人民羣眾歡迎的政策、辦法，就是正確的，就是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家庭承包聯產責任制的普遍推行，人民公社的解體，農村出現生機勃發的生動景象。

真是春風直度“玉門關”！

人們用實踐標準推倒了“兩個凡是”，徹底否定了“文革”，必然進一步用實踐標準檢驗過去搞的社會主義，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上解放思想。

1982年黨召開十二大，鄧小平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得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進而開啓了改革開放的輝煌歷史進程。

在改革開放的歷程中，實踐標準的內涵也不斷豐富，先後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三個有利於”標準。1992年初，鄧小平提出，判斷改革開放，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而很好地破解了姓“資”姓“社”的爭論，有力地回擊了“左”的政治家、理論家對改革開放的責難。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歷史的偉大轉折作了思想準備，也為改革開放作了思想準備。四十年來，每一項重大改革，都以思想解放為前導，都是思想解放的碩果。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然要以思想解放為前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