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必有一戰嗎？_風聞

自2018年7月中美貿易戰開打開始，中美關係就在不斷走滑坡過程中開始了自由落體樣的下墜；2019年12月新冠肺炎疫情首先在中國爆發後，美國對於中國的持續不斷的肆意抹黑與攻擊更令雙方關係雪上加霜；2020年7月21日，美國突然要求關閉中國在美開設的第一個大使館——休斯敦總領館，並要求中國在72小時之內撤離；當地時間2020年2月23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有關美中關係的講話，妄圖成為又一個拉下“鐵幕”的歷史人物；2020年7月24日中國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要求美國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館並且在72小時之內撤離。當地時間24日下午距離中方撤離最晚期限不到一個小時，美國聯邦特工和當地執法人員“接管”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短短的2年甚至幾天時間內，中美之間的衝突就已經顯著加劇，種種跡象表明，美國正在發起或者試圖發起一場對中國的“新冷戰”而中國也被迫加入這場她不希望參加的對抗或者説所謂的“新冷戰”之中。似乎中美之間已經步入修昔底德陷阱，中美之間的衝突將會愈演愈烈直到有一方倒下為止，那麼，中美之間是否像修昔底德陷阱預言的一樣，因為雙方的戰略互信喪失而陷入熱戰？

“修昔底德陷阱”，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比如要求改變現有的國際體系，對自己的利益給予更大的尊重諸如此類），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此説法源自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他認為，當一個崛起的大國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危險多數以戰爭告終。。歷史上，修昔底德陷阱幾乎已經成為國際關係的“鐵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註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中，對過去500年間16個崛起國對守成國的地位發起挑戰的案例進行分析，發現其中有12個以修昔底德陷阱所預言的戰爭而結束，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臘與斯巴達的伯羅奔尼沙戰爭、17世紀的英荷戰爭、德國發起的兩次世界大戰、日俄戰爭等等。

中美之間的矛盾既像修昔底德陷阱所提及的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但又和以往案例有巨大區別。區別表現在方方面面，但是筆者認為，最大的區別在三個發麪：

第一：修昔底德陷阱中有一個默認的前提，那就是“強者必霸”，崛起國的最終目標必然是取代守成國，推翻以往國際體系，成為新的“霸者”，然而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以前不會以後也不會稱霸，無意取代美國，更不會主動挑起與美國的戰爭，中國是現行國際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同時也是受益者。中國的目標是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體系，這並不意味着中國要另起爐灶，而是要推動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用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的話來説就是：“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發展。實現中美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

第二：中美之間經濟聯繫的規模之大，程度之深是以往崛起國和守成國之間前所未有的，而且這種聯繫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單方面依賴或者某一方有明顯優勢，而是雙方水乳交融，相互之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聯繫，雙方都對對方有強烈的依存性。

第三：現代的戰爭形態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美之間爆發戰爭的後果過於嚴重，雙方都不能接受戰爭帶來的嚴重後果。隨着科技的日新月異，武器的不斷更新換代，核武器、洲際導彈等武器的出現，戰爭的破壞性已經被極大放大，兩個大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爭，那麼後果必然是以往無法想象的甚至是人類的末日，這將會讓雙方決策者做出戰爭決定時必然慎之又慎。

然而，儘管中美雙方存在着不少可以避免雙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因素，但是，使兩國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換句話説，讓雙方進入戰爭的因素也不容忽視:

第一：美國對中國有着強烈的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帶來的敵意，而且表現得越來越明顯，這必將會大大減少雙方的戰略互信，增加衝突發生的概率。目前，美國對外大打“意識形態”牌，一方面是為了忽悠一眾追隨者加入其準備發起的對中國的“新冷戰”；另一方面，也是其內心想法的真實寫照。其實，美國對中國出於意識形態偏見帶來的敵意一直存在，以前因為覬覦中國市場，所以幻想着進行“接觸式外交”，既能薅羊毛，又能推行“和平演變”，一舉兩得。然而，在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之後，美國認識到，中國沒有按照它所希望的那樣“演變”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可能性，反而在自己的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發展得越來越快，越來越好，最要命的是，美國還發現，“敵人”的發展勢不可擋，自己無能為力，其內心的恐慌也必然是與日俱增，受害妄想也隨之不斷加深，對於中國的敵意也水漲船高，從遮遮掩掩到直言不諱。儘管中國曾經多次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強調，中國無意與美國爭霸，更沒有推行自己意識形態的意向，但是美國依然固執地認為中方只是在進行忽悠，中國必然會走前蘇聯的老路，美其與中國之間的鬥爭，是所謂的“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正是因為這種根深蒂固的敵意，讓美國戴着有色眼鏡觀察中國，很容易產生戰略誤判，釀成衝突，同時，這也會傷害中美雙方原本就已經脆弱的戰略互信，使事態進一步惡化。

第二：中美雙方的文化差異巨大，雙方考慮問題的模式不同，雙方對對方行動的真實意圖很容易產生誤判。美國政治學家薩繆爾·亨廷頓在其所著的《文明的衝突》中就指出，中美文化之間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的儒家文化強調求同存異，尊重不同文化，傾向於以幾百年幾千年為單位考慮問題，並且優先考慮如何將長期收益最大化；而美國所在的西方文化則是認為自己的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忘記過去，忽略未來，集中關注當下利益最大化。 這樣的文化差異反映在戰略考量上就會出現巨大差異，對同一問題的看法和對應措施也因此大相徑庭，最痛因為誤判的不斷積累，星星之火，亦會在雙方極不情願的情況下演變為燎原之火，一發不可收拾。（在此我説個題外話，關於中美思維方式的不同如何讓小摩擦升級為全面戰爭，《註定一戰》書中就舉模擬了幾個例子，本人看完之後還是不得不説作者對中國文化確實有獨到見解的，同時也不得不感嘆文化不同考慮問題的模式差異竟然那麼大···）

第三：美國正在積極推進中美經濟脱鈎，雙方正在上演貿易戰未來甚至會發展為金融戰，經濟關係這顆雙方關係的“壓艙石”正成為雙方關係的“絆腳石”甚至戰爭誘因。美國時間五月二十九日，特朗普公開發表演講，其中除了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税和簽證待遇，並制裁相關香港與大陸官員；退出WHO之外，還包含着他未來兩個重要的執政方向：1.整頓金融市場，清理中概股，保護美國投資者；2.全面重建美國產業供應鏈條，不能再在任何方面依賴中國。美國嘴上是這麼説的，行動上也是這麼做的。早在前幾年，美國政府就在不斷的“敦促”美國製造業迴流，並且多次對向中國“低頭”的美國企業“點名批評”並且發出各種威脅。援引環球網的消息，美國《國會山報》7月25日在一篇名為《中美關係惡化令美國企業不安》的報導中披露，美國政府官員已在向一些知名美企施加壓力，將中美兩國間的競爭描述為一場“為自由世界的未來而進行的意識形態鬥爭”，與此同時，這些官員還尖鋭地抨擊了與中國做生意的美企。比如，蓬佩奧週四在加州發表猛烈抨擊中國的演講時，就點名批評“離這裏不遠的好萊塢”。在蓬佩奧演講一週前，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16日在密歇根州發表講話時則特別提到迪士尼，指責它如果不對中國所謂的“知識產權盜竊和審查行為”發出警告，就將摧毀自由市場。美國憑藉美元在金融領域的國際壟斷地位，一方面在美聯儲量化寬鬆讓美元資產價值縮水，另一方面美國控制着國際支付清算的主要通道，使中國和俄羅斯、伊朗等交易變得十分困難。與此相對應的，自貿易戰以來，美國對來自中國的商品進行了規模空前的制裁，特別是多次以“莫須有”的罪名對多家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制裁，罔顧客觀事實與市場規律，妄圖扼殺中國的高新技術發展。不少人也指出美國正準備甚至已經開始與中國打金融戰（關於這部分內容，本人知識有限，不好評價，不作展開）。這些流氓行為不但讓中美之間的經濟依存大大失去了其對戰爭的制約作用，反而進一步加深了雙方矛盾，成為了戰爭潛在的導火索。

第四：美國現在內部矛盾重重，急需轉移國內矛盾，戰爭意願空前高漲。美國是世界上最喜歡發動戰爭的國家，美國在建國240多年曆史中只有16年沒有打過仗，參與戰爭和對外軍事行動多達240多次，在被聯合國承認的192個國家中，美國與其中的84個國家打過仗。而目前，因為疫情的爆發，美國的社會各領域事實上陷入了普遍的局部停擺狀態；為了抗擊疫情，美國政府不得不在公共衞生領域投入大量資源，這進一步加劇了其高達26萬億美元的債務的嚴峻性。與此同時，因黑人弗洛伊德被暴力執法致死而暴露的種族歧視問題在進一步撕裂美國社會。縱觀歷史，帝國主義國家在遇到國內無法解決的矛盾的時候往往選擇對外發動戰爭，轉移矛盾，加之美國極端好戰，發動戰爭的意願空前高漲。與之相對應的，是美國最近頻頻在中國南海、中國台灣問題上頻頻挑釁，不斷展示自己的軍事存在，在目前雙方戰略互信大減，民間對立前所未有的情況下，很容易發生擦槍走火，導致事態不斷升級，最後發展為局部戰爭乃至全面戰爭。

第五：中美之間現在的關係比美蘇冷戰時期還要糟糕，因為現在美國已經失去了冷戰期間的理性。現階段美國政府受國內極端民粹主義所裹挾，政策制定愈來愈無章可循，表現得越來越像勒龐所言的受羣體心理所控制的烏合之眾，喪失了其大部分的判斷力。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因為這就意味着戰爭後果對於美國的制約越來越小，處理與中國的問題時，美國更容易選擇極端做法，也即是發動一場戰爭。

經過以上分析，相信大家已經明白，中美之間，是否發生熱戰，最主要還是取決於美國對於態勢的判斷。中國固然是不希望戰爭，但戰爭從來就不是雙鑰匙機制，而是隻要一方發動戰爭的動力足夠大，那麼其就一定會爆發。就目前的情況來説，雙方已經處在戰爭邊緣，中國不希望戰爭，但是不能對此掉以輕心，迷信“和平與發展”，要做好鬥爭全面升級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