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my事件中,徐明朝才是那個“穿着新衣的皇帝”_風聞
观察者网用户_239411-2020-07-27 08:33
本週二(7月21日),火箭少女101隊長Yamy公開了其老闆徐明朝羞辱其外貌的音頻。事件迅速在社交網絡發酵,引起一片譁然。
來自Yamy微博
隨後,徐明朝方面也作出了回應。儘管他“自我反省”是“職場PUA男老闆”,但他拒絕跟Yamy道歉,並認為自己對Yamy的相處方式沒有錯。
回應中,徐明朝還表現出“相信”Yamy本性不壞,她是單純的,只是缺乏契約精神的信念。這使得部分輿論開始轉向認為這只是Yamy的一場過河拆橋式炒作。
很明顯,這場爭議遠遠不只是醜和美的分歧。
它更在於徐明朝作為一名中年男性、經紀公司老闆的權力上位身份,以及這背後影射出的輿論環境的價值體系,和娛樂圈商業邏輯。

1.
外貌羞辱的背後推手:
審美霸權與資本力量的勾結
被偷錄下來的音頻裏,徐明朝對Yamy的批判聽起來既露骨,又常常前後矛盾。
三分多鐘的獨白裏,前半部分大多是徐明朝的主觀審美臆斷。他逼問Yamy的同事、自己的下屬 “你覺得Yamy漂不漂亮?”,在得不到滿意的回答後,他氣急敗壞地讓對方反問自己一樣的問題,並理直氣壯地下定論,“很醜啊!這事實嘛!”隨後,他又批判Yamy“在裝時尚,壓根兒就不時尚!”、“穿衣服像個刺蝟一樣。我覺得她有病!”
在對一個不在現場的女生進行毫不遮掩的外貌羞辱,並且暴力施加自己赤裸裸的霸權審美於所有與會者之後,徐又立刻轉換成了老闆和資本家的姿態,將對美醜的評判無縫銜接到商業層面的資本逐利和得失。
視頻的最後,徐表達了一個令人玩味的觀點:“一個女生,醜是優勢,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自己丑!然後它就會變成優勢。”這番與先前的外貌批判自相矛盾的論調,恰恰反映了徐明朝的立場裏互不兼容的元素。
用徐明朝自己的用詞,為讀者翻譯一下他的邏輯:Yamy由於“明明就很醜”卻“不知道自己丑”,導致“自我認知產生偏差”,以至於從一個“酷girl變成了個娘炮兒”、人設坍塌、“畫風大變”,最終個人人氣連帶公司“數據”都一路走低。
作為一名男性,又是一名資本家,這種身份的多維性成為了我們解構徐明朝對Yamy外貌羞辱的關鍵,也是他在三分多鐘的視頻裏不斷論證自己觀點、詆譭Yamy的根本出發點。
作為男性,他覺得Yamy“非常醜”;作為經紀公司的老闆,他又看見了Yamy的“醜”可被巧妙用作在娛樂圈另闢蹊徑、贏得商機的優勢。
這種相悖的價值判斷導致徐明朝對Yamy的態度在兩極之間來回切換。從Yamy的長微博裏可以看出,多年的合作關係使她長期受制於徐變幻莫測的立場中:
一方面鼓勵她“你是有優勢的,要對自己有信心”,另一方面又貶低她“你不值得,你真的不值得”。

而態度轉變的導火索,自然就是徐口中的“數據”。
作為一個以逐利為目的的資本家,徐明朝關注的或許從來不是Yamy本身,而是她身上的商業價值。
當Yamy的“酷girl”人設看似在以“美”為主流的娛樂圈標新立異,併為公司帶來流量和紅利時,徐就認為Yamy的“醜”是獨特的商業資本。
而當Yamy嘗試新風格、脱離公司安排的設定、人氣有下滑的傾向時,徐明朝根深蒂固的男權審美則成為了這場喧囂的背後推手:Yamy的“醜”非但不再是優勢,還是她產生自我認知偏差、拖公司後腿的元兇。
這樣一套病態的潛在邏輯讓我們意識到,徐明朝的辱罵和攻擊,絕不僅僅來自對女性的外貌羞辱或單純的職場PUA,而是在父權社會中,以資本為主導的娛樂圈和大眾文化裏女性先後被物化和商品化的體現。
2.
男士説教下的集體失語
除去徐明朝的言論內容本身,他表達觀點的方式也值得一提。
音頻的最初,有人發聲質疑“美的標準是什麼”、試圖引入一個合理且民主的討論時,卻被他高聲駁回、立馬又將話題引回對Yamy的外貌批判。
隨後的獨白裏,徐明朝雖然提出不少問題,但大多都立刻自問自答,最終將一場公司會議變成完全個人觀點的輸出。而與會者們也從最初的有意參與,變作寥寥無幾的附和,到最後完全不發聲。
就這樣,徐明朝不僅獨霸了表達意見的渠道,更加壟斷了對事件本身做價值判斷的權利——他咄咄逼人的論述和不給任何人插話的態度,正是一種居高臨下、妄自尊大的“男士説教(mansplaining)”。

《愛説教的男人》的作者麗貝卡·索爾尼特有力地印證了男性如何長期霸佔説教者和審判者的位置,而與此相對應的是,女性的聲音和觀點則被認為是無足輕重,甚至不可信,這種錯位和扭曲導致女性幾千年來的被動噤聲。
更有趣的是,他有關審美的討論和一系列舉措透露出了兩個潛在邏輯:1)市場上存在一套不可挑戰、接近客觀的審美標準;2)他個人的審美標準即代表大眾,他就是那個負責“喊破皇帝新衣的孩子”。
因而,徐明朝目光短淺地將自己極具偏見的霸權審美視作不可置否的“事實”,又錯誤地認定其具有普世性,並強制施加給每個異見者。
徐明朝的“男士説教”背後透露着一種過度自信,甚至自戀——他將自己看作是傳遞真相的使者,在講到自己“並沒有當着Yamy的面講過Yamy醜,但是我忍不下去了”時,不僅沒有流露出抱歉的情緒,反而暗暗歸責他人不像他一樣敢於道出“真相”。
這種居高臨下的男士説教也表現在徐明朝規訓下屬的話語裏:因為公司給了藝人“選擇的權利”,作為交換,公司也應該擁有他們的“絕對服從”——徐明朝斷言,這才是“解決事情的根本性東西”。

相比於管理下屬,這更像是一種隱形的暴力和剝削:藝人們在不完全知情的情況下被迫屈從於一個毫無公平可言的歸責制度;Yamy變得“沒有自己的特色”、人設“塌了”、沒人喜歡,都是她“不服從”惹來的禍端,都是她的錯。
徐明朝話語中影射的邏輯讓人不寒而慄——既然我已經給了你好處,你就得讓我無條件支配你。
這套邏輯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現在大眾視野。
被控訴性侵李星星的時候,鮑某明辯解自己供養女讀書和生活,“是這個世界上對她最好的人”;又比如,儘管盡心盡力打點家務事,家庭主婦們卻還是會陷入“必須完全服從丈夫,因為是他賺錢養家”的窘迫。
由此可見,換湯不換藥,這個邏輯其實是尚未擺脱父權價值觀的社會的縮影。而偏見和權力的勾結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和棘手。
徐明朝本人積重難返的父權理念,加之強權主義的管理方式,也就解釋了他大言不慚地對Yamy進行人身攻擊,卻依然理直氣壯的原因。
然而問題恰恰就出於此:聲稱自己揭破皇帝新衣的那個孩子,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才是穿着新衣的皇帝。
“絕對服從”帶來的並不是公眾認可,而是在權力壓迫下的集體失語。
3.
幕前和幕後:大眾文化向兩性平權邁進了嗎?
放眼時代的變遷,不管是《創造101》的大火,還是最近《乘風破浪的姐姐》的熱播,平心而論,相較於90年代或是21世紀初,社會對女性的定義和偶像概念的標準確實放寬了不少。
得益於近年來大量女權運動在全球範圍內的掀起,例如從17年開始的#MeToo運動、18年韓國女性發起的“脱掉束身衣”運動(Escape the Corset),到去年熱依扎被指責穿吊帶“露骨”上熱搜而激起的社會輿論探討,女性意識到男性凝視的壓迫,並開始作出反抗。
如今的偶像人設不再侷限於“青春靚麗”,更包含了像Yamy、王菊這樣的“酷girl”。不同年齡層的女性的特點也在熒幕前被彰顯,粉絲們可以根據個人喜好挑選偶像。
然而極為諷刺的是,Yamy曝光的音頻卻揭露了看似走向平權的糖衣下,娛樂圈裏依然基於父權社會止步不前的生態鏈。
像徐明朝這種手握大量物質和人力資源,位於娛樂圈頭部的經紀公司老闆們,不僅依然保持着根深蒂固的男性凝視和霸權審美、無休止地物化並消費旗下女藝人,更是將與此價值觀相匹配的內容,源源不斷地通過由商業資本帶來的權力和途徑輸送給大眾媒體。

著名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裏就有一個著名的社會舞台論,他認為每個人都在幕前(frontstage)扮演別人為其定義的角色,而在幕後(backstage)表現真實的自己。
這種幕前幕後的對立造成了人性和社會的戲劇性,卻也為解構社會及其意義給出有用的提示。在Yamy事件中,極創引力內部會議錄音曝光於大眾視線就是一個從“幕後”走到“幕前”的絕佳例子。
徐明朝作為極創引力的老闆,在會議上一展無遺的男性凝視、父權審美,對旗下女藝人毫不顧忌的外貌羞辱,以及對所有員工在審美問題上的一言堂,完美地展現了在表面看似向多元化和兩性平權走近的大眾審美,在不被揭露的微觀層面,卻還是遵循男性化編碼的權力架構和話語系統,一如既往地物化着女性。
Yamy事件讓我們看到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架構層面的“幕前”和“幕後”的撕裂和對抗。
當社會的主流聲音為大眾媒體日漸走向兩性平權歡呼雀躍時,與其比鄰卻鮮少被討論的資本市場和經紀公司卻令人咂舌地紋絲不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依舊生產、印證、和加強着父權價值觀。
這種諷刺的反差促使我們思考,引導徐明朝的所謂的“數據”是不是一定程度上還是代表着具有父權屬性的大眾審美?
我們在熒幕前看到的、主流文化看似向我們呈現的、公眾輿論裏呼聲越來越高的兩性平權,到底有多少是由這個“幕前”的“理念認同”所帶動的商業模式上的趨同,又有多少是真正意義上的認知變革?究竟理念進步和行動落實之間有多大的鴻溝?
而目前最重要的是,我們清楚娛樂圈很可能不止一個徐明朝和Yamy,而整個中國社會里,也許也有千千萬萬的女孩正在遭受外貌羞辱和審美霸凌。
我想要告訴那些女孩們,這不是你的錯。也許你和Yamy一樣感受到“恐懼、自卑、自我懷疑、懦弱”,但請千萬不要被這些感受吞沒。
就算你沒有Yamy的影響力也沒關係,接納自己,發出聲音。也許這個聲音很微弱,但不要丟掉它,它終究會把你引向和你一樣也在努力、勇敢地發聲的女孩們。
這些真實的聲音是比浮於表面的口號和宣言更有力量的東西,也是把理念和行動真正結合起來的鑰匙。
正如瑪麗·彼爾德在《女性與權力》裏所説的一樣:
“從協同運作(collaborative)的角度去思考,更多地去考慮追隨者而非領袖的力量,將權力當作一種屬性,甚至是一個動詞(to power),而非某人的私有財產。
我所構想的權力的新定義,是一種‘產生效用’,為世界帶來某種改變的能力,以及被認真對待的權力——無論是作為個體還是作為整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