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緯國：啪啪啪！三記耳光讓我看到了國人的暴民劣根_風聞

　　民國二十一年，我在東吳唸書，住在蘇州。

　　一·二八事變發生時，該地很容易受到波及，所以我就暫時離開蘇州到湖州去，在湖州待了兩個多月，上海平定之後我就回到蘇州。

　　那時候的蘇州火車站亂糟糟的，我下火車時發現有很多士兵，有一個兵拿着步槍上了刺刀，走過來搜查旅客。我從火車上下來，帶了一個小鋪蓋，就是把一條被子疊好捲起來，再用繩子綁好，這個兵要我伸手進鋪蓋摸一摸有沒有東西，我心裏想：是你檢查還是我檢查？既然是你要檢查我，你反而要我把手伸進去摸一摸，即使有東西，我還會告訴你嗎？我問那個兵為什麼不自己摸呢？他就“啪”一個巴掌打過來，説：“讓你自己摸是給你面子！”所以我只好把手伸進鋪蓋去摸一摸，摸完後，他把手一揮説：“走了。”我也就走了。

　　之後，我看到很多旅客的行李都是被打開的，弄得亂七八糟。我體會到部隊裏的阿兵哥平時受夠委屈，當兵這個職業也不好玩，有那麼一個機會能夠在火車站檢查別人，當然會耀武揚威。另一方面這一次我所看到的軍隊，與我在廣東所看到國民革命軍完全不一樣，使我對軍隊的認識又增加了一層，同時對社會的認識也增加了一層。

　　民國三十一年，我坐隴海線的夜快車從潼關回新安，胡宗南將軍有事找我去研究。我喜歡睡在上鋪，因為臭蟲都在下鋪，不過他們分配下鋪給我，我也就坐在下鋪。

　　火車還沒開時，進來了一位少將，我就站起來向他敬禮，我敬完禮還沒坐下，他就説：“上去。”我心裏想：“我買在下鋪，你叫我上去，我還求之不得呢！”於是我就把上衣脱掉，掛在上鋪，這麼一掛，就露出我的配槍來———一把銀色的白朗寧，是我去部隊臨走時父親送給我的。

　　那位少將一看到我這把手槍便問我：“你這把手槍哪裏來的？”我説：“我老人家送給我的。”他又問：“他也是軍人嗎？”我説：“是。”他説：“我看一看行不行？”我説：“行。”便把手槍拿出來，退下子彈後交給他。

　　他看了以後很喜歡，説：“我跟你換一把怎麼樣？”他的手槍也是白朗寧，不過已經生鏽了，我就把退出的子彈再裝回彈夾，把彈夾也給他，並且説：“對不起，我只有這一個彈夾。

　　”他説：“好了。”意思好像是你還羅嗦什麼，然後他就把他的手槍放在我的槍套裏面。

　　第二天一早火車到了西安，胡宗南將軍派熊副官來接我，這位少將也認識熊副官，見了他便恭敬地問：“你來接誰？”

　　熊副官説：“我來接蔣上尉。”

　　説來好笑，這位少將跟我換槍時也沒問我的名字，他又問：“在哪一車？”熊副官説：“就在你後面。”

　　後來這位少將就走了，我也跟熊副官一起走。

　　等到將近中午的時候，有人來報告：“外面有一個少將跪在門口不肯走，要求見上尉。”我就趕快出去把他扶起來，他把槍還給我，我也把槍還給他，並且請他不要介意。

　　我跟他説：“這件事情沒有什麼，這把槍任憑誰見了都會喜歡，將軍如果喜歡的話就帶回去用好了，沒關係。”他説：“那不行，以後見了老太爺怎麼説。”這件事情就這麼過去了。

　　另外一次是我從西安回到潼關時發生的。

　　白天火車很擠，雖然是對號快車，但是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很多人帶了行李，往走道上一放就坐在行李上頭。

　　火車開車後，我看到一個上校自彼處擠過來往前走，沒多久又看到他從前方擠回來，第二次經過我的座位旁邊時，我就站起來問他：“上校，你是要找人還是要找位子？”他説：“找位子啊。”我就説：“請坐吧！”

　　他看了一看我，就“啪”一巴掌打在我臉上，很生氣地問我：“剛才我過來時你看見了沒有？”我説：“我看見了。”

　　他説：“你剛才為什麼不讓？”

　　我説：“上校，剛才你是從我背後過來的，等到我看見你時你已經走過去了，我以為你在找人，及現在看你又擠回來了，所以我特別問一問。”

　　沒想到他又“啪”的一巴掌打過來，説：“你羅嗦什麼！”意思是你還不讓位。

　　其實我已經站在旁邊，我説：“你請坐。”説完就到廁所裏坐在馬桶上。

　　後來列車長來查票，車廂裏有認識我的人就跟列車長説：“那位上校剛才打了蔣緯國。”

　　列車長就問：“那蔣緯國呢？”

　　那個人説：“他現在坐在廁所裏，他的位子給了那個上校。”

　　列車長就跟那位上校説：“你坐在人家的位子上了。”

　　而且那位上校根本就沒有票，列車長一方面要他補票(那時候能叫軍人補票已經算是進步了)，同時告訴他剛才那個上尉是蔣緯國。

　　他聽了以後，等補完票就跑到廁所門口“嘣”的一聲跪了下來，並且再三地道歉。

　　這一來反而把我嚇壞了，我捱揍時並沒有被嚇，反而覺得很正常，但是看見了一個上校跪在我一個上尉面前，我可受驚了，就趕快把他扶起來。

　　那位上校一定要我原諒他，説他家裏還有老孃在，好像我馬上就要把他拉出去槍斃似的。

　　我把他扶起來後請他回到座位上，我還是坐廁所裏，他堅持要我回到座位，説廁所裏臭，那時候的廁所當然是臭得不得了，但是坐久了也不覺得了。

　　從這些事情中我看清楚了中國的軍隊是怎麼樣的一批人組成的，要帶着這麼一批人去打仗，還要面對如此精鋭的日軍，還要打勝仗，實在是不容易。

　　我們的國家制度的確有很多地方值得批評，官員的辦事能力的確欠缺，辦事態度也的確不好，但是這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錯，也不是“中華民國”政府的錯，這是傳統養成的習慣，這種習慣存留在民間也存留在政府內，不論是誰，稍稍有權威後就開始耀武揚威了。

　　例如一個小小的二等兵，當他奉派去當橋頭盤查哨時，自認有了權威，執行任務時就對老百姓大聲呵斥，或者有其他不禮貌的行為；共產黨看準這一弱點，便對老百姓態度親切，老百姓自然傾向他們。

　　1955年，有一天我從台北到台中，路過銅鑼山，那時候的縱貫道上常常會有涵洞，涵洞上有小橋，公路上路肩雖然很寬，但是路面很窄，只有中間一段，兩輛車要會車時，外面的輪子就會落在路肩上，而過橋時則只能有一輛車通過。

　　我們的車到銅鑼山時，前面有一輛彈藥車，上面坐了一大羣軍眷，男女皆有，看他們很興奮的樣子，可能是到某處參加晚會後要回營房。

　　那天我還是坐我老丈人的大車子，説也奇怪，我在台灣從不戴槍出門的，那天臨走時，因為是晚上從台北回台中，所以我就跟駕駛説：“咱們今天把槍帶着吧。”於是我們各帶了一支卡賓槍和一把四五手槍，我身上帶着四五手槍，又在後座擺着一支卡賓槍。

　　當我們的車子要過橋之前，聽到彈藥車上的人嘻嘻哈哈的，後來他們開得愈來愈慢，也不讓我們過去。到了有涵洞的橋上頭，他們就停在那裏，我們就過不去了。

　　我們在距離他們二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停下來，然後就看到前面跳下兩個大男人來，我聽到他們説：“肥的！”原來他們看到我們的車子很漂亮，想搶我們。

　　我就跟我的駕駛説：“開遠光燈照着他們。”

　　説完後，我就從後面右手門下來，他從前面左手門下來，他拿着槍，我也拿着槍。因為車子開遠光燈，所以對面的人看不見我們。

　　對方起先有兩個人跳下來，後來又跳下四個人，都是男的。我帶槍時一定先上子彈，但不是為了要警告對面的人，我就喊我駕駛的名字：“徐宏，上子彈！”他拿着卡賓槍，我拿着四五手槍“啪嗒”一聲上膛，犧牲了一顆子彈。

　　他們聽到我們拉槍後説：“小心，他們有槍。”

　　我們兩人就繞到遠光燈的前面，其實我們車子上已經沒有人了，我故意往後指揮，説：“你們在後面看着，我們朝前面走！”讓他們以為車上還有很多人。

　　説完我們兩人就前進，並對他們説：“不準動！”

　　因為我們的燈光照得很清楚，而且我的駕駛拿着卡賓槍，等於是一支小衝鋒槍，他們也不敢亂動，我就拿着四五手槍繞到那輛彈藥車的駕駛座旁邊，一伸手就把駕駛的識別符號摘下來，我説：“你回去後老老實實地向你自己的部隊長報告今天晚上發生的事，我不提出報告，這個識別符號我會還給你師長的，以後不可以這樣子。”

　　那位師長是週中峯，後來還當過軍團司令、國安局局長，可是他帶部隊實在不行，他的部隊的紀律由此可見一斑。

　　1956年，有一次在衡陽街，我自己開了一部民用的黑色吉普車，那天我穿便服，路上有一輛“國防部”的交通車把我的吉普車逼到人行道上，我聽到、也看到一箇中校階級的軍官對駕駛説：“揍他！揍他！”

　　他叫他的駕駛下來揍我，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結果駕駛就跳下來跑到我的吉普車旁邊，伸手進來，想要揍我。他把手伸進來後，我就把他的手按在我的胸口，往前一彎身，把他的手一疊，他就“砰”地一下跪在旁邊。

　　他一跪下去，我把手一伸，就把他的識別符號摘下來了。

　　我説：“我不會怪你的，是那個中校指示你的，你向總務處處長報告，我會把識別符號還給總務處處長。”那時候的總務處處長是王雨農。

　　這點點滴滴加起來，賬都算在“中國國民黨”身上，也難怪民進黨有那麼多機會指責國民黨，實在是有些人做得太過分了，予人口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