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世家,克繼玄成——父子宰相張氏家族的教育(下)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20-07-27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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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傳身教中,不斷將修身、齊家的方法傳遞給子孫。正是這樣的教育,讓張氏家族不僅在清朝榮顯百年,還在未來的歲月裏,得以平安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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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舉目張立規矩
《文子·符言》中有言:“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藏之家,其後必殃。”張家到底是怎樣實現了對這一現象的逆轉,在清朝歷史上得以長期穩定發展的?人們將目光鎖定在了張英和張廷玉父子身上。早在張英時,便已經為張家子孫制定了明確的教育方案。若以綱目來分,基本上可以分為四綱十二目,所謂“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飢,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下面對這四綱進行簡要歸納總結於下:
第一綱是立品。品,即品行。人人都希望獲得幸福,可幸福是有福之人才能承受得起的。什麼樣的人是有福之人?張英説得很明確: “人生必厚重沉靜,而後為載福之器。”換言之,要想成為有福之人,必須首先讓自己成為敦厚持重的人。怎樣才是敦厚持重的人?張英開列了三目:戒嬉戲、慎威儀、謹言語。
張英以自己祖父張四維的故事為例,來説明敦厚持重的好處。張四維,字立甫,號恂所,與張居正之後成為明朝首輔的張四維同名,但籍貫不同。張英的祖父,在鄉里因為品行高尚得到了很多人的稱讚。在張英看來,不驕盈、不詐偽、不刻薄、不輕佻,是人中的貴人,比位至三公更值得人們的尊敬。
清鄂爾泰等人撰,張廷玉等人整理的《日講禮記解義》
清乾隆十四年(1749)武英殿刊本
張英和張廷玉在品行上,進行了不斷的努力。而與努力相應的,當道德達到一定的層次後,人們對他們的要求也會更高。張廷玉對此深有體會,他曾寫小品文《端正品行》,文中指出:“制行愈高,品望愈重,則人之伺之益密,而論之亦愈深,防檢稍疏則身名俱損。”當一個人選擇做品行高尚的人,他就必須對自己有極為嚴格的言行要求,因為別人會用更高的標準來評判品德高尚之人的各個方面,對其有超乎尋常的苛刻要求。張廷玉用了一位得道高僧平時謹慎,就因為如廁出來,到溪邊洗手而差點被神人擊殺的事情,來説明這一點,因為在神人的心目中,一位得道高僧應該做到事事處處為別人着想。溪水是用來供人飲用的,高僧怎麼能做出將髒污的手放到乾淨的溪水中的舉動呢?於是,當僧人準備洗手的時候,神人也已經將僧人視為欺世盜名之輩,準備擊殺了。所幸的是,高僧在手即將伸進溪水中的時候,想起了溪水是當地人的飲用水這一問題,改為用口吸水,再用口中的水在岸邊洗手的方式。在這個故事裏,高僧如果沒有及時想到問題並改變方案,後果不堪設想。 張廷玉認為這個故事雖然缺乏事實依據,但他藉此説明一個事實:品行越高,人們的評判標準越苛刻。事實上,歷史上有很多人平時不注意細節,獲得高位之後,往往因為一些小細節處理不到位而前功盡棄,甚至賠上身家性命。當然,越是有品望的人,往往越會更加嚴格要求自己。《論語·述而》中,孔子曾經説過“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社會上擁有較高聲望的人,因為自己的任何過失都有人能看到,於是其中愛惜羽毛的人會更加謹慎地做到更好,而這些人往往有可能在最後實現“從心所欲不逾矩”的目標。
品行的提升,需要讀書,是為第二綱。張英在《聰訓齋語》中指出:“積德之語,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説。”讀這些書,自然能夠幫助品行的提升。此外,即使寒苦的人,只要能讀書為文,都能使人不敢忽視,甚至欽敬。因此,張英很重視子女讀書。他曾經説過:
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氲,則自然進退安雅,言談有味。即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為人師表。至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為優劣。人若舉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為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坊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不專為場屋進退而言也。(《聰訓齋語》)
清代科舉考場,《姑蘇繁華圖》(局部),徐揚繪
短短數句,將讀書的功用説得清晰明白。而在具體讀書方面,張英所列三目,更清晰地表達了要求子孫讀書的次第:温經書、精舉業、學楷字。經書的重要性,不只是為舉業而立,更是為品行而立。舉業和楷字,也是端肅一個人而必須具備的。在習舉業方面,張英明確指出:
制義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
學習舉業的目的,不是求取功名,而是掌握立身之本。在談及書法時,張英明確説道:“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為尚;然須去矜束拘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
學習楷書,是為了養成端莊嚴肅、雍容和愉的人生氣象。
張英主張讀書,但不主張所有的書都讀。在他看來,如果所讀之書非宜,對人的成長並無好處,“若朝花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悦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即使唐詩宋詞,張英也主張學唐不學宋,理由很簡單:
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温醇爾雅,朝堂之所服也。
宋詩如紗如葛,輕疏纖朗,便絹適體,田野之所服也。
正因為如此,張英主張在年輕的時候,宜多學唐詩,宋詩不妨到中老年之後再去學習。
做任何事情,缺乏好的身體往往難以成事。因此,張英對子孫進行教育的第三綱列為養身,下列三目:謹起居、慎寒暑、節用度。
張英曾經諄諄告誡子孫,與其拿着錢去請人唱戲,拿着錢去與人一起吃飯喝酒,不如將這些錢拿着去賙濟有困難的人。因為賙濟別人,對自己和對別人都有好處。至於那些閒下來的時間,則最好拿去讀書或賞山水。
張廷玉更親身感受着養身的重要性,因為他從小就身體羸弱。弱到什麼程度?在他年幼的時候,只要走一里多地,就會感覺睏倦難撐。因此,張英及其夫人對張廷玉的身體狀況一直很憂慮,要求他在飲食起居上處處留意。張廷玉從小便按照這種要求嚴格執行。經過幾十年的調整,張廷玉到二十九歲以後,身體狀態逐漸恢復。到三十二歲以後,張廷玉進入南書房工作,每天早晨七點左右進入南書房,每天晚上九點左右離開南書房,也沒有覺得特別倦怠。陪皇帝外出時,往往飲食起居不能按照正常的規律,也沒有感覺身體扛不住。這一切,張廷玉認為來自平時對身體的調理。等到張廷玉的身體恢復到一定的程度之後,他也從來不竭力而為,登山遊覽往往只到山腰便回,進入寺廟中登塔,也只上一兩層。這樣嚴格地要求自己保存精神,只是不做竭力之事,常存知足之心罷了。
第四綱為擇友,分三目:謝酬應、省宴集、寡交遊。張英對於損友的影響,是這樣來描述的:
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崖岸,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即妻子之言亦不聽,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脱有一淫朋匪友,闌入其側,朝夕浸灌,鮮有不為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聰訓齋語》)
這裏所提四者,即積德、讀書、養身、儉嗇,將儉嗇從養身中拿出,單獨列一綱,説明在家族殷富之後,勤儉節約已經成為家族成員的重要必修課。即使一個孩子在此前已經將積德、讀書、養身和儉嗇做得不錯,如果交友不慎,被朋友忽悠,很容易前功盡棄,這説明擇友的重要性。
為了進一步説明擇友之重要,張英引用張茂稷的詩句:“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尊前嫵媚人。”張茂稷因為喜歡音律、吟詠,不樂仕進,將大把大把的金錢花到了一些不值得花的地方,結交了一羣獻媚討好他的人。等他窮困潦倒時,那些曾經對他極盡獻媚之能事的人,對他極盡挖苦之能事。於是,張茂稷有了“嫵媚人”變“揶揄鬼”的感慨。張英以張茂稷為例,充分説明了損友對人的影響之大。
張英對子女的教育,無論是將其視為四綱十二目,還是五綱十二目,他所列的綱目清晰明確地表達了對子孫後代的愛。誠如張英所説:“父母之愛子,第一望其康寧,第二冀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正是基於對子孫後代的愛,張英為子孫後代立下了清晰明確的綱目,一點一點教育子女成長。
或許有人會問,張廷玉不是也寫了《澄懷園語》嗎?他難道沒有綱舉目張的家教理念留存至今?是的,他沒有。張廷玉終其一生所做的,是將張英的主張落到實處,併為子孫後代從各個角度提供合適的效仿對象。這裏藴含的,是中國獨有的孝。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張廷玉的做法,顯然是大孝子才能為。
言傳身教信頻傳
在安徽桐城西南,有一條長100米、寬2米的巷子,建成於康熙年間。這條巷子叫“六尺巷”,命名源自張英的一個故事。當時,張英在京城為官,鄰居吳家在蓋房立地基時,佔用了張家的土地。於是,張家家人寫信給張英,希望張英參與,解決此事。張英看了之後,在信上寫了幾句話,重新寄了回去。這幾句話,後來被命名為“讓牆詩”,內容是這樣的:
千里家書只為牆,(異文:一紙書來只為牆)
讓他三尺又何妨。
長城萬里今猶存,(異文:長城萬里今猶在)
不見當年秦始皇。
桐城六尺巷
朗朗上口的幾句話,將張英的胸襟氣度展現無餘。然而,很少有人看到,這是張英在用書信的方式對子孫後代進行教育。
張英在京為官時,一些孩子隨他在京城學習。《攜子春遊》中記載,他曾經帶着張廷瓚、張廷玉、張廷瓘三人出西直門,到法華寺和萬壽寺去遊玩,賞古松。
萬壽寺
當然,張英不可能將全家人都搬到京城居住,除了張廷瓚、張廷玉、張廷瓘這幾位之外,多數家人還是在安徽桐城生活。張廷瓚、張廷玉等人,得到張英的言傳身教相對較多,而其他人接受的教育,往往是通過書信交流的方式來達成。
張英喜歡山水,心裏日夜所繫的是安徽桐城龍眠山。張英很喜歡那裏的山水,曾經指示自己的家人在那裏建亭,修整溪澗,種蓮花、養池魚,並建舟船於上。但因為張英不在桐城,張家對這一帶的管理有所懈怠。張英通過信件,瞭解其中的問題,於是寫信給家人,“僕人紙上之樹日增,園中之樹日減”,因此,督促家人前往稽查,並告知家人稽查的方法。
在家庭管理上,張英認為,大家族應有大家族的規矩。他説:“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未掃,灶突猶寒,大非雅事。”就是説,如果等到太陽曬屁股了,客人都到了,主人一家老小還沒有收拾利索,還沒有將飯做好,屋子裏仍是一團糟,那就不好了。
為了向子孫後代説明這一點,張英講了何如寵的故事。何如寵在成為進士後不久,有了一次很重要的改變。這一改變,與何如寵的一位同年(與自己同榜或同一年考中的人)到訪有關。當同年到何家,看到何如寵一家子還在睡覺,就勸告道:“日高如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為奸盜詐偽,何所不至耶?”何如寵覺得很有道理,從此和夫人嚴格約束自己的言行,一直到老。何如寵最終也在仕途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除了教家人經營田畝、治理家務之外,張英教得最多的,是教子孫後代讀書。為了讓遠在家鄉的子孫能夠好好地讀書學習,張英要求他們“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這樣日積月累, “汝每月寄所作九首來京,我看一會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外,瞭然矣”。通過書信往來,張英基本上每個月能收到子女在家鄉學習的情況,而他的反饋意見,也常常迅速通過批改作業的方式回饋給子孫。
與很多家庭在孩子長大了之後就放飛不同的是,張英對子女的教育和管理,是從始至終的。在張英告老還鄉之後,張廷玉等人仍留在京城為官。張英要求張廷玉每天寫日記,將自己的情況記下來,每幾天郵寄一次回去。已經是成年人的張廷玉,仍舊謹遵教誨,每天寫日記向張英彙報行蹤和認識。
康熙壬午春,先公予告歸裏,諭廷玉曰:“嗣後可寫日記寄歸,俾知汝起居近況,以慰老懷。”玉遵命,每日書之。甲申四月,奉命入直南書房。仰蒙聖祖仁皇帝恩誼稠渥,錫賚便蕃,不啻家人父子。且每歲扈從避暑塞外,凡口外山川形勝,風土人物,以及道里之遠近,氣候之涼燠,草木之華實,飲食日用之微,遊覽登眺,寓目適情之趣,悉載日記中。越數日,郵寄數紙,以博堂上之一笑。(《澄懷園語》)
可惜,這些日記毀於大火,否則我們能有更多資料來了解清朝康乾盛世。而在瞭解張氏家族的時候,我們可能也難以忽略這樣的事實:忙碌程度遠超我們的張廷玉,還會每天遵老父親的要求,寫信並隔三岔五郵寄信件給家人。這種信件的頻傳,讓張家子孫無論身在何處,家人之間都保持着相互的理解與交流。
乾隆時期富足的江南地區
《乾隆南巡圖卷》第六卷“駐蹕姑蘇”,清代徐揚繪
張廷玉年近八旬之際,經過反覆權衡,他做了平生難以見到的一個決定:在乾隆剛剛經歷喪子之痛時,毅然決然離開了朝廷。他的離開,一度讓乾隆皇帝非常惱火。沒有人知道,張廷玉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決定。但在他離開朝廷之後,他為張氏子孫留下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保家規則。
這些規則,張廷玉或者用名人名言略做點評,如:
陸放翁作《司馬温公佈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此語殊耐人思。
同樣是宰相,同樣是睡覺時蓋用普通的布做成的被子,司馬光被人讚譽,公孫弘則被人批評,於是引發了陸游的一番感慨。對此,張廷玉只是將陸游的感慨進行摘錄,讓晚輩自己去思考。
或者將自己或親友的經驗和盤托出,如:
予少時,夜卧難於成寐,既寐之後,一聞聲息即醒。先兄宮詹公授以引睡之法:背讀上《論語》數頁,或十數頁,使心有所寄。予試之果然……蓋心不可有著,又不可一無所著也,理固如此。
或者直接寫下家族訓誨,如張廷玉在寫賭博的害處時,這樣説道:
先公於賭具中最惡馬吊,謂其有巧思,聰明之人一入其中,即迷惑而不知返也。曾刻一印章,曰:“馬吊淫巧,眾惡之門;紙牌入手,非吾子孫。”時先公官京師,玉居里門,命於寫家稟時,用此印章於楮尾,觸目警心。玉謹受教,終身未嘗習此。今年七十有五矣,吾知免,夫願吾子孫共守之也。
可以説,無論是張英還是張廷玉,他們時刻都在注意着對家庭成員的教育。不僅要求家族成員做到,而且要求自己首先做到。言傳身教中,不斷將修身、齊家的方法傳遞給子孫。子孫若不在身邊,也會用書信及時傳遞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正是這樣的教育,讓張氏家族不僅在清朝榮顯百年,還在未來的歲月裏,得以平安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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