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外籍漁民的“悲慘世界”_風聞
已注销用户-中国政经第一刊2020-07-27 07:50

作者 | 姜雯
圖片 | 許淳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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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日上午,一輛載着燃油的油罐車即將駛離南方澳大橋。剎那間,這座位於台灣東北方宜蘭縣蘇澳鎮的大橋,轟然斷裂。
油罐車隨着大橋一起墜落,被掉落的鋼樑壓住並起火,與此同時,橋下3艘漁船被斷裂的大橋砸中,造成6人罹難,多人受傷。
罹難者全部為印尼和菲律賓籍漁工。

南方澳大橋斷橋
在台灣社會,外籍漁工的勞動、生活環境問題再一次浮上台面:即便靠岸,外籍漁工在陸地上也沒有可供休息的宿舍,只能終日生活在狹小的船艙內。
他們的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
2
2020年7月17日,我們從台北搭車前往南方澳,下車就能看到坍塌的南方澳大橋,被圍住禁止通行。而我所處的位置,正是南方澳的第三漁港。往前走幾步,就能看見各類漁船停靠在岸邊。烈陽和太平洋的風澆在臉上,魚腥味和柴油味一頭扎進鼻孔裏。
我繞着岸邊走,一直走到第一漁港。船上幾乎都是外籍漁工,光着膀子,有人在吊牀上睡覺,有人在檢查魚鈎,有人在洗澡,有人默默抽着煙,有人在滑手機,有人聚在一起聊天。船上掛着晾曬的衣服、東倒西歪的防水靴,鈎子、網子、浮球,湊近點,還能看見牙刷、沐浴乳、鍋碗瓢盆。船是他們的“家”。

“Makan(吃飯)。”一名穿着紅色格子襯衫、踩着拖鞋的印尼漁工向我們打招呼。他捧着盒飯,對我們露出燦爛的笑容,我們順勢和他攀談起來。
“Mas(先生),你睡在這裏嗎?”
“中午的話睡在這裏,熱。”
他睡覺的地方是魚艙凸起的大蓋子,一條薄被鋪在上面,頭頂則懸掛着另一條紅色毛毯,用來遮擋日光。
“所有漁工都睡在船上嗎?”
“對,大家睡船上。”
“有多少人?”
“9個人。”
和我們打招呼的人叫Rudi,來自中爪哇的Cilacap,小學畢業,20歲在巴淡島工作,25歲開始當漁工,今年35歲,到台灣當漁工一年。
印尼人一般結婚生子較早,但Rudi還沒結婚,他在印尼有一個哥哥,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雖然沒有養家的壓力,但Rudi説家鄉經濟不好,希望出去多賺點錢讓父母開心。

Rudi籤的是2年合同,但一般外籍勞工來台的合同都是3年,反覆確認下才知道,Rudi是“境外漁工”。
台灣的漁船上一般有兩種外籍漁工,境內漁工和境外漁工。境內漁工不會出海太久,境外漁工則是從事遠洋捕撈,上船門檻低,法令保護不足,薪水也較低。整艘船9個漁工都是境外漁工。
因為是第一次出國,Rudi毫無經驗,找了中介,雖然沒有直接付中介費,但卻要以抵債的形式從每個月的工資里扣除中介費、機票等一系列費用。
Rudi的薪水是一個月60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2870元;根據新規定,境外漁工法定薪資為450美元,約合人民幣3135元),每個月中介自動扣款300萬印尼盾,總共要扣6個月。但Rudi説這樣仍然能存下錢,在印尼工作賺到的錢,只夠吃飯。

而已經來台三次的Indra薪水則稍高一些,有時會到800萬印尼盾,但前6個月一樣要扣款。
這艘船用的是延繩釣,一條30海里長的母繩上,衍生出1000多個帶有鈎子的繩子,捕捉鬼頭刀、馬林魚和鯊魚。繩子放下去六七個小時,有時更久,等魚上鈎後,再用起繩器將釣到的魚拉上來。
一出港就是四五個月,光是開到漁場,這趟水路就要花上25天。船在跑的時候漁工可以休息,但也會無聊,Rudi説“只能吃飯睡覺吃飯睡覺”。
船上也沒有網絡,“所以在海上,腦子裏面,哇,很暈,不能講話,只有魚”。等魚上鈎後,就要開始連續工作,這時候一天只能睡3個小時。
在海上的時候只能睡在船上,但船隻靠港後,Rudi和其他漁工也還是睡在船上。雖然船上有冷氣,但只有引擎啓動後才有冷氣吹,Rudi他們已經在港邊停留一個多月了,炎炎夏日,大家都睡在船外面。

海港岸邊,還未出海的外籍漁工騎着自行車,“享受” 他的陸地
我説想看看他們在船內的宿舍,Rudi招呼着我進去。
漁工的宿舍通常在艙底,大一點的船則在上層,空間狹小,需要把腰彎得很低才能進入。一進去就是撲面而來的悶熱,狹仄的空間內還分成上下鋪,可以各睡5人。牀鋪的對面是引擎,我問Rudi,這樣不會很吵嗎?
“已經習慣了。”
“在船上最開心的事是什麼?”
“魚很多的時候。魚越多,就能越快回來。滿載的話還有大概400萬印尼盾的獎金。”
“那在船上有遇過什麼危險嗎?”
“差一點被鯊魚咬到。”
“大風大浪的時候不害怕嗎?”
“不會怕,已經習慣了,而且我們全部會游泳,還有浮板可以用。”
“想家嗎?”
“一直想,想家人,如果在海上的話,不能和家人講話,四個月不能講話,一定想的啦。”
我們聊天的時候,一旁的Indra則一直開着視訊,和他女朋友講話,好像要把在海上沒講的話全部講完。隔沒多久,還用麥克風唱起歌來。

“你覺得出海好,還是靠港的時候好?”我問Rudi。
“這裏比較好。在海上,只能看海,陪你的只有魚。在這裏的話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女生,海上沒有女生,只能找魚抓魚,沒有美人魚。”
大家都笑了起來。
Rudi抓抓自然捲的頭髮,拿了頂帽子戴在頭上,説要和我們合影。合完影,伴隨着印尼歌曲,我們向Rudi和Indra告別。
“Sampai jumpa(再見)。”我們跳下漁船。
“阿里嘎多。”Rudi又給了我們一個燦爛的笑容,隨即爬上船的高處乘涼。
3
我們一艘船一艘船看過去,有一艘船的船沿擺着很多大石塊,一羣印尼漁工在船內聊天。
“Mas(先生),這艘船是抓什麼的?”
“紅珊瑚。”
“可以看看嗎?”
“Ayo ayo ayo(來吧來吧來吧)。”
兩名印尼漁工熱情地招呼我們。“剛剛看到姐姐在那邊拍照。”他們指着Rudi和Indra的船。
“你們也是LG(境外漁工)嗎?”
“不是,我們是正式的。”
“正式的”即是境內漁工,相比境外漁工,他們不會去遠洋;境內漁工有法令保護,工作合約一般是3年,有勞工保險和健康保險,基本薪資是每個月23800元新台幣(約合人民幣5644元)。

每一個去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都會依照工作的不同被印尼中介收取不同金額的中介費,來到台灣後以債務的形式從每個月的薪資里扣除。
除此之外,台灣本地的中介還會收取3年共計6萬元新台幣的“中介服務費”。所以漁工到手的薪資往往低於23800元新台幣的基本工資,除非老闆發放獎金。
“珊瑚要怎麼捕?”
名叫Wanto和Awin的兩名印尼漁工為我們比划起來。“這個石頭有5公斤、7公斤,一個繩子通常拉3塊石頭,一個人6塊石頭,我們丟下去,差不多5~15分鐘,再拉起來。浪越大,越快拉起來。”
Wanto和Awin説如果出港作業,一般早上6點出港,晚上回來,最短在海上待4天,最長則要兩個禮拜。不過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出港了,因為就算捕撈到珊瑚,也因為“封鎖(Lockdown)”而無法賣出去,現在都只能領半薪。

學得快的人,會説簡單的漢語,如“快點”“慢點”“一點點”“很多”,甚至還有“阿彌陀佛”,基本都是工作時會用到的詞語或句子。
但就像剛才Indra和我們説的,船上的話和陸地上的話不一樣,漁工因為語言不通,遇到問題時,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也很難和當地人建立關係。
Awin突然問我們:“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只是走走,好奇你們的生活。”
“自己知道啦,漁工,苦啦,很難。”他笑笑。
“什麼事情比較困難?”
“自己知道啦,在這邊的人。跟老闆聊吧,那個,老闆。”他向我們的後方示意,整艘船也突然安靜了起來,Wanto和Awin各自散開去到船後方。
我們回頭,一個健壯的老人光着膀子,理着板寸頭,頭髮雪白。
老人姓李,今年已經60多歲了,他十幾歲就開始出海捕魚,一做就是四十幾年。以前用的是小船,後來船越來越大,也越開越遠。

“後來裏面的魚就剩下一點點啦,大一點的船就往外面去抓。”李老闆指着珊瑚船旁邊的船,“那艘是我的。”
李老闆的船用的也是延繩釣,有什麼魚就抓什麼魚,一次出海也要兩個多月,算是出海比較久的,能夠聘請境外漁工;而近海捕撈的船隻則不能聘請境外漁工。李老闆原本有6個境外漁工,但現在一個工人也沒有,他説抓那麼多年也會累,現在正好休息休息。
倒也不完全是為了休息,他説原來的工人不好用,就全部辭掉了。但因為疫情,新的工人又進不來。根據台灣當局的規定,入境的外籍勞工都要先隔離14天。
這對李老闆來説,是相當不划算的。因為境外漁工進港15天內,就必須出港。然而,光是隔離就花去14天,如果這個漁工“不好用”,讓他回去,他還是白白花了14天的錢。

“那你不是好幾個月沒出海了?”我問。
“對啊,我船員不好用,我都給他回去了,他們也可以換船啊,但必須是去遠洋的船上。等SARS過去(李老闆將新冠肺炎認知為SARS),我再找新的工人,手續辦一辦就好了。”
辭掉的漁工去了哪裏?是不是債務還沒還完就被送回去了?這些我沒問李老闆,也許這也不是他所關心的。李老闆很快就要抱孫子了,“抱孫子就高興了”。
他告訴我們,南方澳這裏有六成都是印尼漁工,四成是菲律賓漁工。像他這個年紀還在捕魚的,已經很少了,基本都退休了。而年輕人又不願意繼承漁船,普通船員的工作更是沒有本地人肯做,而且本地人的薪資也高,聘請外籍勞工既補充勞動力,又省錢。

李老闆説,以前請當地的人話,扣除成本,剩下的錢老闆領一半,另一半則由船員平分。現在船主聘請一個境內漁工,成本約莫是3萬元新台幣,而一個境外漁工,大概是2萬多元新台幣,大陸技術漁工,薪水則大約4萬~5萬元新台幣,“他們一個就能請兩個外勞”。
“外勞也很辛苦啦。”
“他過來就是要勤快,不勤快誰要。”
告別李老闆,我們繼續沿着港岸走。此時夜色已起,涼風徐徐,漁港也暫時休息了。凌晨兩三點,這裏會再次熱鬧起來,出去的船隻、進來的漁獲,討海的人,晚上是白天。
4
次日上午,我們繼續在漁港閒晃,試圖找外籍漁工採訪,可能因為天氣太熱,漁船上外籍漁工的身影並不多,也有人在檢查魚鈎,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位於第一漁港的南天宮媽祖廟,是附近最大的廟宇,這裏倒是熱鬧,噼裏啪啦,鞭炮聲四起。前來“進香”的信眾正要回去,一邊口中喊着“回駕”,一邊比劃着某種儀式。廟裏的人説,“就是其他廟的神明來和媽祖交朋友啦,現在要回去了。”
雖然這個小鎮上哪裏都不缺外籍漁工的身影,媽祖倒是和他們沒什麼太大的關係。漁港不大也不小,有些漁工會擁有自己的自行車或電瓶車代步。

南天宮媽祖廟
第一和第二漁港中間的魚市,也是一派生猛的景象。清晨進港的漁船已經把貨卸完了,魚市上都是新鮮的魚,鯖魚、旗魚、鮪魚、蝦子……一尾一尾整齊地擺放好。臨近中午,不時還有小漁船靠港,外籍漁工用布包裹着頭部以防曬,向市場遞上一桶一桶的魚,和冰塊一起倒在地上,由買家分揀。
第三漁港都是大型船隻,岸邊有人在收修補好的網子,用機器吊起來,幾個漁工站在車子上面整理大網。開車的是老闆,他説這網子一個就要1000萬元新台幣,他還有一艘船在海上作業。他們捕的是鯖魚,用圍網的方式,一般晚上出去,早上回來。
港岸邊,也有外籍漁工正在修網,這是一艘捕撈馬林魚和鯊魚的船隻,有時候也去捕烏魚。整艘船有4個台灣人,3個菲律賓人,船上放着歡快的塔加洛語音樂。

魚市場,一派生猛和熱鬧
一名年長的菲律賓漁工Allan頭髮有些花白,他説網子修了快一個月了,而他已經跟着這艘船12年了。然而,外籍勞工在台灣最長也只能待12年,我問他之後要回去家鄉嗎?他説還是想出去,去美國吧。
在菲律賓的時候,Allan是銷售員,但每個月只能賺得20000比索(約合人民幣2840元),而在台灣,加上老闆給的獎金,一個月薪水可達50000比索。他説自己已經在家鄉蓋好房子、買好地、買好摩托車了。
Allan説自己有個好老闆,不用睡在船上,靠岸的時候就在老闆家睡覺。他説也有比較好的老闆給漁工租房補貼,讓他們自己出去租房子,這樣就不必每天住在船上。
再次一點的,十幾個境內漁工自己合租一套房子。但我們遇到的漁工,還是睡在船上的居多,生活環境逼仄,冬冷夏熱,吃喝拉撒都在船上,蟑螂和海蟑螂到處爬,岸上還有老鼠在跑跳。

當我們在和一艘釣白帶魚的印尼漁工聊天時,船老闆突然騎着電瓶車出現在我們後面。我問老闆,漁工都睡在船上嗎?他説,對啊,船上有冷氣,現在沒冷氣沒人要做啦。
然而,就在下一艘船上,印尼漁工告訴我們,他們的船上就沒有冷氣,只有小小的電扇,而他們之中做得最長的,也有10年之久了。
走着走着,暑氣實在太重,我們決定找個地方避避暑,正好附近就有一間印尼店。
5
印尼店內有不少印尼食品,可供慰藉外籍漁工思鄉的胃。收銀台旁則是煮好的鮮食,有牛肉、魚頭、炸蔬菜餅等印尼特色菜餚。
“你是這裏的老闆嗎?”我問戴着帽子、幫忙結賬的印尼人。
“老闆娘在睡覺,我幫忙一下。”他用簡單的中文回答。
我們坐下吃了點東西,沙發上還坐着另外兩個印尼人。有人進來時,戴着帽子的印尼人就去結賬,沒客人時,他就和另外兩人閒聊着。這裏的氣氛和外面相差甚遠,外面不僅炎熱,還有一種人在工作時的緊繃感,但這間小小的印尼店則瀰漫着閒適的空氣。我們很快加入了他們的對話。

老闆娘原來是印尼配偶,平時漁工不僅來買家鄉味,二樓還提供禱告室。因為印尼漁工大部分是穆斯林,在船上禱告並不方便。來之前可以先在門口“淨身”,戴帽子的Diki指了指店門外的水龍頭。他説有時候漁船上太熱,漁工也會來這裏睡覺。
Diki説樓上的空間是免費的,他們只要幫忙照顧好環境、有客人來的話幫忙收錢。這是特殊的印尼文化,他們稱之為“Gotong Royong”,即“互相合作”。
大部分印尼漁工都來自爪哇島的Tegal、Cirebon、Indramayu,這三個小城都是海港城市,原就有不少漁民。同一地區的人還會組成同鄉會,遇到問題,彼此幫忙解決。
他們説境內漁工還好,境外漁工如果遇到問題,就很難被解決。前幾天還有個老闆動手打人,同樣來自Tegal的Diki就帶着他去報警,船主得到一張警告書,也有和漁工道歉。在海上作業壓力大,打罵似乎是某種不成文的文化,但船長和漁工也保持一種不成文的默契——罵沒關係,不要動手。海上喋血案偶有發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船長打罵漁工所致。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性格,台灣人也好,印尼人也好,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漂亮的,有醜的,都不一樣。”Diki説。
“那工作上遇到問題怎麼辦?”
“拖欠工資的問題可以跟中介説,但是工作的問題就不行。”在台灣,外籍勞工不能自由轉換僱主,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工人是被綁定在僱主名下的。這也是Diki所謂的“工作的問題不行”,除非私人中介願意幫他們轉換僱主。
Diki説大多數漁工還是睡在船上,有些人會合租一套房子平攤費用。“假設冬天回來的時候,很冷,有的船上沒有熱水,租個地方可以洗澡。”但這只是境內漁工的“享受”,境外漁工離岸久、收入低,一般不會選擇租房。“他們冬天一個禮拜才洗澡。”

“齋戒的時候要出海怎麼辦?”
“沒關係啊,這是穆斯林的義務。老闆説你肚子餓不吃會死掉,我説沒關係,等一下。”穿着紅杉的Susanto補充道,“我們齋戒的時候,晚上7點才開齋,船長會等我們開齋,一起吃飯。”
“南方澳大橋斷裂的時候你們在哪裏?”
Diki似乎沒聽懂我們的意思,但他説,南方澳大橋垮下來之前,有一個人喝醉掉到海里死了,半個月前有一艘船翻了,造成7個人死亡。
不知這是否是某種不幸的徵兆。
我們告別這三名漁工,繼續向漁港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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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太陽已落山,晚霞倒映在水面,水天連成一片,漁港看起來很美。有的船亮起了燈,正準備出港,也有漁工在船上開始煮晚餐,在岸上就能聞到飯菜的香氣。

出海前,漁工在檢查魚鈎,他們傍晚要出港,對漁工來説,晚上是白天
Rudi騎着自行車從我們身邊經過,開心地和我們打招呼,他的前座還坐着另一個漁工。Rudi還是穿着和前一天一樣的紅色格子襯衫,露出燦爛的笑容,自然捲的頭髮在風中飄揚,身姿颯爽。
南方澳大橋也靜靜地躺在落日裏。漁工仍睡在船上,他們在岸邊沒有家。
(文中人名皆為化名,許淳淮協助翻譯印尼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