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外籍漁民的“悲慘世界”_風聞

　　作者 | 姜雯

　　圖片 | 許淳淮

1

　　2019年10月1日上午，一輛載着燃油的油罐車即將駛離南方澳大橋。剎那間，這座位於台灣東北方宜蘭縣蘇澳鎮的大橋，轟然斷裂。

　　油罐車隨着大橋一起墜落，被掉落的鋼樑壓住並起火，與此同時，橋下3艘漁船被斷裂的大橋砸中，造成6人罹難，多人受傷。

　　罹難者全部為印尼和菲律賓籍漁工。

​南方澳大橋斷橋

　　在台灣社會，外籍漁工的勞動、生活環境問題再一次浮上台面：即便靠岸，外籍漁工在陸地上也沒有可供休息的宿舍，只能終日生活在狹小的船艙內。

　　他們的死亡是偶然，也是必然。 

2

　　2020年7月17日，我們從台北搭車前往南方澳，下車就能看到坍塌的南方澳大橋，被圍住禁止通行。而我所處的位置，正是南方澳的第三漁港。往前走幾步，就能看見各類漁船停靠在岸邊。烈陽和太平洋的風澆在臉上，魚腥味和柴油味一頭扎進鼻孔裏。

　　我繞着岸邊走，一直走到第一漁港。船上幾乎都是外籍漁工，光着膀子，有人在吊牀上睡覺，有人在檢查魚鈎，有人在洗澡，有人默默抽着煙，有人在滑手機，有人聚在一起聊天。船上掛着晾曬的衣服、東倒西歪的防水靴，鈎子、網子、浮球，湊近點，還能看見牙刷、沐浴乳、鍋碗瓢盆。船是他們的“家”。

　　“Makan（吃飯）。”一名穿着紅色格子襯衫、踩着拖鞋的印尼漁工向我們打招呼。他捧着盒飯，對我們露出燦爛的笑容，我們順勢和他攀談起來。

　　“Mas（先生），你睡在這裏嗎？”

　　“中午的話睡在這裏，熱。”

　　他睡覺的地方是魚艙凸起的大蓋子，一條薄被鋪在上面，頭頂則懸掛着另一條紅色毛毯，用來遮擋日光。

　　“所有漁工都睡在船上嗎？”

　　“對，大家睡船上。”

　　“有多少人？”

　　“9個人。”

　　和我們打招呼的人叫Rudi，來自中爪哇的Cilacap，小學畢業，20歲在巴淡島工作，25歲開始當漁工，今年35歲，到台灣當漁工一年。

　　印尼人一般結婚生子較早，但Rudi還沒結婚，他在印尼有一個哥哥，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雖然沒有養家的壓力，但Rudi説家鄉經濟不好，希望出去多賺點錢讓父母開心。

　　Rudi籤的是2年合同，但一般外籍勞工來台的合同都是3年，反覆確認下才知道，Rudi是“境外漁工”。

　　台灣的漁船上一般有兩種外籍漁工，境內漁工和境外漁工。境內漁工不會出海太久，境外漁工則是從事遠洋捕撈，上船門檻低，法令保護不足，薪水也較低。整艘船9個漁工都是境外漁工。

　　因為是第一次出國，Rudi毫無經驗，找了中介，雖然沒有直接付中介費，但卻要以抵債的形式從每個月的工資里扣除中介費、機票等一系列費用。

　　Rudi的薪水是一個月600萬印尼盾（約合人民幣2870元；根據新規定，境外漁工法定薪資為450美元，約合人民幣3135元），每個月中介自動扣款300萬印尼盾，總共要扣6個月。但Rudi説這樣仍然能存下錢，在印尼工作賺到的錢，只夠吃飯。

　　而已經來台三次的Indra薪水則稍高一些，有時會到800萬印尼盾，但前6個月一樣要扣款。

　　這艘船用的是延繩釣，一條30海里長的母繩上，衍生出1000多個帶有鈎子的繩子，捕捉鬼頭刀、馬林魚和鯊魚。繩子放下去六七個小時，有時更久，等魚上鈎後，再用起繩器將釣到的魚拉上來。

　　一出港就是四五個月，光是開到漁場，這趟水路就要花上25天。船在跑的時候漁工可以休息，但也會無聊，Rudi説“只能吃飯睡覺吃飯睡覺”。

　　船上也沒有網絡，“所以在海上，腦子裏面，哇，很暈，不能講話，只有魚”。等魚上鈎後，就要開始連續工作，這時候一天只能睡3個小時。

　　在海上的時候只能睡在船上，但船隻靠港後，Rudi和其他漁工也還是睡在船上。雖然船上有冷氣，但只有引擎啓動後才有冷氣吹，Rudi他們已經在港邊停留一個多月了，炎炎夏日，大家都睡在船外面。

　　海港岸邊，還未出海的外籍漁工騎着自行車，“享受” 他的陸地

　　我説想看看他們在船內的宿舍，Rudi招呼着我進去。

　　漁工的宿舍通常在艙底，大一點的船則在上層，空間狹小，需要把腰彎得很低才能進入。一進去就是撲面而來的悶熱，狹仄的空間內還分成上下鋪，可以各睡5人。牀鋪的對面是引擎，我問Rudi，這樣不會很吵嗎？

　　“已經習慣了。”

　　“在船上最開心的事是什麼？”

　　“魚很多的時候。魚越多，就能越快回來。滿載的話還有大概400萬印尼盾的獎金。”

　　“那在船上有遇過什麼危險嗎？”

　　“差一點被鯊魚咬到。”

　　“大風大浪的時候不害怕嗎？”

　　“不會怕，已經習慣了，而且我們全部會游泳，還有浮板可以用。”

　　“想家嗎？”

　　“一直想，想家人，如果在海上的話，不能和家人講話，四個月不能講話，一定想的啦。”

　　我們聊天的時候，一旁的Indra則一直開着視訊，和他女朋友講話，好像要把在海上沒講的話全部講完。隔沒多久，還用麥克風唱起歌來。

　　“你覺得出海好，還是靠港的時候好？”我問Rudi。

　　“這裏比較好。在海上，只能看海，陪你的只有魚。在這裏的話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女生，海上沒有女生，只能找魚抓魚，沒有美人魚。”

　　大家都笑了起來。

　　Rudi抓抓自然捲的頭髮，拿了頂帽子戴在頭上，説要和我們合影。合完影，伴隨着印尼歌曲，我們向Rudi和Indra告別。

　　“Sampai jumpa（再見）。”我們跳下漁船。

　　“阿里嘎多。”Rudi又給了我們一個燦爛的笑容，隨即爬上船的高處乘涼。

3

　　我們一艘船一艘船看過去，有一艘船的船沿擺着很多大石塊，一羣印尼漁工在船內聊天。

　　“Mas（先生），這艘船是抓什麼的？”

　　“紅珊瑚。”

　　“可以看看嗎？”

　　“Ayo ayo ayo（來吧來吧來吧）。”

　　兩名印尼漁工熱情地招呼我們。“剛剛看到姐姐在那邊拍照。”他們指着Rudi和Indra的船。

　　“你們也是LG（境外漁工）嗎？”

　　“不是，我們是正式的。”

　　“正式的”即是境內漁工，相比境外漁工，他們不會去遠洋；境內漁工有法令保護，工作合約一般是3年，有勞工保險和健康保險，基本薪資是每個月23800元新台幣（約合人民幣5644元）。

　　每一個去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都會依照工作的不同被印尼中介收取不同金額的中介費，來到台灣後以債務的形式從每個月的薪資里扣除。

　　除此之外，台灣本地的中介還會收取3年共計6萬元新台幣的“中介服務費”。所以漁工到手的薪資往往低於23800元新台幣的基本工資，除非老闆發放獎金。

　　“珊瑚要怎麼捕？”

　　名叫Wanto和Awin的兩名印尼漁工為我們比划起來。“這個石頭有5公斤、7公斤，一個繩子通常拉3塊石頭，一個人6塊石頭，我們丟下去，差不多5~15分鐘，再拉起來。浪越大，越快拉起來。”

　　Wanto和Awin説如果出港作業，一般早上6點出港，晚上回來，最短在海上待4天，最長則要兩個禮拜。不過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他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出港了，因為就算捕撈到珊瑚，也因為“封鎖（Lockdown）”而無法賣出去，現在都只能領半薪。

　　學得快的人，會説簡單的漢語，如“快點”“慢點”“一點點”“很多”，甚至還有“阿彌陀佛”，基本都是工作時會用到的詞語或句子。

　　但就像剛才Indra和我們説的，船上的話和陸地上的話不一樣，漁工因為語言不通，遇到問題時，很多時候都無能為力，也很難和當地人建立關係。

　　Awin突然問我們：“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只是走走，好奇你們的生活。”

　　“自己知道啦，漁工，苦啦，很難。”他笑笑。

　　“什麼事情比較困難？”

　　“自己知道啦，在這邊的人。跟老闆聊吧，那個，老闆。”他向我們的後方示意，整艘船也突然安靜了起來，Wanto和Awin各自散開去到船後方。

　　我們回頭，一個健壯的老人光着膀子，理着板寸頭，頭髮雪白。

　　老人姓李，今年已經60多歲了，他十幾歲就開始出海捕魚，一做就是四十幾年。以前用的是小船，後來船越來越大，也越開越遠。

　　“後來裏面的魚就剩下一點點啦，大一點的船就往外面去抓。”李老闆指着珊瑚船旁邊的船，“那艘是我的。”

　　李老闆的船用的也是延繩釣，有什麼魚就抓什麼魚，一次出海也要兩個多月，算是出海比較久的，能夠聘請境外漁工；而近海捕撈的船隻則不能聘請境外漁工。李老闆原本有6個境外漁工，但現在一個工人也沒有，他説抓那麼多年也會累，現在正好休息休息。

　　倒也不完全是為了休息，他説原來的工人不好用，就全部辭掉了。但因為疫情，新的工人又進不來。根據台灣當局的規定，入境的外籍勞工都要先隔離14天。

　　這對李老闆來説，是相當不划算的。因為境外漁工進港15天內，就必須出港。然而，光是隔離就花去14天，如果這個漁工“不好用”，讓他回去，他還是白白花了14天的錢。

　　“那你不是好幾個月沒出海了？”我問。

　　“對啊，我船員不好用，我都給他回去了，他們也可以換船啊，但必須是去遠洋的船上。等SARS過去（李老闆將新冠肺炎認知為SARS），我再找新的工人，手續辦一辦就好了。”

　　辭掉的漁工去了哪裏？是不是債務還沒還完就被送回去了？這些我沒問李老闆，也許這也不是他所關心的。李老闆很快就要抱孫子了，“抱孫子就高興了”。

　　他告訴我們，南方澳這裏有六成都是印尼漁工，四成是菲律賓漁工。像他這個年紀還在捕魚的，已經很少了，基本都退休了。而年輕人又不願意繼承漁船，普通船員的工作更是沒有本地人肯做，而且本地人的薪資也高，聘請外籍勞工既補充勞動力，又省錢。

　　李老闆説，以前請當地的人話，扣除成本，剩下的錢老闆領一半，另一半則由船員平分。現在船主聘請一個境內漁工，成本約莫是3萬元新台幣，而一個境外漁工，大概是2萬多元新台幣，大陸技術漁工，薪水則大約4萬~5萬元新台幣，“他們一個就能請兩個外勞”。

　　“外勞也很辛苦啦。”

　　“他過來就是要勤快，不勤快誰要。”

　　告別李老闆，我們繼續沿着港岸走。此時夜色已起，涼風徐徐，漁港也暫時休息了。凌晨兩三點，這裏會再次熱鬧起來，出去的船隻、進來的漁獲，討海的人，晚上是白天。

4

　　次日上午，我們繼續在漁港閒晃，試圖找外籍漁工採訪，可能因為天氣太熱，漁船上外籍漁工的身影並不多，也有人在檢查魚鈎，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位於第一漁港的南天宮媽祖廟，是附近最大的廟宇，這裏倒是熱鬧，噼裏啪啦，鞭炮聲四起。前來“進香”的信眾正要回去，一邊口中喊着“回駕”，一邊比劃着某種儀式。廟裏的人説，“就是其他廟的神明來和媽祖交朋友啦，現在要回去了。”

　　雖然這個小鎮上哪裏都不缺外籍漁工的身影，媽祖倒是和他們沒什麼太大的關係。漁港不大也不小，有些漁工會擁有自己的自行車或電瓶車代步。

南天宮媽祖廟

　　第一和第二漁港中間的魚市，也是一派生猛的景象。清晨進港的漁船已經把貨卸完了，魚市上都是新鮮的魚，鯖魚、旗魚、鮪魚、蝦子……一尾一尾整齊地擺放好。臨近中午，不時還有小漁船靠港，外籍漁工用布包裹着頭部以防曬，向市場遞上一桶一桶的魚，和冰塊一起倒在地上，由買家分揀。

　　第三漁港都是大型船隻，岸邊有人在收修補好的網子，用機器吊起來，幾個漁工站在車子上面整理大網。開車的是老闆，他説這網子一個就要1000萬元新台幣，他還有一艘船在海上作業。他們捕的是鯖魚，用圍網的方式，一般晚上出去，早上回來。

　　港岸邊，也有外籍漁工正在修網，這是一艘捕撈馬林魚和鯊魚的船隻，有時候也去捕烏魚。整艘船有4個台灣人，3個菲律賓人，船上放着歡快的塔加洛語音樂。

魚市場，一派生猛和熱鬧

　　一名年長的菲律賓漁工Allan頭髮有些花白，他説網子修了快一個月了，而他已經跟着這艘船12年了。然而，外籍勞工在台灣最長也只能待12年，我問他之後要回去家鄉嗎？他説還是想出去，去美國吧。

　　在菲律賓的時候，Allan是銷售員，但每個月只能賺得20000比索（約合人民幣2840元），而在台灣，加上老闆給的獎金，一個月薪水可達50000比索。他説自己已經在家鄉蓋好房子、買好地、買好摩托車了。

　　Allan説自己有個好老闆，不用睡在船上，靠岸的時候就在老闆家睡覺。他説也有比較好的老闆給漁工租房補貼，讓他們自己出去租房子，這樣就不必每天住在船上。

　　再次一點的，十幾個境內漁工自己合租一套房子。但我們遇到的漁工，還是睡在船上的居多，生活環境逼仄，冬冷夏熱，吃喝拉撒都在船上，蟑螂和海蟑螂到處爬，岸上還有老鼠在跑跳。

　　當我們在和一艘釣白帶魚的印尼漁工聊天時，船老闆突然騎着電瓶車出現在我們後面。我問老闆，漁工都睡在船上嗎？他説，對啊，船上有冷氣，現在沒冷氣沒人要做啦。

　　然而，就在下一艘船上，印尼漁工告訴我們，他們的船上就沒有冷氣，只有小小的電扇，而他們之中做得最長的，也有10年之久了。

　　走着走着，暑氣實在太重，我們決定找個地方避避暑，正好附近就有一間印尼店。

5

　　印尼店內有不少印尼食品，可供慰藉外籍漁工思鄉的胃。收銀台旁則是煮好的鮮食，有牛肉、魚頭、炸蔬菜餅等印尼特色菜餚。

　　“你是這裏的老闆嗎？”我問戴着帽子、幫忙結賬的印尼人。

　　“老闆娘在睡覺，我幫忙一下。”他用簡單的中文回答。

　　我們坐下吃了點東西，沙發上還坐着另外兩個印尼人。有人進來時，戴着帽子的印尼人就去結賬，沒客人時，他就和另外兩人閒聊着。這裏的氣氛和外面相差甚遠，外面不僅炎熱，還有一種人在工作時的緊繃感，但這間小小的印尼店則瀰漫着閒適的空氣。我們很快加入了他們的對話。

　　老闆娘原來是印尼配偶，平時漁工不僅來買家鄉味，二樓還提供禱告室。因為印尼漁工大部分是穆斯林，在船上禱告並不方便。來之前可以先在門口“淨身”，戴帽子的Diki指了指店門外的水龍頭。他説有時候漁船上太熱，漁工也會來這裏睡覺。

　　Diki説樓上的空間是免費的，他們只要幫忙照顧好環境、有客人來的話幫忙收錢。這是特殊的印尼文化，他們稱之為“Gotong Royong”，即“互相合作”。

　　大部分印尼漁工都來自爪哇島的Tegal、Cirebon、Indramayu，這三個小城都是海港城市，原就有不少漁民。同一地區的人還會組成同鄉會，遇到問題，彼此幫忙解決。

　　他們説境內漁工還好，境外漁工如果遇到問題，就很難被解決。前幾天還有個老闆動手打人，同樣來自Tegal的Diki就帶着他去報警，船主得到一張警告書，也有和漁工道歉。在海上作業壓力大，打罵似乎是某種不成文的文化，但船長和漁工也保持一種不成文的默契——罵沒關係，不要動手。海上喋血案偶有發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船長打罵漁工所致。

　　“每個人都有不一樣的性格，台灣人也好，印尼人也好，有好的，有不好的，有漂亮的，有醜的，都不一樣。”Diki説。

　　“那工作上遇到問題怎麼辦？”

　　“拖欠工資的問題可以跟中介説，但是工作的問題就不行。”在台灣，外籍勞工不能自由轉換僱主，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工人是被綁定在僱主名下的。這也是Diki所謂的“工作的問題不行”，除非私人中介願意幫他們轉換僱主。

　　Diki説大多數漁工還是睡在船上，有些人會合租一套房子平攤費用。“假設冬天回來的時候，很冷，有的船上沒有熱水，租個地方可以洗澡。”但這只是境內漁工的“享受”，境外漁工離岸久、收入低，一般不會選擇租房。“他們冬天一個禮拜才洗澡。”

　　“齋戒的時候要出海怎麼辦？”

　　“沒關係啊，這是穆斯林的義務。老闆説你肚子餓不吃會死掉，我説沒關係，等一下。”穿着紅杉的Susanto補充道，“我們齋戒的時候，晚上7點才開齋，船長會等我們開齋，一起吃飯。”

　　“南方澳大橋斷裂的時候你們在哪裏？”

　　Diki似乎沒聽懂我們的意思，但他説，南方澳大橋垮下來之前，有一個人喝醉掉到海里死了，半個月前有一艘船翻了，造成7個人死亡。

　　不知這是否是某種不幸的徵兆。

　　我們告別這三名漁工，繼續向漁港走去。 

6

　　此時太陽已落山，晚霞倒映在水面，水天連成一片，漁港看起來很美。有的船亮起了燈，正準備出港，也有漁工在船上開始煮晚餐，在岸上就能聞到飯菜的香氣。

　　出海前，漁工在檢查魚鈎，他們傍晚要出港，對漁工來説，晚上是白天

　　Rudi騎着自行車從我們身邊經過，開心地和我們打招呼，他的前座還坐着另一個漁工。Rudi還是穿着和前一天一樣的紅色格子襯衫，露出燦爛的笑容，自然捲的頭髮在風中飄揚，身姿颯爽。

　　南方澳大橋也靜靜地躺在落日裏。漁工仍睡在船上，他們在岸邊沒有家。

　　（文中人名皆為化名，許淳淮協助翻譯印尼文，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