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的書院，應當如何開辦？_風聞

1、書院的來歷

書院之名最早見於唐代。

唐開元五年（公元717年），玄宗選拔飽學之士二十名，於東都洛陽設乾元修書院，用以編校書籍；次年，將乾元修書院改名為麗正書院，增設檢校官，並改封修書官為麗正殿直學士。這是書院之名，見於正史的最早記載。

不過這唐朝的麗正書院，尚不同於後來的書院，它其實只是個官方的修書機構，其功能主要是收藏、整理與編校典籍，相當於我們今天的古籍整理編輯部門。袁枚在《隨園隨筆》中説：“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之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省外，為修書之地。”

自此之後，民間的一些藏書機構，也開始稱書院，例如鄴侯書院

鄴侯是唐代名相李泌的封號。安史之亂平息後，立了大功的李泌向朝廷請求退隱衡山，唐肅宗答應，賜給他隱士的衣服，派人在衡山煙霞峯下給他修了座宅院。

李泌好讀書，有大量的藏書，他來到衡山後，專門修數間石室做自己的書房，取名端居室。李泌去世後，他的兒子李繁在衡山建一個藏書的場所紀念他，取名南嶽書院，又稱鄴侯書院。韓愈後來寫詩讚其藏書之盛説：“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這類最初的書院，不過徒具其名，還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書院。我們後世所説的書院，藏書只是其附助功能，講學與研學才是它的主業。

從講學與研學的角度看，書院的真身，其實可以追溯到戰國時代或漢代，它有官方與民間兩條線。

從官方這條線上看，書院的前身是學宮，其源可以追溯到齊國的稷下學宮。稷下學宮是一個開放的學術交流與研討機構，它雖在體制內，卻不同於體制內的一般學術研究機構，也不同於一般的體制內學校。

學宮有三個特點，一是以講習與研討學術為業；二是對外保持開放性；三是教與學相對比較自由。

在唐代，有學宮直接轉化為書院的例子。唐德宗貞元十五年(799)前後，張九宗任遂州刺史。他到任後，見遂州學宮廢圮，便倡議修復。修復之後，不再稱學宮，而是稱書院，這就是後世有名的張九宗書院，或稱書枱書院。

書院另一前身，可以追溯到漢代，稱精舍或精廬。

精舍一詞最早見於《管子.內業篇》：“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可以為精舍。”唐人尹知章注：“心者，精之所舍。”由此可見，精舍指心靈所居之所，亦即現代人所説的精神家園。

在漢代，學者私人讀書的地方，是書房；書房若對外開放，招收門徒，講授學術，那就是精舍。《後漢書·劉淑傳》載：“淑少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

精舍雖是民間學堂性質，卻不同於私塾。私塾走的是基礎教育的路子，有大致統一的教程與方法；而精舍不是，精舍以研學為主，教與學的方式、方法都比較自由，相當於私人大學。它類似於古希臘的柏拉圖學院，只是柏拉圖學院以幾何學為特色，而中國的精舍主要以研習“經學”為主旨。

宋代時朱子熱衷書院教育，他創建的書院初時便多稱為精舍，如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等。

總結一下：書院表面上起源於唐朝，完善興盛於宋朝，但實際上其前身可以追溯到秦漢之前，甚至可以把孔子在洙泗之間講學的場所，視為中國最早的書院。

2、古代的書院，是學校教育的補充

在古代的中國社會，正式的教育一般可粗略分為三個階段，即蒙學、小學與大學階段。這套教育體系，到唐宋時期，便與科舉慢慢結合了起來。

那時，學童一般五六歲啓蒙，學習一些蒙學教材，如我們後來所熟悉的《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等。

到七八歲時入小學，學習《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等。小學的性質五花八門，這其中有官府開辦的社學鄉校、有官私合營的義塾，有塾師開辦的私塾、有富家大户延師開辦的學館。

學生到十五六歲的光景時，理論上可以升入大學堂了，但那時的大學堂尚無大學之名，概念相當模糊。

進入大學階段，學生們首先要參加朝廷組織的統一高考，高考過了，便能取得功名，稱秀才，可以入官府開辦的縣學或府學繼續深造，如果成績優異，甚至可以被推薦到京城的國子監上學。那時的國子監，大致就相當於現在的北大、清華。

基層的縣學與府學，限於地方的財政狀況，許多時候有名無實，常讓學生掛名在家自學。例如吳晗先生回憶他父親説：“分家後，父親考入縣學，那時叫作秀才，名為縣學生，其實是不上學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來請教蒙童館了。”

因此，那時的秀才讀大學相當自由，如果條件合適，自己也願意，可以選擇在縣學或府學按部就班學習；如果條件不合適或者自己不喜歡，也可以選擇其他學習方式，例如家庭條件富有者，可以延請名師在家學習；家庭條件困難者，可以在家晴耕雨讀，也可以找個蒙館半工半讀。

奸臣秦檜做秀才時，因家境貧寒，就曾選擇做兼職塾師，因工作不順心，寫詩句發牢騷説：“若得水田三百畝，這番不做猴孫王。”

不過，古人講究“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所以還有許多人不會選擇閉門讀書，而是選擇遊學。遊學一般有兩種方式，一是遊於某位名師碩儒的門下，二是到書院中學習。

那時的書院，是另類的大學，它包容、中正、開放、自由、純粹。

説它包容，是因為它是個不同學術觀點爭鳴的場所。

説它中正，是因為它以“經學”為根本。以“經學”為本，看似與學術爭鳴的原則相悖，實則相輔相成。

説它開放，是因為它不問身份地位，對所有篤志於學者敞開着大門。實際上書院的學生並不都是秀才，這其中還有些童生，甚至舉人、進士等。而且書院沒有具體的年齡限制，其中的學員既有青春小夥，還有鬚髮皆白的老者。

説它自由，是因為書院雖有學規與管理制度，但平日以會講、問學與自修為主，沒有什麼學分之類，一般也不組織考試；而且學生還相對可以來去自主。

説它純粹，從兩個方面講。一是書院儘管有私人興辦、有官府出資興辦、有私人與官府合資興辦等多種形式，但一般都去行政化、去官僚化，以宿儒學者治校。二是書院重思想學術的研習及修身成人，刻意淡化世俗的功利，尤其是南宋之後，它連科舉補習功能都被有意迴避——不教人寫時文（應試的文章），也不教人科考的技巧。

例如，朱子給江西白鹿書院訂立的辦學原則中，就有這樣的訓條“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説：“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

然而，對於大多數學習者而言，學習雖是為了修身成德，雖是為了為往聖繼絕學，但畢竟也還要實幹外用——天下的官需要有人做，天下的事業需要有人去擔當；因此，書院中的大多數學生，最終還是要去參加科考。

秋闈鄉試相當於秀才的大學畢業統考，過了這一關的秀才，稱為舉人。舉人享有兩項權利，一是有了被選為官吏的資格，二是有了參加京城會試的資格。

因此，書院在古代相當於半獨立於教育體制之外的大學，它補益體制教育，但不是體制教育的附庸。體制教育張揚學以致用的一面，而書院張揚的是素心問學及學以成人的一面。

3、現代書院復興面臨的新問題

我們現代復興書院，面臨的首要難題是：新學興起，舊學與科舉制度已廢，書院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該如何重新定位？

現代的中國新社會，與清、明、元、宋時期的傳統社會，已經截然不同。

首先，在傳統社會，中國是自給自足的農耕自然經濟，與外部世界幾乎沒有競爭，科技知識可以被忽略。而在新社會，中國處在一個全球化的叢林中，列國之間劇烈競爭，你衰我興，你死我活，科技變成了“第一生產力”。這反應在國民教育領域，那就是西式義務教育的興起。

西式義務教育是工業文明條件下各國求強求富的重要手段，它崇尚工具知識與工具理性，與傳統的教育相比，有三大重要特點：

其一：以教人成才為主旨，有把人工具化的傾向。

其二：極為重視效率。知識的傳授以標準化、專業化、定量化為特點，基本實現了“流水線”化作業。

其三：為了批量“生產”合格的公民，假設處在同一年齡段的孩子，智力發育水平、學習能力等基本一致。既然不承認學生與學生之間的差異及不平等，那麼因材施教幾乎也就沒有了空間。

義務教育注重科技與實用，而且效率高，便於普及，與現代社會的情勢相適應，這是中國傳統的教育方式沒法匹及的。在世界沒有實現大同之前，各國的義務教育只會加強，不會削弱。

新時代的書院，如何與現行的義務教育相適應、相融合？這是一個沒法迴避的問題。

其次，在傳統社會，科舉考試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手段；而在新社會，科舉制度已廢，選拔官員已不用傳統的科舉方式。

科舉制度與傳統的教育體系，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科舉制度廢了，傳統的教育體系自然也就廢了。

舊時代的書院，是造士與養士的重要場所，它的建立與發展，基本賴於科舉出身的官員的支持與幫助；而反過來，它又給官僚體系源源不斷地輸送有情懷、有擔當的官員。但科舉制度廢除後，這個循環被打破，士這個羣體因此零落，乃至慢慢走向了消亡。

新時代的書院，是否還要定位為造士與養士？如果仍舊定位為造士與養士，那麼它如何適應這個沒有科舉制度的新時代？

再者，在傳統社會，中國處在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位置上，自視為詩禮隆盛之邦，文明獨秀之地；並且認為中國之外沒有值得學習的知識，“四書五經”代表真理，真理就在“四書五經”之中。

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西學已處在優勢地位，傳統思想學術的影響力一落千丈，淪為了附庸。即便未來傳統文化獲得了復興，恐怕也不能再無視西學的客觀存在。

在這樣的情勢下，新時代的書院，該如何在傳統文化復興的大潮下發揮作用？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處理與西學的關係？也就成了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傳統社會，書院的運營資金，有的來源於士大夫的私人捐助，有的則依賴於政府撥的學田收入（相當於變相的政府財政撥款），其支持的目的明確而專一，那就是弘揚孔孟聖學。

而新時代的書院，其運營資金如何解決？那些來自社會上的贊助，還會有純正的弘揚傳統儒學的目的嗎？如果書院不再以“經學”為本，不再以造士養士為目標，或者帶着很多商業目的，那它還算的上書院嗎？這個問題必須有明確的回答。

在我們當今這樣一個時代，掛一個書院的牌子，構建一個書院的外殼，並不是特別難；而難的是給書院重新注入靈魂，讓書院再活起來。

4、新時代書院的定位

新時代要復興書院，有三個定位必須明晰。

第一，書院應當以傳統的“經學”為根本，以“為往聖繼絕學”為己任，以“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為情懷追求。

書院之“書”字，其本意主要指儒家“經書”。換句話説，它是以儒學為底色的講學與研學機構，如果以佛教為基色，沒必要叫書院，可稱精舍或佛學院；如果以基督教為基色，也沒有必要叫書院，可直接稱為神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有一大堆書院，其中除了錢穆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名副其實外，其他實際多是硬貼斯文，與傳統的書院幾乎沒有血脈上的聯繫。

傳統文化以儒釋道為主體，以儒學為核心，但佛家有道場，道家有道場，唯獨儒家沒有道場；當代的書院，應當承擔起儒家道場的使命。

第二、書院是個切磋學術、講學、研學與自修的場所，它應當包容、中正、開放、自由、純粹，立足於世俗，又超脱於世俗。明人倫，教新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有賴於此。

它應當是我們中國為人類社會貢獻出的一片新精神花園，它應當能重新表刻人類文明的新高度！誠如劍橋大學校訓所云：“此地乃啓蒙之所和智慧之源！”

第三、書院應當是體制內教育的補充，但它不是應試用的補習班。體制內教育重視知識的工具性，以教人成才為主；書院教育正相反，它長於德性教育，以教人成人為主，兩者可以互為表裏、相輔相成。

現在國家倡導傳統文化復興，重視傳統文化進校園的工作，明確把傳統文化進校園稱為“固本工程”、“鑄魂工程”、“打底色工程”，用教育部長陳寶生的話説：傳統文化不進校園，中國人的重心就會漂移！

但實際上，傳統文化很難真正進校園；當今勉強塞進校園去的，多是傳統文化的皮毛部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這是因為傳統文化由知識與精神兩部分構成，它是一個自洽的知識思想體系，有其鮮活的生命。我們中國的傳統教育，不管是一般的學塾，還是書院，都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學習方式——講究讀經、背經；講究因材施教；講究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究師友切磋互礪。

也就是説，我們古代的那套教育體系，是根據我們傳統的知識思想體系設計出來的；其宗旨是下學而上達，把知識德性化，以教人完善人生。

現在的體制內教育，移植的是西方的流水線式教育。這種西式的教育，講求效率與功用，其宗旨與傳統的中式教育正相反，講究下學而下達，要把知識工具化，以教人獲取對付同類及自然界的力量。

因此，我們如果要把傳統文化塞進當今的校園，就需要使傳統的那套知識思想體系，適應現行的流水線化教育模式，即要把傳統的經典分解開來，打造成標準化的知識片段，以適應其課堂需要。

例如，在傳統的教育模式下，學生學習《中庸》，需要先整篇熟讀，然後再分章分節講求字義，然後再研其義理。

但在現行的體制內教育模式下，它則需要先被分解成標準化的若干個知識片段，每一個知識片段都需要正好適合教師完成45分鐘的課程，而且這其中還要提煉出知識點、提問點、重點、難點等。如果不這樣做，就會與學校的整個教學秩序相沖突，教師的課就沒法教，更沒法組織考核、考試。

可在實際操作中，《中庸》是一個整體，很難被標準化分解；即便勉強分解了，也很容易被當成一般的古代思想知識灌輸給學生，成為一堆應試的材料，難以與學生的生命真正發生融通。

這個問題，當前困擾着中國的整個教育界。

書院能夠很好地彌補現行體制內教育的不足，它是傳統文化的研學機構，可以延續傳統文化的學脈與道統；同時，它還是個傳統文化的教學機構，可以延續古代塾館的教學宗旨、及方式、方法等。

事實上，即便體制內的學校有效解決了傳統文化的教學問題，它也需要書院教育的補充；畢竟書院在傳統文化領域，代表着專業與高度。

5、書院的開辦形式

新時代的書院，可以粗略分為三大類，一類是專業性書院，一類附屬性書院，還一類是融合性書院。

專業性書院，屬於獨立的非盈利性法人單位。

其主要職能是：以儒學為本，開展研修、講學、教學及學術交流等活動。

其出資主體：可以是政府，可以是企業、也可以是私人，設立有院董會，以決策書院的重大事項，但其無權干涉書院的學術宗旨與學術自由。

書院的具體業務：

1、研究傳統思想學術，尤其是經學。

2、組織學術會講活動。會講活動儘量設在暑假與寒假，而且可考慮設立會講季，延請名師，對中學生、高校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免費開放。

3、開辦傳統文化的學習班，參照古代塾館的方法，組織豐富多彩地學習活動。這樣的班針對社會人員可以常年開辦；針對學生羣體，可以利用節假日開辦，而且，還可以與遊學、冬令營、夏令營等形式結合。

4、組織傳統文化師資培訓。

5、組織其他功能的傳統文化培訓，及雅集等活動。

6、通過各種媒體及圖書等形式，廣泛傳播、弘揚傳統文化。

這類專業性的書院，最好接續古代遺留下的書院資源。古代遺留下的書院，大都有着豐厚的文化積澱，而且多建於山林勝地，景色靜美，特別適合學習與修養。

附屬類書院，是各企事業單位、學校、社區等內部開辦的書院，它不具有獨立法人地位，所需資金一般由本單位自籌。

這類書院，是單位內部員工、本校學生、本轄區居民，學修傳統文化及雅集的場所，它的規模可大可小，形式靈活，適宜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開辦。

例如，有些中學需要提高教師的傳統文化素養，但限於條件與教學壓力，不可能大批量、長時間把教師送出去培訓；在這種情況下，學校內部辦一所書院，就非常有必要了。

再例如，有些高校希望學生能系統學習傳統文化，但同時不想改變上級主管部門規定的教學程式；那麼內部辦個書院，便可以靈活地解決這個問題。

融合性書院，是指把傳統文化與西學相結合的學習機構，適宜於高職及各類高等院校。

現在的中國高校多重術、藝、技、器的教育，而輕“道”的教育。即便有些學校標榜人文通識，可那些所謂的人文通識，多屬“小道”範疇，容易讓人狹隘、偏執；若沒有中正“大道”為本基，反更容易讓人生的重心發生漂移。

子夏言：“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人生的“大道”在經學之中。經學不能昌明，我們就不知道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誰？我們又要到哪裏去？

科學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制度完善，歸根到底都是為了人——讓人生更美好，讓社會更和諧，讓未來更繁榮昌盛。高校培養出的學生不僅要有才能，而且還應當有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

從這個意義上講，高校與高職書院化，道與術並行，非常有必要，而且並不難操作。其實，給學生開設傳統的經史課，不僅不會影響他們的專業課學習，而且還會促進他們的專業課學習。

西方的耶魯、哈佛、牛津等常青藤大學，雛形多相當於教會書院，其根本在於清教徒精神，或説新教徒精神。

中國的大學要想辦好，也必須有自己的精神，沒有自己的精神的大學就相當於沒有靈魂。可是我們中國不是一個基督教社會，我們不可能原汁原味拿來人家的清教徒精神，我們只能張揚我們國家固有的儒學精神！

可以説，沒有中國精神的大學，不管怎樣爭排名，都不過是西方大學的附庸，不可能成為人類文明的新高地。

六、書院發展的歷史機遇

新時代的書院，當前看起來不是剛需，似乎沒有什麼前途；但如果從長遠來看，它不單大有前途，而且還肩負着構建國家軟實力，以及為中華民族復興提供精神助力的偉大使命。

從歷史的角度看，書院的興起與發展，往往與儒學的應時革新有着密切的關係。在我們中國的歷史上，儒學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先秦儒學階段，以孔、孟、荀為代表。

2、漢代經學階段，以董仲舒、鄭玄為代表；

3、宋明理學階段，以朱子與王守仁等為代表。

在先秦時期，孔子、子夏、孟子、荀子等以講私學的形式，傳播他們的思想學説，一時學風大盛。那時的私學，實際就是書院的前身，雖然當時還沒有書院這個概念。

漢代的新儒學弘揚，也是以辦精舍講私學為主。董仲舒講學河北，弟子數百，有些弟子隨學數年，竟然沒見過他的面。馬融關西設帳，弟子上千人，帳前講授經學，帳後設置女子樂隊伴奏音樂，場面十分氣派。

唐宋之後書院的崛起，主要與宋明理學的興起相關。宋代的四大書院，除應天書院之外，其他的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都與理學密切相關。

元代著名的太極書院、百源書院，也是理學的重鎮。

明代許多大學者如陳白沙、王陽明、薛瑄等人的講學之地，雖不冠書院之名，但有書院之實。

我們上面所説的儒學三期，實際上也是儒學發展的三個高峯。那麼，儒學的發展為什麼會出現這三個高峯呢？這是因為儒學要回應時代的需要，要自我維新，以解決新矛盾與新問題。

春秋後期，禮崩樂壞，孔子憂慮中國古老的道統、學統、政統變亂斷絕；所以整理“六經”，創建儒家學派，以承道統、繼絕學、續王政。

漢朝繼暴秦而興起，需要撥亂反正；所以董仲舒倡“春秋大一統”，講“改制而不變道”；漢代經學因此而興起，給大漢王朝的新體制注入了蓬勃的精神力量。

到唐宋時期，儒學暴露出了它在“內聖”之學方面的不足；為彌補此不足，宋明理學興起，會通佛、道，使儒學的整個思想體系趨向完善縝密。

到清朝之後，我們中國面對西方文明的挑戰，遭逢千年未遇之大變局，儒學一度跌入谷底，被認為已經過時了，需要被掃進歷史的垃圾箱了；但實際上儒學並沒有過時，它一直在悄悄地發揮着作用，助力中國的自強與經濟騰飛。

當今，我們中國要走向復興，將不僅僅是“硬實力”的復興，也必然要求我們的“軟實力”同時復興。我們中國的“軟實力”在哪裏呢？它在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之中，主要在儒學當中。

因此，中國未來的復興，必然會伴隨着儒學的復興；而儒學的復興，必然會伴隨着書院的復興。

當今的儒學，既要回應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也要解決當代人面臨的社會問題與個人問題；還必須要融合馬克思主義，及西方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等。

習近平總書記説：“要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值理念、鮮明特色，增強文化自信和價值觀自信。”

因此，復興儒學，不是簡單地“複製”古代的儒學，而是要返本開新——在充分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出新的儒學；以鞏固我們的民族之本；以強化我們的文化自信；以讓我們的人民具備信仰；以站在全球的角度，規劃人類命運共同體；以給我們的經濟發展，提供更持久的精神動力；以讓我們的官員有責任、有情懷，“不想腐”。

要復興傳統文化，有許多的事情需要做，要許多的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僅靠現有的體制內教育是做不到的，必須想辦法發展書院、壯大書院。書院不發展，我們傳統文化的復興就很難走向正規之路！

**後記：**書院的重建，是傳統文化復興的樞要，但如何在新時代辦好書院？卻是個新課題，只有正本清源，羣策羣力，才可能探尋出一條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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