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羅伯特·阿特金森：誰失去了中國？_風聞

　　 2018年7月26日，美國《國家評論》雜誌網站刊登了由美國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主席羅伯特·阿特金森（Robert D. Atkinson）撰寫的《誰失去了中國？》（Who Lost China?）一文。本文由史慶翻譯。

　　 二戰後, 美國的外交政策曾陷入一場激烈的爭論：“誰失去了中國？”一些人因毛澤東的掌權備受指責。今天，我們彷彿聽到了一場新辯論：“誰第二次失去了中國？”在邁克爾·林德所稱的“冷戰II”中，中國正朝着全球技術的領導者邁進，在經濟和軍事上對美國構成了越來越大的挑戰。誰又應該對此負責呢？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失去了中國。正如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中所寫的那樣，自1949年以來，中國已經有了取代美國成為主導的軍事和經濟強國的戰略。如今，中國不僅尋求經濟增長，還尋求技術領先地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本人曾表示，中國希望成為“自己技術的老師”。的確，在包括人工智能、計算機、電動汽車、噴氣式飛機、機牀、製藥、機器人以及半導體在內的一系列高科技產品上，中國不僅追求精深，而且追求全球領導。

　　

如果中國通過“公平”的方式做到這一點，比如支持大學研究或提供慷慨的研發税收抵免，那就只是一回事。但是，正如我所在的組織——信息技術和創新基金會（ITIF）所記錄的那樣，中國已經實施了大量的“創新重商主義”做法，試圖不公平地使中國生產者獲得優勢。這包括要求外國公司將他們的技術轉讓給中國公司以進入中國市場、盜竊外國知識產權、操縱技術標準、提供大量的補貼以及政府支持的外國企業併購。

　　 但美國的政策（或加上一個“之缺乏”）使得中國在馬拉松上跑得更快，且並未採取什麼措施來減緩它的速度。

　　

正如白邦瑞寫道，“超過四十年的時間裏，美國在幫助中國政府構建蓬勃發展的經濟、發展科學和軍事實力並在世界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中，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且深信着中國的崛起將給我們帶來合作、外交和自由貿易。”很明顯，這種情況沒有發生。更糟糕的是，中國現在不僅尋求經濟增長，還尋求技術主導。

　　

此外，美國幾乎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阻止中國在近30年的時間裏部署其重商主義武裝。故事的開頭是理查德·尼克松，他在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的建議下開啓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道路，目的是擴大中蘇兩國的分裂。尼克松的策略為中國的重大經濟改革創造了政治空間，這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並使其能夠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開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尼克松這樣做使中國崛起加快了至少10年。

　　

7年後，為了與中國關係正常化，吉米·卡特簽署了一項影響深遠的科技合作協定。在過去40年裏，該協議幫助中國縮小了與美國的技術差距。這項協議使得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能夠在美國大學參與科學和工程項目。項目的大部分費用由美國支付，並流向了美國在能源、太空和商貿等向中國轉讓技術的領域。為培訓中國國有企業的未來管理人員以使他們融入西方管理實踐，當時的政府還在大連設立了國家工業科學技術管理發展中心，併為其發展支付費用。米歇爾·奧森伯格是當時卡特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級官員，他為這些努力辯護，理由是“從長遠來看，我們正在進行中國未來科學界的培訓，這應該對美國產生深遠且有利（總的來説）的影響”。事後看來，他部分正確：這確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通過讓直接競爭對手進入美國領先產業的企業，對美國的影響卻是不利的。

中國工業科技管理大連培訓中心即今大連理工大學的前身

　　

緊隨其後的是比爾·克林頓，他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支持與中國建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這種希望——事後看來是天真的——當時是強烈的。克林頓稱中國的加入是“對美國而言，在經濟效果方面一百比零的交易”，他認為該協議“符合我們在所有領域設定的高標準”，而且“它是可執行的，將鎖定並擴大對中國經濟幾乎所有領域的准入”。

　　

但是，正如ITIF的斯蒂芬·埃澤爾與我在2015年的一份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未能完全遵守其入世承諾和成員國資格要求。事實上，中國巧妙地利用其WTO成員資格，作為針對其創新重商主義政策指責的全面豁免。例如，中國官員知道，如果他們將強制技術轉讓政策書面記載，他們將面臨被WTO立案的風險，因此這些政策被非正式得執行，且還同樣嚴格。然而，在沒有提起WTO申訴且找到中國違反WTO規則的前提下，美國不能再對中國採取單邊行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方對特朗普總統最近決定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税後的回應）。

　　

接下來是喬治·布什。布什政府向美國公司和中國明確表示，將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不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值得稱讚的。布什的首席經濟顧問格里高利·曼昆稱，將工作崗位轉移到中國是“一件好事”。曼昆相信這一點是因為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所有的貿易和外國投資都能改善經濟福利。但由於大部分的離岸外包是基於中國人為地貨幣貶值（使其出口產品更加便宜），並要求美國公司在中國投資以獲得市場準入，至少美國部分的離岸外包並非屬於全球自由市場運作，而是折射出損害美國的經濟福利的扭曲的重商主義。事實上，布什的商務部為美國公司舉辦會議，幫助他們瞭解如何在中國投資。對於那些想把工作和投資轉移到中國的企業來説，綠燈已亮。

小布什的經濟顧問曼昆

　　

布什政府在中國回拒了向美國出口中國補貼的出口產品的請願書後，也向中國發出了同樣的信號。中國入世協議中有一條（後寫入美國貿易法第421條，簡稱“第421條”）規定，允許美國徵收關税，以限制中國進口激增對美國工業造成的損害。當布什政府在第一個任期內拒絕使用了一項421條款下的產品保障措施時，它向中國發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息：美國不會冒險破壞兩國在不公平貿易行為上的經濟和政治關係。中國政府明白，它可以繼續進行出口傾銷和其他不公平的做法，而不受懲罰。

　　

在布什的第二個任期內，財政部長漢克·保爾森與中國建立了戰略性經濟對話。這是一個正式的過程，官員們可以討論與兩國經濟關係有關的話題。這並不是為了迫使中國放棄重商主義做法，而是為了緩和國內的緊張局勢。在國內，許多國會議員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並希冀人民幣與美元掛鈎。當時的財政部長説我們“需要中國克服（自己的）日益增長的經濟挑戰，這一挑戰正威脅着中斷其經濟成功的真實的光輝記錄”，“我們希望中國更多成為一個技術創新者”。很明顯這不是一個可以對付中國的官方口徑。

小布什政府的財長保爾森

　　

當巴拉克·奧巴馬在2008年競選總統時，情況似乎會隨着其當選有所改變。奧巴馬承諾對中國的匯率操縱採取行動。他承諾將提出更多的421條款案件。他承諾禁止從中國進口玩具，併為美國商品全面開放中國市場。但他上任後僅僅提出了一件421條款案（針對輪胎），對改變中國經濟和貿易政策的進程幾乎沒做任何事。事實上，正是在奧巴馬政府執政的8年裏，中國從根本上改變了其經濟戰略：不再樂於成為全球的組裝線，而是成為全球領先的工業強國。在中國政府於奧巴馬當選次日“熱烈”祝賀其擊敗麥凱恩時，興許就已經有所盤算了。

　　

事實上，中國領導人早就意識到，儘管奧巴馬可能會對中國大聲喊話，但他揹着的充其量不過是一根很小的“大棒”。信號時刻發生在奧巴馬2009年11月首次正式訪問北京之時。他對美國的經濟和政治訴求輕描淡寫，反而強調中國幫助美國對抗氣候變化是多麼的重要，並期待“在這一重要領域”深化合作伙伴關係。但這還不是全部：奧巴馬實際上同意加強在民用航空方面的合作（如幫助中國與波音競爭）、共同研發生物創新技術（幫助中國與我們的生命科學產業競爭）以及在其他技術領域與中國合作（儘管當時中國在幾乎所有技術上都落後於美國）。奧巴馬政府認為如果它在這些技術領域進行合作，興許中國政府將更願意對美國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的擔憂做出回應。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奧巴馬甚至表示，兩國應該“尊重彼此選擇的發展模式”（儘管中國模式一直是重商主義的）。中國領導人一定以為這幫人已經昇仙。在那一刻，他們認識到可以利用這位總統，且他們真的這麼做了。

　　

隨着時間的推移，中國人通過擺出“對話”的姿態，來避免任何對他們的進程提出的真正挑戰。的確，奧巴馬政府為它擴大了布什政府建立的戰略與經濟對話（現在正式包括諸如類似朝鮮核武器問題的所謂“戰略”問題）而感到自豪。但中國政府利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實施了一種模糊而拖延的“倚繩戰術”。每一份“對話”宣言都在故意拖延，其中包含了中國政府基本上毫無意義的“承諾”，且這些“承諾”通常還會被毫無懲罰得漸漸忽視。例如，在2010年和2012年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上，中國“重申了其承諾，即技術轉讓將由企業自主決定，而不是被中國政府用作市場準入的先決條件”。但中國繼續忽視這一承諾。

　　

為什麼奧巴馬政府沒有采取更多行動？如前所述，其中一個原因是，奧巴馬政府將拯救地球的氣候置於保護美國經濟的前面。其二，政府官員真誠地相信，通過對話和體悟，中國政府將看見光明，並最終擁抱一條真正的道路：華盛頓共識的發展模式，其支柱是自由貿易、寬鬆監管、金融自由化和低關税或零關税。

　　

然而，並不只是這些個總統這麼認為。他們受到華盛頓貿易和經濟機構令人窒息的羣體思維的鼓舞，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拒絕考慮中國的經濟和貿易政策對美國構成威脅的可能性。華盛頓精英的共識是，貿易總是好的（即使是單方面的自由貿易，而另一方是重商主義者）；雖然貿易可能會傷害個體工人，但它不會損害整體經濟；而且，挑戰外國重商主義和赤裸裸的保護主義之間沒有區別。再加上這種嚴守嚴格的自由貿易意識形態的觀點，認為中國根本無法通過國有經濟取得成功。這難道還不明顯麼？中國領導人顯然從不需要費心去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

　　

隨着特朗普總統的當選，以及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的明顯跡象，修正主義的歷史敍事已經成為一種常態。我們盡了最大的努力。我們本無法預知。我們打了個賭，但這並沒有得到回報。即使最近的轉向者開始批判過去美國對中國的天真爛漫，他們現在似乎還搞不明白。一個合適的例子是前奧巴馬政府官員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和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一篇文章，名為《重估中國》。他們建議美國政府不要再試圖改變中國，“而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以及其盟友和夥伴的權力和行動上”。因此，還是一如既往地讓他們偷竊、哄騙或強迫交出我們寶貴的技術吧；讓他們給他們的先進產業公司提供大量扭曲市場的補貼，從美國公司那裏奪取市場份額；讓他們限制美國公司的出口，並拒絕讓我們的公司公平地進入他們的市場。

庫爾特·坎貝爾，美國主管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今天。意氣風發的中國明白它現在可以在軍事上和經濟上更加自信。值得讚揚的是，特朗普是第一位針對中國不公平的經濟行為與中國進行強有力對抗的美國總統。但是，當一切事情被安排好，特朗普政府是否會成功地逆轉這些過分的做法，這一點尚很難清楚。事實上，當前的政府犯了兩個戰略性錯誤。

　　

首先，它沒有意識到，如果沒有我們的盟友的支持和承諾，贏得這場針對中國的“戰爭”並挫敗其重商主義政策的可能性將非常低。正如一位中國高層官員告訴我的，“我們不害怕G2（中國-美國）或是G20；我們害怕美國和歐洲聯合起來針對我們的G3。”但是，通過對我們的盟友徵收鋼鐵和鋁關税、威脅對日本和歐洲的汽車關税，再加上最近在七國集團部長級會議上對美國的孤立，特朗普已經放棄了任何一個願意與之結盟的機會。事實上，當前政府似乎相信，它們有可能打、並打贏多線貿易戰。此外，如果你的總統相信或至少公開表示“歐盟在貿易上比中國更糟糕”，那麼這位總統並沒有識別真正問題所在。就重商主義而言，毫無疑問中國的情況糟糕了一個數量級。

　　

其次，即便單邊行動在理論上是有效的——雖然在中國的威權政府是否會在貿易戰爭中比美國的民主制度承受更多傷害這點上仍值得懷疑——特朗普政府中共識的缺乏仍然將使成功變得渺茫。財政部長史蒂文·努欽尋求以幾乎任何成本解決與中國的衝突；總統和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都致力於減少貿易赤字；美國貿易代表羅伯特·萊特希澤似乎更關心的是取消“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不公平做法。這些向中國傳達了一個信息，即美國政府不能就它想要的東西達成一致。更令人不安的是，當前政府似乎正在考慮一項協議，即如果中國通過購買更多的大豆和天然氣來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我們就停止對中國施壓。這樣的交易實際上符合中國的利益，因為這將降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使中國先進產業的出口產品更便宜。

　　 此刻，美國政府應該只有一個主要的貿易政策目標：挫敗中國將威脅到我們國家和經濟安全的創新重商主義進程。只有這樣，美國才能至少在未來幾十年裏，在軍事、技術和經濟上領先於中國。不幸的是，經過幾十年的妥協和失策，今天的成功看起來不太可能。

　　 那麼這次誰失去了中國？幾乎是每一個人吧。

　　 編譯文章：

　　 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National Review, July 26 2018.

　　 網絡來源：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from=group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