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社會不想面對某些問題時，最方便的方法就是賴給精神病”_風聞

最近，金秀賢的退伍迴歸之作《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熱播，目前獲得了8.7的豆瓣評分。

他在劇中扮演精神病保護師文康泰，與有反社會人格的黑童話作家高文英上演了一場治癒型愛情。

除了金秀賢本身，電視劇在開播初期就因女主角的“反社會人格”人設吸引了諸多關注。事實上，除了這部劇，於今年年初開播的《梨泰院Class》的高智商女主角也同樣有着反社會人格。

近年來，在影視劇集的普及下，反社會人格一躍成了大眾最“熟悉”的精神病之一。

談及反社會人格，最容易聯想到的自然是犯罪類影視作品，因為現實中的著名連環殺人犯大多患有精神疾病，這是一個合情合理的戲劇收編。

有趣的是，在流行文化方面具有領先性的韓劇出現了一個趨勢，越來越多愛情劇青睞起反社會人格的人物設定。反社會人格不再是犯罪敍事的專有人設，反而一頭栽進了羅曼蒂克的粉紅泡沫裏，收割了比前者更洶湧的共情。

熒幕上的反社會人格主角強勢、直白、不被規訓，時而口吐芬芳，時而大打出手。在這些“激素”中，觀眾獲得了觀影快感，韓劇行業也久違地找到了新的爽劇套路。

可是，普通大眾對於精神病患的想象是如何被構造起來的？這種想象的需求又如何被影視娛樂所收編？

在影視劇格式化“精神病“這一元素的背後，除了追求表面上的戲劇衝突，大眾娛樂文化中還浮現出一種對精神病症的幻想。然而，過於美好的想象也在更隱蔽地淡化着社會層面的精神問題。

1.

理性無用

假如先退一步思考，人們為什麼會對精神病產生興趣？着眼今天人們對於“瘋癲”的想象，似乎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一個情緒缺口。

影視作品作為大眾娛樂，它的消遣性質自然承載着被觀眾代入角色和透射感情的功能。

比如在愛情劇中，男女主人公需要浪漫地在一起，以此填補現實中沒有完美愛情的空缺。在復仇劇中，主人公需要絕處逢生，絕地反擊，以此填補現實生活中沒有的逆襲故事。

因為現實足夠乏味無趣，所以觀眾在觀看影視作品，尤其是電視劇時，情感消費往往大於藝術鑑賞。這種逃離式的觀賞思維也催生了“爽劇”這一門類，它們以令人拍案叫好的直線球劇情幫觀眾疏通堵塞的心靈。

互聯網饋贈了人們更便利和寬廣的交際機會，同時也讓“翻臉”變得更難，因為人人都可能再相遇。反社會人物所展現的有一説一，不受規訓，以及漠視法規則擊中了現代社會的人際交往痛點。

普通人與精神病人的關係一直是文藝作品和社科研究者關注的議題。早在55年前，著名法國哲學家福柯就對瘋癲現象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在《瘋癲與文明》中寫到：

“禁閉是17世紀創造的一種制度……在瘋癲的歷史上，它標誌着一個決定性時刻：此時人們從貧困、沒有工作能力、沒有與羣體融合的能力的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此時，瘋癲開始被列為城市的問題。”

然而，現代影視中的瘋癲又與福柯所描述的中世紀瘋癲有所不同。

最著名的精神病角色非小丑莫屬。在諾蘭執導的《蝙蝠俠：黑暗騎士》中，小丑通過製造混沌所展現出的對現代社會倫理道德的挑戰，給觀眾帶來的不是居高臨下的娛樂，而是反思。

有趣的是，近年來韓劇中出彩的精神病角色也散發出一種令人嚮往的魔力。

包括《沒關係，是愛情啊》中的小説家張載烈、《Kill me, heal me》中的財閥三世車度賢、《他人即地獄》中的牙醫徐文祖、《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中的童話作家高文英等等，無不有着體面的工作，專業的能力，處於社會的中上流階層。

在豆瓣高分懸疑劇《秘密森林》中，代表正義的黃始木檢察官也是一位有精神缺陷的人——他因腦部手術無法感知他人情感，也正因為這個缺陷，他可以心無雜念地查案，找出真相。

儘管黃始木不算癲狂，但這種美化精神不正常的人的意象指向了一個新的大眾心理趨勢：理性無用。理性的正常人無法解決失序的世界，唯有個體的“癲狂”可以對抗時代的“崩壞”。

從前，我們以為瘋癲和理性站在對立面，如今，對精神病的想象，恰恰是支撐着當今理性時代的“激素”。

2.

女人，精神病

越是壓抑的社會氛圍，對“瘋子”的想象就越為迫切。尤其對於女性來説，各種惡性PUA事件以及性暴力案件刺激着她們變強、變主動的慾望，而這種慾望投射在熒幕上便誕生了“大女主”敍事。

《梨泰院Class》最初出圈的片段，就是女主角趙伊瑞在感到不爽時直接了當的反擊。面對同學的欺凌，她一巴掌扇了回去；面對異性的糾纏則是一個過肩摔；當自己的心上人要被吻上的時候，她一手推開了女生的嘴。

另一邊，《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中的女主角高文英明目張膽地觸摸文康泰（金秀賢飾）的腹肌，以及咆哮式的表白，也讓許多女性大呼過癮。

韓劇發展至今，有一條清晰的女主人設脈絡。

從《浪漫滿屋》中的“小保姆”韓智恩、《繼承者們》中的窮學生車恩尚，到《來自星星的你》的大明星千頌伊、《天空之城》的輔導員金珠英，我們看到，灰姑娘式敍事，傻白甜式人設已經不能滿足性別意識日益覺醒的女性觀眾。

此時，反社會角色所呈現的直截了當和戲劇衝擊力，與觀眾對大女主爽劇的需求一拍即合。在這番轉變中，女性觀眾的想象從“被選擇”，進化到“我選擇”，的確可以看作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從霸道總裁的女人到高智商反社會女主，從被動到主動，從温柔到剛烈，女性角色跨出去的一步，是否走向了真正的自由？

除了上面提及的兩部劇，去年頗受歡迎的大女主戲還有IU主演的魔幻劇《德魯納酒店》。IU飾演的張滿月是一位法力強大的千年女妖，她性情怪癖，高傲且強勢，雖然不是精神病，卻頗有反社會人格的味道。

仔細觀察就能發現，這些展現出“威脅性”的女主角們都站立在精神病或魔幻的框架中，彷彿她們的強勢，都需要一個理由去包裝、解釋。

《82年生的金智英》中有一個被廣泛討論的設定，即金智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她偶爾發病會變成另一位女性，“代替”自己訴説作為媳婦、妻子、母親的不滿和委屈。

一個主流的解析是，這個精神病設定恰恰成為了當代女性被壓迫的隱喻——唯有通過某種中介，女性才能説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表達不滿，進行抗議。

然而，女性不僅在家庭這種私有領域中無法伸展，在公共領域中也面臨着嚴苛的限制。

著名尼日利亞作家、女權主義者奇瑪曼達·恩戈茲·阿迪契在與崔娃的一次節目對談中聊到一個現象：希拉里·克林頓在競選總統期間，個人推特簡介的首個單詞是“妻子”，而她丈夫比爾·克林頓的簡介的首個單詞卻是“創始人”，而不是“丈夫”。

阿迪契進而指出，在公共領域中，人們不知道如何面對有權力野心的女性。而展現出家庭身份（尤其是妻子）則可以柔化女性的形象，因為當人們知道一位女性有家庭，也會下意識認為她並沒有那麼可怕。

由此可見，無論是政治還是文藝，女性展現出的新面貌是有前情提要的。

​在《香港為什麼有那麼多「瘋女人」？》一文中，作者安小慶觀察到香港娛樂圈在父權制的侵蝕下催生了一批“瘋女人”。她進而指出：

“1979年，美國兩位女性學者桑德拉·吉爾伯特、蘇珊·古芭出版了專著《閣樓上的瘋女人》。

……‘閣樓’和‘瘋女人’的直接來源是小説《簡愛》。兩位研究者認為，羅切斯特客廳的家庭教師簡愛和閣樓房間裏關着的瘋狂前妻伯莎，看上去是天使和瘋婦般的二元對立，但事實上，簡愛和伯莎，‘其中一個代表的是能夠被社會或者傳統所接受的人格，另一個則是自由、不受約束、經常具有毀滅傾向的自我外化。’而 ‘每個温順善良的女人背後，都或多或少拖着一個癲狂的影子。’

‘瘋女人’的意象被打撈上來之後，全面而深刻地影響了全世界的文學批評、文化研究和性別平權運動。”

台前幕後，書影之間，娛樂產業似乎都熱衷於製造一個個“瘋女人”。她們一邊是女性爽劇中的大女主，一邊又以“精神病”之名包裹住自己，讓男性看了不至於被冒犯。

3.

被浪漫肢解的反社會人格

假如跳出性別的視角，熒幕上的反社會人格是否就合乎情理了呢？事實上，我們需要對一切世俗化疾病的敍事保持距離。

韓劇世俗化精神病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將患有精神病的人物安置在一段浪漫關係中。

然而，真實的反社會人格患者是怎樣的？他們與正常人的交往真的如此有趣，甚至可以進入一段浪漫關係嗎？

美國心理學雜誌《Psychology Today》對反社會人格人羣給出的定義是，他們不易與他人產生共情，不在乎社會規範與道德法律。又因為反社會人格患者往往情緒波動大，容易緊張或被激怒，他們很難擁有一份穩定的工作或長時間待在同一處地方，所以很多人生活在社會的邊緣。不過，他們也具備一定的偽裝能力，也會對某一個特定的人或羣體有精神依賴。

精神病設定的確具有天然的戲劇張力，在單一的浪漫敍事中是寶貴的調味劑。但顯然，與反社會人格者談戀愛遠遠沒有電視劇展示的簡單、自然。

這條虛構與現實間的縫隙，塞滿了真愛至上的想象。

一方面，浪漫化精神病患的確能增強普通人對他們的共情，但另一方面，過度浪漫的想象很有可能會理想化和弱化精神病患的實際掙扎，形成誤解，使得大眾如何處理與精神病患的關係這一更重要的議題被遮蓋。

當然，隨着現代社會中的精神病人羣不斷擴大，精神病具有被充分討論的價值。

早在2014年，《沒關係，是愛情啊》就涉獵了精神病題材。由趙寅成飾演的張載烈的精神分裂者人設就非常飽滿，劇集不僅詳細描述了他的原生家庭如何促成他的病、貫穿他的人生，親密關係對他的影響也十分明顯——當他越是感到愛情的幸福，精神分裂就會越嚴重。

浪漫化精神病未嘗不是一種手段，但從以《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和《梨泰院Class》為代表的流行劇集來説，它們僅僅是作為製造戲劇衝突的佐料存活着。

促成反社會人格的社會誘因一般簡單歸結到原生家庭或生來如此，而進入親密關係時作為精神病患的內心掙扎則沒有得到充分的展開。

例如，《雖然是精神病但沒關係》中男女主相戀，反倒是沒有反社會人格的男主經歷了更多內心掙扎；《梨泰院Class》中，女主愛上男主則是簡單地基於幾次“英雄救美”。

因此，高文英和趙伊瑞給人留下的印象更多是兩個“神經質”的女人陷入愛情後變得無比堅定、深情。有反社會人格的她們，似乎沒比7年前《來自星星的你》中的千頌伊病態多少。

在甜言蜜語之間，理性與非理性達到了空前的契合。愛情成了治理瘋癲，馴化一切衝突的靈丹妙藥。

她們的反社會人設被浪漫所簡化，也就失去了病症原本的説服力，變得空洞而符號化，成為又一個“真愛至上櫥窗”裏的展示品。

尾聲.

在如今的影視作品中，尤其是韓劇，反社會人格已然被打造成了一個“爽劇”設定，供屏幕前的普通人從中汲取一點對抗生活的底氣。

在娛樂至死的環境下，普通觀眾該如何與精神病患產生正確的共情，是當下的娛樂產業需要慎重思考的命題。

香港大學醫學倫理總監吳易叡在看理想節目《生死之間》中指出，當今的精神病種越來越多，包括社交恐懼症、囤積症、甚至還有網癮。然而疾病多了之後，治療方式依然侷限在藥物或隔離，配套的社會福利系統並沒有建立起來。

精神病是一個結果，需要深究的是形成它的過程。

比如，如何保護兒童免於家暴？如何保證底層的權利，讓他們受到不公時能被聽見？如何讓員工不被工作侵蝕，有良好的上下屬關係和穩定的休息時間？……

這些看似日常的問題，恰恰是構建健康精神狀態的關鍵。

我們看到，“當一個社會不想去面對某些結構性問題時，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賴給精神病。”

現實社會一方面在逃避造成精神、心理疾病的環境誘因，另一方面，又在虛構的文藝作品中利用精神病製造出種種爽劇敍事，而屏幕前的人，看似獲得瞭解放，其實正在掉入一個精神病版的龐氏騙局。

精神病終究是一種疾病，如果要將它嵌入大眾娛樂的圖景中，請不要忽略它的破壞性以及給真實個體帶來的痛苦。讓精神病成為我們反思社會的線索，而不是另一個出氣筒式的爽劇套路。

正如牛津大學人類學教授項飆在《把自己作為方法》中所説：“藝術的功能不是為了創造一個美麗和諧的世界，而是讓你有能力面對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