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網上“打零工” ？且慢，先搞明白平台是怎麼回事兒_風聞

編者按

本次推送的是美國社會學年評（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在202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平台能做什麼？瞭解零工經濟》（What Do Platforms Do？Understanding the Gig Economy）。

平台經濟的快速增長引發了學術界對其對工作和就業性質的影響的討論。本文確定了平台工作文獻中的四個主要主題及其相關的隱喻。平台被視為創業孵化器、數字籠子、不穩定的促進劑和適應環境的變色龍。每一種手段都有其侷限性，這就導致我們引入了一種平台的另一種形象：作為一種放任性的強權者，它將責任和對經濟交易的控制外化，同時仍在行使集中的權力。因此，平台代表了一種不同於市場、等級或網絡的治理機制，因此給傳統經濟中的監管者、工人及其競爭對手帶來了一系列獨特的問題。反映出平台結構的不穩定性，圍繞監管制度的鬥爭是動態的，難以預測，但隨着平台經濟的增長，它們肯定會越來越突出。

這是社論前沿第S1709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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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儘管它只有十年的歷史，平台中介的零工工作已經滲透到經濟生活的許多領域，引發了關於如何理解這種工作組織形式的爭論。

本文首先提供一個簡單的概述和勞動平台的分類，以及它們所支持的工作狀態的種類。然後本文轉向學者們對這一新現象進行概念化的四個主要隱喻：創業孵化器、數字籠子、不穩定的促進劑和變色龍般的公司。對這些意象進行批判，作者發現，雖然每個意象都包含部分真實性，但每個意象也顯示了與平台實際顯示的啓示相關的失真元素。作者認為，平台代表了一種獨特的經濟活動形式，受市場、等級制度和網絡的影響，但又不同。

二、平台工作圖景

創業孵化器

最初，共享平台指的是能夠調動閒置資源的點對點結構，例如租用空餘房間或提供乘車服務。經濟學家強調，算法、眾包評級和聲譽信息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培養信任，使同行能夠在這些新市場競爭。儘管隨着營利平台的規模擴大，早期平台經濟的廣泛主張失去了合理性，但一些理論家繼續強調平台革命的變革力量和點對點連接削弱傳統企業模式主導地位的能力。爭論的焦點是，與傳統的公司形式相比，平台提供了一系列的優勢。通過減少對官僚中介的需求，平台降低了交易成本，消除了限制農村居民、殘疾人或有照顧義務的人蔘與勞動力的障礙。此外，汽車、房屋、工具和其他商品的所有者可以將這些資產貨幣化，以減少對勞動收入的依賴的方式釋放其潛在價值。一些人認為，這些機會對低收入家庭尤其有利。而且，由於平台可以顯示參與者眾包聲譽的評分，它們在潛在交易者之間培養了信任，而無需進行昂貴的廣告宣傳。在這種觀點下，企業經濟的許多僵化註定會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平等的大眾資本主義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企業等級制度不再代表經濟活動的主導結構。至關重要的是，隨着“微型企業家網絡社會的出現”，僱傭關係本身也失去了優勢。

毫無疑問，平台技術降低了交易成本，使陌生人共享變得更可行，但平台不太可能助長基於羣體的資本主義，也不太可能引導權力和控制權採取橫向、對等的配置。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在網絡效應的存在下，平台可以擴大規模，主導市場，並獲得足夠的壟斷力量，從而可以決定交換條件或在其勞動力市場上形成單一性地位。在這種情況下，這羣人可能不像是自由行動的企業家的集合，而是像牲畜一樣，可以通過擠奶或剪毛來獲取收入。

數字籠子

如果第一種創業觀點顯示出烏托邦式思維的元素，那麼第二種平台工作方法就可以達到相反的效果。採用這一觀點的學者們也認為平台表現出了獨特的效果，但從更為鮮明的反烏托邦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影響。與數字技術所享有的凌駕於人類勞動之上的巨大力量相比， Max Weber對官僚機構下屬地位（鐵籠）的恐懼就相形見絀了。在勞動力平台的案例中，人們的觀點是，算法現在正在全面管理員工，從而在更大程度上賦予公司權力。

對裝配線的早期研究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即機器有能力控制人類勞動的節奏和方法。然而，正如工業社會學最終揭示的那樣，工人們通常會設計出一些策略，使他們能夠逃避、蔑視或顛覆裝配線的指令。這種能力現在正受到數字技術的攻擊，數字技術可以將工作場所的規則編碼到工人必須用來完成任務的數字工具中。儘管算法體系或算法的精確輪廓因平台類型而異，但總的主題是，平台降低了工人抵抗、逃避或挑戰公司作為參與條件的規則和期望的能力。首先，通過生成大量關於內部運營的數據，但信息共享不均，他們在公司內部造成了信息不對稱。例如，在“搭便車”和“送貨”中，平台通過隱瞞有關即將到來的工作崗位的信息而使供應商變得盲目，這降低了工人的自主權和收入。平台收集的數據還使僱主能夠更詳細地規定工作規則，例如規定工人必須接受的工作比例，他們必須提供多少時間，以及他們期望的評級水平，實現了其效果是使僱主比僱員更清楚地瞭解勞動過程。第二，民族誌研究表明，平台不僅依賴於度量提供的計算控制機制，而且還依賴遊戲、象徵性獎勵和其他激勵等形式的規範機制，以加強用户對網站的依戀。使用精心設計的策略，一位學者稱之為軟性生物政治學。第三，平台使他們的勞動力個體化，剝奪了工人的關係空間，傳統上，這種關係空間使工人能夠挑戰管理權威。最後，通過包含更多的工人，他們加強了勞動力參與者之間的競爭關係，不僅在AMT這樣的眾包網站上，而且在諸如自由職業者平台和早期TaskRabbit這樣的競標網站上也是如此。

不穩定的促進劑

無論它們彼此有多麼不同，前兩幅圖景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即勞動平台代表着一個新的實體，它標誌着與先前的工作組織和經濟活動形式發生了戲劇性的破裂。相比之下，平台工作的第三種形象，則對制度變遷的變革性質更為謹慎。它將數字革命概念化為長期存在的結構性趨勢的延續，特別指出了標準工作安排的衰落，標準工作安排是一種承諾以生活工資為福利的安全、全職工作的規範性理想。這裏的概念是，福特主義組織幾十年來一直在使僱傭關係靈活化，例如，通過外包和分包工作，或是越來越有規律地使用臨時性就業形式。因此，平台代表了一種更廣泛的趨勢，使企業能夠將以前被迫承擔的風險外部化。這種效應最初在臨時工作和分包中表現得很明顯，它使勞動時間商品化，並使工人脱離了以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平台所提供的是一種方便、現成的基礎設施，它可以限制公司對其所依賴的員工的義務。

第三幅圖景強調了工人日益脆弱的地位。由於缺乏最低工資、安全和健康監管、退休收入、健康保險和工人補償等長期保護，平台工人被迫承擔以前由僱主和國家承擔的風險形式和水平。這種説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到目前為止，平台已經能夠避免承擔全部的就業成本和風險，而這些成本和風險已經轉移到了工人身上。這些責任包括人身傷害、工具和資產損壞、有償演出之間的保險、客户的財務瀆職和騷擾。

變色龍般的公司

平台工作的第四幅圖景是最缺乏經驗的，也是最不確定的。在這種觀點中，平台代表了一種工作組織形式，其意義、性質和影響不是平台本身的功能，而是反映了圍繞它們的制度景觀。平台被概念化為變色龍或實體，其效果取決於其運行的制度環境。

這第四幅圖景的優點是，它使我們對經濟形式的嵌入性變得敏感。將平台視為主要由其制度背景塑造的，可以防止數字技術的本質化，強調技術設計在不同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下獲得不同的意義和效果。然而，通過強調形成平台技術的制度偶發事件，這種觀點冒着忽視平台所展示的共同特徵的風險，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世界中。

三、平台和共享經濟:研究議程

儘管對平台工作的研究已經迅速發展，但仍有許多未知之處。在某種程度上，這種不確定性反映了現象本身的早期性質。社會學研究需要解決四個值得特別關注的問題：傳統經濟體和平台經濟體之間的系統關係、算法設計的過程、集體行動的前景以及改善勞動條件的替代方法。

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平台經濟和傳統經濟之間是否存在結構性或系統性影響。

第二個領域是算法設計及其對社會不平等的影響。學者們已經在研究工作場所以外的算法的使用，以及它們是如何被設計成有利於某些羣體、種族和階級的。對勞動力市場制度數字化的研究也發現了類似的不平衡。研究表明，算法在工作場所之外複製了種族、階級和其他偏見，而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公司和平台內部存在相關影響對於創造算法和平台設計的程序員，包括塑造設計的文化輸入，目前還缺乏研究。

四、結論

勞動平台最初被認為是一種新奇的事物，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和全球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學者們已經提出了一些有見地的理論。本文在文獻中識別了四幅控制圖像；然而，每種方法都有缺點。我們增加了第五種觀點，認為從勞動力和工作的未來的角度來看，平台應該被視為一種新的經濟形式，有別於市場、公司和網絡。本文不會推測這四種選擇的可能性。無論這條道路如何展開，都將引發深遠的變化，引發一系列廣泛的問題，這些問題將在未來幾年讓社會科學家們參與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