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有華為，轉型“真辦肆”_風聞

【深幾度·城市精神系列】

撰稿｜吳俊宇

「摘要：一座城市的數字化轉型不僅需要大型企業的帶動作用，還需要一羣具有活力的中小型企業，他們作為城市的毛細血管，在城市的轉型發展中呈現新動能。」

“真辦肆”，作為徐州方言，講的是“做事很棒，或交代的事情做得很好”。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的氣質，一座城市也有一座城市的使命。作為一座歷史文化古城，徐州正是這樣一座“真辦肆”的城市。其誕生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歷史。

受城市發展的社會經濟背景影響，城市職能實現了多次轉型，同時城市的空間結構也不斷地隨之調整，從而實現城市職能和空間結構的相互適應，促進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對徐州而言，在數次轉型發展當中，“交通”和“製造”始終是其無法擺脱的標籤，在其城市數字化轉型當中發揮關鍵作用。

華為參與其中，推動其智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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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省通衢

徐州一向被譽為“北國鎖鑰，南國門户”，更有“五省通衢”的稱謂。

所謂“五省通衢”，是指徐州在歷史上可以通過黃河與京杭運河漕運溝通江蘇、山東、河南、安徽、河北五省，因此成為溝通南北的水陸交通樞紐。

傳統的徐州是軍事重鎮和區域政治中心城市，軍事因素和政治因素主導着城市發展和社會變遷。一部徐州歷史也就是一部戰爭史。

由於徐州軍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歷代王朝在此進行的招募兵馬、修築工事、儲備軍需等軍事活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徐州城市的發展。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徐州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其在疆域分裂，東西紛爭和南北對峙的情況下，徐州城市關係南北之盛衰。

從1882年徐州煤礦開採經營，徐州有了城市經濟中前所未有的新因素—近代工業。這標誌着徐州工業近代化的起步和發展。

近代徐州開始向近代工商城市轉變。在這種轉變中，特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傳統決定了近代徐州城市的發展快慢和特色。新式交通體系的形成給近代徐州帶來了發展的機遇；經濟結構的變動是近代徐州城市發展與社會變遷的內在動力。

中國歷史進程是其發展的外在因素。城市社會救助、教育變革、交通工具的演進等社會條件對近代徐州城市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如今，徐州成為江蘇省重點規劃建設的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也是新亞歐大陸橋中國段五大中心城市之一；隴海鐵路、京滬鐵路、京滬高鐵、徐蘭高速鐵路在徐州交會，徐州的公路東抵海濱，西接蘭新，南達滬寧，北通京津，成為重要的陸路交通樞紐，更是連接東西、南北經濟的重要“十字路口”。

在全國42個綜合交通樞紐互通程度，徐州通達度位列全國第二。隨着新技術革命進一步演進，對徐州而言，其交通樞紐地位還在進一步被放大，正迎來它的下個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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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真辦肆”

自古以來徐州就是南北爭奪的“制高點”，是交通樞紐與鐵路要道。如今更是國家批覆的“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

徐州不僅是淮海經濟區的中心城市，還是一座典型的資源型及老工業城市。在城市的轉型過程中，其產業結構調整也隨之進入攻堅期，能否自身智變，甚至智聯整個淮海經濟區，成為發展的關鍵。

從微觀上看，徐州的交通，尤其是地鐵交通正在加速數字化轉型。

2019年10月徐州地鐵開通時，徐州地鐵建設初期將互聯網平台概念融入了頂層設計規劃，建設軌道交通智慧平台，探索綜合智慧出行的全新模式。

同樣是在去年10月，徐州市城市軌道交通有限責任公司還與華為簽訂了戰略合作協議。在這次合作之中，雙方提到要“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徐州軌道交通深度融合發展，提高徐州軌道交通智能化、信息化發展水平”。

地鐵數字化轉型其實有幾個層面的意義。

一方面是資產管理，如何在地鐵車輛數十年的使用壽命內控制好維修成本，保障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並能在架大修以後恢復高可靠性的設備性能一直是地鐵運營企業面臨的重要課題。

另一方面是數據管理，要知道地鐵的業務體系極為龐雜，具有大量運營管理數據，它和城市人口數據、交通數據乃至經濟數據之間都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果能利用地鐵客流數據輔助決策，這對城市的現代化建設有着非同小可的意義。

從中觀上看，徐州自身的產業結構也在悄然調整。

如果去看徐州三大產業的結構就會發現，這五年來其第三產業一直處於比重增長，第二產業處於比重下降的狀況。這其實和徐州目前正在採取的產業轉型有着密切關係。

作為一家資源主導型城市，徐州正在推動實施第二產業的鋼鐵、焦化、水泥、熱電行業佈局優化和轉型升級。2019年年初的徐州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其工業技改投資增長8.5%，佔工業投資的51%。高耗能行業產值佔比降低1.7個百分點，投資下降17.3%。

交通運輸業作為第三產業中的重要一環。徐州也是一個重要的樞紐城市，近年來也在大力推動交通的轉型發展。

按照徐州本地的規劃，它不斷完善淮海國際陸港總體規劃和實施方案，打造集運輸物流、展示倉儲、進出口貿易、電子商務、金融服務、總部經濟於一體的國際陸港，構建內外聯通的物流體系、雙向互濟的開放體系和高端現代的產業體系，強化樞紐經濟，加強交通產業對整個經濟的輻射作用。

而在徐州，無論是新興主導產業還是資源主導型產業的轉型升級，都與華為及其生態合作伙伴這樣的企業密不可分。

從宏觀上看，作為“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徐州不僅需要關注自身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還需要考慮如何加強數字經濟發展。

事實上，徐州地區的生產總值增速自2014年以來就一直處於相對放緩的狀態。這一方面和經濟大環境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是一個重要提示：增效降本、重視質量將是下個階段的發展方向——這恰恰需要更深入、更廣泛的數字化轉型參與其中。

某種意義上説，徐州其實是中國經濟的縮影。徐州這樣的城市的轉型發展恰恰是中國經濟最核心、最普遍、最常見的部分。

這樣的城市一方面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大，另一方面還增長放緩，傳統產業還處於相對強勢的狀態，面臨着數字化轉型發展的壓力。

國家信息化評價報告中顯示，數字經濟的地域分佈跟經濟發展呈正相關趨勢，這與大型高新技術企業的分佈區域密切相關，在其中，大型企業可以發揮帶動和聚集效應。

但這並非數字經濟的全貌，一座城市的數字化轉型不僅需要大型企業的帶動作用，還需要一羣具有活力的中小型企業，他們作為城市的毛細血管，在城市的轉型發展中呈現新動能。

03

新基建下，數字化解法交答卷

在新基建的浪潮下，徐州的發展其實有着多維度解法。

第一維度是城市的解法。產業發展畢竟還是要落點到城市發展之上，城市發展的核心要義在於幫助人獲得更好的生活。

牛津大學社會人類學教授項飆提到過一個“中心-邊緣”的社會經濟結構。在他看來，中心過強而邊緣過弱，這其實是一種“不穩定結構”，一方面會造成經濟失衡，另一方面也會帶來諸多社會心理問題。他倡導強化地方經濟，形成一個個“次中心”。

事實上，徐州也可以看作是這樣的“次中心”。五省通衢，作為重要的交通樞紐城市，徐州逐漸轉型、強化，才能起到平衡地區經濟，穩定社會的作用。

其實“次中心”這種理念很容易聯想到江蘇被稱作是“散裝經濟”的説法——所謂“散裝經濟”恰恰指的正是江蘇省內各個市區縣會根據自身實際發展情況強化地方經濟發展，強化“縣域經濟”，表面上看江蘇省內各個城市發展各異，實際上卻發展均衡，各有特色，統合在一起卻形成了強大的合力。

新基建不僅在於“新”，更在於“基”。

想要進一步發揮徐州自身的特色與傳統產業實力，打造“次中心”效應，就必須通過深度應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支撐包括交通物流等產業在內的傳統基礎設施轉型升級，形成的融合基礎設施，推動智能交通等產業發展。

在新基建的浪潮之下，華為中國政企業務深耕各地的懂行能力，將有效加速產業智能升級。

第二維度是產業的解法。徐州工業發展歷史悠久，其產業轉型與升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向德國城市看齊。

事實上，徐州已經與三座德國城市建立了友好關係——1994年牽手德國波鴻市，2004年合作德國埃爾富特市，2009年則是握手德國奧爾登堡市。

其中，波鴻市位於德國魯爾區，也就是著名的煤炭資源城市。在1973年關閉最後一座煤礦之後，波鴻市漸漸向健康產業和信息安全產業過渡，以高技術創新產業為主。奧爾登堡市的發展與其類似，作為工業城市也經歷了產業結構的調整，逐步由電子科技、化工機械能源產業向金融、商貿和服務業轉型。

而埃爾富特市則提供了產業智能升級的經驗借鑑。作為一座長於汽車製造業的德國中部城市，在高新技術和數字化轉型的推動下，埃爾富特市逐步從傳統汽車製造產業向新能源、新制造方向邁進。

可以説，這三座城市與徐州有着相似的發展背景與路徑。一方面它們的產業結構和徐州極為相近，另一方面它們的轉型路徑也可以為徐州提供產業結構調整、智能升級的經驗與借鑑意義。過去徐州和這三座德國城市之間有過大量就數字化轉型以及產業結構調整而展開的交流與對話。

其實，無論是產業結構調整還是產業升級都需要新技術做支撐。而新基建旨在通過信息和能源等技術的變革，推動產業升級和社會變革，也同時帶動了ICT整體產業的爆發。

目前，徐州已在政策、產業、區域環境等多個層面夯實基礎，未來伴隨數字經濟的持續發展及產業轉型和升級，華為及生態合作伙伴將通過5G、人工智能、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在內的新興數字技術的構建，加強產業融合，為區域內傳統產業、傳統基礎設施轉型與發展注入新活力。

第三維度是行業的解法。無論是產業還是城市，數字化轉型最終需要核心的參與者——企業來完成。

而作為“懂行”的合作伙伴，華為為徐州的發展提出的“解法”，則是深入到像地鐵、製造等行業的核心業務場景中，躬身入局、瞭解行業需求，通過場景化的解決方案，推動行業數字化轉型。

而華為及生態合作伙伴就正在徐州的各行各業中發揮着技術賦能的彌合作用。在徐州，華為就依託於數字技術支持和生態夥伴聯動，建立了華為徐州分銷銷售與服務中心。

為徐州區域內的中小企業量身定製場景化解決方案，將數字技術引入到具體的場景與問題當中，聚焦核心業務、識別關鍵場景難題。華為幫助各行各業加速自身數字化轉型，進而推進整體產業智能升級，創造新的發展動能。

如此，方能以各行業的數字轉型，打通產業升級的路徑，將數字技術切入產業，實現整體降本增效，進而以產業帶的外向發展帶動整個淮海經濟區的協同發展；而作為淮海經濟區核心城市的徐州，其更能借助發展合力、分享區域協同的紅利，加速行業轉型和城市發展。

對於徐州來説，要想實現數字經濟的突破式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轉型，其根本還是應迴歸到微觀層面，華為攜手懂行夥伴，以行業數字化轉型為抓手，藉助淮海經濟區的優勢，將數字化轉型能力融入到各個行業與企業的核心業務中。

這才是新基建時代為徐州帶來的真正機遇與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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