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手自茲去：中美關係的新頁與舊頁_風聞

作者：戴老闆

支持：遠川研究所宏觀組

1989年6月30日深夜，一架通體漆黑的C-141軍用運輸機在美國華盛頓郊區的Andrews空軍基地秘密起飛。這架軍用飛機的外部經過了塗裝，抹去了一切軍事標記，看上去就像一架普通的商用貨機。而寬敞的機艙中唯一的貨物，是3名神色沉重的乘客。

飛行日誌的目的地是沖繩，但在波濤洶湧的北太平洋上空完成了一次驚險的空中加油之後，它直奔這次行程的真正終點：北京[1]。

經過22個小時的漫長飛行後，飛機從東海上空進入上海的空中走廊，並隨即掉頭北上。儘管已經提前得到通知，但仍有空防部門將電話打進了軍委領導人的辦公室[2]，請示是否擊落這架不明國籍的飛機。最終在空管和軍方的嚴密監視下，飛機降落在了首都機場。

降落之後，走下舷梯的是華盛頓兩位重量級人物，一個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另一個是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他們迅速鑽入一輛等候多時的黑色紅旗轎車中，開始了這次緊張的秘密訪華之旅。

兩人抵達時，沒有任何一名美國使館的官員在場。在隨後的20個小時內，他們密集拜見了諸多中國最高領導人，從總設計師到總理，再到外長和副外長，而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對此一無所知，駐華大使李潔明甚至不在中國境內，而是跑到韓國探望妻子去了。

中方的保密措施也做的非常嚴格，甚至超過了1972年基辛格秘密訪華[3]。當時兩人的全部行程軌跡，包括會談、宴請、交通一律高度保密，所乘坐的汽車、所下榻的賓館均不懸掛美國國旗，美方代表團抵達和離京均不發消息，拍攝的影像資料更是一律封存。

這兩個資深外交官的神秘之旅，是受總統喬治·H·W·布什之託。老布什在1974年至1975年曾經擔任美國駐北京聯絡處主任，後面在里根政府長期主導對華戰略。在一片黑雲壓城的國際環境中，他意圖通過派遣特使秘密訪華，來將岌岌可危的中美關係“拉回正軌”。

斯考克羅夫特對中國人來説也不陌生，這位資深外交官先後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任職，是“老朋友”基辛格博士的親密夥伴。因此，總設計師會見他時，説了這樣一句話：“我知道你一直關心中美關係的發展，1972年尼克松總統和基辛格博士的那次行動，你是參與的。”

然後小平同志又説上一句[3]：“像你這樣的美國朋友，還有很多。”

01

1989年的訪華的確是斯考克羅夫特第二次來中國。在1972年那個“改變世界的一週”裏，他的身份是尼克松的軍事顧問。

有一件小事令他記憶猶新：“一天早晨，按照行程安排，總統應該上午9時前往故宮參觀。早晨7時，我下樓去確認相關安排。當時路上積雪四至五英寸，我竟然看到幾千人在拿着掃帚掃雪。9時，總統一行啓程。從飯店到故宮，路面積雪已清掃乾淨。”

那會兒西方對中國感到既陌生又好奇。在尼克松訪華的同一年，意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受周恩來的邀請來華拍攝了《中國》。這段220分鐘長的彩色紀錄片雖然在中國被禁了接近30年，但在海外受到熱捧，一度是西方國家瞭解當時真實中國的唯一影像資料。

1970-1974年的中美關係，被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定義為“重新喚醒的好奇心”（reawakened curiosity），1974-1979年的中美關係被他定義為“真誠的迷戀”（guileless fascination）[4]。此間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的老布什，就是這種定義的典型代表。

1974年，喬治·H·W·布什來到尚未正式建交的中國，擔任“駐京辦主任”，期間他和妻子芭芭拉騎自行車逛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為他贏得了“愛騎自行車的外交家”的聲譽。多年後他以美國總統的身份訪華，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還送了老布什一輛國產飛鴿牌自行車。

儘管在北京只待了不到兩年，但老布什收穫了大量高層的私人關係。1975年底他離職，回國出任中情局局長，中方罕見地在人民大會堂設宴為他餞行。席間總設計師表示：“無論你什麼時候來訪問，我們都歡迎，即使是以中央情報局局長的身份，我們也歡迎。”

誰也不會想到，這段經歷會為中美關係奠定了接近30年的基調。1977年老布什卸任中情局局長，以私人身份訪華，負責陪同翻譯的是一位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的楊姓年輕人。多年後，這位年輕的翻譯也在外交領域不斷晉升，最後成為了國家外交戰線的最高負責人。

進入到80年代後，布什家族開始在美國政壇上嶄露頭角。1980年老布什作為里根的副手擔任美國副總統，1988年他帶着里根巨大政績的光環成功當選總統。1992年雖然在連任選舉中敗給了克林頓，但他的兒子小布什於2000年當選美國總統，把布什家族推到了巔峯。

因此，從70年代後期，到小布什結束兩年總統任期的2008年，美國參與對華戰略設計的政客基本上都出身於“尼克松-布什”這條軸線。尤其是在80年代，中美關係在這些政客和美國地緣政治目標的推動下，出現了一個不長不短的所謂“蜜月期”。

彼時的中美合作細節，會令當下的人倍感驚奇。比如1984年，中國被允許進口24架“黑鷹”直升機，這些飛機直到2008年還在汶川救災中發揮作用。而在80年代末，我們甚至送了兩架殲8-Ⅱ戰鬥機到美國去進行改造（和平典範計劃），這在現在看來難以想象。

現在回過頭來複盤，所謂“蜜月期”的出現主要有兩個核心原因：一是地緣政治的需要，即所謂的“中美友好靠蘇聯”；二是體量不對等，中國是窮國，而美國是全球第一強國，因此無論“美國朋友”是來自於政界還是學界，看待中國的目光裏充滿了“俯視”，而不是“防範”。

而文章開頭的秘密訪華，實際上就是為了挽救“蜜月期”的成果。1989年的秘密訪華很快就在年底被CNN報道出來，讓老布什在國內遭遇了不小的壓力，因此在1992年美國大選中，跟老布什對壘的克林頓把他跟中國的親密關係，形容成“過於溺愛北京”。

但是在克林頓當選的1992年，中國的市場經濟也在總設計師南巡後驟然加速，這為90年代的兩國關係帶來了最大的壓艙石：經貿關係。（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2

蘇聯解體後，共同的“敵人”轟然倒下，中美之間的地緣政治粘合劑已經消散，而“尼克松-布什”軸線的一眾資深外交家暫時退出了對華政策制定的核心圈子，也讓外界對中美關係產生了“倒退”的擔憂，尤其是在克林頓上台半年後，就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銀河號”事件。

“銀河號”是一艘載有782個集裝箱的中國遠洋貨輪，1993年7月7號從天津駛向中東。行至半途，美國卻宣稱“銀河號”上裝載有運往伊朗的化學武器原料，不僅截斷了GPS信號，還令第7艦隊派軍艦尾隨跟蹤，最終“銀河號”被迫在沙特停靠接受檢查，證明了自己的清白。

這激起了國內對霸權主義的漫天怒火，後來擔任聯合國副秘書長的沙祖康在接受《面對面》專訪時，用了17次“窩囊”來形容此事。這也為克林頓政府對華政策奠定了基調：“蜜月”一詞已是過去時，“遏制和接觸”（containment & engagement）才是90年代的主基調。

而在“銀河號事件”發生的第二年，馮小剛導演、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紐約》卻又熱遍了大江南北，這從側面反應了民間對美國經濟文化和野蠻霸權的矛盾態度。在整個90年代，這種複雜的感情一直貫穿了台海危機、炸館事件和考克斯報告引發的反華浪潮。

在太平洋兩岸磕絆的同時，中美經貿往來的重要性開始凸顯，這一點在對華“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展現的淋漓盡致。

克林頓政府的對華政策制定由時任國務卿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和助理國務卿、前駐華大使温斯頓·洛德（Winston Lord）主導。兩人在克林頓政府執政之後，就一直試圖將之前老布什無條件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跟某些其他問題進行“掛鈎”。

這一政策導向遭到了美國商界的強烈反對，1993年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的總額已經超過了100億美元，並以每年30%的速度快速增長，潛力巨大。而當時美國的能源、航空、汽車、通訊等行業正在跟日本和歐洲展開激烈的競爭，顯然不想把日益壯大的中國市場拱手讓人。

因此，當克林頓宣佈“掛鈎”政策後，中方便馬上邀請“尼克松-布什”軸線的資深外交家如尼克松、基辛格、舒爾茨、亞歷山大·黑格在1993年2月-5月期間先後訪華。而之後，基辛格、伊格爾伯格和萬斯等人公開表示：克里斯托弗-洛德兩人搞的“掛鈎”政策是失敗的[1]。

而美國商界更是身先士卒。1993年5月12日，298家大公司和37個貿易團體共同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而波音公司更是暗地裏慫恿華盛頓州的一位眾議員發起了要求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公開信，獲得了160位眾議員的簽名。

最終，“掛鈎”政策在一片口誅筆伐聲中只持續了一年多，就被宣告破產了。

而縱觀整個90年代，中美處處充滿了這種磕碰，“熱三年，冷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掛鈎破產後熱了一段，但台海危機時冷了，然後兩國元首互訪又熱了，但炸館事件後又冷了。在踉蹌中，中美經貿總額從1990年的122億美元，飆升到了2000年的744億美元。

儘管“尼克松-布什”軸線不在台上，但“美國朋友”們仍在發揮着作用。比如1999年炸館事件發生後，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的主任傅高義這位“老朋友”就主動站出來，以“前情報官員”的身份懟中情局，指出他們宣稱因地圖錯誤而“誤炸”中國使館的説法並非事實，給我們遞刀子。

當然，這種關係的基礎，是中美兩國產業結構的所謂“互補性”。美國《商業日報》就做過一個很讓美國人“感到鬆一口氣”的統計：1997年美國零售商從中國進口了10億雙鞋，價值90億美元，但中國人已經從美國訂購了387架波音和麥道飛機，價值180億美元。

2001年，老布什的兒子小布什成功當選美國總統，儘管其在競選時不贊成克林頓政府“中美建設性戰略合作伙伴”的説法，認為也應該將中國看做一個“戰略競爭者”。但由於其幕僚團班子很多都來自於他父親當年的團隊，因此對華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也是當年的延續。

而一件小事，更是透漏了未來8年中美關係的前景：小布什入主華盛頓後吃的第一頓飯，是跟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一起。這位美國總統選的就餐地點，是華盛頓的“北京飯店”，兩人就着捲餅和大葱吃了一隻烤鴨——這是他1974年暑假隨父親來中國時養成的愛好。（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3

2008年8月北京奧運會期間，美國財政部長保爾森得到一個驚天的大消息：俄羅斯已和中方接觸，準備大量拋售持有的“兩房”債券。

大量拋售債券將嚴重打擊外界對搖搖欲墜的“兩房”（房地美和房利美）的信心，並會導致全球資本市場陷入動盪。保爾森在回憶錄中寫道：他和中方進行了密切溝通，一再重申美國會確保中國投資的安全性，而中方也明確表態：不會拋售持有的“兩房”機構債券。

中美在金融危機中的合作，是身為“中國人民老朋友”的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在回憶錄中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小布什政府執政8年中美關係的縮影。當然，這種關係得益於兩個基礎：一是“尼克松-布什”軸心重啓影響力，二是911事件後美國精力轉到了反恐。

2006年，代表美國精英觀點的《普林斯頓項目報告》（Princeton Project on National Security）發佈，明確表示：“美國的目標不應當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國，而應當幫助它在國際秩序範圍內實現其合理抱負，成為亞洲和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主導這份報告的喬治·P·舒爾茨（GeorgeP. Shultz），就出自“尼克松-布什”軸心：舒爾茨早年擔任尼克松政府的勞工部長，並在中美蜜月期期間擔任里根政府的國務卿（1982-1989），跟時任副總統老布什關係密切，直到2015年還以90多歲的高齡跟基辛格一起訪華。

雖然基辛格、斯考克羅夫特等人不在外交一線，但他們仍然能夠通過各種地緣政治智庫組織來影響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而斯考克羅夫特更是在2001年到2005年擔任了布什政府的總統外國情報顧問委員會主席，並協助巴拉克·奧巴馬組建了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團隊。

小布什政府執政期間，中美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空前未有，經貿聯繫與日俱增。雖然小布什政府也試圖將“接觸”和“遏制”並舉，但是中美貿易的相互依存已經成為兩國關係事實上的“壓艙石”，因此有人評價：小布什政府的兩國關係是中美建交以來的最穩定的時期。

但隨着中美國力差距的逐漸縮減，以及美國從反恐泥潭中抽身，太平洋兩岸的關係越來越複雜，供“美國朋友”穿針引線的空間也越來越小。亨利·保爾森在卸任之前，留下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S&ED）這個交流平台。這也是他甚至小布什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遺產。

第一屆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於2006年12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美兩國的代表團對着長長的桌子面對面坐着，中間放置了能夠觀看PPT的屏幕。保爾森領導一支由28名成員組成的團隊，包括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而中方則有14名部級官員以及高級助手出席，規格極高。

這種對話貫穿了整個奧巴馬執政期間，並不斷增添新的內容。當然值得注意的是，奧巴馬政府對華策略已經出現了改變，尤其是2010年中國GDP超越日本後，奧巴馬政府開始將中國定義為“非敵非友的競爭者”，並加緊推進“亞太再平衡”戰略，在南海不斷挑事兒。

當然，奧巴馬政府的整體外交策略，仍然是堅持後冷戰時代流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倡導多邊主義，推動經濟全球化，這意味着中美之間必定合作大於敵對。另外，2016年兩國貿易額已經高達57867億美元，這塊“壓艙石”又沉又重又貴，誰又敢來掀桌子推到重來呢？

這一切都被特朗普的崛起所打破。（歡迎搜索公眾號：猴子公社，閲讀更多精彩內容）

04

如果仔細審視，你會發現“美國朋友”們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反特朗普陣營的，即使是共和黨成員。

作為共和黨內的“建制派”，布什家族對特朗普的厭惡已經溢於言表。老布什已經向媒體證實他在2016年大選時把票投給了希拉里·克林頓，而不是投給同一個黨派的特朗普。而小布什則更是明確表示2020年不會投票支持特朗普。整個布什家族只有一個人是懂王的粉絲。

亨利·保爾森也是特朗普的強烈反對者。2016年6月份他在《華盛頓郵報》的專欄文章中這樣寫道：“共和黨推舉出特朗普作為候選人，等於給根植於無知，偏見，恐懼和孤立的民粹主義背書。”言辭激烈。而同樣的，斯考克羅夫特在2016年大選前也表態支持希拉里。

但在斯考克羅夫特秘密訪華的三十年後，一切都已物是人非。斯考克羅夫特的位子上坐着的是對華鷹派奧布萊恩（Robert O’Brien），國務卿的位子上換成了Mike Pompeo，前者昨天剛感染了新冠肺炎，而後者居然敢站在尼克松故居前發表對華挑釁性的講話，How dare you!

而貿易的碼頭上更是站滿了一水兒的強硬派：羅伯特·萊特希澤（Robert Lighthizer）、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這些人的名字早已在新聞中被中國人所熟知。在他們面前，連當年在WTO談判中橫眉冷對的鐵娘子巴舍爾夫斯基，都顯得更像個正常人一點。

中美關係的一個潛在準則是：兩個國家需要用頻繁的經貿紐帶，來制衡意識形態的分歧，這就是“壓艙石”應該起作用的地方。但正常的經貿來往開始被特朗普政府抹黑和污名化，並人為地設置無數障礙時，對後者的處理就會遇到重重困難。

當然，並非沒有新朋友湧現。但無論是依靠上海工廠翻身的馬斯克，還是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顧問委員會（這是個“朋友”扎堆的地方）委員的蘋果CEO庫克，都遠在美國西海岸的硅谷，對東海岸華盛頓的參與度本來就不高，對特朗普這種異軍突起者則影響力更低。

到了2020年，亨利·基辛格已經98歲，斯考克羅夫特已經95歲，早已遠離主流舞台，華盛頓最新炙手可熱的中國通是波廷傑（Matthew Pottinger）：前華爾街日報記者，報道過SARS疫情，43歲擔任國家安全助理顧問，能講流利的北京話，被兩黨認同，對華強硬。

平心而論，自貿易戰以來，中國其實變得越來越開放，無論是合資控股管制，還是金融准入門檻，中國基本上都沿着既定路線在走向開放，甚至某種程度上在加速。而特朗普政府上台以來的中美關係倒退，從貿易摩擦，到攻擊華為，到疫情抹黑，再到撤銷領館，都不是由中國挑起的。

1965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由艾哈邁德·舒凱里（Ahmad Shukeiri）率領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代表團時説[8]：“打仗的辦法就有兩條，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所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意思是面對挑釁，既要講究策略和戰術，也要有“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的淡定從容。

只要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中國就不害怕任何的挑戰。繼續改革開放，繼續產業升級，繼續發展民生，歷史就一定站在我們這一邊。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閲讀。

參考資料：

[1].中美關係史，陶文釗，2009年

[2].A World Transformed，Brent Scowcroft，George H. W. Bush，1998

[3].外交十記，錢其琛，2003年

[4].Western Perceptions of China from the Lat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史景遷，1990年

[4].白宮掌權者：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1947-2019），孫成昊，肖河，2020年

[5].峭壁邊緣，亨利·保爾森，2010年

[6].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2008

[7].U.S. policies are pushing our friends in China toward anti-American nationalism，傅高義，華盛頓郵報，2020年

[8].毛澤東打仗的辦法：“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人民網，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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