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邊主義格局下中國產業的發展途徑_風聞

      近幾年來，以中芯國際等為主主力軍的企業在芯片的“流片”產業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還遠遠不夠。僅以光刻機而言，2萬多個零部件（尤其是組件）都要質量性能過關才有可能保證整機的量產。因此，“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和“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控模式用於芯片產業鏈就顯得十分必要。  

一 中國的芯片設計能力與國外相比，差距不是很大，但“流片”產業水平差距就比較大了

       1、產業基礎差，裝備水平低、工藝水平不高，人才匱乏。

      2、西方國家對中國芯片的打壓集中在芯片製造的流程方面，只要中國拿不出7nm及以下的工藝裝備，西方對中國的出口限制就不會放鬆。

      3、除了裝備，“流片”的耗材或輔料（比如高純氣體和助劑以及“光刻膠”等）中國基本靠進口。比如7nm光刻膠生產國雖然主要是日本，但是一旦中國解決了光刻機等工藝設備，美國必然會採取斷然措施限制本國企業和日本企業向中國出口。這是毫無疑問的事情。前有日韓“口舌戰”給韓國芯片企業“斷糧”的教訓，後有台積電迫於“美國的供貨渠道”不得已壓縮與中國企業的合作的事實。華為儘管很早就預料到這種情況採取“備糧備荒”的措施，但畢竟僅以自己的一己之力還是不能完全解決企業乃至國家產業的發展之需。中國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學上講的“國際分工合作”，只是一個“理論範式”。在單邊主義的世界格局下對中國而言，已經變得非常不可靠。

     4、芯片產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體系，產業鏈上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都有可能帶來“滅頂之災”。因此中國必須從戰略上籌劃應對措施，不能忽略任何一個環節。

   二 中國怎樣衝出這一”牢籠“呢？筆者有以下建議

       其實，新中國發展的整個脈絡就是在不斷地“關税遏制”、“禁運”、“技術封鎖”、限制人員交流等手段下走過來的。可以説中國幾乎所有的“重器”都是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自力更生努力下實現的。計劃經濟有計劃經濟的的優勢，這一點在“求大於供”的宏觀條件下體現出了一種“體制的優勢”。劉易斯在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予以了肯定：“如果政府有一個具體的目標，加上具備切實可行的實現措施，那麼計劃優於市場。反之，市場機制優於計劃體制。”

      再以光刻機為例：光刻機的技術總體包含“光、機、電”+工藝4大部分。“光”指光學鏡頭的分辨率和光的聚焦；“機”指機械運動的精度和準確度以及穩定性；“電”指設備驅動、狀態檢測和信號反饋控制；“工藝”就不用解釋了，與一般的製造工藝概念差不多，只不過強調的是“流片”過程中的“工藝上機”更嚴格，條件更苛刻。通常的智能化控制水平至少在95%以上，儘管如此，人工干預還是不可或缺的。流片工藝最關鍵的是工藝的標準體系是否完善可靠，這就需要理論+人的經驗積累和歸納演化的提升。世界上所有大的芯片代工企業在這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而且這種核心的工藝的經驗積累永遠不會告訴你。比如，日本小松可以免費提供其《KES工藝標準》，但如何保證實現這個標準的所有經驗方法都不會泄露給用户和合作商。

      “中國製造”最大的缺點就是：“重設計輕工藝，重產量輕質量，重生產，輕管理，重理論輕經驗，重整機輕材料”。中國企業確實要向日本企業學習“不宜大而不強，不以小而不精”的經驗。

      過去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誕生的，有利也有弊。現在搞“集中力量辦大事”就需要改變這種情況——用計劃指令+市場機制的模式調動一切可用的資源來實現“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目標。在這其中，從體系的管控角度來講，“兩參一改三結合”為全面質量管理提供了一種“體系的機制”。實際上上世紀70年代初日本管理大師石川馨教授訪華講學時就關注到“兩參一改三結合”內涵的“企業稟賦和內生動力”並在此後的“日本製造”得到實踐的驗證。這是總的概括。

   三 從芯片產業鏈的目標分解來看。以光刻機為例，我們考慮一下“模塊化”的概念

      1、光——光學透鏡是光刻機的核心部件，光學透鏡性能的關鍵在於光學材料和研磨工藝的問題。到目前為止，機械研磨還不能完全代替人工研磨。從荷蘭ASML公司到日本小林研業，高精度光學透鏡最終還是需要靠人工研磨完成。ASML公司的7nm光刻機所用的透鏡，由一個高度專業的，世代相傳的家族式人工研磨團隊來完成；同樣，日本小林研業為蘋果公司的手機表面處理也有一個類似的人工研磨團隊來完成。這些團隊的成員都是研磨的“大國工匠”之類的人物。他們的“觸感”可以感覺出幾個納米的差異——一種“心與手的契合”。光有理論還不行，還需要精湛的技巧。這種產品，大企業未必能做好，倒是某些頗有專長，規模不大的研磨加工的老字號能勝任，即高度專業的“小而精”企業。

     2、機——精密機械，精加工手段。就像3D打印一樣：設備精度一般要求滿足不大於1/3允許加工誤差的要求（比如7nm光刻機，加工位移誤差應在2nm以下）。中國數控機牀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但是在精密未加工領域還需要進一步提高。

     3、電——高精度智能控制系統中，傳感器是監測和反饋控制的核心部件。而傳感器的敏感頭的精度是決定傳感器精度的關鍵，還有信號轉換的A/D,D/D芯片也是很關鍵的器件（當然，這一部分差距還不大，關鍵在於傳感器的敏感材料國內空點還有不少，如果進口（只有那幾個外國企業能提供），也不能排除美國的制裁和打壓。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還沒有走到那一步，一旦中國的技術水平接近到一定水平。美國還會出手遏制中國的“新需求”。所以中國製造一定要有“華為的危機意識”。

     4、工藝——工藝水平有一個經驗積累的過程。再好的理論也不可能先給出一個完美的工藝技術。人不在多，而在技術能力。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裏講到的“如果企業的稟賦和內生動力不足，那麼你就是買來技術專利也用不好”，更別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此技術人才的培養要精而不是隻講“量”。這一點。田長霖已經告誡過我們多次“大學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師，要能培養出大師”。現在的大學本科和專科職業院校一定要緊緊抓住學科建設，不能一味的強調辦學規模。而且對於工科而言，要鼓勵工程師和“大國工匠”走上講台，走進實驗基地。過去企業郵局調侃的話“工程師畫個圈，技師點個點就是眼睛，至於這個眼睛有沒有神，那就看工程師和技師之間的造化了”。話雖糙，道理在那裏明擺着。

          “三結合”是什麼意思？按照QC理論的新解釋就是管理者、技術人員和一線操作者在技術攻關活動中（即朱蘭“螺旋上升”理論中的PDCA循環）從各自的角色發現問題，共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是連續的循環上升過程，從而不斷在新的層次上提高水平。

大學一定要重點加強學科建設，哪怕一個大學只有一個學科專業，只要你是世界一流水平，就足以稱之為“名牌大學”。因此高等教育一定要轉變辦學的思維。從人才的角度來講，儘快提高職業院校的辦學層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戰略思維

四 產業鏈的“工業樹”原理

       從產業鏈體系來講，每一個”節點“都有大文章要做。就”流片“而言，理想的”鏈條“就像棵”樹“——主幹是大企業，像台積電、西門子、阿爾卡特、羅羅公司······，而這顆”樹的“枝葉”就是千萬個”追求精湛，追求極致，高度專業“的中小企業。即產業鏈從主幹到分支環節都是“關鍵控制點”（借用QC理論就是“關鍵工序控制點”。），從一個螺絲到一個數控模塊，從一個聚焦光路到整個信號反饋系統，從光刻膠到高純輔料，所有的高性能、高品質材料、零部件和軟件程序都在這些“不求全只求專”的”創業板“龍頭企業中誕生出來。只有這樣，一台光刻機就從設計到”精品組合“，再經過最好的工藝調試，就能從生產線上走進用户的廠房裏”發出奇異的光彩“。歐洲是這樣，日本也是這樣的模式。

       上世紀70-80年代，瑞士的企業90%是中小企業，但烏斯特公司（根據紡織部情報所資料該公司當時只有86個人）提供的硬件產品和質量水平評估的世界排名（即《烏斯特公報》）在WTO框架內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在世界紡織品領域，WTO成員國的海關商檢和企業都以此為評估檢驗的依據——“一棵小樹遮蓋世界”。這是一個“不以小而不為”的範例。

     中國工業不僅要講“大國重器”，也要強調“小而專精”（沒有合適的名詞表述，筆者把它稱之為“工業樹”原理）。只有打好基礎，才有“彎道超車的可能。

       發展的中國永遠不會稱霸，但是國家安全和國民的福祉不會受任何政治勢力的阻止。對於扛着“美國優先大旗”的“蓬佩奧們”，拿范增先生的一幅畫《我就這樣了》來對照他們，實在是恰如其分。美國霸權的任何企圖都不可能阻攔中國的發展之路。“待到山花爛漫時”，“試看試看天下誰能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