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晚舟被拘606天、美國撕破底線、英國封鎖華為……中國人，該醒醒了！_風聞

回顧歷史，中國在研究設計、生產芯片的路上，已經走過近70年。

70年的時間，經歷輝煌、沒落、崛起，這顆幼小的中國“芯”，一直在西方國家的技術封鎖和打壓下，頑強生長。

這是一段浩蕩且心酸的歷史，其中凝結着一代又一代中國科學家、工程師的心血，甚至包括生命。

今天的文章，致敬每一個為中華之崛起而努力的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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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振聾發聵的視頻，必看！

美國的動作越來越多。

從2018年4月的中興事件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已有兩年多。疫情爆發後美方更是變本加厲。

美國不僅在香港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針對中國留學生、科研機構、高新科技公司員工，美國也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制裁措施。

2019年，中興之外，美國又將魔爪伸向華為。

今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宣佈，全面制裁華為購買採用美國軟件和技術生產的半導體。

近日，美國政府又決定將於2020年8月13日起，禁止美政府從任何使用華為、中興等5家中國公司產品的企業購買產品或服務。

緊隨美國其後，英國也開始了對華為的封鎖。據相關消息，當地時間7月14日，英國首相宣佈，今年底開始英國將停止採購華為5G設備，到2027年英國將停止使用所有華為5G設備。

多方制裁，看似將華為逼入絕境。

中興創始人侯為貴 （左）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右）

2020年7月21日，美國突然要求中國關閉駐休斯頓總領事館。7月25日，我國外交人員離開後，美國執法部門破門進入休斯頓總領館。

美國已經毫無底線。

而截至7月29日，距離華為首席財務官、任正非女兒孟晚舟被非法拘禁，已經足足過去606天。

從2018年寒冬到2020年盛夏，直到今天，她還沒有回家。

2020年7月24日上午，加拿大法院公開孟晚舟引渡案下一階段庭審的證據材料。

公開證據表明，所謂孟晚舟案，完全是美國炮製的政治案件。

可以肯定地説，孟晚舟是清白的。

孟晚舟

種種跡象，都指向一個結局：美國對中國的制裁，將越來越嚴重。

從前，人們愛説科學無國界。如今，科學不僅有國界，商業、技術、資源同樣有國籍。

太多中國科學家被國外勢力限制，太多中國公司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裁……

華為、中興芯片被制裁背後，一家叫做“中芯國際”的芯片生產企業，開始走入人們視線。

作為中國最頂級的芯片生產廠，它僅僅用時29天便登陸A股，募集資金高達535億。

這是資本用真金白銀對中國芯片最好的鼓勵。  

而回顧中芯國際的歷史，它與美國對抗的發展歷程，在某種程度上也映襯出我們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過去這些年走過的路，以及未來要走的路。

1995年12月11日，時任中國電子工業部部長的胡啓立正準備前往三峽大壩考察，突然接到從國務院打來的緊急電話。

電話那頭通知他，當時的領導人剛剛參觀完韓國三星集團集成電路生產線，發出了“觸目驚心”的四字感慨。

第二天，總理會議上隨即敲定一筆100億的投資：建設一條8英寸晶圓、從0.5微米工藝技術起步的集成電路生產線。

在當時，這是中國電子工業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的一個國家項目，胡啓立在回憶裏中寫到當時的想法：

自古華山一條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如果再失敗，電子工業部無法向國務院和全國人民交代。

胡啓立

芯片是半導體元器件的統稱。將大規模集成電路濃縮在一塊半導體晶圓上，實現數據運算、存儲功能，這就是芯片。

它是電子設備最重要的器件，不僅應用在電腦、手機上，同時高鐵、飛機等一系列自動化機器，都需要芯片。

沒有芯片，字節不會跳動，網絡不會鏈接，雷達、通信都變得“眼瞎耳聾”，機械化裝備失控後也將變得“腿腳不靈”。

甚至有專家提出：信息化戰爭實際上就是芯片戰爭。

同時，芯片行業發展極其迅速。著名芯片企業英特爾創始人之一戈登·摩爾曾提出摩爾定律，其中指出：

約每隔18-24個月，集成電路上可容納的元器件數目，就將增加一倍，同時性能也提升一倍。

但遺憾的是，從芯片行業誕生起，幾乎所有的重大突破皆由西方科學家創造。

1995年，已經落後國際近20年的中國芯片行業，如何趕超西方國家？有人給胡啓立打了個比方：

芯片產業如同一列高速行駛的火車，如何在火車飛馳中一躍進入車廂，躍入的時間、角度、速度都至關重要。

最早生產晶體管的北京電子管廠原貌

回顧歷史，中國芯片行業原本有一個夢幻般的開局。

1951年，在英國留學的黃昆，終於回到祖國。走下船的那一刻，32歲他的淚水奪眶而出。

黃昆回到祖國，他的很多同學都無法理解。放棄海外高薪、優渥環境，回到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簡直匪夷所思。

1919年，黃昆出生在北平。天資聰穎，在燕京大學讀書時，他與諾爾貝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國際著名電機工程專家張守廉並稱為“物理系三劍客”。

留學英國期間，黃昆受到物理學泰斗、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玻恩賞識，二人共同撰寫《晶格動力學理論》一書。

這是晶體管向集成電路轉變過程中，重要的理論依據。直到今天仍是物理學學生必讀書籍。

面對這顆冉冉升起的物理學新星，西方科學界對黃昆寄予厚望，但他卻在32歲那年，毅然決然突破重重阻礙，回到中國。

當時在一封寫給昔日同窗楊振寧的信中，黃昆這樣説：

當我有時告訴別人我一兩年後回國，他們常有疑訝的表現，似乎奇怪為什麼我不想在這orderIy（秩序井然）、secure（安全）的地方住下來而要跳入火坑。

雖然我難以想象我們一介儒生能影響多少國運……但我們如果在國外拖延目的只在逃避，就似乎有違良心。

我們衷心還是覺得，中國有我們和沒我們，make a difference（有些區別）。

黃昆

與黃昆一樣，當年美國半導體教授、中國人王守武也渴望回國，但美國死死不放。科學無國界？霸權國家對要回到中國的科學家，劃出了死死的界限！

經過幾年鬥爭，王守武以回家看望病重母親為由，抱着尚不滿一歲的女兒，登上回家的輪船，漂洋過海，回到祖國。

黃昆回國之後，在北京大學擔任物理系教授。他開闢一門叫做“半導體物理學”的課程，揭開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的序幕。

而王守武則在中科院應用物理所組建了國內第一個半導體研究室，為中國芯片事業添磚加瓦。

幾十年的摸爬滾打，黃昆和王守武不僅為中國半導體研究作出突出貢獻，同時也培養出一批又一批的中國半導體人才。

在他們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的海外半導體留學生回到祖國。嘔心瀝血20年，中國對半  導體的研究，一步步逼近國際頂級水平。

他們製造出的芯片供應了“兩彈一星”等超大項目，讓中國人挺直腰桿。

王守武

但當改革開放之後，打開國門，黃昆和王守武還是看到了差距。中國大陸半導體產業不僅遠遠落後於歐美，甚至相較於日韓、中國台灣也有較大差距。

這種差距不在研究上，而在產業上。

半導體行業如何商業化，服務於社會發展，促成有國際影響力的設計、生產企業？中國似乎還沒有摸到門道。

為解決這種問題，國家部委先後組織“三大戰役”：1986年的“531戰略”、1990年的“908工程”、1995年的“909工程”。

大量資金湧入，學術界也湧現出無限熱情。

時任復旦大學校長謝希德、追隨錢學森回國的微型計算機奠基人吳錫九、與黃昆同一時間回國的中國半導體學科創始人之一湯定元……

他們在各自領域發光發熱，但受限於芯片行業更新速度太快，中國芯片行業始終沒有迎來大的發展。

謝希德

時間來到1996年，一紙《瓦森納協定》幾乎將中國高科技發展封死在角落。

當年7月，在美國的操縱下，西方33個國家被禁止向中國運輸先進材料、電子器件、計算機、導航與航空電子儀、推進系統、電信與信息安全等9大類產品。

無法從海外得到相關產業經驗，給中國芯片行業的發展蒙上重重陰影。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這張協議曾讓中國多絕望。

也是從那時起，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所謂“科學無國界”，實在是荒謬至極！

1996年，中國人決定“砸鍋賣鐵，把芯片搞上去”之後，一支中國電子工業部的考察團，出現在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的廠區門口。

德州儀器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芯片生產製造商。它擁有半導體行業最先進的技術、最大規模的生產廠房，以及最大的市場佔有率。

其中，1958年發明現代集成電路的美國人傑克·基爾比，就供職於德州儀器。他也憑藉這一發明，獲得200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傑克·基爾比

中國電子工業部考察團一落地，便立即前往德州儀器位於達拉斯的總部。在那裏，等待他們的是負責此次接待工作的傑克·基爾比屬下、德州儀器芯片負責人張汝京。

他出生在中國，成長於中國台灣，在美國求學、工作。

幾天的行程裏，中國代表團被納米級芯片技術震撼，同時聽聞張汝京在全球多地籌備芯片製造廠，代表團更是嘖嘖稱奇。

行程匆匆結束，目睹美國高新產業發展盛況的代表團成員心中五味雜陳。臨走時，一位領導悄悄走到張汝京面前，問了一句：“你願不願意回國？”

聽到這句話，張汝京愣了。隨後領導微微一笑，説了句：“我們在北京等你。”

正是這句話，在張汝京心裏種下種子。幾年以後，它將慢慢開花發芽，成長為一顆參天大樹。

張汝京

某種程度，張汝京對祖國的感情，來自於父親。

他的父親張錫綸是中國頂級鍊鋼工程師。1937年南京失守之後，他的鍊鋼廠被併入國民政府軍事工業系統。

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從重慶來到南京，創建兵工署第60兵工廠。1948年，他有了自己第二個兒子——張汝京。

後來，張錫綸帶着兩百多冶金學徒，登上去往台灣的船。並在此後近20多年的時間裏，一直擔任中國台灣兵工廠高層。

像無數從大陸前往台灣的前輩一樣，張錫綸是一個家國情懷極重的人。

在張汝京很小的時候，他就向兒子講述大陸的故事，並告訴他：做一箇中國人，是一件光榮的事。

動盪的年紀裏，張汝京快速成長。他的學習成績極為優秀，18歲考上台灣最好的大學，畢業後去往美國留學，先後取得工程學碩士和電子學博士學位。

1977年，29歲的張汝京入職德州儀器，加入傑克·基爾比的團隊，一干就是二十年。

華人工程師，是美國半導體行業的重要人才。天才工程師和卓越企業家層出不窮。

張汝京在德州儀器的頂頭上司，是邵子凡博士，他是全球最頂級的芯片製造工廠建設專家。

同在德州儀器的另一個華人工程師張忠謀，是整個德州儀器的三號人物。

張汝京在德州儀器，前後操盤超過9個大型芯片工廠建設。在美國、日本、新加坡、意大利等地均有佈局，是業內公認的“建廠高手”。

公司內外對他的評價頗為統一：好人、能人、敬業的人、重情義的人。

張汝京和他的晶圓片

當張汝京在全球佈局芯片工廠時，一天他的父親張錫綸問了兒子這樣一個問題：“你什麼時候去大陸建廠？”

這一年是1996年，父親問題和那句“我在北京等你”，讓張汝京開始尋找回國機會。

1997年，他從德州儀器辭職，在老朋友的支持下回到台灣創辦世大半導體。按照他的規劃，前2個工廠建在台灣，後8個工廠全部放在大陸。

3年時間，逐漸崛起的世大半導體，引起當時台灣芯片產業之王台積電的警惕。這個由張忠謀回到台灣創辦的芯片製造廠，彼時已經崛起，並大有趕超德州儀器之勢。

經過多輪談判，張忠謀以50億美金的超高價格，收購張汝京的世大半導體。期間張汝京與張忠謀長談，希望到大陸建廠，但一直沒有得到張忠謀的回應。

失望之際，在被收購的第二天，張汝京辭了職，決定北上大陸創業。

張忠謀幾次找到張汝京談話，希望他能留下來，但他去意已決。張忠謀不希望芯片技術被大陸獲取，威脅張汝京説：  “如果離開，你在台積電的大量股票將被收回！”

張汝京淡淡地回答：“那就不要了。”

那一年，張汝京已經52歲了。人生已過半，為了回到大陸他幾乎失去了一切。

錢、公司、股票，全都不要了。張汝京毅然來到上海。為了表明決心，他還讓自己的妻子、孩子以及90多歲的母親全部遷居到上海。

70年前，他的父親帶着200名冶金學徒，創建台灣規模龐大的高雄六零兵工廠；70年後，張汝京帶領400名芯片工程師，創建中國大陸最先進的芯片製造企業。

歷史像一個輪迴，曾經走丟的人，終究還是找回了家。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多年以後，張汝京在一次採訪中如此説到。但這個滿眼倔強的老人，從未後悔。

20世紀90年代初，一本名為《日本可以説“不”》的書籍，長期佔據日本暢銷書榜首。

當時，海灣戰爭剛剛結束，美國對伊拉克的現代化打擊如摧枯拉朽，被歐美媒體吹捧為“硅對鋼的勝利”。（硅是芯片重要原材料。）

此書的作者、日本知名企業家、索尼公司創始人盛田昭夫在書中公開宣稱：“如果沒有日本的芯片，美國打不贏這場戰爭。”

芯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1994年，中國大陸集成電路的產量只佔世界份額的0.3%。

技術水平上，大陸還停留在4-5英寸晶圓、2-3微米工藝技術的檔次，與日美相差3個發展階段。

1999年，在研究完台灣地區半導體產業變遷之後，時任上海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江上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在半導體生產、管理、營銷領域，華人能力居世界第一。在半導體設計領域，華人的才幹居世界第二。

他開始遊説遠在海外的華人科學家來上海創辦芯片公司。不僅提供啓動資金，同時在政策上予以支持。

他的想法，與張汝京不謀而合。

江上舟 中間

2000年，張汝京在江上舟的幫助下，來到上海建設中芯國際。江上舟鋪路，張汝京唱戲，二人配合默契。

張汝京在建設中芯國際過程中，充分發揮他的資源和能力，讓全世界見識了真正的“建廠大師”。

他依靠強大的個人魅力，帶來一支400人的華人隊伍。他們中有300人來自中國台灣，100人來自美國，皆為半導體制造行業的頂級人才。

在籌措資金方面，他不僅得到上海市政府的投資，同時為了突破設備禁運，也吸引到高盛、華登等芯片領域最好的投資公司，總共籌措資金達10億美元。

2000年8月24日，中芯國際在浦東張江正式打下第一根樁。

3個月後，上海第一座8英寸廠正式建成投產，創造當時全球芯片廠建廠最快紀錄。

早期的中芯國際

2003年，張汝京繼續擴張。他以低價換股的方式，買下整個天津摩托羅拉工廠，進一步提高中國芯片製造水平。

更為難得的是，他並沒有僅在上海建廠。為了拉動整個中國芯片行業，他將工廠建在武漢、成都、北京等地，全面掀起中國芯片發展浪潮。

當年底，張汝京已經建成4條8英寸晶圓產線和一條12英寸生產線。這在全球範圍內都史無前例。

而此時，中芯國際的產能也開始進入全球半導體代工行業的前三甲，僅次於中國台灣的台積電和台聯電。

到了2009年，中芯國際實現在上海、北京、深圳擁有多座晶圓代工廠，並託管經營多條產線，芯片加工技術也從最初的0.35微米，推進到了45納米。

中芯國際的崛起讓眾人看見張汝京的愛國之心，更讓“中國芯”看到了希望。

很多人將他稱為“中國半導體教父”。

直到今天，張汝京都認為，中國人在製造上有着先天優勢，“這個需要手很細，很專心很努力，也需要很多創新，很適合中國人”。

但他卻忽略了一個關鍵問題。愛好和平的中國人在和國際接軌的過程中，常常忽略如何打國際官司以及如何與國際公司鬥爭。

曾經有台灣朋友來大陸探望張汝京，他發現張汝京不穿西裝了，辦公桌也是三夾板拼湊起來的便宜貨。整個人成天泡在工廠裏，灰頭土臉。

張汝京向他訴説自己有一箇中國半導體的宏偉夢想，他要為這個夢想徹底獻身，甚至犧牲性命都可以。

後來，這位朋友在報紙中寫到：“這個人不是為了賺錢才做這件事，這是最可怕的。”

可怕，是台灣朋友形容張汝京用的詞，這種恐懼很快付諸行動。

2003年，台灣相關方面嚴格限制台灣高科技公司進入大陸，同時向張汝京徵收15.5萬美金的罰款，並要求他在6個月內從大陸撤資。

張汝京毫不示弱  。

一招不成，隨後曾經勸説張汝京的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又出馬。他責令企業默默收集中芯國際涉及知識產權侵權的證據，並準備給予張汝京致命一擊。

2003年8月，在中芯國際即將上市的關鍵時刻，台積電出手了。

台積電在美國加州起訴中芯國際竊取商業機密，索賠10億美元。在當時，這是中芯國際年營收額的3倍。

“在這個行業，如果認真較勁起來，任何兩家有點規模的公司都會有知識產權方面的糾紛。”當時一位專業人士如此分析。

但張忠謀緊緊揪着中芯國際不放。

張忠謀

經過兩年的官司戰鬥，2005年，張汝京與張忠謀和解，條件是賠償對方1.75億美元，同時答應台積電，對中芯國際所有技術，擁有“自由檢查權”。

一紙屈辱的協約，僅僅換來1年半的和平。

2006年，中芯國際準備融資的前一晚，台積電再次出手。對方指責中芯國際最新的0.13微米工藝，使用了台積電的技術，違反《和解協議》。要求中芯國際賠償2億美元，外加控制中芯國際10%的股份。

這一次，張汝京決定誓死對抗。他在北京反訴台積電，希望案件提前審理，以知曉對方在美國訴訟自己的證據。

但遺憾的是，經過種種波折和意外，3個月後，美國加州法院開庭，台積電勝訴。

接到律師通知的那一刻，張汝京在電話前放聲痛哭。

張忠謀（左） 張汝京 （右）

更為震驚的消息是，在發佈與台積電和解協議前的幾個小時，張汝京在網絡上公佈了自己的辭職聲明。這是官司失敗付出的代價。

 “我盡力了。官司讓我精疲力竭，對這個結果我也感到失望。”公告當日，張汝京在電話裏向媒體坦露感受。

第二天，像往常一樣，他平復情緒走到聚集的員工中告別。  他説：

“不要認為這是人生中很大的失敗，不要被打趴下。”

“這個過程對我而言，我覺得焉知非福。因為那個項目做起來了，中芯國際開創的不錯，現在接班也很好。”

經歷近10年的掙扎，在草莽中起家、也曾輝煌，但當失敗的通知單最終送達，他還是難掩心中的遺憾。

那一年，他61歲，榮辱與共大半生，唯有一句“愛中國的心，我努力在做”振聾發聵。

接任張汝京的，是當時吸引他前來的江上舟。但遺憾的是，僅僅2年之後，身為中芯國際董事長的江上舟因病突然去世。

中芯國際隨後陷入股權鬥爭，一直到2013年，經歷人事變遷之後，最終被國家隊收編。

與此同時，十幾位中科院院士聯合上書，希望國家重新制定計劃對半導體行業進行扶持。這項提議很快得到積極回覆。

原因無他，2012年，中國花費在芯片進口上的錢，達到2000億美元，數額逼近石油。

2014年，中國半導體投資行業的人再次沸騰起來。  當年9月，一項規模近千億人民幣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成立，立志在未來徹底改變中國甚至全球半導體行業生態。

半導體行業是一個極度燒錢的行業。直到今天，行業龍頭台積電每年花在研發上的投入，高達兩百億人民幣。

在21世紀之初，《股權戰爭》的作者就提出，一條8英寸圓晶產線，耗資逼近10億美元。同時因為芯片行業進步速度之快，新投入產線一旦跟不上速度，很快就會被淘汰。

台積電從14nm芯片技術進步到5nm技術，僅僅用了5年。這是三代技術的更迭。

台積電公司門前，以晶圓為標誌的公司logo

除了資金的進入，更重要的是人才。

從晶體管到集成電路，再到納米級集成電路，其中凝結了物理學最尖端的知識。而在這一方面，處於頂級水平的，仍是國外學者，他們已經有近百年的積累。

落後，並不代表着無法前進。

從2014年開始，包括清華、北大、電子科技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諸多頂尖大學，開始對半導體行業進行科學攻關。

其中，中國科學院大學在2018年公佈了首期“一生一芯”計劃成果——由5位2016級本科生主導完成一款64位RISC-V處理器SoC芯片設計並實現流片。

越來越多的大學開設芯片設計相關課程，越來越多的大學投入到相關科研領域，持續為中國芯片事業輸送人才。

2015年，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籌建國家示範性微電子學院

發展的背後，更是大國博弈。

在芯片製造領域，有一個比黃金還要珍貴的機器——光刻機，它被譽為“皇冠上的明珠”。

用刀雕刻納米級的電路圖，幾乎難以想象。2000年，光刻機技術停留在193納米，原有的紫外線光雕刻技術走到盡頭，再難有突破。

沉寂一段時間後，一個叫做林本堅的華人，發現了水刀。他提出，在原有基礎上如果能夠加一層水，將會改變光的折射率，提高雕刻精度。

林本堅

美國針對此技術成立EUV LLC聯盟，幾十個國家的科研人員貢獻無數篇論文，終於在2015年，由荷蘭阿斯麥公司生產出第一台量產EUV光刻機，提高了芯片生產精度和效率。

每年，光刻機的產量僅有不足30台，每台售價近2億美金。

而阿斯麥公司背後的股東，來自歐洲、美國、韓國、日本、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這個集整個西方最先進工業體系於一體的光刻機，不允許向中國出售。

此前中芯國際曾經訂購過一台，但延遲3年仍未交貨。

光刻機

可是重重封鎖下，中國就真的沒有希望了嗎？

芯片行業分為三個部分：設計、製造、封測。即便強如美國，也只在設計上一馬當先，在製造上仍要依靠三星和中芯國際。

而技術相對簡單的封測，當下中國企業長電科技，已經走到世界頂級水平。

同時，在芯片的設計上，華為麒麟芯片，也是近10年殺出的一匹黑馬。為了攻克這一技術，華為曾付出過慘痛的代價。

2004年，任正非開始籌備芯片計劃，他對當時的負責人何庭波説：

“給你每年10億美元的研發費用，給你2萬人，一定要站起來，適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芯片暫時沒有用，也還是要繼續做下去，這是公司的戰略旗幟，不能動掉的。”

最初，華為手機搭載自家芯片，因為性能差，市場一片罵聲。要不要投入大量資金做芯片，在華為內部掀起大討論。

最終2014年新年，任正非發表講話：芯片是華為手機的長遠戰略投資，一定要集中強攻，直至拿下上甘嶺。

從這時起，數萬名工程師在華為上海研究所，通宵奮戰。有數據顯示，在華為芯片研究所，僅有30%的員工可以在零點之前入睡。

而2014年，華為海思42歲的無線芯片開發部部長王勁突發昏迷猝死。

最終經過多年迭代，無數人鞠躬盡瘁，才有瞭如今的麒麟芯片。

麒麟芯片

在製造上，中芯國際在2013年後又重新振作起來。

2017年，大陸背景的趙海軍出任公司新任CEO，他拉來了曾在台積電擔任資深研發處處長的華人博士梁孟松入職。

後者在短短3年時間內，帶領中芯國際跨越28納米工藝製程，直奔14納米工藝。

同時2019年2月，中芯國際宣佈12納米FET工藝即將問世，這是一個逼近7納米工藝的技術。

趙海軍負責製造，梁孟松負責研發，中芯國際開始開足馬力狂奔。

很多人都還記得，2018年，美國商務部制裁中興芯片時，已經退休多年的創始人侯為貴，深夜拉着行李箱在機場趕路。

而如今，這樣的事件，正在逆轉，不遠的將來，它一定不會再發生。

2014年，競業協議到期後，張汝京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創業。他要在上海，建立大陸首個300毫米大硅片項目——這是芯片製造的重要一環。

3年後，公司產能突破12萬片/月，在北京，倪光南院士代表國家，為張汝京頒發了中國半導體產業“終身貢獻獎”。

而此時，張汝京再次離職。他要去完成自己曾經未完成的夢想。

2018年，張汝京轉戰青島，創立國內第一家CIDM模式的半導體公司芯恩半導體。同時發力於芯片設計和製造。

這一次，他更加重視知識產權。公司法務代表人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他們已經對5納米以下技術，進行了產權佈局。

建設中的芯恩

張汝京已經72歲了，每天仍舊忙碌在建廠的路上，6點起牀與家人通話、瀏覽新聞，隨即8點前往公司工作，一直忙碌到很晚。

奔忙建設芯片廠的路上，他依舊步履不停。

2019年端午節，他帶領公司員工團建爬山。有記者問：“走了這麼長的路，你累不累？”他微笑着擺擺手，説：“不累，算是走山不算爬山”。

不知這句話，他説的是爬山，還是他的事業。

登高望遠，在山頂，他向記者介紹自己新廠區的建設，像個孩子一樣得意。

他説：“我到大陸來，就是要幫我們中國做一些事情，遇到什麼困難，沒關係，克服。遇到什麼挫折，挺過去，然後東山再起，再做。”

説罷，他跟公司員工舉杯共飲。

2020那年4月9日，華為麒麟710A芯片面世。這款芯片由華為設計、中芯國際代工，是真真正正的中國芯。

5月15日，在華為面對美國封殺時，中芯國際再次獲得大額融資，同時7月16日，中芯國際迴歸A股，當天股價暴漲。

相信看到曾經自己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張汝京會露出欣慰的微笑。

多年以來，他説自己最喜歡的一首歌是《我的中國心》，即便如今72歲，仍然時常吟唱。他説每每唱起，自己都會想起當年的父母。

那時抗日戰爭處於膠着狀況，張錫綸負責的軍工廠，生產了中國90%的重機槍，而他的母親則是火藥廠的一員。

他們回憶過往歲月的時候，常常對張汝京説兩句話：

第一，中國人不能輸；第二，讓後代活得好一點。

往事如煙，70多年的歷史隨風飄散。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在風雨中倔強前行，即便走得踉蹌，但步履仍舊堅定。

文章最後，貼出一篇中國科學院院士、微電子學家，在中國半導體元器件及大規模集成電路方面作出突出貢獻的王守武老先生，多年前寫的一篇文章。

那是1930年，他11歲，讀小學六年級。中國內部混戰，外部強敵環伺。他寫下這篇文章，希望勉勵那時的中國人，無畏風雨，勇敢前行。

文章原載於《民智》雜誌，1930年11期號，時隔90年重讀，仍舊振聾發聵、催人淚下——

喂，諸位朋友，你可知道我們中國多麼危險呀。正像一根沒有再細的頭髮吊着，飄搖在那漫無邊際的天空，還要被那風吹雨打。你想危險不危險呢。

要使我們的中國轉危為安，轉弱為強，除了幾個先知先覺的父老以外，便是我們學生應負責任。

換一句話説，隔了幾年或是十幾年，我們學生便應該負這重大的責任，便應該盡這重大的責任。那麼隔了幾年，我們就有負擔的可能嗎？我們就有能力去盡責任嗎？那不容説一定是不能不能……

所以現今的我們，應當努力讀書，切實地去求學問，去求那真實的學問，去求那高深的學問。實學得到了，才能救我們的中國，救危險的中國。

諸位朋友，你們要救中國。你們要做中國的人。一定要大家盡責，大家負責。願大家努力讀書，努力前進。還願將來努力救國，努力富國，努力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