璐瑤：離開是為了更好地回來_風聞

她留學歸來在廣西田陽縣巴別鄉創辦了巴別夢想家，用十年時間陪伴了92名孩子，讓他們認識了自我，逐步認同自己的社會身份和責任，提高了自信，走出了大山。孩子們長大後，很多人又返回了故鄉，他們通過創建社會化學習的實踐共同體，解決鄉村孩子“信息與情感“封閉的問題，服務了超過10000個鄉村孩子。他們都是夢想家，他們説：離開是為了回來。

2009年，我在英國剛剛讀完金融研究生，來到廣西田陽縣這個叫做巴別鄉的地方支教。這個缺水、缺少耕地的山村，當時的人均年收入不足1400元。我的學生90%都是留守兒童。

上課第一天，我給孩子們看外面的照片，孩子們問我：“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是平的？”生活在大山深處，他們甚至不能想象世界上有些地方是平的。

這個可愛的小朋友名叫蘇光富，我們都叫他“秘書”。“ 秘書”的家在巴別鄉三坡村多曲屯。一個美好的週末，我在他家樓頂和他對坐着。放眼望去，果然看不到任何平地。我問“秘書”：你的夢想是什麼？他説：我不知道夢想是什麼東西。我只知道長大可以養豬、種玉米，豬肥了就可以賣了、玉米熟了也能賣錢。”支教即將結束的時候，一天清晨，我偶然間看到一羣孩子蹲在樹下吃早餐。

他們穿着髒兮兮的衣服，光着腳，抱着一個搪瓷飯盆。我突然聯想到小時候經常在北京看到的一個場景：在建築工地的門口，有一些打工者蹲在那兒，衣衫襤褸、汗流浹背。

那一瞬間，我彷彿一眼看到了孩子們未來的樣子。我感覺被什麼東西擊中了，眼淚開始止不住地流。

在巴別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震撼着。我漸漸意識到，鄉村教育的問題不是貧困，而是情感和信息的封閉。他們的世界是封閉的，他們的想象力也是封閉的。他們缺少發展機會，被社會邊緣化，對未來的可能性一無所知。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可以成為誰。

因此，我一直在試圖探尋一種方式來回應、來解決鄉村教育的封閉問題。因此我發起了巴別夢想家：一個社會化學習的實踐共同體。支教結束後，我帶着“秘書”和上百個孩子的資料回到北京，為他們尋找一對一的長期捐助人。捐助人提供微薄但穩定的助學金、和孩子保持通信，關懷他們的成長，也是孩子看到世界的一扇窗。

就這樣，12歲的“秘書”有了許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領助學金；

第一次去郵局寄信；

第一次收到來自北京的包裹；

第一次思考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與此同時，我的第一份工作在北京的金融街，每天透過寫字樓的落地窗望着平整的繁華，卻總想起“秘書”家樓頂“沒有平地”的世界；我看着電腦屏幕上雀躍的象徵着財富的數字，卻忘不了孩子們蹲在樹下吃早餐的樣子。

有些事情看到了，真的沒辦法裝作沒看到。我知道通過捐助和通信，無法真正解決孩子們情感和信息的封閉問題。因此我從投資銀行辭職，來到一家公益組織工作。在那裏系統地學習如何去做一個公益項目，什麼是參與、什麼是權利。於是，夢想家的孩子們有了暑假工作坊。

2011年夏天，14歲的“秘書”和很多巴別鄉的小夥伴一起，來到了夢想家工作坊。從那以後每個寒暑假，他們都會一起在工作坊中經歷許多。

他們一起做各種好玩的遊戲，彼此分享故事，一起唱歌跳舞，排演話劇。

他們一起去服務鄉村社區、體驗城市生活、親歷打工者的一天、到集市上擺攤賣東西、用鏡頭記錄家鄉老人的故事。

2014年，“秘書”和夢想家的小夥伴們第一次去到陌生的百色市，任務是每組500元6個小時，看哪組賺錢最多。“秘書”的小組選擇去賣魔方和氣球。膽怯的“秘書”圍着一棵大樹往返踱步了十多圈，愣是不敢上前和陌生人説話。過了一個多小時，他終於漲紅臉走向一個帶小朋友的男人：“叔叔，買個氣球麼？”那個男人卻兇巴巴地説：“騙子！小小年紀不學好！”許多年後“秘書”説，那是他在夢想家第一次忍不住哭了，也是他第一次真正突破自己內心的封閉，收穫了勇氣。

就這樣，“秘書”在夢想家中有了更多第一次：

14歲，第一次參加工作坊；

15歲，第一次寫信給10年後的自己；

16歲，第一次去動物園、第一次走進大學、第一次吃西餐；

17歲，第一次在街頭賣藝、第一次看到大海、第一次被大家叫做“秘書”；

“秘書”在夢想家中的“身份”，也在慢慢轉變。剛加入時，他會躲在一邊怯生生地不講話。他是觀察者，認為 “我是來看你們玩兒的 “。學習通過接收信息和與自己對話發生。在這個階段，我們要營造安全、互信的環境，給予他無條件地接納。

漸漸地，他開始認同自己夢想家成員的身份，成為了“邊緣性參與者”，覺得“我是來跟你們玩兒的”。學習通過淺層的體驗、參與發生，伴隨着和同伴的對話。通過交換信息，他也開始移動自己在共同體中的位置。在這個階段，我們需要信任孩子，適當使他承擔被動的責任和義務，同時認可他的價值。

2012年，因為夢想家的活動需要越來越多的資金和資源，我從公益組織辭職，來到上海的一家上市企業工作。2015年，我的聯合創始人研究生畢業，我們約定一起回去發展夢想家。我於是辭職回到了田陽，但她卻沒有回來。那是我十一年來第一次想要放棄夢想家。沒錢、沒人、沒社會關係，機構沒註冊、連間辦公室也沒有。夜深人靜時，我一個人躺在縣城的招待所裏哇哇大哭，心裏想着：“撤吧，回北京算了！”

可也就是在那個夏天，夢想家有了第一批大學生，“秘書”和5個夢想家的孩子們參加了高考，並全都拿到了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我和“秘書”在田陽縣的路邊攤一起喝綠豆沙，翻閲高考指南。“秘書”笑眯眯地對我説：“老師，我長大了。”那一瞬間，我心中那句醖釀已久的“我想撤了”沒有被説出口。

升入大學，“秘書”在夢想家的許多第一次還在繼續着：

2014年，夢想家第一次招募工作坊小助手時，“秘書”並沒有報名。他説：“當工作人員就沒辦法玩了，我也想去玩遊戲。”

到了2016年，夢想家組織數碼故事工作坊，“秘書”主動承擔起了小組協調員的工作。一天深夜，我看到他一個人默默地對着電腦學習剪輯視頻，準備第二天的小組活動帶領。

就這樣，18歲的“秘書”，第一次剪輯視頻、第一次在古城公演、第一次做小組協調員；

19歲，第一次回到巴別鄉招募新成員，第一次成為機構理事；

20歲，第一次給母校的老師做培訓，第一次去北京，第一次見到捐助人；

21歲，第一次統籌鄉村閲讀活動，第一次獨立發起小營。

在持續的共同實踐、經驗分享、文化傳遞的過程中，“秘書”漸漸成為了“充分參與者”，他知道“我是來帶你們玩兒的”。

學習通過中度參與行動和實踐發生，同伴間形成深厚的信任、網狀的支持，與複雜、真實、多元環境的對話也得以發生。在這個階段，需要為孩子們創造空間，讓他們自願地承擔責任，也有機會遇到更多挫折和挑戰，在真實的歷練中找到學習的動力。

2017年暑假開營，夢想家遇到了很大的困難，我一直高燒不退，瀕臨崩潰。深夜我獨自坐在辦公室掉眼淚，剛好被回來取物資的“秘書”撞見了。壓抑多年的我再也憋不住了，於是向“秘書”吐了心聲：“真的太苦太難了。有時我真不知道自己的選擇到底對不對，值不值得。”“秘書”對我説：“璐瑤老師你知道麼？就算明天夢想家關門了，我的命運已經改變了。不只我，阿國啊、佑佑啊、亮啊，我們大家的命運都改變了。難道這還不夠嗎？”

2018年9月，“秘書”才剛升入大四，就成為夢想家除了我的第一個全職員工。我問“秘書”，你為什麼要回來？他説：“下一次你再哭着問我對不對，值不值得的時候，我可以説：我的命運改變了，並且我已經有能力支持更多鄉村孩子改變命運了，難道這還不夠嗎？”之後就有了“秘書”的更多第一次：

22歲，第一次成為項目負責人，第一次獨立統籌大營，第一次成為機構全職；

23歲，第一次成為一本書的作者，第一次共創羣島大會，第一次將TOTS工作流應用於夢想家；

今年“秘書”24歲了。他是“奇點計劃”項目負責人，是孩子們心目中的榜樣，是夢想家的接班人，也是我生活中最好的朋友。

當孩子們漸漸在實踐中發現和認識自己，找到熱愛和使命，從參與者到貢獻者的質變發生了。學習通過“深度參與所有行動和決策” 發生，相應的對話，轉變為通過這個共同體，輻射出去的與外部世界的多元鏈接和廣泛對話。在這個階段，是時候把選擇的權利和能力交還，讓孩子們得以自主發起行動、作出決策。責任和義務由被動轉為主動。這樣的轉變又反作用於整個夢想家，組織的價值使命和個人的價值使命相互交織、持續進化。

在夢想家裏，和“秘書”有着相似故事的小夥伴們還有許多許多，我們稱之為“出欄夢想家”。這是從2009-2020年我們18次開營的合影。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一個細節，這些照片裏的孩子們，他們是同一羣人。他們就是這樣相互陪伴、共同經歷、一起長大。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有強烈的集體身份認同、有長期持續的共同實踐、有文化傳承和經驗傳遞。這就是實踐共同體。

左上角這個姑娘叫蘇婷，來自田陽縣巴別鄉更表屯，在首師大讀書。2010年加入夢想家，2019年成為機構理事，是行動研究項目負責人。

右邊第二個小夥子叫梁振寶，在濟南大學讀大三。2010年加入夢想家，2017年成為機構理事，是夢想家自造血分舵負責人。還有林世輝、黃君沁、岑麗俏等許多走出巴別鄉的大學生們，都成為夢想家的得力干將。

夢想家用十一年陪伴了107個孩子，他們中43個已經成年，41個在讀大學。正是他們在管理和運營着我們的組織。這些走出大山的孩子們，在過去兩年中發動了超過600名大學生志願者，服務了故鄉的10000個孩子。他們説“離開，是為了回來，為了那些在我們身後無法走出去的人們”。夢想家的孩子們在自己打破了封閉，改變了命運之後，還主動承擔起了社會責任，發生了了不起的變化。那麼孩子們的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相信，教育的客體不是孩子，而是環境。

我想先問大家一個問題：一顆草莓的種子，需要你告訴它“嘿，你是草莓”嗎？一顆草莓的種子，它與生俱來擁有長成一顆草莓的全部生物信息。它遠比我們知道，什麼時候該發芽、什麼時候該開花、什麼時候該長紅皮、什麼時候該結黑籽兒。那它需要的是什麼呢？種它呀。我們把它放到土壤裏，它自然會生長成自己應有的樣子。好的教育也是一樣。

實踐共同體，是塑造環境。社會化學習，是提供養分。教育最終的目的，是讓孩子有機會發現自己，有勇氣成為自己。

我們還相信，教育不應只關注一個人學到了什麼，還應該關注一個人通過學習成為了什麼樣的人。而一個人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是他對自己的身份識別的投影。換言之，身份是學習的動機，實踐是學習的載體。

那什麼是身份呢？身份是個體與集體的關係，而身份識別的本質是個體對自己在集體中的權力和義務的持續深化的體悟。因此，只有通過持續地設計創造孩子們身份的轉變、讓他們不斷地實踐新的權利和義務，才能使學習發生得更多、更深。

夢想家的孩子們，在十年的陪伴中，經歷了從觀察者、到參與者、到貢獻者的身份轉變。推動他們去學習和成長的“身份”，也從最初的在家庭中承擔責任，到在夢想家中承擔責任，到為家鄉、進而為社會承擔責任，從而完成了“社會化”的過程。在持續進化的對自己的權利義務的體悟中，夢想家所培養的人不再是追求個人利益和階層流動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而是承擔社會責任，追求自我實現的青年人。他們是夢想家這個共同體的主人，同時也是社會共同體的參與者、貢獻者。

今年，因為縣域某些部門的原因，我們的辦公室被清出、助學工作被迫暫停、自己籌建的閲讀空間也無法使用。面對困難，夢想家的孩子們積極行動起來，有的動手寫了陳情信，附上機構十年的工作報告等材料共計400多頁，呈給有關部門；有的孩子自己跑到縣政府、市教育局講述他們的成長故事，表達繼續服務家鄉、改變家鄉的願望。

令人欣喜的是，孩子們的真誠和故事打動了百色市教育局，我們也因此得以在百色開展夏令營，並遷移田陽縣的經驗，在百色市創建教師成長共同體和閲讀示範校。談到這裏，我必須代表巴別夢想家的10000名服務對象，鄭重地向百色市教育局表達感激。同時，這件事也標誌着孩子們社會參與意識與社會責任感的又一次飛躍。

正因為孩子們的社會認識的一次次飛躍，夢想家從一個服務巴別鄉的組織，發展為一個服務田陽縣的組織，進而成為一個服務百色市的組織。我們服務的人羣，也從學生、發展到教師、家長。比如，我們遷移了實踐共同體培育經驗，深度支持陪伴鄉村教師成長；我們通過故事和案例進行傳播和倡導、呼籲全社會關注鄉村教育的封閉問題；再比如，我們籌建鄉村教育博物館和區域性的教育創新中心，推動本地教育創新的變革。最後，我想和大家聊一聊這件事：巴別夢想家是誰的？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認為巴別夢想家是我的，因為我是發起人。後來我覺得，不對。夢想家應該是孩子們的。現在我覺得，這也不對。現在我知道，夢想家是大家的，是在場所有人的，是全社會的。打破封閉、重塑教育，這不是一件小事。希望我們所有人聯合起來，讓它發生，讓它成為一件大事。

編輯：王海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