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南不見胡適之_風聞

來源：公眾號“胡適評論”

George F. Kennan，1904-2005

先請大家看看“知中者”喬治·凱南的幾段話：

      就算現有的政治敵對態勢能得到克服，我還是看不出美國與中國更為密切的關係能有什麼益處。這就是為什麼我對發展我們與蔣還是共的關係都不大熱心。

      這種觀點並不反映出對中國人的不尊重。恰恰相反，我以前認為，而且現在仍然認為，他們可能是世界各國人民中最聰明的。促使我這樣看的原因是我從中國國際關係史的解讀中瞭解到的中國民族主義和中國的政治策略傳統。

      在我看來，有三件事情是相當清楚的。其一，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極為排外且傲慢。他們對外國人及其世界的態度，因為基於中國是“中央之國”觀念與外國人即野蠻人的看法，本質上就敵視其他民族，這種態度不能為令人滿意的國際關係提供一個基礎，除非是最為疏遠的那種關係

      其二，很明顯，儘管中國人平常的外在行為具有高度文明的性質，但當他們認為自己被人冒犯時，他們就會非常無情。他們的許多品質令人欽佩——他們的勤奮、他們的商業誠實、他們的實際精明和他們的政治敏鋭性——但在我看來，他們似乎缺乏西方—基督教心態的兩個屬性：同情的能力和原罪感。我很願意承認，這兩種品質都是西方人性格中的弱點，而不是力量的來源。中國人，大概是由於缺乏這兩種品質而更加可怕。這足以成為一個理由，讓我們對他們抱有健康的，甚或戒慎的，尊重。但這不是把他們理想化的理由，也不是尋求與他們有任何形式的親密關係的理由。

      第三，（這在某種意義上又回到了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看法的問題上）我觀察到，或者説我認為我觀察到了，雖然中國人經常願意做出不成文的實際安排，而且往往是一些只要適合他們的目的就可以隨意重新修改的安排，但他們從不準備在原則問題上讓步。他們偶爾會在壓力下同意讓你在實踐中做某些事情，但前提是允許他們堅持認為你根本沒有真正的權利這樣做。因此，他們在理論上總是正確的，而你則總是錯誤的。在我看來，這也是一種傲慢，這種傲慢對於他們形成與任何外部勢力的真正良好關係都極為不利。

      最後，我沮喪地注意到中國人幾十年來成功地腐蝕大部分與他們有任何關係的美國人——特別是那些在中國居住了較長時間的美國人——的技巧和成就。我並不是要暗示這種腐敗總是，甚至通常是經濟上的腐敗。它遠比這更隱蔽。中國人非常善於把外國遊客和居民甚至是外國外交官變成人質，然後以巧妙與無情的絕妙組合，以勒索的方式最大限度地榨取好處，無論中國人決定這些外國人是走是留。中國人利用了革命前美國傳教士和商人的處境，更不用説在蔣政權在這個國家成功建立一個暴力政治集團的過程中，他們一直把我們所有人都當作傻瓜耍了一千百次。而我們，因為我們的感情用事，因為我們笨拙的善意，我們對貿易或他們皈依宗教的渴望，因為我們在政治上的天真，因為我們的漫不經心以至於我們可以輕易地被那些在背後對我們恨之入骨的能幹僕人所奉承並誤導，我們根本就不是他們的對手。讀了上個世紀和本世紀前半葉我們與中國的關係史，我發現自己對中國革命表示歡迎，因為它產生了將西方人驅逐出中國的效果。一個多世紀了，我滿意地想到，中國人現在第一次沒有美國人做人質了。他們現在既不能通過腐敗來愚弄我們，也不能通過虐待那些輕率地將自己置於其權力之下的美國人來對我們施壓。

這些話都出自凱南的回憶錄：

這一冊回憶錄中另有一段，更能體現凱南的見識：

      這兩個政權在我看來都一無足取，其中一個政權 [蔣政權] 在我國玩弄陰謀的卑鄙程度與其在自己國家不遑多讓，而另一個政權則致力於針對我們的敵對計劃，其野蠻和傲慢程度不遜於我們曾經面對的任何勢力。我認為與蔣政權的聯繫既致命又可恥，我認為應該立即切斷，如果需要的話，應該以一場真正的國內政治大攤牌為代價。之後，我們美國人與中國的關係越少越好。我們既不需要貪戀任何一箇中國政權的好意，也不需要害怕任何一箇中國政權的敵意。中國並非東方強權，我們美國人也有一些主觀上的弱點，使我們不具備與中國人打交道的能力。我從未發現任何理由首先將福爾摩沙歸還中國，等到中國陷入內戰，我們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義務這樣做；我在1949年建議我們重申盟軍總司令（即麥克阿瑟的總部）對該島的主權，並在作出更令人滿意的安排之前持有該島。

然後就可以進入正題：凱南不見胡適之。

我在胡適檔案中發現，胡適1949年到美國曾主動找老朋友Bruce C. Hopper搭線，想要拜會凱南，但被凱南手下的工作人員以日程太緊為由回絕（胡適紀念館檔案檢索號HS-US01-002-029）：

November 29, 1949

Dear Professor Hooper:

     Inasmuch as Mr. Keenan has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out of the office this week, I am replying to your letter of November 24, 1949, In which you suggest that he see Dr. Hu Shih, who will be in Washington on December 8.

     From a knowledge of Mr. Kennan’s present working schedule and from a study of his calendar, I know it would be impossible for him to see Dr. Hu Shih on December 8, And very difficult for him to see him at any time between now and the end of the year. I am therefore passing your note alone to miss the Walton W. Butterworth,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and suggest that you get in touch with him as the person with whom Dr. Hu Shih could most probably talk on the Chinese situation.

Sincerely yours

Henry H. Schwartz

Executive secretary

Policy planning Staff

     這位工作人員居然還將介紹信轉給國務院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這番操作恐怕是凱南授意的。

     當時胡適應該早已讀到凱南著名的“長電報”，他們對蘇修的認識其實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一開始對凱南用很牽強的理由回絕胡適感到有些奇怪。但現在我猜想這是因為凱南對中國兩個政權都抱有脱離接觸（disengagement）的主張，而胡適早被人打上國民政府在美院外遊説團成員的標籤，不管是否準確。

     沒有約到凱南，胡適12月8日的日記留下的內容是這樣的：

     下午到美京，晚上8:30在Washington D.C. 的「東西學會」講“The Fight for Freedom in China History”，今夜住Hotel 2400。

Washington.

     應該有很多人會慶幸凱南的另一條不遜於“長電報”的國策沒有付諸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