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 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下） | 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縱橫》2020年8月新刊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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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陀

**【導讀】**當前的疫情危機正引爆世界範圍的經濟危機與政治危機，現有資本主義體系正經歷着疫情危機的無情考驗。“世界將向何處去”這一古老而現代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為此，《文化縱橫》與李陀先生進行了一次跨越大洋的對話。全文25000餘字，主要觀點集中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疫情危機的來臨，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世界的演變，使得當代世界的總問題發生了改變，20世紀以來形成的知識/理論框架已經無法使人們準確地認識和把握21世紀的問題；

第二，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必須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因為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無論哪種形式，都是在社會主義的不斷挑戰中走到今天的，社會主義是認識當代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參照物；

第三，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已成為世界範圍思考人類問題不可迴避的一個重大現象，而中國社會主義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其複雜性，這就為當代中國和世界的知識界提出了一項重要任務——研究中國革命與改革的複雜性，這是理解整個現代中國問題的基礎。我們需要擺脱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探尋新的更加實事求是的分析框架，而不是躲躲閃閃繞着走。今天全世界都向中國發問：你們從哪裏來？你們是誰？要到哪裏去？我們有必要給出一份至少自己滿意的答卷。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8月刊（第4期），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位參考。

（以下為下篇）

《文化縱橫》：在你所描述的知識譜系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歐美左翼對資本主義當前矛盾的批判與行動，更多具有你所説的“中產階級”化的傾向。對於歐洲左翼的這種思潮演化，你能不能更概括性地加以説明？

李陀：這涉及一系列很麻煩的問題：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里，究竟有沒有中產階級？如果有，如何定義中產階級？如何確定其社會位置？特別是如何給予階級分析？圍繞這些問題的著述和論述太多了，在社會學、歷史學、文學理論、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等領域，都是很熱的學術和理論話題，議論紛紛，即使想做一點“概括性地加以説明”，也十分困難，不易説清。

我只能説，我自己做的選擇是：不但認可中產階級的歷史存在，而且很大程度上認可賴特·米爾斯在其1951年寫就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一書中對新中產階級特徵的描述和評判（雖然講的是美國，但是所論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我認為“二戰”前後首先在發達國家出現的新中產階級為我們帶了新現實：一方面，這對過去以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對立作基本框架來認識、分析資本主義社會階級構成的習慣思想，是一個巨大的衝擊；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現實的階級存在，這個“新階級”介入了現實世界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無論其建設性，還是破壞性，都產生了不可估量的重要影響——這種影響和當代資本主義的變異和更新之間是什麼關係，是一個大題目，應該單獨立項做具體的研究。你現在的這個問題，也應該在這個大題目的範圍之內。

為了不説得乾巴巴，還是説點具體的吧。前些日子，我把薩特的《語詞》又讀了一下，這本“自傳”被看作薩特以精神分析方法對自己的思想發展做分析的書。不過，既是自傳，書中畢竟有不少“寫實”的內容，其中的很多細節讓我不能不生出很多感慨。在他的兒童時代，他的苦惱是什麼？不過是在盧森堡公園嬉戲的孩子們，都看不上他，都不帶他玩兒。“貧窮焦慮症”的種種煎熬和滋味，離他太遠了。他的童年，只有兩件事讓他掛心：讀——祖父的書太多了，塞納河邊書攤上可以挑選的舊書舊刊太多了；寫——他不過十歲就已經自認為是個作家了，着急的是自己的寫作能不能被祖父和母親認可。有沒有別的憂慮？當然也有，不過那都是大致幽困在“自我”的心理藩籬之內的小愁緒。也許我誇張了，一個有着這樣又平靜又純粹的幸福童年的思想家，他選擇以“自由”這個美麗的讓人人嚮往的概念做終生思考的方向，不是很自然嗎？不是合情合理嗎？甚至於，不是很必然的嗎？（對這一點，他《死無葬身之地》等幾個劇本，比他的哲學著作表達得更清楚。）

當然，你可以説薩特畢竟是個別例子。可是，如果我們對巴黎高師這個法國思想家的搖籃做一點調查，不難發現從這個搖籃走出來的諸多人物，不論左翼也好，右翼也好，其成長背景都和薩特大同小異。他們大多都有一箇中產階級或更富裕的背景，並且除了正好碰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他們還都有出校門進校門出入“三門”的經歷，最後又都進入學界，在20世紀後半期成為操弄思想潮流的學院知識分子羣體的一員。我常想，仔細琢磨這些東西，其中可以深入做研究的題目真是太多了。

其中一個很典型的標本，是以弗吉尼亞·伍爾芙為代表人物的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這些知識分子（也許有人覺得這個圈子的人物距離今天太久遠了，可是“典型”永遠不會過時）。這個“圈”的人，雖然都大名鼎鼎，可其實什麼行業都有，不但有作家福斯特，有做藝術批評和美學的克萊夫·貝爾和羅傑·佛萊，有經濟學家凱恩斯，而“圈”子外和他們過從甚密的，還有哲學家羅素、T. S. 艾略特和喬伊斯——都是精英里的精英。是什麼把這些人聯繫在一起，而且聯繫得如此緊密，幾乎成了迷人的神話？追究起來，因素自然很多，不過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他們共同的中產階級文化趣味。

現在有些關於中產階級的研究，把文化趣味看作是中產階級得以建構起來的主要因素（如約翰·斯梅爾的《中產階級文化的起源》一書就很典型，它把文化趣味當做中產階級形成的一個特殊機制），這我不贊成，但是可以把“趣味”當做階級分析的一個入口。這麼看，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一個明顯的特徵，恰恰是他們共同分享的文化趣味：這不但體現在他們都出身劍橋——“劍橋人”共同享有的劍橋文化是舉世聞名的——而且體現於他們日常生活中對高雅品位的追求，體現在他們還把這種品位滲透於哲學和藝術的發明和發現，體現於他們共同對現代主義的迷戀，體現於他們還把這種迷戀轉化為文學和美學的實踐。而且，由於這些實踐的綜合，在20世紀現代主義文化的發展上，布魯姆斯伯裏的知識分子有着不可磨滅的貢獻。

我一直認為，現代主義的文學和藝術，是中產階級（更準確一點是新中產階級）為表達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會理想所進行的文化建設，也是一種讓這個“新階級”區別於資產階級、區別於老中產階級和小市民階級的新文化。這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領域掀起了一場複雜而長久的遍及哲學、美學、文學的思想衝突，而且一直影響到當前。雖然關於這些衝突已經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對之專門做階級分析的，實在不多。總之，如果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只是個例子，那麼一下個問題來了：這是不是例外？想一想類似這個文化圈的各種“圈子”，是遍佈現代知識界的普遍現象，是當代知識分子的普遍生活狀態。那麼，在其他領域中是不是也有類似情形？且也很普遍？

這讓我們不能不聯想到在西方左翼思想界的一些情況。

就歐美主流理論的變遷來説，不管立場和傾向有多少差異，只要有所創新，差不多都受到了19世紀末和20世紀之交產生的幾個理論突破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尼采和弗洛依德，還有稍晚一點的結構主義。而且，如果説前一代理論傳統往往對後一代思想家有“影響的焦慮”，那麼在20世紀的很多學者和理論家那裏，我們看到的“焦慮”並不明顯；相反，你會感覺到當他們引入尼采和弗洛依德以發展自己的思想的時候，其實更多是某種快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裏，這個現象也很明顯。你要是檢索一下近百年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者“新馬克思主義”，很多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發展也都和尼采、弗洛依德或者結構主義（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有密切的關係；其中如弗洛姆，就直言要用弗洛依德補充和改造馬克思主義，而且影響很大。

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重要成員，他的作為不能不讓我們提出疑問：如果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這種發展和《資本論》的大方向有沒有出現偏差？當然，你可以質問我，難道弗洛依德不是的確在人類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裏發現了一個新大陸嗎？經典的馬克思主義，難道不是的確對人的心理因素與社會生活的關係這個方面有所疏忽、論述不足嗎？那麼弗洛姆對馬克思主義做補充有什麼不好？

對此我有兩個回答：一是弗洛姆並不是“補充”馬克思主義，他是先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一種他所規定的人道主義，然後進行了傷筋動骨的改造；二是我這裏關心的不是如何評價這種改造，理論界和學術界對此有太多的討論和爭論，我的疑問不是這個，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是——如果弗洛姆並不是個別的例子，而是這些年左翼理論發展的一個普遍現象，是大家共同認可的“學術趣味”（讓人不禁想起布魯姆斯伯裏文化圈共有的文化趣味），那麼它和《資本論》的大方向有沒有偏離？如果有，原因是什麼？這和我們這裏討論了半天的新中產階級在20世紀的崛起有沒有關係？既然當代進行符號生產的知識分子大多都是已經進入體制的學者和教授，他們大約都具有中產階級的身份，那麼會不會或者有沒有已經出現了某種中產階級的左翼？或者中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

這樣的疑問盤旋在我心裏已經很久，但是問題太大，每想起，都覺得自己沒有能力給予評斷。但是，隨着2008金融危機之後《資本論》又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以《資本論》的視角重新審視當代的思想形勢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訴求——在這樣一個新的形勢裏，我想我的這些疑問是有意義的，是可以討論的。齊澤克這個人喜歡到處演講，一方面宣稱自己是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者，另一方面又一再很認真地説自己是個悲觀主義者——雖然他的思想經常花裏花哨（整天罩在拉康的陰影裏，他似乎只能這麼思考和言説），不過他的悲觀主義倒可能是實話。早在1949年，薩特在回答有關當時的“世界公民運動”的一次詢問的時候，説過這麼一段話：如果拒絕介入具體的、現實的政治，那麼運動只能招徠“小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中某些正直的、惶恐不安的、變化不定的、毫無政治經驗的階層”。他這説法，讓我聯想到齊澤克，他的悲觀主義的根子來自哪裏？是不是因為他來自薩特所説的某些“階層”？

《文化縱橫》：從世界社會主義理論演進的視角來看，從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批判的理論視角看，究竟應該如何看待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經驗？中國又是如何在廣闊的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以自己漫長的歷史經驗與思想方法，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實踐和理論有着怎樣的價值和意義？

李陀：我覺得思考這一類問題，是不是可以縮小一些，在一個相對比較具體的範圍裏思考更好一些？中國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有震驚了世界、被普遍認為是人類歷史奇蹟的改革開放，都是有成功、有挫折的非常複雜的歷史過程。而這種複雜性的直接表現，就是在一個特定時期裏，這樣或那樣的難以調和、也難以認識的某種矛盾會變得十分尖鋭，成為社會諸矛盾中的一個關鍵結——這樣的矛盾/關鍵結，往往會形成一個歷史難題。可是，由於這樣的難題很少能夠一下子以正面方式解決，因此在很多情況下，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有意繞過。這不僅在以往的歷史中，而且在今天的現實裏，也是如此。

中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至2019年的GDP已經達到14.343萬億美元（世界銀行），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這是非常驚人的成就；可是另一面，中國的基尼係數2019年已經達到46.5%，而美國2018年的基尼係數為48.5%—這兩個數字也同樣驚人，中國作為一個不發達國家與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基尼係數竟然相差無幾，怎麼回事？這需要解釋，可是解釋起來並不容易，是我剛才所説的“難題”之一。在這些難題面前，簡單地對改革做肯定和解釋，都是難以説服人的。深思起來，問題複雜得多，例如，既然這是在和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發生的，那麼它是為了“拼經濟”而不能不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化所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是由於在成為“世界工廠”的過程裏，如阿明揭示的那樣，中國廣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工不得不處在這種全球性現代剝削體系的最底層所造成的結果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體系和中國的體制又是什麼關係？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這都是需要做細緻研究的。

當然，不願意下這種功夫的人，往往認為事情其實很簡單，並無秘密可言。其中一個的説法是，中國由於改革已經是國家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滑入全球資本主義，因而形成這樣嚴重的貧富分化是難免的，甚至是必然的，只能沿着這條路走下去，回頭路已經沒有。但是，這樣的看法卻面臨着不少反證：投入全國之力進行幾千萬農民脱貧的大工程，並且立下一個不論是大江南北還是邊疆塞外，都一律要在2020年實現消除絕對貧困人口這樣沒有一點市場精神的堅硬指標；寧願經濟發展受到巨大損失，包括迫使很多企業倒閉或轉型，以實現對綠水青山的保護，努力讓14億人口和自然生態之間保持平衡；明知道短期內收益不足以抵債，可能出現一個威脅經濟全局的灰犀牛的大風險，堅持建設一個覆蓋全國的“八縱八橫”高鐵網絡；還有，即使國營企業存在種種問題，和市場經濟之間形成巨大的矛盾，也帶了種種經濟風險，因而在國內外為人詬病，批評的聲音接連不斷，但整個改革仍然在堅持公有經濟為主體的方針，堅持國有企業的建設和發展，等等。

這些違反市場規律的經濟行為，在幾十年的改革進程裏實在是不少，可是往往被看作很自然的事，似乎本應如此，要不怎麼叫改革？其實，如果細心想一想，這些行為都是不能用資本主義包括國家資本主義給予充分解釋的，世界上有哪一種資本主義會做這些不僅不符合市場理性，也違背“經濟規律”的瘋狂事情？只是一旦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就必然遇到我剛才提出的那一類困難：這些東西和中國的體制是什麼關係？這全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嗎？那麼“石頭”是什麼？“河”又是什麼？其中由種種交叉、阻斷和糾纏所組成的矛盾該如何分析？能不能找到新的分析框架？從而擺脱肯定和否定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

如果把眼光轉到更多和意識形態相關的領域，類似如此複雜，不容易得到簡單答案的情形就更多。就在去年，**網絡上展開過一場關於996工作制的大爭論，很值得注意。**本來這種工作制早已經通行全國，一方面大家習以為常，實際上被合理化；另一方面，996的安排早已讓成千上萬的白領們筋疲力盡，特別是中青年族羣猝死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然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誰也沒想到，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馬雲竟然拋出了一個講話，他不但肯定了996工作制，甚至還説：“我個人認為，能做996是一種巨大的福氣”，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馬雲這樣説的時候，一定沒有想到會有什麼麻煩。然而，這樣的“幸福觀”很快在網絡上引來一片“罵帖”，於是一場網絡大討論或大辯論由此而起。

現在回頭再看，這是一個茶壺裏的不大不小風波，不過很值得琢磨。首先，無論攻方還是反方，雖然都認為996工作制明顯是違反勞動法的，可是其焦點很快變成了當代青年人是否應該有“奮鬥精神”，它是不是屬於某種正常的“公司文化”這樣的論爭，以至於996工作制不合理的真正核心問題，或者與核心問題在邏輯上緊密相關的一些其他重要的問題，都完全沒有涉及。比如，這樣的一個制度，究竟怎麼在改革過程中獲得了可以忽略，可以同意，並且悄悄繞過勞動法的合法性？怎麼就被國家、社會和個人默認了？這制度和經濟改革有什麼樣直接和間接的關聯？它和阿明説的那個在全球化過程中形成跨國剝削體系有沒有關係？還有，為什麼當996終於引起青年人的氣憤，羣起批判和質疑的時候，不少人卻很樂意把問題具體化、微縮化、原子化（這背後其實隱藏着以獨立“個人”做出發點來解釋世界的原子論邏輯，一個所有自由主義思想不能不依賴的本體論基礎），當作個人求發展的某種個人選項來討論？所以，一場看似茶壺裏的風波，其中隱含的問題可是一大堆，有實踐的，也有理論的，都不簡單。

當然，要求參與討論和辯論的青年們對這些問題做深刻的理論分析，是不現實的。不過，這引出了另一個問題：怎麼沒有看到知識界、思想界裏有人發聲？理論思考本來不正是專家、學者們的專長嗎？怎麼一點漣漪都沒有？你可以解釋説，每天新鮮事這麼多，很多人可能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過這麼一件事。可是在今天，既然網上任何一隻蝴蝶翅膀的抖動，都會形成一場風暴效應，怎麼這隻蝴蝶就一點也沒有引起注意？而且，問題還有另外一面：如果知識界關心了、介入了又如何？能把這辯論中具體問題抽象到一個理論層次嗎？能把它們和全球資本主義化這樣的大背景聯繫起來討論嗎？能把996工作制這一個具體問題複雜化，聯繫勞工歷史，聯繫20世紀服務階級的興起和由此形成的社會新結構，聯繫政治經濟學，從而揭示隱含其中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嗎？我很懷疑。

自“文革”以後，國內的知識界主流從來沒有完全擺脱對《河殤》所象徵的“文明”的迷信，改革歲月裏不少波濤風浪，可這種迷信像一團迷霧，一直和千萬知識分子一路相伴而行，從霧中眺望，遠方總有一片藍色的海洋讓他們神往——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以各種變身在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得以盛行幾十年，這種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礎。即使到了今天，親身經歷了西方中心論在精神上的崩塌，又親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機，他們是不是能夠從濃霧中走出來？很難説。一個國家的知識界在漫長的幾十年裏集體右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資本主義，這在近代知識分子史上是罕見的，甚至可以看作是一個奇蹟—— 一個非常沉重的“奇蹟”，因為它正好夾雜於為世人驚歎的改革奇蹟之間，兩個奇蹟之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思想和知識空白——貫穿於20世紀的有關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艱難思考，就被這空白虛掉了。想到這樣一個背景，996工作制風波遭到知識界完全的盲視，或者見到了也有意忽略，那有什麼可奇怪的？

最後，再説幾句和剛才所説有聯繫的另外一些話題。最近幾年，特別是今年世界疫情大暴發之後，西方不少學者和理論家已經意識到，世界正在發生着根本的變化；而且，無論是對這變化做出必要解釋，或者是為順應這變化來調整今天的現有秩序，還是展望這種變化的發展方向，都已經離不開中國。這種情形當然會讓世界上很多人都不適應，特別是歐美世界（政界、商界、軍界、學界——所有各界和千千萬萬普通大眾）尤其不能適應。從作家的觀察角度去看，我幾乎可以體會他們為此而產生的那種感情和心理的雙重痛苦，那是難以形容的痛苦：一個兩三百年來被他們一直輕蔑的民族——“支那人”，突然之間（從歷史的尺度來看，是一剎那間）一躍而起，變成了世界舞台裏一箇中心角色，無論什麼節目，如果沒有中國的參與，就演不成，就算勉強演出了，也容易流為一場搞笑，這是多麼讓人難堪和尷尬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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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實話，我不但能想象，還有些同情他們這種痛苦。認真分析起來，可以就這複雜的感情寫一本精神分析的書，書名就叫《世紀之交的痛苦》。不過，以這樣一本書去理解和認識西方的右翼比較容易，因為從世紀之交開始發生的這個全球性鉅變，讓他們覺得五百多年積累起來的巨大財富（精神的，物質的，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正在像融雪一樣在眼前消失，眼睜睜地看着這些財富忽然開始迅速貶值，甚至可能千金散盡不復來，誰能不心急如焚？——為什麼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快樂日子會那麼短暫？為什麼突然歷史宣佈自己沒有結束？為什麼冷戰寒氣一下子重返人間，讓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都覺出寒意？一切都並不奇怪。

可是相比之下，歐美許多地方的左翼情形又很不一樣。他們對這新形勢的反應，尤其是對中國問題的反應，並不能用痛苦或焦慮來形容，其中有很多模糊和曖昧。回顧起來，20世紀以來，這些左翼除了很少的一些例外（如薩特、阿爾都塞、阿明），對中國的革命和改革的態度大多都相當曖昧；你去讀他們的理論著述，本來應該提到或者説到中國的地方，都是小心翼翼，或者輕描淡寫、一帶而過，或者環顧左右而言他，似乎是不提也罷。

説實在的，這種態度一直讓我很是詫異：難道不是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在20世紀根本改變了人類歷史的發展嗎？社會主義的理想，經歷了幾百年的醖釀和發展，不是在列寧和毛澤東手中第一次在制度層面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具體實現嗎？是的，這兩個革命在實踐當中出現了很多問題，如果這些實踐以各種試驗性形成這段歷史裏最顯著的特徵（兩個革命裏所進行的各種實驗性的實踐，應該做專門的研究，成為一個知識和理論的獨立領域），這些試驗很多都是不成功的，失敗的，一些失敗還造成了各種嚴重後果，以致有些後果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宗旨和初心是完全違背的，這是事實。可是這不正應該是發展社會主義理論所必須思考和研究的嗎？漫長的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還少嗎？馬克思和列寧的不少著作不就已經對這正反經驗做了很多研究嗎？這些研究和論述不已經是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財富嗎？為什麼輪到中國就不能做了呢？為什麼躲着呢？為什麼要繞着走？

當然這其中有很多原因，並不容易理清楚，可眼前的問題是，形勢的最新發展已經讓任何人沒有繼續躲閃或繞着走的餘地，那麼為什麼不能對以往躲閃的原因直接給予説明？能不能鼓起勇氣有所檢討和自我批評？比如，西方中心論就是一個大可深入思考的課題——我們不是沒有看到，近幾十年裏在世界範圍興起的對西方中心論的批判，恰恰是左翼知識分子積極發動的，他們的努力不僅遍及歷史學、人類學、文學各個學科，而且影響全世界，形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知識的大批判、大反轉。那麼，他們今天能不能反身自問，也檢查一下左翼自家身上有無西方中心論的問題呢？

認識中國，認識中國革命，無論對當代哪個地方的左翼，都還有另一重困難，就是中國革命的複雜性——這個革命的複雜性，是整個現代中國問題方方面面複雜性的內核和基礎。當然，歷史上所有的革命都很複雜，但是其複雜性又各個不同，把這些複雜性區別開來，在每一種複雜性裏辨認它的特殊性，還把這種特殊性給予理論層面的説明，形成適合於今天知識環境的系統的理論表述，那就更困難。這困難誰來克服？誰最適合？首先自然應該是中國人自己來做。可是，儘管這些年對革命和改革的研究——無論來自左邊或右邊，來自正面還是反面——著述和文章都已經很多很多，累積起來肯定已經是天文數字，可是，專門以中國革命和改革的複雜性做研究題目的，似乎很少。也許我這感覺不準確，也許已經有很多這樣的研究，只是我所見有限。

不過，我還是願意推薦兩本書，一本是汪暉的《世紀的誕生》，一本是韓少功的《革命後記》。我覺得這兩本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問題複雜性研究的專著。因為兩書論述和討論所圍繞的主旨，雖然各有所重，論述方式和行文風格也分別很大，但中國革命的複雜性，中國社會主義的複雜性，中國改革的複雜性這三個複雜性作為思考對象，一直貫穿兩書的論述之中，既是他們在敍述邏輯上構成區別於其他革命史、思想史和意識形態史等寫作的鮮明特徵，也是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完全可以具有中國作風的證明。何況，在當今大疫情正在劇烈改變世界的時刻，汪暉和韓少功的思考有了新的重要意義，認識中國問題複雜性尤其有了迫切性。或許我們不能贊成兩人論述中的一些具體意見（我自己對書中的一些看法也不盡同意，和他們有過討論和爭論），不過，真希望兩書對複雜性的探索，能夠對所有關切中國問題的人有所啓發，有助於我們擺脱肯定和否定這種粗糙的思想方法，擺脱二元對立的思維邏輯，探索和尋找新的更實事求是的分析框架。我還想，這兩本書若能夠譯成英文或其他外語，讓世界其他國家和地方的左翼有機會了解中國思想家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問題是怎麼想的，又是怎麼上升到理論層面進行批判性思考的，那一定對他們有很大的幫助，特別是對歐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左翼。

在《保衞馬克思》的一個註解裏談到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區別的時候，阿爾都塞説他同意這樣一個意見，“黑格爾和馬克思不是喝同一口井裏的水”。這裏可以把這句話再發揮引申一下：如果不從社會主義思想的原理和革命理論的源頭上説，而是就進行革命的環境和條件來説，就這樣具體的環境和條件所產生的理論成果和鬥爭策略來説，就這些理論成果和策略思想所採取的語言表達來説，中國革命者——無論是毛澤東還是他的前輩，還有他的學生——和歐洲的革命者其實“不是喝同一口井裏的水”。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之根源可能就由此而來，並且也形成西方左翼知識分子思想生活裏一個長期的難題。這麼看，他們總是躲躲閃閃繞着走的那種困窘，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同情的。想一想，即使他們認真讀了汪暉和韓少功的書，就一下能理解嗎？就能一下轉過身來，很樂意地嘗一嘗中國井裏的水嗎？好像不很容易。不過，這也用不着太在意，關鍵還在我們自己。歷史提供了一個難得又罕見的機會——全世界都在向中國發問或追問：你們是哪裏來的？你們是誰？你們要到哪裏去？

我們能不回答嗎？能不努力給出一個至少自己滿意的答卷嗎？

—2020年8月新刊目錄—

▍域外

美國：重回“分裂之家”

吳 雙

▍特稿

01.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

李 陀

▍封面選題：疫情改變中國與世界

02.疫情危機與中國思想界的任務

柯貴福 鄭 濤

03.世界的“去中心化”：霸權的危機與不確定的未來

魏南枝

04.美國長期金融資本向何處去？ 

唐毅南

05.多難興盟？——新冠疫情與歐盟的秩序危機

章永樂

06.新冠疫情與中國改革

趙鼎新

07.上下聯動：全球化的“義烏模式” 

錢霖亮

▍天下

08.在西方講中國哲學

孫向晨

▍公益理論與公益實踐

09.公益的“中國式合作”道路——陝西婦女研究會的實踐經驗

高小賢

10.本土傳統慈善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以汕頭存心善堂為例 

韓俊魁

▍重述世界史

11.西方工業文化中的“國家理由” 

嚴 鵬

▍城市政治經濟學

12.城市病是一種什麼病？ 

譚縱波

▍觀念

13.小康語義的歷史變遷與現代啓示 

張 文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0年8月刊（第4期），原標題為“21世紀之惑——疫情危機與當代資本主義問答”。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