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偉：裂變、撞擊和熔合—蘇秉琦文明起源三種形式的新思考_風聞

一

蘇秉琦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著名的文明起源三種形式説。

“頭一種文明起源的類型是裂變”。仰韶文化是典型例證。距今6000年前該文化屬於母系社會，6000年左右的元君廟等墓地合葬墓反映出“突破血緣關係的氏族分裂”，“原始公社制的破壞就意味着文明因素的產生”。廟底溝時期泉護村遺址隨葬鷹鼎的女性墓葬和半坡遺址有特殊物品的小孩墓是社會分化的證明。

“第二種文明起源的形式是撞擊。以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關係最具典型性。”兩支文化“在河北省的西北部相遇，然後在遼寧大淩河上游重合，產生了以龍紋與花結合的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徵的新的文化羣體，紅山文化壇、廟、冢就是它們相遇後迸發出的‘火花’所導致的社會文化飛躍發展的跡象。”

“第三種形式是熔合”，有兩個例子，一是中原文化北上河曲地區，出現新的袋足器斝；二是晉南陶寺大墓“其主要文化因素如彩繪龍紋、三袋足器與燕山南北和河曲地帶有關，也有大汶口文化的背壺、良渚文化的刀俎，是多種文化熔合產生的又一文明火花。”

“以上三種文明起源形式的典型地點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與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結合有關。”核心部分“正是從中原到北方在折返中原這樣一條文化連接帶，它在中國文化史上曾是一個最活躍的民族大熔爐，六千到四、五千年間中華大地如滿天星斗的諸文明火花，這裏是升起最早也最光亮的地帶，所以，它也是中國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

 這些重要論述揭示瞭解讀中國史前社會複雜化進程或文明起源的三個要點：

一是在社會複雜化初期，各地區可以通過“裂變”形成各具特徵的文明因素。二是在各地區社會複雜化加劇、發生飛躍式發展與區域間“撞擊”互為因果：一方面，“撞擊”出的“火花”會激發各地區的發展；另一方面，各地區的發展也會加強“撞擊”的能力和動力。三是良渚、陶寺和二里頭早期國家那樣的更高級別的複雜社會的形成則需要對以前各地區政治實踐經驗的更主動、更廣泛的“熔合”。

可見，此三形式説實際上表達了與蘇秉琦“華山玫瑰燕山龍，大青山下斝與甕。汾河岸邊磬和鼓，夏商周及晉文公”絕句描繪的“文明火炬”接力模式相同的、以廣大範圍內區域互動的視角解讀中國文明形成的思想。

上述三個要點可以作為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指導性綱領，但隨着近年來考古資料的豐富和相關研究的深入，也需要從兩方面對其進行細化和補充。一方面，對於“裂變”、“撞擊”和“熔合”這三種形式可以做出更明晰的定義，明確其內涵，充實其內容。另一方面，文明起源的這三種形式並不是“大都在中原和北方，大都與中原和北方古文化的結合有關”，應該在更廣闊的的“最初的中國”的視野下探討其更宏大的運作歷程。

本文擬對上述兩方面試加闡發。

二

“裂變”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各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基於本地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完成的社會複雜化的初步發展。這樣的“裂變”當然不只發生於“中原和北方”，而是在距今8000年至6000年之間普遍且持續地在各文化區出現。通過考古資料可以辨識的主要表現包括農業經濟的初步形成，數萬平方米的較大型聚落的出現，大型房屋的出現，隨葬品較豐富的墓葬的出現，原始宗教和儀式活動的初步發展等。這些發展是否意味着“突破血緣關係的氏族分裂”或“原始公社制的破壞”是非常複雜的尚需繼續探討的問題。

距今8000年至7000年期間，中國史前各文化區內農業初步形成，促進了人口的增長、較大規模聚落的形成和社會複雜化的出現。河北磁山遺址發現80個有很厚的小米遺存的儲藏坑，估計可以容納小米50000公斤。賈湖遺址墓葬出現初步的等級分化，大型墓葬中隨葬骨笛、綠松石器，有刻畫符號的龜甲等與身份等級有關的器物。長江中游高廟和湯家崗等遺址的高廟文化遺存出現精美的白陶，刻畫圖案具有宗教內涵。遼河流域的興隆窪遺址形成3萬多平方米的的環壕聚落，內有成排的房屋百餘間，中心位置的大型房屋有人豬合葬墓，玉器成為標誌身份的飾品，並出現石器集中生產的跡象。

高廟05T15-02（21）：2簋

距今7000年至6000年，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稻作農業的經濟形態已經建立，各地史前文化蓬勃發展，聚落數量明顯增多。黃河中上游，仰韶文化半坡類型形成風格鮮明的彩陶，出現陝西半坡和姜寨遺址這樣的核心聚落，姜寨遺址有壕溝圍護，中心為廣場，五組房屋環繞分佈，每組中各有大、中、小型房屋，表現出聚落內部的等級化。黃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墓地也顯示出更明確的等級差別。長江下游稻作農業發達，浙江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遺址發現稻田遺蹟和豐厚的稻殼堆積。遼西地區的趙寶溝文化延續興隆窪文化時期的聚落模式，趙寶溝和小山遺址尊形器上有豬龍、飛鳥和飛鹿的精細刻畫圖像。

在社會發展的同時，各地區均開創了獨特的文化傳統，併發生了初步的交流。

興隆窪文化以西遼河流域為核心，南面擴展到燕山南麓，確立了遼西文化區的基本範圍。以豬崇拜為重要內容的早期宗教信仰和儀式活動，都奠定了遼西地區“宗教取向”的社會發展傳統，被趙寶溝文化繼承和發揚。

在黃河中上游和淮河中上游地區，以河南和河北南部地區為核心的磁山-裴李崗文化與關中地區的老官台文化和隴東天水地區的大地灣一期文化均有三足缽、三足罐等典型器物，在廣大的範圍內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但淮河流域的賈湖類型與山東和長江中下游文化的相似因素更多，墓葬中出現儀式活動和初步等級分化的證據。進入仰韶文化時期後，關中和隴東地區共同進入半坡類型時期，與臨近的豫西和晉南地區一起成為仰韶文化分佈的核心區，形成重視親屬關係的維繫作用，淡化個人身份的表現和等級分化的傳統；淮河流域的中心則轉移到了山東地區的西南部。

在黃河和淮河下游的山東地區，後李文化開創的文化傳統被北辛文化繼承，在吸收裴李崗文化因素的基礎上進入大汶口文化時期。形成鼎為主要炊器的傳統，因北辛文化和馬家浜文化發生的頗為密切的交流，影響到長江下游地區。但直到這一時期並未表現出明確的社會等級化。

長江中游的核心區在洞庭湖西北的平原和丘陵地區，一直蔓延到湘南，形成以釜為主要炊器的傳統。高廟文化表現出早熟的對神話和宗教觀念精細複雜的呈現方式，對整個長江流域的宗教傳統產生了深遠影響。長江下游馬家浜文化的桐鄉羅家角遺址也發現有風格相似的白陶盤。

長江下游的上山文化陶器以平底器為主，但自跨湖橋文化開始，形成了與長江中游同樣的以釜為主要炊器的傳統並延續到河姆渡文化和馬家浜文化時期。馬家浜因為與北辛文化的交流，開啓了長江下游鼎為炊器的新傳統。河姆渡各類器物上的刻畫圖案表現出的鳥、重圈、豬等宗教主題也是後來的凌家灘和良渚文化的重要宗教元素。長江中游的白陶連同其承載的宗教內涵同樣波及長江下游地區。

上述發展都為下一階段“滿天星斗”般的各地區跨越式發展和密切交流奠定了基礎。

三

“撞擊”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自距今約6000年開始，各地區在社會複雜化加劇、社會上層集團出現後，以“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為核心的區域互動促成的飛躍式的、達到“古國”階段的社會發展。將“撞擊”概念與我們討論過的“社會上層遠距離交流網”概念結合起來意在強調“撞擊”與早已開啓的一般性區域間文化交流的三個重要區別。首先，從推動力方面講，“撞擊”是將建立遠距離交流網作為一種“領導策略”實施的社會上層的主動性交流，意圖獲得外來的、標誌財富、身份和宗教能力的物品和神秘知識，獲得本地社會成員難以企及的威望。這樣的交流把不同區域的社會上層聯繫起來，形成跨地區的上流階層，有效強化了他們在各自社會中超越一般民眾的地位。其次，從交流內容上來講，被交流的不是一般物品和文化因素，而是包括原始宇宙觀、天文曆法、高級物品製作技術、權力表達方式、喪葬和祭祀禮儀等只有社會上層才能掌握的、對維護其權力至關重要的知識，也涉及高級原料的貿易。第三，從交流成果來講，比起一般的文化交流，這樣的相互“撞擊”更能促進各地區社會的快速發展。

正如我們討論過的，越來越多的考古資料充分表明，距今6000年前後開始進入中國史前時代燦爛的轉折期，黃河下游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大型墓葬、長江下游安徽凌家灘遺址祭壇和大型墓葬、江蘇東山村遺址崧澤文化高規格墓葬、長江中游大溪文化晚期湖北龍王山墓地、遼河流域紅山文化遼寧牛河梁遺址羣、晉陝豫交界地區河南西坡和陝西楊官寨等為代表的廟底溝時期大型聚落和墓地等顯示了各地區的同步發展，進入蘇秉琦定義的“古國”階段。

牛河梁N2Z1M4玉豬龍

各地區在同步發展的局面下，相互“撞擊”迸發出“滿天星斗”般的文明火花。紅山文化和凌家灘遺存在玉器上表現出高度一致，包括共有相似玉人、寫實玉龜、龜的抽象表現形式玉筒形器、蜷體龍形器、雙聯璧、玉環、玉鐲、玉璧、玉石鉞、凌家灘胸負八角星、雙翅為豬首的玉鷹與紅山文化“梟形勾雲形器”、凌家灘“兔形器”與牛河梁第十六地點中心大墓所出回首玉鳥等等。各地區普遍流行的其他特殊物品包括玉、象牙或骨制的抽象龜體筒形器、與喪葬禮儀相關的大口缸、與權力表達相關的鉞、象牙器和綠松石器等。

各地區的發展根植於自身持續“裂變”形成的文化傳統，但與多元“撞擊”也密不可分。創建了牛河梁遺址羣這樣的當時最大的儀式聖地、發展出“古國聯盟”這樣的在當時最大規模的社會組織、成為當時成就最驕人的社會複雜化實踐者的紅山文化即為最佳例證。

美國學者艾爾闡述酋邦社會的權力構成時指出，權力有經濟、軍事和意識形態三個基本來源。紅山複雜社會形成的突出特徵是對意識形態權力的依賴。紅山社會上層創立了以原始宇宙觀和天體運行知識為核心的原始宗教和以起祈求農業豐產為主要目的信仰和儀式系統，並通過操控這一系統建立權威，控制整個社會。這一新的意識形態系統是傳統、引進和創新的共同產物：遼西地區具有自興隆窪文化即開始的重視儀式活動的傳統，出現豬崇拜；但豬成為北斗的象徵並因此成為宇宙觀的核心因素則可能同與江淮地區的交流有關；龜崇拜則可能直接引進自江淮地區。紅山文化取得的社會發展成就與“撞擊”爆發的靈感和形成的推動力密不可分。

以“撞擊”描述該時期各地區的互動頗為恰當。正如我們反覆強調、考古資料也充分證明的，各地區的互動並不是一個引領周邊的強大中心的“先進因素”的傳播，而是各地區在“撞擊”中相互借鑑，各取所需，也因此形成各具特徵的複雜社會。紅山和凌家灘社會中宗教權力均明顯佔有更重要的地位，但紅山文化形成了牛河梁這樣的與世俗居住區隔絕的儀式聖地；大汶口文化社會更重世俗身份、財富和權力，缺乏宗教儀式用品；崧澤文化和大溪文化與之相似。廟底溝類型社會同樣重視世俗威望和權力，但並不以奢華墓葬表達身份。

學界對此多樣性早有論及。李伯謙認定廟底溝類型西坡、紅山文化牛河梁和後來的良渚社會均屬“古國”，紅山文化古國是重宗教的神權國家, 良渚文化古國是神權、軍權、王權相結合的以神權為主的神權國家, 仰韶文化古國是軍權、王權相結合的王權國家。韓建業提出了中國文明形成的“三模式”，以西坡反映的社會發展為“生死有別、質樸執中”的“中原模式”，大汶口、崧澤和北陰陽營諸文化是“富貴並重、奢侈浪費”的“東方模式”，河套地區的“白泥窯子類型”社會複雜化進程緩慢，是“北方類型”。

良渚古城

總之，如果僅有自我“裂變”而沒有相互“撞擊”，各地區可能難以同步取得飛躍式的社會發展。在相互“撞擊”中，各地區也形成可以稱之為“最初的中國”的“相互作用圈”，中國文明初步形成。

四

“熔合”型文明起源形式可以理解為“古國”社會“滿天星斗”式普遍發展、各類型政治構想被廣泛實踐、“最初的中國”形成的壯闊進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領導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動下，有目的地借鑑各地區“古國”的興衰經驗和“領導策略”，構建早期國家的政治實踐。

良渚早期國家可以作為早於陶寺的“熔合”式發展的第一個典型。面積近300萬平方米的古城、人工堆築的面積達30萬平方米的莫角山和其上的高等級建築、反山和瑤山墓地、反映複雜宗教觀念的玉器、大面積稻田遺存、規模龐大的水利設施、環太湖地區的廣大範圍內以玉器為核心的宗教和信仰系統具有的廣泛一致性，這些堅實的考古證據令學界相信，良渚文化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形成了相當於早期國家的高級政體。

良渚文化和凌家灘文化的繼承關係已多有學者論及。同時，我們在對紅山文化玉器的新解讀中提出，紅山文化鳥形勾雲形器表現的是神鳥託負天極神獸的主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品和牛河梁第二地點墓葬N2Z1M27:2的獸面均有獠牙。良渚文化玉器的“神人獸面”紋等表現的是同樣的主題，其獠牙旋目獸面表現出與紅山文化的密切聯繫。以宗教力量凝聚廣大區域的社會集團的先例是紅山文化開創的，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最重要玉器主題的相似性表明，紅山文化的社會實踐對良渚的早期國家構建、尤其是對大範圍社會組織的凝聚和控制產生了示範作用。良渚文化取得的社會發展成就是對其前的凌家灘、崧澤和紅山社會發展經驗充分“熔合”的結果。

正如蘇秉琦所言，陶寺文化的發展是“熔合”式發展的重要例證。如果説良渚文化的“熔合”主要是借鑑同屬重視宗教權力的“超自然取向”的凌家灘和紅山社會的話，陶寺社會的領導者則表現出更宏大的政治理想和更包容的“熔合”策略。

蘇秉琦指出：“陶寺大墓殉葬成套的廟堂禮樂器、漆木器，反映了比紅山文化更高一級的國家形態。圓腹底斝、鬲原型可追溯到內蒙古中南和冀西北，彩繪龍紋與紅山文化有關，扁陶壺序列的近親只能到山東大汶口文化尋找，俎刀更要到遠方的浙北杭嘉湖去攀親。······陶寺遺址具有的從燕山北側到長江以南廣大地域的綜合體性質，表現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有學者進一步提出，陶寺的陶豆來自長江中游的屈家嶺文化；陶罐形斝來自關中地區的客省莊二期文化；玉琮和玉璧是源自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傳統，透雕獸面玉佩受到龍山文化和後石家河文化共同影響，鱷魚皮製作的“鼉鼓”來自山東龍山文化；鈴和齒輪形器等銅器則可能受到西北地區的影響。整體而言，陶寺社會複雜化與大汶口晚期和龍山文化影響的關係更加密切。

值得關注的是，陶寺顯貴階層的特大型墓葬中，似乎刻意展示來自不同地區的琮、俎刀、鼉鼓等儀式用品，很明顯，擁有來自四方的珍稀物品、熔合四方禮儀已經成為陶寺社會上層重要的領導策略。這種超越了良渚社會的“熔合”方略，表明陶寺的領導者們是胸懷四方的，而且重視自己在四方中的地位，並很可能形成了構建一個廣域統一政體的“中國夢”，即蘇秉琦所説的“理想的中國”的藍圖，這樣的政治理想影響深遠。

被很多學者認定為夏王朝後期文化的二里頭文化成功構建“廣域王權國家”的過程同樣是“熔合”式發展的代表。在龍山時代，孕育出二里頭文化的環嵩山地區沒有可與陶寺匹敵的政體，二里頭文化大至社會上層的政治理想藍圖和權力表達方式，小至宮殿建築技術和綠松石鑲嵌技法，都可以在陶寺和龍山等文化中找到可以借鑑的榜樣。二里頭遺址發現有來自南方的印文硬陶、鴨形壺和海貝，來自西北地區的青銅戰斧和環首刀，來自東方的酒器，後石家河文化風格的玉器。這些考古證據表明，二里頭“廣域王權國家”的形成並非是“禹生於石”那樣的“斷裂”式騰空出世，而是如同“伯禹腹鯀”，是環嵩山地區社會與“最初的中國”的各地區激盪碰撞、風雲際會、熔合借鑑的結果。正是因為這樣的國家構建進程，高居二里頭宮殿中的王者才能夠形成胸懷天下的政治理想，以最強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個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範圍內施展政治、經濟和軍事手段，獲取資源、推廣禮儀。在盛產銅礦和食鹽的中條山脈及運城盆地，在銅礦資源最豐富的長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都發現有含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很可能與二里頭獲取資源的努力有關。更有資料表明，為了獲取銅和鉛，二里頭與遼寧西部的夏家店下層文化也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在以各種方式獲取四方的自然和文化資源的同時，二里頭文化也表現出強大的文化擴張力，“向四圍發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單元和文化屏障的強力衝擊波”。

五

美國學者華翰維把早期國家的形成視為政治實驗的過程，其中包括一系列建立王權的嘗試。中國早期國家的形成正是各地區不斷展開的豐富政治實驗的結果。“裂變”、“撞擊”和“熔合”三形式生動描繪了中國文明起源和早期發展與“最初的中國”的形成和區域間互動密不可分的關係，強烈提示我們只有在“最初的中國”的視角下才能全面解讀中國文明形成進程，深入理解中國文明特色。

目前的中國文明起源研究中，仰韶文化傳統或“中原模式”仍得學者青睞。李伯謙提出：“仰韶文化從進入分層社會開始, 社會上層即選擇了在軍權、王權結合基礎上突顯王權、發展王權的道路, 併為後繼者所傳承, 這應該是由仰韶古國創造的文明模式得以發展、數千年綿延不斷的根本原因。”韓建業提出“中原模式”的“生死有度、重貴輕富、井然有禮、樸實執中”的特點成為後世中國文明的核心特質。

但是，正如我們指出過的，陶寺墓葬雖然在隨葬成對的大口罐和灶等習俗方面繼承了西坡墓地為代表的廟底溝類型傳統，但整體而言與廟底溝類型和隨後的廟底溝二期墓葬表現出的薄葬傳統迥然有別。以隨葬豐厚的成套飲食器具和武器以表達身份的行為應該是對東方傳統的借鑑和發揚。陶寺文化的社會發展，已經很難歸因於仰韶文化傳統的繼承或“中原模式”的延續。二里頭文化的社會發展也應作如是觀。如果以二里頭文化為三代文明的基點的話，這個基點的確立不應歸功於某一基因優秀的區域文化傳統的強力延續，而應得益於因自身“裂變”而形成、經過相互“撞擊”而發展的各區域傳統的“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