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司徒雷登；別了，莊小姐_風聞

　　這幾天，一個來自中國台灣省，聲稱自己是美國駐成都總領事夫人的莊小姐，因為將自己離開成都返美，比作“猶太人躲納粹”，而成為焦點人物。作為一個出生在台灣的美國人，雖然她長着一張中國人的面孔，以往總裝出一副愛中國、愛中國美食，賢妻良母、人畜無害的文藝女性樣子，如今卻不免暴露了自己黃皮白心的面目，這其實是好事情。這樣我想起主席的名作《別了，司徒雷登》的結尾：“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難怪成都總領事外，鑼鼓喧天，鞭炮齊鳴，一片喜慶的氣氛。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了中國，8月18日，毛澤東發表文章《別了，司徒雷登》説：“他是美國侵略政策徹底失敗的象徵。”至於司徒雷登本人，毛澤東更是揭穿他“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的虛偽性。到了現今，很多人認為中國對不起這位為中國活了一輩子的美國人。司徒雷登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1945年2月，美國在雅爾塔會議上與蘇聯達成分割遠東的秘密協定。在這個協定中，美國犧牲中國利益同意將外蒙古從中國分離出去；同意中國大連港國際化，同意“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同意通往大連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由蘇中共同經營。美國還答應保證協助蘇聯讓中國方面接受這個協定。雅爾塔協定的本質在於在太平洋戰爭結束後，美蘇以中國長城為界南北劃分勢力範圍。就這樣，美國揹着中國，通過一紙協定既得到了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的保證，又達到了瓜分中國的目的。1945年4月，羅斯福逝世。這樣落實雅爾塔秘密協定的任務便轉到曾協助羅斯福規劃戰後佈局的馬歇爾身上。司徒就任大使期間肩負的是馬歇爾賦予的分裂中國的使命。

　　美國派馬歇爾於12月20日以總統特使身份來華“調停”。 馬歇爾來華後，一方面幫助蔣介石向華北運兵，其目的是讓國民黨在那裏為美國守住與蘇聯在雅爾塔協定中劃分的勢力範圍--作為對應措施，蘇聯也於1946年9月放中共軍隊進入東北以與之抗衡。

　　後人不大注意到的是，馬歇爾另一方面又以“調停”的姿態使國民黨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停戰提議”並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試圖促成中國兩個最大的政治力量事實並存的局面。

　　但是，令馬歇爾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接受馬歇爾“調停”--比如接受共產黨“停戰提議”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等--的目的與馬歇爾的設想是南轅北轍：蔣介石是在爭取時間，將美國幫助運到華北的軍隊用於從蘇聯手中收復東北而不是用於為美國守住華北利益。這打亂了馬歇爾與蘇聯分割中國的計劃。在蘇軍撤出東北前夕，蔣軍開始向東北大舉進攻。

　　是時，馬歇爾從美國述職回到中國，立即當面對蔣介石收回東北的想法施以“聲色俱厲”的高壓。面對蔣介石的軍事危機，馬歇爾冷冰冰地告訴蔣介石“國民政府不可能亦不應再往北進”，蔣介石表示除非共產黨撤出長春，不然他決不簽署或同意任何解決辦法。馬歇爾則埋怨蔣介石錯過利用和平手段控制東北的機會。他批評蔣介石戰線過長，兵力分散，暗示蔣應向南收縮戰線。最後，馬歇爾威脅蔣介石：“如果不與共軍妥協，則美國將停止對運輸政府軍前往東北的支援。”蔣介石斷然拒絕馬歇爾讓他放棄東北的建議，於1946年5月19日，攻佔四平。6月30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中政會上中常委聯席會議上做出實行“戡亂總動員”的決定，7月5日，發佈“全國總動員令”。 毛澤東曾評價蔣介石説，“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美國人力圖把蔣介石的’中華民國’變成附庸國甚至託管地，蔣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獨立性”。轉引自逢先知、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

　　1946年馬歇爾與蔣介石在收復東北問題上的爭論，關乎中國統一還是分裂。蔣介石在反共這一點上，他與馬歇爾的要求是吻合的，但在民族立場上蔣介石則主張中國統一，這招致馬歇爾不滿。馬歇爾在1946年7月寫信給杜魯門，表達了為實現美國在華利益不惜“換馬”的暗示。在得到馬歇爾同意後，杜魯門決定親自向蔣介石施加更大的壓力。杜魯門既然給蔣介石下了逐客令，那麼，推動國民黨政府“換馬”就必然提上了美國對華政策的日程表。在這個日程表上，馬歇爾相中了司徒雷登，讓司徒雷登擔任美駐華大使。其中原因，誠如毛澤東所説：“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繫，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司徒雷登忠實地執行了美國分裂中國的政策。他任職才兩年多就給馬歇爾物色到了願“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的李宗仁，並使其迅速取代了有那麼點“半獨立性”的蔣介石。其手段之幹練，目的之陰險，以致事後讓受惠於此的李宗仁都悔罪不已。李宗仁後來在回憶錄中説：

　　但在今天回顧那時的情況，我不禁不寒而慄了。我今天感到慶幸的是：當年與我打交道的美國方面的領袖人物都是一些沒有經驗的人。這些人在現狀不變的局勢下指導世界事務是能幹的，但處理起嚴重的國際危機時，則肯定是無能為力。如果他們要象約瑟夫·斯大林那樣冷酷和精明，象他一樣善於抓住時機，中國肯定是會完了。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象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六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於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麼樣的罪人呢？

　　李宗仁在政治上太幼稚了：當時真正“沒有經驗的人”並不是司徒雷登，更不是馬歇爾，而是三天兩頭往司徒雷登那裏“跑官”的李宗仁自己。

　　1948年底，中共軍隊在遼瀋戰役中的勝利已成定局，司徒雷登看到國民黨政府垮台的可能性，於當月16日給馬歇爾寫信，一抹平素斯文，給美國政府主動提出比馬歇爾“兩分中國”設想更陰險的即“用典型的中國式”致中國再陷軍閥割據的建議。他寫道：

　　鑑於這種情況，我們必須構想某種典型的中國式處理方式，讓委員長引退，並組成聯合政府，由張治中與馬家（五馬將軍：馬鴻逵、馬步芳、馬步青、馬鴻實、馬佔祥）節制西北，四川、雲南、貴州也分別由各省主席控制，這樣就可免受共產黨干擾，這在聯合政府初期是完全可能的。同樣，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名義下會加緊鞏固其北部地區，而宋子文則會在華南獲得喘息之機。這期間，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

　　不僅如此，司徒雷登也沒有忘記分裂中國西藏。1949年7月8日，他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説：

　　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閲電報信息）。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係之前，採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常言道：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可在美國在華利益即將失去的時候，美國及其幫閒反動勢力即將退出中國的時候，司徒雷登先生一點也不善良，他已顧不上“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的斯文面罩，在情急之中留下這白紙黑字的斑斑鐵證。我們通過這些“建議”看到了司徒先生在面對中國國家統一的大趨勢時的陰暗心理：他不僅要使中國倒退到20世紀初的那種軍閥割據的亂局，而且還要在這種割據中實現美國的主導地位。如果説，馬歇爾欲置中國於南北分裂的企圖已讓中國人民不能容忍，那麼，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解放全中國、中國即將統一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前夕，司徒雷登卻還在給美國出謀劃策，企圖再陷中國於20世紀初的“軍閥混戰”的災難之中，這不是在對中國人民犯罪又是什麼呢？

　　這位在1949年初將李宗仁捧上“總統寶座”並盛讚“李宗仁在正式就職後的數月中政績突出”的“好人”，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不久就迅速“移情別戀”，他似乎忘記了正在急需美援的李宗仁，堅持駐守南京並與中共代表黃華商談相互外交承認的途徑，並極樂意接受黃華傳達的“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口信”以及希望他訪問燕京大學的邀請。1949年6月，司徒雷登還託即將赴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的陳銘樞和羅隆基等民主人士傳話：“如果新中國採取中間態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性借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得的貸款。”兩個月後，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用“嗟來之食”形容司徒先生的“好意”，説：“太公釣魚，願者上鈎。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司徒雷登甚至坐等解放軍進南京，積極奔走直到1949年8月2日才乘飛機離開中國。

　　司徒拋棄李宗仁在南京坐待共產黨的姿態，使得半個多世紀後今天有些人埋怨不已，好像司徒想與共產黨“交友”，而共產黨沒有領情。如果這些人讀過前引司徒雷登為美國在華利益不惜置中國再陷軍閥內戰的那血淋淋的“建議報告”後，可能會改變對司徒的看法。司徒在報告中説得明明白白：“美國必須保持政策的靈活性。無論誰統治中國，都需要外援，而美國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賴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發，我們就能在美國利益所在的地區的局勢更為明朗的時候，利用我們的這種地位左右形勢。”司徒雷登心裏裝着的不是他時常掛在嘴邊的那些包括李宗仁在內的“中國朋友”，而是美國在中國的殖民利益。現在已經不是20世紀的了，司徒雷登們虛妄的詞彙和假意的面善是糊弄不了中國人民的。（本文出自百韜網，轉載請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