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帝國”視角解釋不了中國歷史 ——《哈佛中國史》讀後_風聞

來源：《歷史評論》2020年第2期

《哈佛中國史》呈現的古代中國中原與邊疆的斷裂、“中華帝國” 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的“ 對立” 和“ 征服”， 實際上是簡單套用近代民族國家理論和西方的帝國概念觀察和闡釋中國歷史而得出的結論。

得益於流暢的敍事和有效的營銷策略，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 ）主編的六卷本《哈佛中國史》（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在中國市場上取得了不俗的銷售成績。或許是為了模仿暢銷已久的《劍橋中國史》，打出“哈佛”的“賣點”，中譯本題名並未直譯英文。然而這並沒有影響讀者從中譯本分卷題名中讀懂該書作者的觀察視角和敍事模式——除第四卷以外，其餘五卷題名自然連綴出一部“中華帝國演生史”：秦漢是“早期中華帝國”，魏晉南北朝是“分裂的帝國”，唐朝是“世界性的帝國”，元明兩朝是“掙扎的帝國”，清朝則是“最後的中華帝國”。

從整體上看，“帝國”視角下的中國歷史呈現出這樣一種特點：直到清朝盛期之前，東北地區、蒙古高原、嘉峪關以西區域、青藏高原、雲貴高原都外在於“中國”；明朝對雲貴高原地區開始了所謂“殖民化”運動，滿洲人聯合蒙古人先征服“中國”，再對西藏、新疆地區進行“殖民”征服，這與現代西方的殖民主義並無區別。在這種敍事下，中國邊疆的民族——匈奴、羌、鮮卑、突厥、契丹、白族、女真、蒙古的歷史屬於“外部世界”的歷史，建立的政權也是與所謂“中華帝國”對立的“異族”政權。

儘管整部書的題名被翻譯成“哈佛中國史”，但各卷題名自然連綴出一部“中華帝國演生史”

顯然，“帝國”視角下的內外敍事呈現出二元對立的特點——將中原與邊疆地區對立起來，視中原地區為內部，並等同於“中國”， 視邊疆地區為中國的“外部世界”。這樣的內外敍事割裂了中原和邊疆長期形成並不斷發展的互動一體化進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邊疆民族的內聚運動被描繪成“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征服，漢、魏、西晉、隋、唐、明對邊疆的治理則被視為“中國”對“外部世界”的征服。事實上，中原與邊疆政權之間並非簡單的征服與被征服的關係，而是經過合分交互的歷史進程最終實現了政治、經濟、技術、制度、族羣、文化認同的一體化發展。正是這種互動一體化進程，規定了塞外、西域、彩雲之南作為中國邊疆而不是“外部世界”或“外國”的歷史合理性。我們不妨通過回視這種互動一體化進程，來檢視“帝國”視角闡釋中國歷史的可行性與準確性。

總體來看，中國歷史上中原與邊疆的互動一體化進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漢晉時期中原與邊疆互嵌結構的形成。包括以下幾點。第一，經濟的交流與相互依賴，特別是中原地區對邊疆地區的經濟吸附。托馬斯·巴菲爾德等學者注意到，北方遊牧政權與中原政權的興衰存在強烈的相關性，並呈現出週期性變化。北方邊疆政權通過汲取中原的物質資源方得以生存，而中原王朝的一治一亂直接影響邊疆政權獲取資源的能力。第二，技術傳播與交流，其中，軍事技術（弩機的發明與騎兵的發展）和交通運輸技術的傳播尤為重要。第三，中原政權與邊疆政權合分交互。中原王朝強大時，統治力覆蓋邊疆；邊疆政權強大時，尋求入主中原。第四，出現了近似於君臣封建的封貢政治。第五，共享超越族羣認同的中華認同。“入主中原”的匈奴、羯、氐、羌、鮮卑統治者普遍採用中原王朝的“五德終始論”樹立自身正朔法統。第六，溝通中原與邊疆族羣移動的民族走廊正式形成，如西域走廊、藏彝走廊、南嶺走廊、塞北走廊、遼西走廊等，出現了長距離、大規模的族羣遷徙和民族融合局面——兩漢時期中原與邊疆互為“遷出地”的移民現象不絕於書。第七，中原和邊疆地區的文化交流。邊疆作為中原地區與域外文化交流的樞紐，其自身的文化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涵化。以上幾點並非中原與邊疆互動關係的全部，而是犖犖大者，但足以表明漢晉時期中原和邊疆地區通過這些紐帶構成一個互嵌一體化的結構。此後的歷史表明，這種結構不僅穩定，而且在不斷的再生產過程中得以持續凝固和深化。

第二階段：宋元時期中國的歷史疆域基本奠定。中原與邊疆的互嵌結構在隋唐時期進入新階段。唐代在邊疆地區實施都護體制和羈縻州府制度，這成為回鶻西遷後甘州回鶻、西州回鶻和哈喇汗王朝仍然保持中華認同的歷史淵源。宋元時期，互嵌一體化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邊疆地區一方面加快融入中原地區的進程；另一方面與外圍地區的界限出現了明晰化的趨勢，變化的實質是邊疆整體上具備了疆域的性質，中國的歷史疆域基本奠定。

具體來看，西南邊疆與中原的水陸交通繼續延伸和擴大，吐蕃與宋茶馬互市的規模遠超以前。北部邊疆的遼朝將政權中心移向長城一帶，金朝進一步移向長城以南。在認同上，遼金西夏與宋爭奪“中華正統”的意識形態權力。正是基於遼宋金時期統一性力量的增強，元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一統時代。為有效管理廣大疆域，元朝在西夏、金、大理、宋故地設置行中書省，並在中央設宣政院管理吐蕃地區。元朝的疆域及對邊疆地區的控制程度也超過了漢唐時期。而且元朝統治者與遼、金、西夏一樣，追求作為中華正統王朝的合法性意識形態。經過遼、西夏、金、大理、吐蕃諸區域政權的邊疆治理以及元朝的統一和行省化，“歷史中國”具有了統一的行政主權屬性。

與中原和邊疆的一體化進程持續深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邊疆以外的地區和政權出現了離心化的趨勢。在東北亞，日本在唐末停派遣唐使，至明朝才恢復與中國的官方交往。在東南亞，一些政權開始了自身的國家建構過程：安南於五代時期脱離中國管轄，一步步向南擴張，泰國的素可泰王國、緬甸的蒲甘王朝登上歷史舞台。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離心化趨勢還深刻地表現在文化與認同上的“自立”，日本從推崇唐風轉向重視“國風”；安南仿漢字創造喃字；高麗編撰《三國史記》和《三國遺事》，建構本民族的歷史記憶，創造比堯舜禹時代還要久遠的歷史神話，強調其民族優越性。另外，越南和日本開始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中華”朝貢體系，試圖建立自己的區域秩序。這種變化使得中國邊疆與真正的“外部世界”的政治邊界和文化邊界都變得逐漸清晰。

第三階段：清朝康乾時期中國歷史疆域最終奠定。元明易代後，明朝在疆域上有所收縮，但仍控制西南邊疆和東北邊疆。清朝繼承明朝版圖，並在明朝疆域基礎上平定了北部和西北邊疆。1757 年，清朝平定準噶爾，天山北路納入版圖；1759 年，平定原準噶爾統治下的回部首領叛亂，天山南路歸併清朝疆域，最終奠定了中國的歷史疆域。

清前期中國疆域的規定性主要有三個來源，一是宋元時期中國疆域基本奠定以及有明一代守其成的歷史遺產；二是滿漢蒙藏回等各族人民共同參與完成了國家的統一；三是國際法原則的引入與國際社會對中國領土主權的承認。其中，第三個規定性來源日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有學者指出，清朝前期，中國與沙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恰克圖條約》等國際條約，由於傳教士張誠、徐日升的參與，《尼布楚條約》使用了諸如《威斯特伐利亞條約》裏的國際法原則。與此同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諸國通過參與朝貢貿易的方式對中國領土主權予以認同，中國疆域和疆界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

所以，從整個歷史進程來看，中國的中原和邊疆從來都不存在一個絕對的、相互隔絕的界限，恰恰相反，在各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中原與邊疆經長期互動互嵌，成為多元一體的政治經濟單位。《哈佛中國史》呈現的古代中國中原與邊疆的斷裂、“中華帝國”與邊疆民族政權之間“對立”和“征服”，實際上是套用近代民族國家理論和西方的帝國概念觀察和闡釋中國歷史而得出的結論。儘管西方學界對於“帝國”概念存在多種定義，但其基本內涵是強調一個民族/ 國家對其他民族/ 國家的征服與統治。近代民族國家理論以及近代殖民統治出現以後，隨着國際法、邊界、主權、血緣、認同、語言、種族等一系列界定“民族—國家”元素的普遍傳播和概念強化，帝國概念的“征服”和“壓迫”內涵愈加彰顯。在此背景下，將“帝國”概念回溯性地用於觀察中國歷史，是不妥當的。

作為“繼《劍橋中國史》之後最能代表西方半個世紀以來中國史研究全新成果和水準的多卷本中國通史”，《哈佛中國史》的“帝國”視角及其對歷史中國的“內外敍事”，實際是西方漢學主流基調的集中呈現。除學理上存在的問題以外，這種視角和敍事模式還反映了知識和權力的關係。作為東方學的重要一支，漢學關於中國的認識帶有根深蒂固的偏見，偏見的背後隱藏着西方支配東方的權力訴求。漢學家通過生產中國歷史中的“內”“外”話語，一方面凸顯所謂西方殖民擴張時期的歐亞“相似性”，將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進程與西方殖民擴張相提並論，使得飽受批判的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得以“豁免”；另一方面，“內”、“外”視角對中華民族數千年來不斷融合、發展、鞏固的多元一體化歷史進程的割裂，又在客觀上為西方當局攻擊當下中國的內外政策，提供了理論和話語。

（作者單位：安徽大學歷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