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的瘟疫的史詩故事(第九章)_風聞
微信公众号_战争机器-2020-07-30 11:07
第三部分
火藥桶
第九章
在1918年春天,死亡對這個世界來説並不陌生。事實上,當時已經有500多萬士兵的屍體被送進了所謂的 “香腸工廠”,而這些將軍的愚蠢和殘暴只能與之相比。
例如,德國將軍們決定通過在凡爾登以死對頭的方式使法國流血,使其屈服,他們相信德國的人口較多,會使其取得勝利。法國人後來以他們自己的大規模攻勢作為回應, 相信他們的生命之光會取得勝利.
只有屠殺取得了勝利 。最後,一個法國團拒絕了進行自殺式衝鋒的命令。兵變蔓延到了五十四個師,只是被大規模逮捕所阻止,兩萬三千人被判處兵變罪,四百人被判處死刑,五十五人被實際處決。
然而,沒有什麼能像一份衞生報告那樣表達這場戰爭的殘酷性,計劃在戰壕裏消滅老鼠以防止疾病的傳播。一位少校指出:“老鼠問題涉及到某些意想不到的問題 。老鼠有一個有用的功能--消耗無人區的屍體,只有老鼠願意承擔這項工作。由於這個原因,人們發現最好是控制而不是消滅老鼠的數量。”
整個歐洲都對戰爭感到厭倦。只有在美國的講英語的人和講法語的人沒有感到厭倦,他們大多集中在東海岸,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擔任着權力或影響的職位。只有在美國,講英語的人和講法語的人仍然認為戰爭是光榮的。他們對伍德羅-威爾遜總統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他參戰。
戰爭在1914年就已經開始了。威爾遜經受住了這種壓力。一艘德國潛艇在1915年擊沉了 “盧西塔尼亞 “號,儘管新聞界的憤怒,他沒有參戰,而是贏得了德國限制潛艇戰的承諾。他抵制了其他戰爭的理由。他可以在1916年以 “他讓我們遠離戰爭 “的口號公平地競選連任。他警告説, “如果你們選了我的對手,你們就選了一場戰爭”
在選舉當晚,他上牀睡覺,相信他已經輸了, 但醒來時,他以歷史上最微弱的優勢之一重新當選。
然後德國進行了一場偉大的賭博。1917年1月31日,只給了二十四小時的通知, 它宣佈對中立船隻和商船進行不受限制的潛艇戰。它相信,它可以在美國--如果美國最後真的宣戰--能夠幫忙之前,把英國和法國餓得屈服。這一行動徹底激怒了全國人民。
但威爾遜還是沒有開戰。
接着是齊默爾曼照會:繳獲的文件顯示,德國外交部長曾向墨西哥提議,讓墨西哥加入德國對美國的戰爭,重新徵服新墨西哥州、德克薩斯州和亞利桑那州的部分地區。
威爾遜的批評者對他的膿包行為大加撻伐。後來死於流感流行中的和平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倫道夫-伯恩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感嘆道:“戰爭情緒,由來自大企業行列的備戰倡導者如此漸漸地開始,卻又如此頑強地抓住了一個又一個知識分子羣體。在[西奧多]羅斯福的幫助下,這些雜音變成了單調的吟唱,最後變成了強大的合唱,以至於脱離了它,起初是不光彩的,最後幾乎是淫穢的。而慢慢地,一種對德國的滔滔不絕的咆哮聲被釋放出來了。”
4月2日,在紙條披露三週後,在他的內閣一致要求開戰後,威爾遜終於向國會發表了他的戰爭信息。兩天後,他向一位朋友解釋説:“對我來説,必須通過非常緩慢的階段,以避免戰爭的最真誠的目的,把國家引向一種單一的思維方式。”
就這樣,美國帶着一種無私的使命感參加了戰爭,相信榮耀仍有可能,並仍將自己與它所認為的腐敗的舊世界分開。它不是作為 “盟友 “而是作為 “聯繫國 “與英國、法國、意大利和俄國並肩作戰。
任何認為威爾遜不情願地接受戰爭意味着他不會積極起訴戰爭的人,都不瞭解他。他是少有的相信自己的正義性幾乎到了精神疾病的人之一。
威爾遜事實上相信,他的意志和精神是由一個民族乃至上帝的精神和希望所決定的。他談到他 “我確信我與 “所有美國公民的 “同情的聯繫”,並説:“我確信我的心説的是他們希望自己的心説的同樣的話。” “只要世界上還有罪惡和錯誤,我就不會喊’和平’。“他接着説。“美國的誕生就是為了體現那種對正義元素的虔誠,這些元素來自於神聖聖經的啓示。”
他可能是唯一一位相當堅定地堅持這種信念的美國總統,沒有任何自我懷疑的跡象。這是一種更多地與十字軍戰士而不是政治家聯繫在一起的特質。
對威爾遜來説,這場戰爭就是一場十字軍東征,他打算發動全面戰爭。也許他對自己的瞭解甚至超過了對國家的瞭解,他預言:“一旦把這個民族引向戰爭,他們就會忘記曾經有過寬容這種東西。為了戰鬥,你必須是殘酷的和無情的, 而無情的殘暴精神將進入我們的國家生活的纖維, 感染國會,法院,警察的巡邏,在街上的人。”
美國從來沒有,也永遠不會被它的首席執行官的意志如此告知,在內戰期間暫停人身保護令,在朝鮮和麥卡錫時期沒有,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他將把國家變成一種武器,一種爆炸裝置。
作為一個意想不到的後果,國家也成了流行病的火藥桶。
威爾遜宣稱:“我們必須為戰爭塑造和訓練的不是一支軍隊,而是一個國家。”
為了訓練這個國家,威爾遜用鐵拳減去任何天鵝絨手套。他確實有一些合法的理由來關注,理由是證明一個強硬的路線。
出於與戰爭完全無關的原因, 美國是一個隆隆的混亂的變化和運動, 它的本質和身份轉移。1870年,美國只有四千萬人,其中72%的人生活在小城鎮或農場。到美國加入戰爭的時候,人口已經增加到大約1.05億。僅在1900年到1915年之間,就有1500萬移民湧入美國;大部分移民來自東歐和南歐,他們有新的語言和宗教,還有較深的膚色。而戰後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將是第一次發現居住在城市地區的人比農村多。
美國最大的一個民族是德裔美國人(GermanAmerican),而且一大批德語媒體一直同情德國。德裔美國人會對德國作戰嗎?愛爾蘭共和軍曾在1916年復活節發動了反對英國統治的起義。愛爾蘭裔美國人會為幫助英國而戰嗎?中西部地區是孤立主義的。當美國沒有受到攻擊的時候,它會派兵漂洋過海嗎?民粹主義者反對戰爭,威爾遜自己的國務卿威廉-詹寧斯-布賴恩,三次被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在1915年威爾遜對德國魚雷攻擊盧西塔尼亞號的反應對他來説太過激進後,他已經從內閣辭職。社會主義者和激進的工會主義者在工廠,在落基山脈的採礦社區,在西北地區都很強大。他們,無論是否被徵召,都會捍衞資本主義嗎?
強硬路線的設計是為了恐嚇那些不願意支持戰爭的人去這樣做, 並粉碎或消滅那些不願意支持戰爭的人。甚至在參戰之前,威爾遜就警告國會,“有一些美國公民,我不好意思承認,……他們把不忠誠的毒藥灌進了我們國家生活的動脈中……這種激情、不忠誠和無政府主義的生物必須被粉碎掉。” 他打算這樣做。他打算這樣做。
他的怒火幾乎貫穿了這個國家發生的所有事情,包括時裝:為了節省布匹這種戰爭材料--所有東西都是戰爭材料--設計師們縮小了衣襟,取消或縮小了口袋。而他的憤怒尤其貫穿了美國政府的每一個行為。在內戰期間,林肯曾暫停人身保護令,囚禁了數百人。但這些被監禁的人帶來了武裝叛亂的真正威脅。他留下了格外嚴厲的批評,不加制止。威爾遜認為自己走得還不夠遠,於是對他的表弟説:“感謝上帝賜予亞伯拉罕-林肯。我不會犯他犯的錯誤。”
政府強制服從,控制言論的方式,可怕的方式, 在美國以前或以後不知道。宣戰後不久,威爾遜通過合作的國會推動了《間諜法》,國會只回絕了將徹底的新聞審查合法化,儘管威爾遜稱其為 “當務之急”。
該法案給了郵政局長阿爾伯特-西德尼-伯勒森拒絕投遞任何他認為不愛國或批評政府的期刊的權利。在電視和廣播之前,這個國家的大部分政治言論都是通過郵件進行的。一個南方人,一個狹隘的人和一個仇敵,名義上是一個民粹主義者,但更接近黨內的Pitchfork Ben Tillman派,而不是威廉-詹寧斯-布賴恩的派別,伯勒森很快就讓郵局停止了幾乎所有出版物和任何暗示不那麼熱心支持戰爭的外文出版物的投遞。
司法部長托馬斯-格雷戈裏呼籲更多的權力。格雷戈裏是一個進步的主要負責 威爾遜提名路易斯-布蘭迪斯到最高法院,一個自由主義者和法院的第一個猶太人。現在,觀察到美國是 “一個由輿論統治的國家”,格雷戈裏打算幫助威爾遜統治輿論,並通過輿論統治國家。他要求國會圖書館館長報告那些索取某些書籍的人的名字,還解釋説,政府需要監督 “個別隨意或衝動的不忠言論”。為了做到後者,格雷戈裏推動制定了一項足以懲罰 “出於良好動機或…… “的言論的法律。[如果]叛徒的動機是不可證明的。” 政府得到了這樣的法律。
政府得到了這樣一部法律。1798年,聯邦黨總統約翰-亞當斯和他的政黨,在與法國不宣而戰的壓力下,通過了《煽動法》,規定 “印刷、説出或出版……任何虛假、醜化或惡意的文章 “反對政府是非法的。但該法引發了爭議,導致亞當斯連任失敗,並導致了歷史上唯一一次對最高法院法官的彈劾,當時塞繆爾-蔡斯既幫助大陪審團起訴批評者,又將這些批評者判處最高刑期。
威爾遜的政府走得更遠,卻幾乎沒有引起反對。新的《煽動法》規定,“發表,印刷,寫作或出版任何關於美國政府的不忠,褻瀆,誹謗,或辱罵的語言”,可被判處20年監禁。一個人可能會因為詛咒政府,或批評政府而入獄,即使一個人説的是真的。奧利弗-温德爾-霍姆斯撰寫了最高法院的意見,認為該法案符合憲法--在戰爭結束後,支持被告人的長期監禁--認為如果 “所使用的詞語……造成了明確而現實的危險”,第一修正案不保護言論。
為了執行這項法律,後來成為聯邦調查局的負責人同意讓一個名為 “美國保護聯盟 “的志願者組織成為司法部的附屬機構,並授權他們佩戴徽章,表明他們是 “特勤人員”。在幾個月內,美國保護聯盟將有九萬名成員。一年之內,20萬名APL成員在1000個社區活動。
在芝加哥,一個由聯盟成員和警察組成的 “飛行隊 “跟蹤、騷擾和毆打世界國際工人組織的成員。在亞利桑那州,聯盟成員和義警將1200名國際工人聯盟成員和他們的 “合作者 “鎖進箱車,並將他們留在新墨西哥州州界對面的沙漠中的護欄上。在伊利諾伊州的羅克福德,軍隊要求聯盟幫助從21名被指控攻擊白人婦女的黑人士兵那裏獲得供詞。在全國範圍內,聯盟的美國警戒巡邏隊針對 “煽動性的街頭演説”,有時呼籲警方以擾亂治安為由逮捕演講者,有時更……直接採取行動。聯盟到處監視鄰居,調查 “懶漢 “和 “食物囤積者”,要求知道人們為什麼不買或不買更多的自由債券。
各州取締了德語教學,而愛荷華州的一位政治家則警告説,“所有教德語的男女,百分之九十都是叛徒”。在街上或在電話裏用德語進行的對話變得可疑起來。酸菜被改名為 “自由捲心菜”。《克利夫蘭平原商報》説,“國家要求的是,叛國罪,不管是薄薄的掩飾還是完全沒有掩飾的,都要被剷除。” 《普羅維登斯日報》每天都掛着一條橫幅,警告説:“在美國的每一個德國人或奧地利人,除非是多年的熟人,否則都應該被當作間諜對待。” 伊利諾伊州律師協會宣佈,為拒服兵役者辯護的律師是 “不愛國 “和 “不專業 “的。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尼古拉斯-默裏-巴特勒是共和黨的全國領導人,他解僱了批評政府的教員,並指出:“原來可以容忍的事情現在變得不能容忍了。原本是錯誤的行為,現在卻成了煽動。曾經的愚蠢現在成了叛國罪”
成千上萬的政府海報和廣告敦促人們向司法部舉報任何 “散佈悲觀故事,泄露或尋求機密軍事信息,呼喊和平,或貶低我們贏得戰爭的努力的人” 威爾遜自己也開始説起美國的 “險惡陰謀”,由 “特工和騙子 “在 “高層和低層 “進行。
甚至威爾遜的敵人,甚至是所謂的國際主義共產黨人,也不信任外國人。美國最初出現了兩個共產黨,一個成員是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一個90%是移民。
西蒙-弗萊克斯納最親密的朋友之一的法官洛尼德-漢德(Learned Hand)後來觀察到:“這個社會已經處於解體的過程中,每個人都開始把他的鄰居視為可能的敵人,不符合公認的信條,無論是政治上的還是宗教上的,都成了不忠誠的標誌;沒有具體説明或支持的譴責取代了證據;正統觀念扼殺了異議的自由。” 但美國社會似乎幾乎沒有解體。事實上,它正圍繞着一個單一的焦點結晶;它比以往任何時候,或者説可能任何時候都更專注於一個目標。
威爾遜的強硬路線威脅持不同政見者入獄。聯邦政府也控制了國家生活的大部分。戰爭工業委員會向工廠分配原材料,保證利潤,並控制戰爭材料的生產和價格,而且,與國家戰爭勞工委員會一起,它也設定工資。鐵路管理局幾乎將美國鐵路工業國有化。燃料管理局控制了燃料的分配(為了節省燃料,它還實行了夏令時)。食品管理局--在赫伯特-胡佛的領導下--監督農業生產、定價和分配。而政府通過只允許自己的聲音被聽到,通過用監獄威脅異議者,並對其他所有人大喊大叫,將自己插入美國的心理。
在戰爭之前,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少校寫了一份長長的提案,主張如果國家真的打起來,就直接進行審查。與威爾遜的親信愛德華-豪斯上校關係密切的記者阿瑟-布拉德則主張採取另一種方式。國會拒絕審查制度,解決了對布拉德有利的爭論。
布拉德曾從歐洲為《展望》、《世紀》和《哈珀週刊》寫過關於戰爭的文章。他指出,英國正在審查新聞,並誤導了英國人民,破壞了對政府的信任和對戰爭的支持。他敦促只使用事實。但他對事實本身並沒有特別的感情,只求實效。“真理和謬誤是任意的術語 沒有任何經驗告訴我們其中一個總是優於另一個… … 有無生命的真理和有生命的謊言……"。 思想的力量在於它的啓發價值。它是真還是假,並不重要。”
然後,可能是應豪斯的要求,沃爾特-李普曼在1917年4月12日,即美國宣戰一週後,給威爾遜寫了一份關於建立宣傳局的備忘錄。進步時代的一個產物,在許多領域的專家的出現,是一個精英知道最好的信念。典型的是,李普曼後來稱社會 “太大了,太複雜了”,一般人無法理解,因為大多數公民都是 “心智上的孩子或野蠻人 自我決定[只是]人類個性的眾多利益之一”。李普曼敦促自治應服從於 “秩序”、“權利 “和 “繁榮”。
收到備忘錄的第二天,威爾遜發佈了第2594號行政命令,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員會--CPI,並任命喬治-克里爾為其負責人。
克里爾熱情、激烈、英俊、狂野。(有一次,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裏,到了中年,他真的爬上了舞廳的一盞吊燈,並從上面蕩了下來。) 他打算創造 “一個白熱化的羣眾。“與博愛,奉獻,勇氣和無死亡的決心。
為了做到這一點,克里爾使用了數以萬計的新聞稿和專題報道,這些報道經常被報紙不加編輯地刊登出來。而這些出版物也實行了自我審查制度。編輯們不會刊登任何他們認為可能會傷害士氣的東西。克里爾還建立了一支 “四分鐘人 “的隊伍--他們的人數最終超過了十萬--他們在會議、電影、雜耍表演和各種娛樂活動開始前發表簡短的演講。伯恩悲哀地觀察到:“這種知識分子的凝聚力--她的本能--在國外看來是如此歇斯底里,如此奴性,在這裏卻以高度理性的方式來到我們這裏。”
克里爾開始打算只報道事實,如果是精心挑選的事實,只進行積極的宣傳,避免使用恐懼作為工具。但這種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新的態度體現在克里爾的一位作家的聲明中:“在我們的旗幟上,甚至在真理的傳説之上,都刻着最崇高的格言--‘我們服務’。” 他們是為事業服務的。一張為銷售自由債券而設計的海報警告説:“我就是公眾意見。所有的人都怕我!… …如果你有錢買而不買,我將為你打造這個無人區!” 另一個CPI的海報問道:“你見過這個凱撒派嗎?……。你會發現他在酒店大廳、吸煙室、俱樂部、辦公室,甚至家裏都有他的身影他是一個最危險的醜聞製造者。他重複所有的謠言,批評,和謊言 他聽到我們國家在戰爭中的部分。他是非常可信的… 像這樣的人,通過他們的虛榮心、好奇心或叛逆心 他們正在幫助德國宣傳家播下不滿的種子”
克里爾要求 “100%的美國主義”,並計劃讓 “每一顆印製的子彈都達到其目標”。同時,他對 “四分鐘人 “説,恐懼是 “要在平民中孕育的重要因素。只在最高的道德層面上説話,是很難團結一個民族的。為理想而戰,也許必須加上自我保護的思想。”
“自由之歌”--每週一次的社區活動--從費城蔓延到全國各地。兒童合唱團、理髮店四重奏、教堂合唱團--都在表演愛國歌曲,而觀眾也跟着唱。在每次聚會上,都有一位四分鐘的人在儀式開始時發表講話。可能傷害士氣的歌曲被禁止。雷蒙德-福斯迪克(Raymond Fosdick)是威爾遜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也是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董事會成員(後來是總裁),他領導了訓練營活動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禁止了諸如 “不知道現在誰在吻她 “這樣的歌曲和 “毒舌的模仿”,如 “當Rip Van Winkle先生不在的時候,誰給Rip Van Winkle夫人付的房租?“以及 “有問題的笑話和其他笑話,這些笑話雖然表面上無傷大雅,但卻暗藏殺機--它們在士兵們的頭腦中留下了不滿、憂慮和焦慮的毒藥,使他們為家鄉發愁[T]這些歌曲和笑話是匈奴人煽動的寫信宣傳的高潮,他們在信中向士兵們講述了所謂的家鄉苦難狀況的謊言故事。”
而威爾遜毫不留情。為了打開自由貸款的大門,威爾遜要求:“武力! 力量到極致! 毫不吝嗇或無限制的武力!正義的、勝利的武力,它將使世界的法律變得正確,並把一切自私的統治拋在塵埃裏。”
這種力量最終會加劇流感的侵襲,破壞社會結構,如果是間接的。威爾遜也試圖帶領國家走一條更柔和的道路,這將減輕--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損害。
這條柔和的道路意味着美國紅十字會。
如果説美國保護聯盟動員公民,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男性,去監視和攻擊任何批評戰爭的人,那麼美國紅十字會則動員公民,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女性,以更有成效的方式。國際紅十字會成立於1863年,它的重點是戰爭,是第一份日內瓦公約中規定的對戰俘的體面待遇。1881年,克拉拉-巴頓成立了美國紅十字會,第二年,美國就接受了公約的準則。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的戰鬥人員都是國際紅十字會的成員。但每個國家單位都是完全獨立的。
美國紅十字會是一個準公共機構,其掛名會長是(現在也是)美國總統。美國紅十字會由國會正式授權,在緊急情況下為國家服務,戰爭期間,美國紅十字會與政府的關係更加密切。它的中央委員會主席是威爾遜的前任總統威廉-霍華德-塔夫脱,威爾遜還任命了它的整個 “戰爭委員會”,即該組織的真正統治機構。
美國一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紅十字會就宣佈,它將 “以任何方式……可能援助我們的盟友……該組織在這個偉大的世界性緊急事件中,所要做的,無非是協調我們人民的慷慨和努力,以實現一個最高的目標。”
沒有比這更愛國的組織了。它全權負責向軍隊提供護士,數以萬計的護士。它在法國組織了五十家基地醫院。它裝備了幾節火車車廂,作為疾病爆發時的專門實驗室--但只保留給軍方使用,不給平民使用--並把它們駐紮起來,“以便在24小時內可以在[國內]任何一點送去一個”。(洛克菲勒研究所還將鐵路車廂裝備成最先進的實驗室,並將其放置在全國各地)。它照顧在彈藥工廠的幾次爆炸後受傷或無家可歸的平民。但它最重要的作用與醫學或災難無關。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把國家凝聚在一起,因為威爾遜利用它深入到全國的每個社區。紅十字會也沒有浪費增加它在美國生活中存在的機會。它已經在幾次災難中名聲大噪:1889年的約翰斯敦洪水,當時大壩破裂,水像錘子一樣砸向賓夕法尼亞州的城市,造成2500人死亡;1906年的舊金山地震;1912年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大洪水。它還曾在西班牙美洲戰爭和隨後的菲律賓叛亂中為美軍服務。
不過,美國紅十字會在大戰開始時,只有107個地方分會。它完成了3,864個分會。
它深入到最大的城市和最小的村莊。它清楚地表明,參加紅十字會的活動,就是加入了對文明,特別是對美國文明的偉大討伐。它利用微妙的手段和社會壓力來迫使人們參與。它確定了一個城市中最顯赫和最有影響力的人,一個別人只有在困難的情況下才能拒絕的人,並請他擔任當地紅十字會分會的主席;它向他發出呼籲,告訴他他對戰爭的努力有多麼重要,多麼需要他。他幾乎無一例外地同意了。它還請女主人、城市中的 “社會 “領袖--費城的J.威利斯-馬丁夫人,她創辦了全國第一個花園俱樂部,她的家庭和丈夫的家庭與主流社會上的任何家庭一樣穩固--或者在哈斯克爾縣的小城鎮中的任何 “社會”,洛林-米納夫人,她的父親是堪薩斯州西南部最大的地主--主持一個婦女輔助機構。
1918年,紅十字會統計,在1.05億總人口中,有3千萬美國人是積極的支持者。有800萬美國人,佔總人口的近8%,在當地分會中擔任生產工人。紅十字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志願者人數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儘管全國人口增加了30%)。在這支龐大的志願者隊伍中,婦女幾乎佔了全部,她們還不如在工廠裏工作。每個分會都得到一個生產配額,每個分會都生產這個配額。她們生產了數以百萬計的毛衣,數以百萬計的毯子,數以百萬計的襪子。他們製造傢俱。他們做了所有要求他們做的事情,而且他們做得很好。當聯邦食品管理局説需要用桃子、李子、棗子、李子、杏子、橄欖和櫻桃的核來製造防毒面具的碳時,報紙報道説:“各城市的糖果店和餐館已經開始以成本價提供堅果和水果,以便上交核和殼,這是一種愛國服務……。
每個美國男人、女人或孩子,如果有親戚或朋友在軍隊裏,都應該把為他的防毒面具提供足夠的制碳材料當作個人義務。” 於是,全國各地的紅十字分會收集了數千噸的果核--如此之多的果核,最後,他們被告知,要停止收集。
正如在伊利諾伊州林肯市長大的小説家、《紐約客》編輯威廉-馬克斯韋爾所回憶的那樣,“另一個人會下去給士兵們卷繃帶。她把類似盤巾的東西戴在頭上,前面有一個紅色的十字架,並穿着白色的衣服,在學校裏,我們保存了果核,這些果核應該被變成防毒面具,這樣鎮上的人就會知道戰爭的努力。“在所有的活動中,都有一種積極參加戰爭的意識。
戰爭正在吸收整個國家。最初僅限於二十一歲到三十歲的男子的徵兵,很快就擴大到十八歲到四十五歲的男子。即使基數擴大了,政府也宣佈 在這個年齡組的所有男人都將在一年內被徵召入伍。所有的男人,政府説.
軍隊也將需要至少十萬名軍官。學生陸軍訓練團將提供其中的許多人:它將以 “自願入伍的方式招收男子,……讓他們立即服現役。”
1918年5月,戰爭部長牛頓-貝克寫信給所有 “學院級 “院校的校長,從馬薩諸塞州劍橋的哈佛大學,到俄勒岡州波特蘭的北太平洋牙科學院。他沒有要求合作,更沒有要求許可。他只是説:“將在每一所招收100名或以上男生的學院級機構中,提供由軍官和軍士長領導的軍事教學,鼓勵所有18歲以上的學生參軍……指揮官[將]執行軍紀。”
1918年8月,一位下屬在貝克的信後給學院管理人員寫了一份備忘錄,指出戰爭很可能需要 “從這一天起的10個月內,動員所有21歲以下的身體健康的註冊學生……。
學生通過自願入伍,成為美國陸軍中的一名士兵,穿上軍裝,遵守軍紀,領取現役士兵的工資”。一旦被激活,幾乎所有的人都會被派往前線。20歲的人在入伍前只需接受三個月的訓練,年輕的人只需再接受幾個月的訓練。“鑑於大多數學生士兵留在大學裏的時間相對較短 以及等待他們的嚴格的軍事職責, 學術教學必須按照直接的軍事價值來修改。”
因此,學術課程的教學將被終止,代之以軍事訓練。軍官將實際指揮全國的每一所大學。高中被 “敦促加強他們的教學, 以便17和18歲的年輕人可能有資格 ,儘快進入大學”
在威爾遜選擇戰爭的瞬間,國家的全面參與已經開始。最初美國在歐洲的遠征軍只是那支部隊, 一支人數不多的小部隊,只是一條小規模的戰線。但美軍正在集結。而把整個國家鍛造成一種武器的過程也即將完成。
那個過程將把數以百萬計的年輕人 擠進為更少的人建造的兵營裏 異常狹窄的地方 它將把數以百萬計的工人帶到沒有住房的工廠和城市裏,在那裏,男人和女人不僅共用房間,而且共用牀鋪,在那裏,他們不僅共用牀鋪,而且輪流共用牀鋪,在那裏,一個班的工人回家--如果他們的房間可以被稱為家的話--然後爬上一張剛被其他離開去工作的人騰出來的牀,在那裏,他們呼吸着同樣的空氣,用同樣的杯子喝水,使用同樣的刀叉。
這個過程也意味着,通過恐嚇和自願合作,儘管聲明不顧真相,政府還是控制了信息的流動。
因此,國家的充分參與將提供偉大的香腸機 ,與多個方式磨碎一個身體。它將以技術和自然界共有的冰冷中立的態度來碾壓,它不會把自己侷限於通常的炮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