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戰：意識形態背後的資本硝煙*_風聞

作者/孔誥烽（Ho-fung Hung）

翻譯/大麥 日珥 子牛

校對/子牛

2020年3月12日，中國北京，中央商務區的中國公民。（凱文·弗雷爾/蓋蒂圖片社）

中美兩國宣佈進入新冷戰狀態，這似乎預示着威權主義體制與自由民主體制的衝突。但從中美兩國日益激烈的對抗中，我們看到的並不是兩種不同意識形態間的較量，而是來自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

關於中美之間的“新冷戰”，現今有一種説法認為這是威權主義和自由民主意識形態之間的冷戰，這一説法引發熱議。但我們都知道，中國的體制並不是近兩年才走向威權主義的。很長時間以來，美國的整個建制派都十分熱衷於中國的威權主義體制。（譯者注：此處的建制派應理解為美國的當權派。）

1989年6月20日，美國時任總統布什給鄧小平寫了一封密信。信中布什對鄧提到，美國僅是一個有着兩百年曆史的年輕國家，而中國卻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對世界文明有着巨大的貢獻，所以美國有理由相信中國領導人能夠替中國人民做出最佳的明智選擇。布什向鄧保證，某事件並不會阻礙中美兩國間偉大的商貿往來。如果説中美間的對抗是一場基於意識形態的冷戰，那麼這場冷戰恐怕早在30年前就應該開始了。

對抗

在我接下來進行的研究中，我通過考察美國企業在過去30年對中國的出口，來審視中美兩國關係是如何從和睦友好轉變為對抗競爭的。我也會考察這些代表中國進行遊説的美國企業，並討論這些企業多年來是如何塑造美國對華政策的。這是對中美關係變化所做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解釋，這種轉變最終是由美國企業集團對中國態度的巨大轉變所推動的。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美國情報外交軍事機構中總瀰漫着一種聲音，試圖將中國定位成繼蘇聯解體後美國又一個主要競爭對手。因此自中蘇冷戰結束以來，有關中美新冷戰的討論就沒有停止過。

但縱觀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21世紀初，美國企業卻一直反對所有對華的不友好政策，美國企業的遊説遏制了情報外交軍事機構鼓吹的中國威脅論。舉例來説，我最近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ic)上發表的文章寫道，克林頓政府在成立的第一年，主要是由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沃倫·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和温斯頓·洛德（Winston Lord）等人權理想主義者組成。

1993年，政府中的這些人權理想主義者與右翼的反共鬥士和國會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反貿易左派人士聯手，支持在中國商品進入美國市場的低關税上增加人權條款，因而推翻了前兩屆共和黨政府支持、工會組織強烈反對的對華自由貿易政策。

然後在1993至1994年，美國國務院和華爾街之間就美中貿易政策展開了一場權力鬥爭。1993年，克林頓從華爾街請來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令其擔任新成立的國家經濟委員會的第一任主任。在某種程度上，羅伯特·魯賓和温斯頓·洛德在媒體上公開就對華政策進行爭論。魯賓認為，在中國進入美國市場的低關税條件中增加人權條款是不明智的，洛德則表示這一政策正在發揮其作用，美國應該保留人權條款。最終，美國國務院在這場權力爭鬥中輸了，華爾街則控制了對華政策的決定權。

協同增效

如果不是因為中國政府動員美國企業進行激烈的遊説，華爾街就不會贏得關於美中政策的這場爭鬥。1993年，中國正處於經濟危機之中：經濟過熱、國際收支危機、通貨膨脹率高達25％、外匯儲備蒸發。當時，國家副總理朱鎔基是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管理者。  

1993年10月，朱在北京召開的農村高層幹部會議上談到了嚴峻的經濟形勢。鄧小平南巡引發了債務融資投資的過度擴張、信貸緊縮和國家財政危機。而前蘇聯剛解體不久，中國又要面臨因為南巡帶來的經濟混亂形勢。朱在會上對農村幹部説，中國需要通過調整為出口導向型發展來擺脱危機。他還向所有人保證説，他們最終將克服這些所有的困難，而他在剛與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的領導人會面時，也得到了對方會完全支持中國經濟的保證。

1990年代，許多中國的國有企業經過了私有化，並在香港和紐約等海外股票市場上市。而他們進行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都要依賴於華爾街的銀行、會計和審計公司。這對華爾街公司來説，是一筆巨大的生意。因此，1990年代中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是建立在中共與華爾街的協同作用之上的。這就解釋了為什麼1989年後，華盛頓是中國利益最早最堅定的擁護者。

但是，直到1993年，除了華爾街，沒有多少其他公司有興趣向中國擴張。例如，蘋果當時正忙於擴展其在加利福尼亞和科羅拉多州的生產設備。許多勞動密集型製造商正在考慮通過即將實施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1994年生效）向墨西哥擴張，因而最初並沒有將中國視為他們的市場前沿。但是在1993到94年間，北京精準地面向一些在政治上最具影響力的美國公司，承諾向他們提供市場準入和特定權利（比如給能源公司鑽探權），以使其成為中國在華盛頓的“代理遊説者”。卡特彼勒（Caterpillar，譯者注：財富500強公司之一，是工程機械、礦山設備、發動機等的全球領先製造商）就是一個例子，中國予其巨大的市場份額之後，它的採礦和建築設備需求便激增。  

另一個例子是電信公司AT&T（譯者注：American Telephone & Telegraph Company，美國電話電報公司）。中國邀請AT&T為其貿易利益遊説，並承諾在中國電信市場給AT&T留一個重要位置。這些公司受到北京方面承諾的激勵而竭力遊説，反對給中國商品加上人權條件。在1994年，他們成功地迫使克林頓政府和國會民主黨人走向自己的反面，撤銷了僅僅一年前他們還熱心支持的中國貿易的人權條件。  

從那時起，中國出口產品就可以無條件以低關税進入美國市場，為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鋪平了道路。直到2000年，許多美國公司都因北京向他們提供的承諾和期望而鼓足幹勁，團結一致去遏制美國情報、外交和軍事機構將中國視為敵人並與之發動新冷戰的意圖。  

潮流之變

中國在美國政策上獲其所願後，轉而改變政策，以確保像AT&T這樣的外國公司不能在中國電信領域獲得多數股權和領導地位。北京開始培養中國移動和中國電信等國有電信巨頭，以佔領市場並邊緣化外國企業。這種情況自2010年開始變得更加明顯。

例如，我跟蹤調查的一家公司，從2000年代初到2009和2010年，一直在遊説反對任何指控中國操縱貨幣的國會法案。但是在2010年之後，該公司發現自己成為中國重商主義政策的目標，並且是中國強制技術轉移政策的受害者，便隨即改變了在國會遊説中的立場，開始支持指責中國操縱貨幣的國會法案。還有很多其他類似的例子也印證了這一情況。 

許多公司在2010年左右改變了立場。一位法律學者稱美國出現了“企業反華叛亂”。部分公司採取了比較消極的方式，即不積極幫中國遊説。許多公司曾經大聲疾呼反對他們認為有損中國利益的法案，現在則袖手旁觀，不再幫助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即便美國兩黨越來越兩極分化，但是很多挑釁北京的法案都能一致投票通過，比如支持台灣之類的法案。

我收集的數據中，許多指標都一致表明2010年是一個轉折點。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是2010年？歸根結底，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2009年和2010年中國的刺激政策引發了這一轉變。例如，卡特彼勒曾經在中國的建築機械市場上佔有很大份額。佔行業主導的一些中國國有工程機械製造公司也曾與卡特彼勒建立合資關係，但後來，這些公司抄襲了它的產品設計並轉而成為其競爭對手。

轉折點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經濟也遭受重創。北京立刻啓動了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讓國家銀行給多數國有企業發放低利率貸款來強提產能和工資。許多國有工程機械製造商趁機利用這些貸款大量仿製卡特彼勒的機器，並以極低價出售。

這些中國企業利用花不完的貸款，還有從前美國合作伙伴那裏順來的技術機密，在金融危機後把美國企業從中國市場排擠了出去。2011年胡錦濤訪問美國白宮時，和奧巴馬舉行了聯合新聞發佈會，奧巴馬當着胡錦濤的面公開抱怨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遭受的不公待遇。這是美國總統第一次提出在中國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重要性。

2012年之後，事態發展更加惡化。不是因為領導人更迭，而是因為刺激計劃的效力已經過去，中國經濟又陷入了衰退，出現了產能過剩的危機。北京曾從國家銀行低息貸款發放給所有部門的國企，以此擴大產能，但是中國市場已經飽和了。修高鐵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該行業創造的產能足以建成一整個高鐵系統，但是才到2012年，能產生經濟效應的新路線就已經全部修完了，很多國有企業堆積了過剩的產能，陷入混亂，導致國企2011年和2012年的收入大幅下滑。

一帶一路

同一時期，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從各種意義上説，一帶一路是為了解決國企的過剩產能，轉而去打開國外市場。一帶一路一般是借錢給其他發展中國家，讓他們購買中國的產品或者將項目承包給中國企業，成效顯著。比如，中國領先的建築機械公司的年報顯示，2012年之後，他們就成功擺脱了利潤危機，並且收入增長迅速，還明確感謝了一帶一路，正是一帶一路為公司帶來了許多國外市場的訂單。這些中國企業不僅將美國企業排擠出了中國市場，現在又將美國企業排擠出了發展中世界的國際市場。

因此，正是中國企業如此的競爭方式導致美國企業轉變了對中國的態度。即便在金融領域，美國銀行也面臨來自中國銀行的競爭。中國當年加入世貿組織的時候承諾不會開放金融領域，可是現在已經磨刀霍霍向發展中世界的金融領域出擊了，美國企業自然感受到了背叛。這就是中美對抗背後深層次的物質原因。所以，並不是特朗普政府開始挑起的對立，其實早在奧巴馬執政時期就開始了，特朗普只是延續了這種對抗。

對抗在繼續

2012年，隨着中國在南海和台灣海峽一帶越來越囂張，華盛頓實行亞太再平衡戰略，重新在亞洲部署軍事和外交力量來抗衡中國，奧巴馬和克林頓還推動建立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PP）的自由貿易協定。

該協定實質上是為了在經濟上孤立中國，給中國施壓，如果中國想加入，就不得不轉變其經濟政策。所以特朗普當選之後，中國很多民族主義的報紙和官方的學者都欣喜若狂，以為只要不是希拉里當選，就不會繼續堅持亞太再平衡戰略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他們覺得特朗普會重新調整美中政策，和中國達成一致，不再給中國施壓。

結果卻更加惡化了。儘管對待中國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中美關係之間的結構性變化並沒有實質的改變。只不過奧巴馬用的是《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這根胡蘿蔔引誘中國上鈎，使其調整經濟政策以符合美國企業的利益，而特朗普用的則是關税這根大棒。但是二者的目標是一致的，奧巴馬和特朗普面對中國的經濟和地緣擴張所做的，背後都體現了美國企業所面臨的結構性困境。

那麼之後會發生什麼？有意思的是，很多人寄希望於下一屆大選。可惜的是，大選改變不了什麼。如果喬·拜登（JoeBiden）當選，他很可能會在奧巴馬和克林頓對華政策的基礎上繼續加碼，制定類似於亞太再平衡戰略和《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政策。所以無論誰贏，中美之間的對抗只會加劇，不會緩解。

*原文鏈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20/07/us-china-competition-capitalism-rivalry

原標題：

The US-China Rivalry Is About Capitalist Competition（中美對抗——資本主義內部的競爭），譯文略有刪節。

本文於馬克思社會學博客重新發表。

本文參考了孔誥烽（Ho-fungHung）於2020年在《國際政治經濟學評論》上發表的著作《全球化的邊緣：中國的遊説與克林頓對華貿易政策的逆轉，1993-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