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感-歷史上最致命的瘟疫的史詩故事(第十八章)_風聞
微信公众号_战争机器-2020-07-31 10:37
第十八章
德文斯被打了個措手不及。其他營地和海軍基地則沒有。 高爾加斯的辦公室立即發出了疾病的警告,全國各地的醫務人員也都聽從了。即便如此,病毒還是首先以最具殺傷力的方式到達了這些軍營哨所,侵入了營房牀鋪上緊密的年輕人羣。
格蘭特營既不是受災最嚴重的地方,也不是受災最少的地方。事實上,除了一個特殊的和個別的悲劇,它是相當典型的。
營地橫亙在伊利諾伊州羅克福德郊外的洛克河上 連綿起伏但大多是平坦的鄉村。那裏的土壤肥沃而茂盛,它的第一任指揮官在基地上種植了一千五百英畝的甜玉米和 “豬玉米”、乾草、小麥和冬小麥、土豆和燕麥。那裏的新兵大多來自伊利諾伊州北部和威斯康星州,他們都是頭髮呈稻草色、臉頰紅潤的農家子弟,知道如何種植農作物,而且產量很大。
這是一個非常有秩序的地方,考慮到它是匆忙建造的。它有一排排整齊的木製營房,還有更多的一排排大營帳,每個營帳有十八個人。所有的道路都是土路,夏末的時候,除了下雨的時候會把道路變成泥巴之外,空氣中瀰漫着灰塵。醫院位於營地的一端,有兩千張牀位,不過它一次照顧的病人最多的時候是852人;基地裏還分散着幾家醫務室。
1918年6月,國家研究委員會的韋爾奇、科爾、羅素和理查德-皮爾斯--他們很少離開華盛頓,通常忙於協調研究工作--視察了營地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韋爾奇評價格蘭特的醫務長H-C-米奇中校 “能幹而精力充沛”,醫院實驗室 “出色”,病理學家 “是個好人”,而科爾的朋友喬-卡普斯,在醫院本身 “當然是個出色的服務主任”。負責幾百匹馬和各種牲畜的獸醫,也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六月的那次訪問中,他們都討論了肺炎的問題。卡普斯已經開始用普雷斯頓-凱斯研製的一種不同於科爾的血清進行臨牀實驗。凱斯是芝加哥大學一位很有前途的研究者,韋爾奇曾對他説:“值得我們繼續關注他。” 卡普斯和科爾交換了信息。卡普斯還談到,看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趨勢,即 “不同類型的肺炎……臨牀上毒性更強,更致命……在屍檢時往往有大量的合併區……還有出血性肺泡區”。
接着,他為他們演示了他所做的一項創新實驗:呼吸道疾病患者戴上紗布口罩。韋爾奇稱口罩是 “一個偉大的東西……在預防噴霧感染方面的重要貢獻”。他鼓勵卡普斯為《美國醫學會雜誌》寫一篇文章,並建議皮爾斯對口罩的有效性進行研究。科爾表示同意:“這是一件與預防肺炎有關的非常重要的事情。”
韋爾奇也從那次檢查中,也就是那次巡視的最後一次檢查中走出來,推薦了兩件事。這在他心裏證實了他的願望,即把所有營地的新來者分配到特別建造的拘留營裏去住三個星期;這些人將在一起吃飯、睡覺、操練--而且是隔離的--以避免與已經在營地裏的人發生任何交叉感染。其次,他希望卡普斯的口罩使用範圍擴大到所有營地。
卡普斯確實寫了《美國醫學會雜誌》的文章。他報告説,他發現口罩非常成功,以至於在實驗不到三週後,他就放棄了測試,只是把口罩作為 “常規措施 “開始使用。他還提出了一個更普遍的觀點,即 “檢查傳染的最重要措施之一 “是消除擁擠。“增加營房中牀鋪之間的空間,把一個士兵的頭放在他鄰居的腳對面,在牀鋪之間拉上帳篷旗,在飯桌的中央吊下一塊簾子,這些都是被證明有價值的。”
為了防止少數到達的人感染整個營地,他還重複了韋爾奇的建議,將轉移的部隊隔離起來。格蘭特有這樣一個 “庫房大隊”,這是一個單獨的隔離營房,供新兵和轉兵使用。它的樓梯建在外面,以便警衞可以實施隔離。但軍官並不留在倉庫大隊,只有士兵才會留在這裏。
卡普斯的文章發表在1918年8月10日的《美國醫學會雜誌》上。
8月8日,查爾斯-哈格多恩上校擔任格蘭特營的指揮官。他是一位矮小、憂鬱的軍官,畢業於西點軍校,五十一歲時還是個學士,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獻給了軍隊和他的部下。他一生也在為戰爭做準備,不斷地研究戰爭,從經驗以及閲讀和分析中學習;一份報告 “認可[他]是正規軍中最傑出的線路專家之一”。他曾在古巴與西班牙人作戰,在菲律賓與游擊隊作戰,一年前還在墨西哥追擊潘喬-維拉。有時他下達的命令看似衝動,甚至莫名其妙,但這些命令背後都有一彎道理。他決心教他的士兵生存,和殺戮。而不是去死。他關心他的部隊,喜歡被他們包圍。
他面臨的一個問題似乎與戰爭沒有什麼關係。營地已經超負荷運轉了。當韋爾奇在6月訪問時,只有3萬名士兵在場。現在兵力已超過四萬,而且沒有任何減少的預期。許多人被迫住進了帳篷,而冬天--伊利諾伊州北部的冬天,在創紀錄的寒冷之後的一年--只剩下幾周了。
軍隊規定每個士兵在營房裏有多少空間。這些規定與舒適度關係不大,而與公共衞生關係很大。9月中旬,哈加多恩決定無視軍隊關於過度擁擠的規定,把更多的人從帳篷裏搬進營房。夜晚已經很冷了,他們在那裏會更舒適。
但那時戈爾加斯的辦公室已經發出了有關疫情的警告,流感已經傳到了一百英里外的大湖海軍訓練站。在格蘭特營,醫生們注意着第一例病例的出現。他們甚至已經知道它可能發生在哪裏。數十名軍官剛剛從德文斯趕來。
營地的高級醫務人員就哈加多恩增加擁擠的計劃與他對峙。雖然沒有關於這次會議的記錄,但這些醫生都是韋爾奇和科爾最看重的人,在出色的文職生涯中,他們發號施令,而不是接受命令。這次會議肯定是有爭議的。看在上帝的份上,他們會警告他,羅克福德已經出現了零星的流感病例。
但哈加多恩相信,疾病是可以控制的。除了他的作戰記錄外,他還曾在運河區擔任過參謀長,看到高爾加斯在那裏甚至控制了熱帶疾病。此外,他對自己的醫務人員有極大的信心。他對他的醫生比他們自己更有信心,也許是提醒他們,他們甚至避免了困擾許多營區的麻疹流行病。9月4日,營地自己的流行病學家提交了一份報告,指出:“這個營地的流行病在任何時候都不令人擔憂……。麻疹、肺炎、猩紅熱、白喉、腦膜炎和天花的病例時有發生。這些疾病都沒有形成流行病。”
而這只是流感。不過,哈加多恩還是做出了一些讓步。9月20日,他發佈了幾條保護營地健康的命令。為了防止塵土飛揚,所有的道路都將被塗上油。而出於對流感的擔憂,他同意進行一次虛擬隔離。“在總部發出進一步通知之前,軍官和士兵的通行證和離營許可… 將不會被授予,除非來自本辦公室,而且只有在最緊急的情況下。”
但他當天還發布了一條命令。對米奇和卡普斯來説,看到他用他們的權力來證明這一點一定特別痛心。“作為軍事上的需要 必須要有一支擁擠的部隊. 營地外科醫生在這種情況下授權在營房裏進行擁擠… 超過授權的能力。 這將在建築物被新佔領時立即執行。”
9月21日,也就是哈加多恩發佈命令的第二天,步兵中央軍官訓練學校--這個有來自德文斯的軍官的組織--有幾個人報了病。他們立即被隔離在基地醫院裏。
這沒有什麼好處。到午夜時分,步兵學校和旁邊部隊的108人被送進了醫院。在那裏,每個病人的口鼻上都戴上了紗布面具。
這兩個單位與營地的其他地方隔離,單位裏的人也有一部分相互隔離。每張牀周圍都掛着牀單,每個人每天都要接受兩次檢查。所有的公共集會--電影、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等等--都被取消了,這些人被命令 “在任何時候都不能以任何方式與其他組織的人混在一起”。
任何一個營房,如果有幾起案件的報告,將被隔離;它的居住者將不允許以任何方式與同一組織的其他營房的居住者混在一起。”
衞兵嚴格執行了命令。但感染流感的人在感覺到任何症狀之前就會傳染給其他人。當時已經太遲了。在四十八小時內,營區裏的每個組織都受到影響。
第二天入院人數上升到194人,接下來是371人,接下來是492人。在第一個軍官報病後四天,第一個士兵死了。第二天又死了兩個人,711名士兵被送進醫院。在六天內,醫院從610張被佔用的病牀變成了4102張被佔用的病牀,幾乎是它曾經照顧過的病人的五倍。
救護車太少,無法把病人運到醫院,於是就用騾子拉着擔架車,直到騾子筋疲力盡,停止工作。牀單太少,所以紅十字會從芝加哥訂購了六千張牀單。牀位太少,所以幾千張小牀被塞進了走廊、倉庫、會議室、辦公室和走廊的每一平方英寸。
這還不夠。早期的醫療分隊成員已經搬進了帳篷,這樣他們自己的營房就可以改造成一個五百張牀位或小牀的醫院。分散在整個營地的十個營房也被改造成了醫院。這還是不夠的
所有關於戰爭,關於殺戮的訓練,都停止了。 現在人們為停止殺戮而戰。
健康的士兵被消耗在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照顧病人上。320人被派往醫院作為一般支援人員, 然後又增加了260人. 另有250人除了用稻草塞滿麻袋做牀墊外,什麼也沒做。還有幾百人把裝滿醫療用品的鐵路車源源不斷地卸下來。還有數百人幫助運送病人或清洗衣物--洗牀單、製作口罩--或準備食物。同時,在雷雨威脅來臨之前,一百名木匠用屋頂紙將39個陽台圍起來,為數百名暴露在風雨中的病人擋雨。卡普斯引以為豪的紗布口罩,韋爾奇曾稱讚的口罩,已經不再製作;卡普斯沒有材料和人員來製作了。
醫務人員本身也因為過度勞累和疾病而崩潰。疫情發生五天後,有五名醫生、三十五名護士和五十名勤務員生病。這個數字還會增加, 而醫務人員也會有自己的死亡人數。
疫情發生七天後,仍有能力工作的士兵又將九個營房改建成醫院。阿司匹林、阿托品、洋地黃、冰醋酸(一種消毒劑)、紙袋、痰杯和體温計都很短缺------可供使用的體温計都被神志不清的人弄壞了。
又有40名護士趕到了急診,使醫院有了383名護士。它還需要更多的護士。所有到基地特別是到醫院的訪客都已經被禁止 “除非在特殊情況下”。現在那些特殊情況已經變得很普遍, 隨着訪客湧入,米奇指出, “被死亡危險的電報所召喚” 前一天已經處理了438封電報。
這個數字還在不斷攀升,而且速度很快。為了處理很快變成每天數千封電報和電話,紅十字會搭起了一個大帳篷,有地板,有暖氣,有電線,有自己的電話交換機和一排排椅子,就像一個禮堂,親屬們在那裏等待着看望病入膏肓的士兵。需要更多的人員來護送這些看病的人。需要更多的人員和更多的洗衣設施,僅僅是為了清洗每個來訪者所穿的長袍和口罩。
醫院的工作人員無法跟上步伐。一排排的人咳嗽着,躺在沾滿血跡的亞麻布上,周圍滿是蒼蠅--醫院下達了 “在每個痰杯裏加福爾馬林以驅趕蒼蠅 “的命令--嘔吐物、尿液和糞便的怪味讓親屬們在某些方面比病人更絕望。他們向任何看起來健康的人--醫生、護士或護理員--行賄,以確保他們的兒子和愛人得到照顧。事實上,來訪者都求他們接受賄賂。
米奇嚴厲地回應道:“禁止對任何一個病情不危急的病人進行特殊的個人護理,病房人員奉命向指揮官報告任何平民或其他人員提出特別要求,要求對某個病人給予特別照顧。”
還有一件事,更糟糕的事。
在第一個格蘭特營士兵死亡的同一天,3108名士兵登上了一列火車,離開那裏前往喬治亞州奧古斯塔外的漢考克營。
他們離開時,離格蘭特營幾百英里外的文職衞生官員要求隔離整個營地,要求甚至禁止護送死者回家。他們帶着運送感染麻疹的部隊的火車的記憶離開了,當時戈爾加斯和沃恩曾抗議部隊 “在營地和火車上散發了它的種子”,但毫無用處。在這種情況下,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阻止麻疹的傳播”。他們是在教務長有遠見地取消了下一次徵兵之後離開的。而他們是在戈爾加斯的辦公室敦促停止所有部隊在受感染和未受感染的營地之間的移動之後離開的。
軍隊確實下令不在營地之間 “轉移任何流感接觸者”,也不向被隔離的基地轉移。但即使是這個命令也是在幾天後才下達的,而此時每耽擱一天都可能會讓數千人喪生。命令還指出,“非接觸者的軍官和士兵的行動將按命令迅速進行。” 然而,男人可以看起來很健康,而自己卻在潛伏着流感,他們也可以在症狀出現之前感染其他人。
在那列火車上離開格蘭特的人被塞在車廂裏,幾乎沒有活動的空間,在他們刻意穿越950英里的國土時,他們就像在潛水艇上一樣,層層疊疊,嚴絲合縫。他們一開始會很興奮,因為運動會產生自己的興奮,然後就會感到乏味,分秒必爭地拖着,幾個小時的時間把通道融成了一個自成一體的世界,寬十英尺,高七英尺,散發着煙味和汗味,每輛車裏有幾百人,距離比任何一個軍營都近,而且通風條件也差得多。
當列車滾滾向前的時候,男人們會像吸香煙一樣靠在窗外吸一縷空氣。然後一個士兵會咳嗽起來,另一個士兵會開始傾瀉汗水,另一個士兵會突然有血從鼻子裏湧出來。其他的人將會害怕地從他們身邊退縮,然後還有一些人將會倒下,或在發燒或神志不清中爆發,或開始從他們的鼻子或可能從他們的耳朵中出血。火車上會充滿了恐慌。在加油和飲水的車站,人們會湧出火車,尋求任何逃生的機會,與工人和其他平民混雜在一起,當軍官命令他們回到車廂,進入這口滾燙的棺材時,他們會不情願地服從。
火車到站後,七百多人--幾乎佔火車上所有部隊的四分之一--被直接送往基地醫院,很快又有數百人被送往醫院;在3108名部隊中,總共有兩千人將因流感住院。在他們當中有143人死亡後,統計數字併入了漢考克-漢考克營地其他部隊的統計數字,而這批病毒就是發往漢考克-漢考克營地的--並變得無法追蹤。但死亡人數很可能接近,也可能超過了列車上所有部隊的10%。
Hagadorn已經變得與營地的運作完全無關。現在,他在每一點上都向醫務人員屈服,做了他們要求的一切,向他們提供了一切可用的資源。甚至似乎沒有什麼能減緩疾病的發展。
10月4日,格蘭特營地第一次有一百多人在一天內死亡。近五千人患病,每天還有數百人患病。而傳染的曲線圖仍然幾乎是直線上升的。
很快,在一天之內,就有1810名士兵報病。在其他一些軍營,甚至更多的士兵幾乎同時倒下;事實上,在密歇根州戰溪城外的卡斯特營,一天之內就有兩千八百名士兵報病。
在疫情發生之前,卡普斯已經開始測試普雷斯頓-凱斯用雞製備的肺炎血清。凱斯推斷,既然雞對肺炎球菌不敏感,那麼用高毒性的肺炎球菌感染它們,可能會產生一種非常強大的血清。卡普斯曾計劃進行一系列 “非常仔細控制 “的實驗。
但現在,在沒有別的辦法嘗試的情況下,他在血清到達時給所有人注射了血清--它供不應求。它似乎起了作用。234名患肺炎的人接受了血清;只有16.7%的人死亡,而沒有接受血清的人有一半以上死亡。但它卻供不應求。
為了保護部隊不受疾病侵襲,或至少防止併發症的發生,人們做出了絕望的努力。殺菌劑被噴入部隊的口鼻中。士兵們被命令使用殺菌漱口水,並每天漱口兩次。有人嘗試用甘油中的碘酒來消毒口腔。含有薄荷醇的凡士林被用在鼻腔裏,用液態的阿波林清洗口腔。
儘管做了各種努力,死亡人數還是不斷上升。它上升得如此之高,以至於工作人員變得疲憊不堪,厭倦了文書工作,甚至厭倦了識別死者的身份。米奇被迫發佈命令,警告説:“遺體要貼上標籤,在左前臂中間貼上印有姓名、軍銜、組織的膠泥。病房外科醫生的職責是在遺體離開病房前完成這項工作。
在閲讀死亡證明上的名字時,已經經歷了很大的困難… … 要麼讓這些證書打字,要麼讓證書清晰地打印。
負責人員的任何疏忽都將被解釋為翫忽職守。”
米奇還指示所有人員:“在本醫院死亡的人的親友不得送到基地醫院太平間處理死者的遺物已經發展成為一項巨大的任務。”
與此同時,在那場維持國家士氣的重要戰鬥中,《芝加哥論壇報》報道了來自格蘭特營的好消息。“疫情已被打破!“該報的標題響徹雲霄。“在H.C.米奇中校指揮下的專家工人小部隊已經與肺炎疫情進行了鬥爭,使肺炎患者的死亡發生了,但有100多名戰鬥人員挺過了病魔的危機……175名患者在取得戰鬥勝利後已經出院。”
當時格蘭特的死亡人數是452人。沒有減緩的跡象。米奇和卡普斯希望對其稍有影響,希望防止交叉感染,他們重申了將病人安置在室外的命令:“必須將病房裏病人的擁擠程度降到最低……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陽台”。
也許這讓哈加多恩想起了他之前授權過度擁擠的命令。也許那時他也得到了數百名年輕人死在開往格魯吉亞的火車上的消息,就像軍營過度擁擠一樣,他也是因為 “軍事需要 “而下令的。也許這些事情給他個人帶來了如此大的痛苦,這也解釋了為什麼他突然下令不公佈所有死於流感的士兵的姓名。也許某種程度上,這讓他能夠把死亡從腦海中屏蔽掉。
一天後,營地的死亡人數突破了五百人,還有數千人仍在拼命地生病。“這種流行病會傳播到什麼程度,顯然只取決於它能以什麼物質為食。“一位軍醫寫道。“現在預言結局或衡量在大流行病消失之前將造成的損害還為時過早。”
許多死者中男孩多於男人,十八歲、十九歲、二十歲、二十一歲,男孩們充滿了他們輕盈的青春和狡猾的笑容。哈加多恩這個單身漢,把軍隊當成了自己的家,把士兵當成了自己的家人,把身邊的年輕人當成了自己的生命。10月8日,米奇在總部辦公室向哈加多恩上校報告了最新的死亡人數。上校聽了報告,點了點頭,尷尬了一會兒,米奇起身離開。哈加多恩讓他把門關上。
死亡就在他身邊,在他辦公桌上的文件裏,在他聽到的報告裏,在他呼吸的空氣裏,簡直就是死亡。這是一個信封封住了他。
他拿起電話,命令他的中士離開大樓,帶着總部的所有人員到外面站崗檢查。
這是一個奇怪的命令。軍士通知了吉森上尉和拉謝爾中尉。他們很疑惑,但還是照辦了。
他們等了半個小時。手槍的槍聲,即使在樓內,也傳來了響亮的迴音。
哈加多恩沒有被列為疫情的犧牲者。他的死亡也沒有阻止疫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