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政治局會議定調,內循環帶來大震動,這些地方終於要起飛了_風聞
智谷趋势-智谷趋势官方账号-新中产的首席财富顾问。微信500强。2020-07-31 09:46
◎智谷趨勢(ID:zgtrend) | 逍道一
剛剛(7月30日),為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的政治局會議召開。
沒有意外,最近的經濟熱詞“內循環”再次出現在了政治局會議通稿上。
會議提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一錘定音,這是國家經濟戰略大轉向的信號,也是區域命運抉擇的關鍵時刻,因為內循環將引發一次徹底的城市格局大洗牌。
2020波詭雲譎,已經超乎你我最狂野的想象。
澳洲火災、新冠疫情、歐美圍堵、大國衝突、東亞洪水……似乎排除萬難,還有萬難。焦慮與彷徨,讓身處時代洪流中的你我,顯得愈發渺小無力。
國家、城市、財富、還有我們自己“向何處去”?是在這片土地上生存的我們迫切想知道的答案。
最近,我們生活的城市,陸續交出了上半年的成績單:
重慶超廣州,一線城市要變天?
都説蘇州沒落了,增幅卻好過上海?
南京一季度還正增長,二季度顯然跌的有點慘?
明明東莞更依賴出口,反而佛山退得更狠?
西安增速笑傲江湖,大西北的春天來了?
詭異得摸不着頭腦的排名,將人們的困惑推向高潮。
背後的核心邏輯,其實都隱藏在高層今年頻頻提及的3個字裏——
“內循環”。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現在熟知的城市格局,其實已經歷過三波大洗牌。
1978年以前,中國城市格局鮮明反應了第一代領導人的資源挹注。彼時第三產業幾乎可以忽略,排名完全取決於北京的一雙手——對各地國營工業的投入。
直轄市特殊的權力架構,帶來的政治資源優勢,遠勝今日。
圖片來源:吳曉波頻道
**改革開放直接引發了第一次城市大洗牌。**這一波洗牌又分為3條線索。
首先是大型國有投資項目的佈局依舊可以左右排名,其最大受益者是計劃單列市。
其次是外資進入煥發了沿海的活力。廣州GDP分別在1981年、1989年超過重慶、天津,夯實了第三城的地位。深圳GDP在1990年躋身TOP15,與武漢、南京等量齊觀。同時期的佛山、東莞也茁壯成長,珠三角生機盎然。
再次是鄉鎮企業激活縣域經濟。蘇州、無錫領銜蘇南模式,長三角與珠三角相得益彰。
**第二次城市大洗牌是中國加入WTO,**主線只有一個——出口加工型城市一飛沖天。
蘇州、無錫再借入世東風,完全壓制了武漢、成都等內地特大城市。
温州、泉州、東莞、佛山等普通地級市依靠外貿,實現屌絲逆襲。
東莞也是在這個時期,收穫了“世界工廠”的美譽,其出口額一度超過廣州。
圖片來源:吳曉波頻道
第三次城市大洗牌屬於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被動反應。
外貿受阻,上面風頭無兩的明星城市頓時黯淡。4萬億救市計劃,大量鐵公基項目出台,讓內陸城市受益不少,“強省會”抬頭。
但人們往往忽略了一條暗線:美聯儲以降息作為應對。北京、深圳、杭州藉着低息資本得流入,實現產業升級,成為最大贏家。
內循環的伏筆,早在那時就已經埋下。
圖片來源:零壹智庫
1998年中國外貿依存度(貿易總額/國內生產總值)為31.8%,2008年達到歷史峯值。但從那時開始,內需就成為中國的關注點,2019年中國外貿依存度又回到了31.8%。
不過高層關於內循環的完整表述是:“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這意味着中國對外開放的決心,並未動搖。所以內循環不是閉關鎖國,而是“備份”中國。
説回到第三次城市大洗牌的3位大贏家,理解北京、深圳騰籠換鳥,以及杭州彎道超車,有助於我們理解內循環。這也是中國“備份”中國,以及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關鍵。
黃奇帆在“內循環”最新演講中,有一段這樣的表述:
“一是要牢牢抓住創新這個驅動發展的不竭動力,儘快打通支撐科技強國的全流程創新鏈條,以創新創業引領內循環;二是要搶抓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新機遇,以新基建推動數字技術產業化、傳統產業數字化,以數字經濟賦能內循環;三是要創新發展思路,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佈局優化,以培育新增長極和動力源拉動內循環。”
關鍵詞很好抓:創新、科技、數字化,這可以視為第四次城市大洗牌的題眼。
再回看文章開頭大家關於上半年城市排名的困惑,就很容易解答了。
西安增速笑傲江湖,人家身居內陸受疫情衝擊小不假,可你知不知道西安當年為引進三星,佈局存儲器下了多大血本?
東莞企穩回升不是出口加工業的回春,而是深圳外溢,説明華為落子松山湖開始發揮積聚效應。
圖片來源:中國海關雜誌
蘇州風頭壓倒上海,更説明打通內循環的重要性。
在完備的中高端產業鏈配套體系下,蘇州才能迅速打通國內、接單國際。5月18日,蘇州通過一場雲對接就拿下4000億的訂單和項目。今年上半年蘇州電子、機械、專業設備製造產值分別同比增長2.9%、4.9%、4.8%。
而蘇州的生物醫藥產業,更是同比增長603%。
越來越多跡象表明,美國早已不滿足跟中國打毛衣戰,隨着華為屢遭八國聯軍圍追堵截,你就不難發現科技戰的戲碼有多重。
科技,現在又成為“內循環”下城市洗牌的王炸。是不是有點老生常談,新瓶裝舊酒?
當然不是!
所謂創新驅動、科技革命、數字引領、產業轉移,喊了那麼多年,你見多少城市真正實現過呢?
這幾年中西部強省會突飛猛進,卻沒有一座城市真正接過北京、深圳、杭州的接力棒。
原因何在?
後發城市想用科技實現中高端突破,有兩種途徑:第一種是搶人、搶企業、搶產業;第二種是自己培育。
先從第一種説起。
毫無疑問,中國一流公司仍然高度集中在北上廣深,這也是絕大多數國內先進產業的聚集地。
2019年世界500強中國上榜公司,圖片來源:《財富》
非沿海城市只有14家世界500強,除了武漢、長春各有一家汽車公司,其他12家全部是能源礦產企業。
過去幾十年,沿海向內地全產業轉移的案例少得可憐。如果轉移沒有大規模出現,意味着“內循環”很難實現。
別説中高端產業,低端產業寧可去越南,都不來內地。
**影響產業和企業轉移的,有8大要素:**普通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資本供給、制度成本、產業鏈和物流成本、高級智力資源、税收。
內地城市除了普通勞動力這1項外,其餘7項都不佔優。甚至連廉價土地,沿海也不缺,比如深圳貴了,還可以去東莞。
但內地城市有希望爭取產業鏈和物流。重慶就曾大規模促成沿海消費電子製造產業整體轉移,一舉成為全球最大筆記本電腦生產基地。
2008年,重慶啓動招商時就不走尋常路,採取集羣招商,不只要引進代工廠,同時把上游供應鏈全部整合過來**。**這樣就最大限度把電子製造的產值留在本地。
內地能與重慶比肩的是武漢的汽車產業,但武漢汽車產業屬於在傳統優勢上深耕,不算轉移。不過武漢做到了第二條超車路徑,自己培育新增長極。
2006年,武漢決心進軍集成電路製造領域,成立了新芯集成電路製造有限公司。
兩年後的全球金融危機,導致武漢新芯訂單數量斷崖下跌,不得不尋求出售。外資虎視眈眈,好在武漢頂住了壓力。
2016年,武漢在新芯的基礎上,成立了長江存儲,迎來NAND FLASH存儲器基地落户。這是中國第一座真正大規模量產NAND FLASH的城市,成功背後是武漢持續10年的堅持。
合肥用同樣的方法,培育起多個新興產業鏈,成為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與合肥分享這個頭銜的,只有北京、上海、深圳。《這座全中國最敢“賭”的城市,靠風投成為最強逆襲者》。
先進產業鏈的引進與培育,不僅是城市競爭的需要,更是內循環的需求。
除了產業鏈,沿海與內地的差異還取決於物流成本。從沿海到內地的雁陣沒有實現,反而去了東南亞,很大原因也繫於此。
承載物流的基建設施對內循環同樣意義非凡,這關乎能源安全與糧食安全。
管清友用“一個地球、三個世界”將全球產業分工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以歐美為代表的消費、金融市場;第二類是中國、東南亞國家作為全球的生產製造基地;第三類是俄羅斯、澳大利亞、中東,提供能源、礦產、糧食。
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內部也要實現類似的分工:北上深代表消費、金融市場,東北提供糧食,西北提供能源。
現在回頭看,國家這幾年提的一系列概念:
屢次強調“東北振興”,保障東北。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打通西北,補齊區域最後一塊拼圖。用“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喚醒大後方。
這三處直接對應我國糧食和能源產區,或是能源管道的接入地。新疆連接中哈油氣管道,黑龍江連接中俄石油管道,雲南連接中緬石油管道。
中國早就開始準備後手。
過去外循環的模型下,海運包打天下,沿海掌管一切。現在轉向內循環,物流交通不能不暢。這就凸顯出了新基建的重要性。
每一個戰略概念環環相扣,不是倉促應對,而是經過深思熟慮。
改革開放前,在計劃經濟主導下,國內呈現“北重南輕”“重內地輕沿海”的城市格局。
改革開放徹底顛覆這種格局,南方和沿海不僅趕上了北方和內地,甚至大大甩開對方。
就連沿海地區內部,也呈現出南強北弱的趨勢,真正代表沿海發達地區的是東南沿海,而不是北方沿海。
在很多人眼中,內陸深處的成都、重慶,甚至比海邊的山東更有“沿海”的氣象。
北方沿海弱於東南沿海原因很複雜,但有個客觀外因無法忽視:我們理解的沿海地區發達,根本原因是得益於航運便利,但不是隻要沿海就有這樣的優勢。
全球航線圖清晰展現出世界海運主航道的分佈,中國沿海發達地區恰恰是與主航道重合的省份。
不過這樣的外循環路線,存在阿克琉斯之踵,比如馬六甲海峽。為保障內循環的能源安全,中國在積極開拓新路線。
7月下旬,載有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在北極開採的14.4萬噸輕質低硫原油的船,在煙台港靠岸,這是俄羅斯首次通過北極航線向中國運輸石油。
全球變暖增加了北極航線的通航時間,這為內循環的能源保障,添了一條生命線。
這也讓北方城市,迎來了新的機會。
內循環為中國很多城市,都注入了更多想象力。
比如高層前一陣剛剛去吉林調研,農業是重點,而不是東北曾經引以為傲的工業。
內循環同樣尋求最優配置,在東北發展現代農業,可能成為振興工業之外的選項和突破口。與其沉湎於東方德意志的過去,不如擁抱中國北海道的未來。
再比如胡煥庸線以西的區域,之前並不是國家重倉的對象。隨着內循環的提出,隨着中美衝突的快速加劇,西北戰略縱深的價值頃刻凸顯。
西北過於廣袤,僅憑一個西安,其區域聯動效應有限。所以烏魯木齊與鄭州、重慶、成都、西安這4座國家中心城市,一齊入列開展中歐班列集結中心示範工程建設,就順理成章。
一個國家的繁榮,離不開這個國家頭部城市的繁榮。雖然中國頭部區域很穩定,但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要求中國的城市佈局加入更多的戰略考量。
另外對於中國這樣市場廣闊、人口眾多的國家,本身也需要更多城市去帶動更多區域。
對後發城市來説,它們其中很多城市都輝煌過,很多城市也錯過了一些發展機會。
但歷史性機遇仍在,如何在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進程中,推進大城市化、都市圈化、城市羣化,以提高生產效率。又兼顧區域相對平衡與戰略空間考量。這些都等待着更系統的安排與更成熟的智慧。
新一輪城市大洗牌的序幕才剛剛開始。
參考資料:
《中國的雁陣》寧南山
《城市競爭的中國局》元淦恭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