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而不見：數字勞動的性別歷史和經濟_風聞

編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Melissa Gregg和Rutvica Andrijasevic發表在Feminist Review上的文章，該文是該雜誌123期主題“數字勞動”的介紹。該推文是原文的刪減版，讀者可點擊“閲讀原文”查看更多。

這是社論前沿第S1712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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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勞動（Digital labour）是指人類在軟件和硬件平台上執行的一系列任務，這些任務與軟件或硬件平台相關或在其後執行。諸如Uber和Deliveroo之類的按需物流服務，又如Amazon Mechanical Turk之類的微型工作場所，社交媒體頻道創造的數據交易以及致力於一鍵式消費的在線零售門户也構成了數字勞動。數字勞動本質上與物理空間和硬件聯繫在一起，即使它在本質上被歸類為“非物質”的（Fortunati, 2018）。很少有工作場所不依賴於運行軟件的移動設備、計算機傳感器和數據服務器等設備。

一些女權主義學者已經描繪了女性在技術裝配的前線（Pun，2005；Nakamura，2014）與計算機科學及編程（Hicks，2018）中扮演的角色。薪資過低的女性和移民勞動力是為互聯網及其必要硬件提供動力的勞動力（Sacchetto & Andrijasevic，2015）。2010年，蘋果在中國大陸的主要組裝商富士康的十四名工人自殺身亡。這揭露出製造業中不人道的工作條件和難以維持的生產速度壓力。自那以後，更多富士康工人“跳入了死亡之軌”，成千上萬的工人通過停工、罷工和有組織的行動抗議他們的困境（Qiu，2016年）。

除了龐大的低薪海外工人大軍，“免費勞動力”是數字經濟的主要特徵之一（Terranova，2000）。像在早期，America Online的志願者版主需花費數千小時調查投訴內容，控制騷擾和謾罵，以此來維護互聯網“安全”（Postigo，2009）。如今，這類工作仍在繼續，且基本上沒有得到補償。這種在線社區管理的隱性工作與“無償生殖勞動”的漫長曆史相吻合，Ursula Huws在本期對此做了很好的解釋。本期主題系列的關鍵目標是擴大這種基礎性女權主義觀點的影響範圍，以瞭解女性、移民和有色人種如何在平台經濟的崛起和數字資本主義的日常工作中發揮核心作用。如果沒有刻意的干預，少數羣體額外承擔的情感勞動負擔可能會產生新的、影響久遠的傷害（Quinn, 2017）。

在與數字勞工研究相結合的許多文獻中，女權主義的觀點並非自然而然產生的（Jarrett，2015；本期評論）。從最初圍繞社交媒體服務的討論，以及專有平台上提取數據的“免費勞動”（Andrejevic，2007；Scholz，2013），到最新的算法管理研究以及AI帶來的自動化威脅（Gray & Suri，2019），女權主義者在技術和勞動文獻裏往往需要解釋隱性勞動的性別歷史，否則似乎沒有先例（Crain，Poster & Cherry，2018）。

分析“虛擬作品”的文獻最初來自一些無益的基礎中提取的，比如馬克思主義範式，它將再生產工作視為劣質的補充（Dyer-Witheford，1999；Fuchs，2014）。媒體和傳播研究（Wark，2004；Gillespie，2018）和軟件和平台研究（Bratton，2016；Srnicek，2017）比起與行業相對一致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學科提供了更多的批判性技術文獻。這些領域對於研究互聯網是如何創造特殊形式的勞動力，以及如何在新的生產軸上安排性別和種族化的新形式至關重要。

我們也很幸運地在此收錄了虛擬勞動研究的先驅Ursula Huws撰寫的重要綜述文章。Kylie Jarrett（2015）的“數字家庭主婦”概念將女權主義思想置於數字勞動研究及其政治基礎的中心，突出了用户在這種新的、依賴數據的經濟中所產生的獨特價值。而Emily Jones在本刊的“開放空間”部分討論了另一個概念，即“異種女性主義”（xenofeminism），它是針對技術世界的女權主義倫理觀念。

數字平台為實際的勞動力市場提供了大量個體，這些個體被排除在正式工作之外，且其工作長期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因此，即使零工公司聲稱這樣的命運是個體解放，數字勞動實際上更多時候是現代版“按需計件工作”（Duffy, 2017; Ticona, Mateescu and Rosenblat, 2018；Rosenblat, 2019）。此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平台工作的典型管理模式正在迅速擴展到歐洲的傳統就業，即所謂的“工作平台化”（Holts et al.， 2019）。

隨着數字勞動條件的意識提升，接下來的文章呼籲人們關注相互依存的非正規/正規經濟中的性別和種族輪廓。零工是白人男性“碼農”或享受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好處的軟件開發人員的另一面。大部分女性、城市貧困人口和少數族裔等邊緣人羣——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這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勞工歷史）——從事數字工作，（Hatton，2011；Hyman，2018），因此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來了解那些使得某種類型的數字勞動保持在僱傭關係之外的結構因素。如今，我們無法否認，智能技術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臨時勞動力，而這已成為後福特主義資本主義的一個標誌。在本期中，我們的目標之一是鑑定女性在國內經濟和市場經濟中工作的連續性，因為數字環境在這些從未完全分開的領域之間創造了新的交集（Hochschild，2003；Waldby & Cooper，2008）。通過這樣做，我們想要展示女性在非正式的、重複的、不安全的、被忽視的和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工作中的特殊經歷，如何使她們對一種似乎正在普遍蔓延的命運不感到驚訝，甚至對這種命運做好了準備（Morini, 2007; Gregg, 2008）。

迄今為止，數字勞工研究主要集中在歐洲和美國。本期有助於糾正這種偏差並解決新興經濟體中的數字勞工問題。Hemangini Gupta撰寫的關於印度新興技術資本主義的文章不僅表明了外包產生剝削性和等級性勞動關係，而且還表明了不平等的性別和階級關係如何支撐新技術的發展以及所謂的“創新”（同樣見於Irani，2019）。在科學技術研討會上，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建立了起來，如Winifred Poster的勞動技術討論組，從媒體、勞工和後殖民研究中獲取信息，以調查數字平台造成的邊緣化動態，包括人工智能在性別、種族和階級方面加劇局部和全球不平等的作用。這種交叉方法的主要實踐者之一Sareeta Amrute在本期分享了她的文章“技術倫理和技術影響”，該文章闡釋了新的數字關係的政治隱喻，這種關係在各種環境中有意無意地約束了我們的參與。

平台經濟顯然在地理上是兩極分化的：數據和任務在北半球購買，而在南半球出售的（Lehdonvirta et al., 2019）。這種分工複製了經濟統治的歷史模式。為了揭示這種關係不對稱勞動組織及其利潤的不道德性，Jack Qiu（2016）等學者譴責數字“奴隸制”的出現——高價值活動（例如，營銷，設計和IP創新）是獨立的，同時為了降低成本將眾包型勞務轉移到廉價勞動力地區，這些地區的勞動力是被強迫的、缺乏自主性。與此同時，用户體驗（UX）設計增強了時間管理和歸屬感的焦慮，使我們所有人成為被數碼設備不斷驅趕的奴隸（Gregg, 2018；Wajcman, 2019）。Kerry Mackereth的文章《機械女傭和家庭機器人》是一個跨學科的學術研究例子，它研究了生產性和再生性數字勞動、新舊統治關係以及對這些根深蒂固的遺產的抵制。因此，我們的目的是展示性別、種族和階級是如何作為數字平台生產的關鍵方面運作的（Nakamura，2014），並譴責特定地理位置的統治和剝削系統。

在有關數字勞動力的問題上，不能忽視的是，傳統工作場所在技術變革之後正在被徹底重新定義。Nicole Gardner揭示了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建築行業裏，由持續不平等的勞動分工導致的女性“時間荒”是如何導致市場不平等的。在高科技生產和消費領域，數字平台正在加劇勞動的不穩定性。本期提供了一系列的文章，以及它們共同提供的批判性方法，它們將適用於技術解放勞動的未來。我們希望讀者發現這些文章是對女權主義理論傳統——它們是充分解釋當今勞動價值細微差別的必要基礎——具有指導和促進意義。

文獻來源：

Gregg, M., & Andrijasevic, R. (2019). Virtually Absent: The Gendered Histories and Economies of Digital Labour. Feminist Review, 123(1), 1–7.          https://doi.org/10.1177/0141778919878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