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科學家的洲際轉移（下）_風聞

文▪李工真

核心提示：納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運動，使美國知識界的領導人看到了通過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來發展美國科學的良機。他們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等美國私人性資助團體一起採取種種措施，化解了美國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為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納粹德國戰前擴張政策的成功以及戰爭初期"閃電戰"的速勝效應，製造出了事關生死的威脅力，迫使絕大多數德國流亡科學家徹底放棄了繼續留在歐洲諸國的幻想，並與來自歐洲淪陷國家的流亡科學家一起，形成了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國的高文化素質難民潮，從而完成了20世紀世界科學、文化中心最具歷史意義的洲際移轉。

三、美國高校"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

1933年4月納粹德國的《重設公職人員法》出台後，美國《紐約時報》和其他報紙一直在關注和報道德國大學裏強行解聘科學家的事件，美國公共輿論表達的政治同情幾乎毫無例外地站在被驅逐者一邊。5月初，美國思想界的領袖人物之一、紐約國際教育研究所所長斯蒂芬·達根本着"科學與教育沒有民族和意識形態界限"的信念，發起併成立了"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1938年4月德國吞併奧地利後，該組織更名為"援助外國流亡學者緊急委員會")。該委員會的目的在於：“挽救那些因納粹暴政而被從歐洲大學中驅逐出來的學者的知識和研究才能，為美國的科學和教育服務”。7月5日，142位美國大學校長呼籲對流亡的猶太科學家以及天主教徒給予資助。緊接着，7月13日，一個以康奈爾大學校長利文斯通·法蘭德(Livingstone Farrand)為主席的"美國大學援助委員會"也宣告成立。由於這些大學都很窮，因此法蘭德首先呼籲非大專院校的私人組織和機構給予幫助。

“美國大學聯盟"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家巴格斯特爾·柯林斯清楚地認識到，這場由納粹政權發動的文化清洗運動為美國科學的發展提供了一次良機，因而於1933年10月他親自前往歐洲進行實地調查。歸國後於10月20日給緊急委員會主席斯蒂芬·達根寫了一份報告。報告特別談到了他的擔憂：“美國高校對參與這場高質量人才分配的緊迫性的認識，可能會來得太遲”。因為"在此期間，1933年5月在倫敦為拯救德國科學家而成立的’學者援助委員會’已經顯示出極大的現實意義。在當前這場對250名流亡科學家進行的國際性分配中，它已成功地將140名科學家分配給了英國的大學，而被分配到美國的只有43名，他們中的14名到了社會研究新學院。可供分配的至少還有800人。但是，已有30人被蘇黎世成立的德國難民自助組織’在外國的德意志科學家緊急共同體那些並沒有大規模接受德國猶太難民的國家，也能對這場科學流亡產生特別的意義。例如，土耳其的凱末爾政權，就沒有對利用外國專家的幫助在各個領域中克服這個國家落後面貌的必要性視而不見。恰恰相反，從1933年到1945年，它總共接受了約200名無家可歸的德國科學家。

為爭取更多流亡科學家前往美國，巴格斯特爾·柯林斯、斯蒂芬·達根、利文斯通·法蘭德之間進行了緊急的聯繫，動員"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以12000名美國大學教授的名義，於1933年12月12日發出了一份針對德國大學中暴政的抗議：“美國大學教授聯合會對美國信奉的自由基本原則受到威脅感到深深的不安……從長遠看來，沒有這種自由不可能完成高質量高水平的大學工作。因此，本委員會表示堅決的反對。在那些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歐洲國家裏，首先在德國，它曾經如此長久和令人崇敬地通過特別的保護，體現着教學和研究的自由，這個最高原則現在被犧牲掉了，並被置於政治和其他考慮之下，而這些考慮對於純粹的科學研究和教學工作來説是無關緊要的。本委員會並不想對無論哪個民族的政治生活或理想發表意見，但從長遠來看，科學已經被國際化了，精神生活的條件在任何一個重要國家裏都是與每個人的人權聯繫在一起的。”

儘管某些美國科學界的領導人物變得活躍起來，但是直到1935年1月1日，在世界範圍內得到安置的447名德國流亡科學家中，只有95人被安置到美國，而且其中只有29人在美國高校中獲得了長期固定的崗位。

與英國高校狹窄、有限的體制相比，正在經歷着巨大擴張的美國高校體制，為流亡科學家提供的長期固定崗位的數量實在是太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29人中有14人，即一半左右被安置在"社會研究新學院"，而且這種比例直到1939年戰爭爆發以後才逐漸發生了變化。“社會研究新學院"只是一所設在紐約的小小的成人高等學院，竟然能在為流亡科學家提供的長期固定崗位中佔據幾乎一半的份額，這充分説明，當時的美國其他高校採取了多麼剋制的態度，這種剋制態度暴露出美國科學界在接受德意志流亡科學家的問題上顯然存在着某些矛盾的傾向。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科學界的領導人通過報刊表達的政治同情，已經為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營造了一種積極的氣氛，也喚起了大量完全是非官方的、私人性援助的意願。而且從傳統上講，德國的教育以及大學體制也一直在美國享有極高的威望。許多美國科學家都曾在作為世界科學和文化中心的德國大學留過學，而且某些美國大學，如霍布金斯大學，就是仿照德國大學的模式建立起來的。不少在德國培養成才的美國科學家，此時成為聘用德國流亡科學家的積極分子。在新政智力啓動的背景下，“他們尤其表現出對社會科學理論問題的特別興趣，而這樣的理論問題正是那些在魏瑪共和國中體現着現代主義精神的更年輕的德國科學家們熱烈討論的，如今，恰恰這些人最先遭到了納粹政權的驅逐。“因此，不少美國科學家看到了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對美國科學發展可能產生的促進作用。

但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年代裏，向孤立主義的撤退決定了美國整個社會的公共輿論。民意測驗一再表明，2/3的美國人都反對鬆動1924年《移民法》中有關移民限額制的規定；再加上民主黨內部南方州派別的強大壓力，羅斯福總統只有很小的行動餘地。在其他國家都對大規模接受德國難民表現出拒絕態度時，羅斯福總統也越來越擔心，“如果美國對移民限額制進行鬆動，必然導致中歐難民更強烈地湧入美國，也會鼓勵納粹德國採取更強硬的手段來反對猶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會刺激其他國家採取類似的措施”。因此美國有關移民限額的規定一直沒有鬆動，在全世界眼中，“美國對德國流亡者的冷漠是最具有典型性的”。

當然，本着美國傳統的移民政策中的"才能優先原則”，1924年《移民法》第四條第四款也做出了這樣的規定：“申請移民美國前，擔任過任何教會神職人員達兩年以上並在入境後繼續擔任這種職務的移民，或是在學院、研究機構或大學任職的教授及其配偶，以及與其同行或尋求團聚的未滿18歲的未婚子女，屬於非限額的範圍”。因此，外國科學家獲得入境美國的簽證條件是：有一份與美國高校簽訂的有關工作安排的合同證明，以及一份能證明自身曾在出生國至少從事過某一學科中兩年教學工作的證明。但是，孤立主義浪潮同樣影響了美國的高校環境。當有多年教學實踐經驗的科學家並不缺乏時，美國高校便從1920年代末開始實行嚴格的外聘限額制。社會上那種對來自歐洲的顛覆破壞、滲透活動的擔憂也同樣在大學裏蔓延。1933年以後，首先是那些有日耳曼血統的科學家，尤其是那些在美國中西部小型大學中的日耳曼語言文學家，組成了一個聲勢不小的反對接受猶太科學家的院外活動集團。直到1935年3月，他們仍然將遭到納粹政權驅逐的德國高校教師斥為"社會主義的第五縱隊"和"國際諒解的搗亂者”。

這種"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怖症"由於世界經濟危機的後果得到了加強，大蕭條以及由此引起的失業浪潮在高校職業中也有強烈的反映。大量獨立的學院和大學都必須採取重要的節約措施。1930-1933年間，在27000名美國大學教師中，已經解聘了2000多名，幾乎佔全部大學教師的10％。在這種情況下，凡能避免解聘和減少工資的地方，通常也是缺乏手段來聘用附加性教學力量或創造新崗位的地方。甚至在那些能避免解聘和減薪的地方，德意志競爭者的湧入也是被年輕的講師視為自己晉升機會的一種威脅來看待的。

在高校裏，對自身地位的擔憂，傳統孤立主義的影響，對德國事態發展的無知，匯合成一種混亂的憤慨，並首先在反猶太主義的傾向中找到了表達。例如，1933年5月，當"社會研究新學院"院長阿爾文·約翰遜(Alvin Johnson)向他的同事説明，需要為遭到驅逐的德國科學家建立一所"流亡大學"時，許多人表示不願給猶太人在美國一個哪怕是最小的機會，而另一些人嘲笑道：“在這些德意志人中尋找一流科學家的期望可能會落空，因為他們絕大多數只是猶太人或社會民主黨人。“因此，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甚至在1938年希特勒吞併奧地利、美國那些熱情工作的援助組織準備應付第二場大難民潮時，許多美國大學卻在有目的地破壞這種努力。一份由洛克菲勒基金會發給各大學的"對使用流亡科學家有哪些興趣？“的調查表，不僅退回的數量大得驚人，而且大多還強調：“我們不認識他們，也不需要他們！”

美國高校中的這種反猶主義傾向，或是通過猶太人的外貌，或是通過民族習慣上的差別，或是通過個別流亡者的行為舉止來獲取認知的。它使許多德國流亡科學家很快認識到自身作為"猶太人"和"外來新移民"的"雙重不利條件”。在歐洲，這些流亡科學家受到了肉體上的粗野威脅，而在美國，他們又面臨着對人的尊嚴委婉的拒絕，以至於流亡美國的德國著名政治學家弗朗茨·諾伊曼從自尊的角度出發，認為"德國的反猶太主義比美國還少些。“甚至連像詹姆斯·弗蘭克(James Franck)這位1925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竟然也被霍布金斯大學的反猶校長、日耳曼語言學家艾塞阿·鮑曼(Isaiah Bowmann)強令逐出校園。由此可見，在美國對流亡科學家的接受，與其説是資金問題，還不如説是日益增長的反猶主義的情緒問題。

許多援助組織出於策略上的考慮，都採取了這種態度：在與其他國家的援助組織達成跨國協定方面保持中立。這種策略考慮竟然走得如此之遠，以至於1933年11月在接受經濟法專家阿爾圖·努斯鮑姆(Arthur Nussbaum)的問題上，就連洛克菲勒基金會駐巴黎辦公室的代表特蕾西·B. 基特里奇也認為，必須向那些可能對他感興趣的美國高校小心翼翼地指出，他"長有相當明顯的猶太人的外貌”。那位1932年才受聘於哈佛大學的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也曾想到要建立一個臨時性的援助組織，以便能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國同行做出安排，但由於考慮到哈佛大學裏的情緒，他也只能表示"儘可能少地要猶太人”。

這就使人很難斷定，是否真實的政治道義感或贏得最優秀人才的國際競爭壓力決定了那種資金上的幫助。無論怎樣，美國的援助組織，如果不想故意激怒大學中的仇外或反猶情緒，就必須在一條狹窄的小路上扮演角色。

納粹德國科學家的洲際轉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