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德國科學家的洲際轉移（上）_風聞

文▪李工真  

核心觀點：納粹暴政下的文化清洗運動，使美國知識界的領導人看到了通過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來發展美國科學的良機。他們與洛克菲勒基金會等美國私人性資助團體一起採取種種措施，化解了美國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對外來科學家的恐懼症"，為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創造了有利的條件。與此同時，納粹德國戰前擴張政策的成功以及戰爭初期"閃電戰"的速勝效應，製造出了事關生死的威脅力，迫使絕大多數德國流亡科學家徹底放棄了繼續留在歐洲諸國的幻想，並與來自歐洲淪陷國家的流亡科學家一起，形成了一場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流亡美國的高文化素質難民潮，從而完成了20世紀世界科學、文化中心最具歷史意義的洲際移轉。

在納粹暴政時代(1933-1945)，從整個第三帝國版圖中逃亡出50萬有猶太血統的難民。面對這場滾滾而來的猶太難民潮，傳統的移民國家美國成為最大的難民接受國，接受了其中的13萬人。值得注意的是，這13萬人中包括了遭到納粹文化清洗運動驅逐的絕大部分有猶太血統的科學家和文化精英，從而使這場向美國的流亡變成了整體性的文化轉移。

一、納粹德國文化清洗運動及其規模

1933年4月7日是人類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黑暗的日子。這一天，剛剛被興登堡總統扶上台兩個多月的德國總理阿道夫·希特勒，根據3月23日《授權法》賦予他頒佈法律的權力，以政治或種族原因為由，頒佈了所謂《重設公職人員法》宣佈解聘所有與納粹主義原則不相符合的公職人員，具體條文如下：“1. 凡屬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輔助性組織的成員；2. 凡在未來有可能從事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性質活動的人；3. 凡在迄今為止的活動中不能證明自身會隨時、無保留地支持這個民族國家的人；4. 凡屬非雅利安血統者；這樣的公職人員都將解聘。”

當大量科學家遭到解聘時，所有的德國大學卻在4月22日向希特勒政府表達了集體的忠誠。這份在德國教育與科學發展史上最令人蒙羞的《德意志大學對阿道夫·希特勒以及納粹主義國家的表白書》中寫着：“這個民族的陽光再度照亮了自己。我們將建設和擴展偉大的元首所開創的事業，並全心全意地追隨這個新的國家……我們已經宣佈與那種沒有土地和權力的思想神話脱離，我們看到了這種哲學的末日……我們認識到：維護我們民族科學的意志在未來將會被記載下來：這場納粹主義革命不僅體現為一個不斷成長起來的政黨對現存權力的接管，而且這場革命將給我們德意志的存在帶來全面的、翻天覆地的徹底變革！”

在這種氛圍中，德國的大學上演着一幕幕摧殘文化的醜劇。其中最令人難忘的一幕發生在1933年5月10日夜晚：在柏林歌劇院廣場上，納粹德國人民教育與宣傳部長戈培爾親自到場，主持了一場"對一個世紀的德國文化實施的火刑"。在這場"焚書運動"中，狂熱的柏林大學學生將一大批代表"非雅利安精神"的書籍扔進了火堆。這批書籍的作者包括從海涅、馬克思、伯恩斯坦到普羅伊斯、拉特瑙；從愛因斯坦、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凱塞爾、克勞斯、雷馬克、黑塞；從托馬斯·曼、海因裏希·曼到巴拉赫、布洛赫、赫夫曼斯塔、楚克邁爾、韋弗爾、布雷希特、奧策茨基、圖霍爾斯基。短短幾個月內，有近3000種書籍被列為禁書，並被從全國所有的公共圖書館中清除。焚書與清洗運動顯示出納粹黨徒對人類理性成就的公開蔑視，更使人想起德國大詩人海涅的那句名言：“哪裏有人在燒書，哪裏最後就燒人！”

這場從大學校園開始的驅逐猶太知識分子的運動蔓延到所有的文化領域。1933年9月22日帝國文化委員會的成立以及10月4日《主編法》的頒佈，使戲劇、造型藝術、音樂、出版、廣播、電影、新聞領域裏的"非雅利安人"遭到了驅逐。1934年8月2日興登堡總統去世後，希特勒成為了至高無上的德國統治者，清除猶太人影響的行動繼續升級。1935年9月15日頒佈的《紐倫堡法》，徹底剝奪了所有猶太人的公民權，並禁止猶太人與雅利安人通婚。為貫徹該法，納粹政權於同年11月4日下令廢除了兩年前《重設公職人員法》中的那三項例外條款。當有猶太血統的科學家被盡數逐出校園時，也就標誌着德國猶太人在公共文化中影響的最後終結。

在這場以種族和政治迫害為背景的文化清洗運動開始之初，諾貝爾獎得主、著名物理學家馬克斯·馮·勞爾(Max von Laue)曾經勇敢地站出來，向納粹當局抗議這場清洗運動給德國科學造成的損害。但是，希特勒是這樣回答他的：“即使是為了科學，我們的民族政策也不會因此而撤銷或改變。如果驅逐猶太科學家意味着現代德國科學的毀滅，那就讓我們在以後的歲月裏，在沒有科學的狀況下，推行我們的民族政策吧！”

這場始於德國大專院校中的文化清洗運動，給德國的科學帶來了巨大損失。歷史統計數字清楚地顯示出德國科學潛能上的損失。

第一場決定性的解聘潮發生於1933-1934年冬季學期以前，一年之內總共解聘了1145名大學教師，其中有313名正教授，109名額外教授，284名非公職性的額外教授，75名榮譽教授，322名編外講師，11名練習課和外語課講師，13名臨時委託性的代理講師和18名尚未被正式確立職位的人，佔這一時期整個教師隊伍7116人中的16.09％。在文化清洗運動來臨之前，德國大學的各類正教授與額外教授總計為4482人，而首場解聘潮就涉及各類教授781名，即佔整個教授集團的17.4％以上。

第二場解聘潮發生於1935年9月15日《紐倫堡法》頒佈後的一年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學家遭到解聘，這些人是因1933年4月法律的例外條款而暫時保留在大專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學者"，以至於從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國大學中被解聘的科學家總數達到了1639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正教授或額外教授，其專業領域分佈如下：自然科學家497人(其中化學家165人，物理學家124人)；醫學家459人；社會科學家392人(其中經濟學家148人，法學家112人，歷史學家53人，社會學家40人，心理學家27人，教育學家12人)；人文科學家291人(其中語言學家101人，藝術史專家62人，哲學家55人)。至此，解聘率上升到當時所有師資力量的33％以上。

第三場解聘潮發生於1937年1月26日頒佈《德意志公職人員法》之後。到1938年初，在解聘了160多名"擁有非德意志配偶或非同種類配偶"的教師後，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已高達1800人，（注：Ibid. , p. 23. ）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師隊伍的損失達到了39％，其中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的損失達到47％，遠遠超過了平均率，他們所在的學科也成為損失最大的學科。而在1938年3月吞併了奧地利後，同樣的厄運也立即降臨到400多名有猶太血統或有猶太配偶的奧地利科學家頭上。到1939年整個納粹德國大學教師崗位中的45％，已被納粹黨內不學無術的黨棍們佔領。（注：這45％的崗位中還包括正常死亡和退休者留下的空位，但接替這些崗位的，不是過去科學接班人隊伍中的編外講師，而是納粹黨的黨幹部。

從根本上講，這些遭到解聘的科學家今後只有三種可能：完全改變職業、“內心流亡”、“肉體流亡”。對於遭到解聘的非猶太科學家來説，不同學科的人之間是有區別的。那些因為有猶太血統的配偶而失去大學崗位的化學家、物理學家等專家，只要不在政治上招惹是非、出頭露面，不從原則上對政權表示懷疑，還有在工業或其他經濟部門中從事工作的可能。

而那些非猶太的人文、社會科學家，由於缺乏實踐和實際技能等，遇到了更大的困難。在"內心流亡"的情形下，環境的對抗性迫使他們與這個社會分離。在不能參與公開的科學活動的同時，他們抵抗着政治上的壓力，在孤立和秘密中繼續着他們的科學活動。然而，“他們已經脱離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迄今為止的科學和教育功能已被剝奪，過去與學生的接觸、與同事的交流也被截斷，因此，經濟上的拮据，不可信任的環境，內心感受到的那種佔統治地位的政治和精神空氣深深的敵意，是屬於這些在’內心流亡’中生活的原大學教師們的”。納粹極權獨裁通過教育與宣傳對私人生活的滲透越深，研究者個人的孤立化就越是尖鋭。對政治事件的厭惡耗盡了他們的精力，這種精力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是應該在教學和研究工作中結出豐碩果實的。總之，“內心流亡"實際上窒息了精神生產，“內心流亡者"的書桌是空的，沒有手稿，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納粹時代沒有真正知識分子的作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場文化清洗運動主要針對有猶太血統的科學家，他們佔所有被驅逐者的90％以上。對他們而言，在社會上尋找其他工作的可能性基本是不存在的，其中的大多數人只能靠猶太人的社團組織提供的臨時資助過着"內心流亡"的生活。尤其在1938年11月9日"帝國水晶之夜"後，當極為有限的"內心流亡"可能性也喪失時，他們除了逃離這個國家，沒有別的選擇。同樣的局勢也擺在極少數非猶太的、堅持民主思想的、過去積極參與政治並遭到解聘的人文、社會科學家面前，因為納粹政權是同樣將這些人視為敵人進行迫害的。因此，對於這兩類人來説，要想求生，最後就只剩下"肉體流亡”，即流亡國外這一條路了，否則等待他們的就是集中營與死亡。

二、決定科學家流亡方向的基本因素

一份有關1933-1945年間講德語的流亡科學家的調查表明，在所有2200名遭到驅逐的德、奧科學家中，大約有1400人最後選擇了流亡，而他們當中只有約31％的人將美國作為流亡首選國，將其他國家作為流亡首選國的比率為：21％選擇了法國，14％選擇了英國，11％選擇了瑞士，選擇意大利和巴勒斯坦的各佔6％，還有11％選擇了其他國家。就是説，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將鄰近的歐洲國家作為自己流亡的首選國。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涉及接受國所能提供的專業崗位的數量，涉及流亡科學家個人的具體條件，同時還涉及他們對整個局勢的主觀判斷，而且，所有這些因素都是混合在一起發揮作用的。

與一般難民不同，科學家難民的這場流亡能否成功，取決於他們能否繼續發揮各自作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功能，從根本上講，取決於接受國能否為他們提供在高校中的工作崗位。需要指出的是，法國和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高校，由於其社會等級上的封閉性，民族上的非靈活性，幾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長期崗位提供者的行列。即使有少部分人流亡科學家，後來通過來自美國方面的資助，被安置在高校的短期崗位上，但從歐洲大陸淪陷的最後結果看來，這些國家只是充當了流亡科學家最初的臨時避難所和繼續流亡的過境國。因此，真正能接受流亡科學家並能讓他們繼續發揮研究者和教育者功能的，只有那些獨立於國家、在聘用問題上更為自由的英國和美國的大學。在此，兩個問題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一是英美兩國的大學究竟能創造出多少附加性崗位？二是英美兩國的大學與德國的大學在結構和教育理念上有多大的相似性？因為惟有這種相似性才容易接受流亡科學家。

20世紀30年代初，英國"只有16所大學和45603名大學生。到1938-1939年，也不過有50002名大學生。另外，在1935-1936年，英國的大學教師為3504人，到1938-1939年，為3994人。“這種高校的不景氣以及招生數量的停滯，直接構成了接納德國流亡科學家最為嚴重的障礙。此外，英國大學的"民族精英教育理念"也明顯地將它與德國的大學區別開來，這種理念將"培養國家領導者"作為其教師義務的首要目標，而納粹時代以前的德國大學，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響，是將科學研究放在教師義務的第一位。加之英國大學研究生的招生規模極小，“博士考試和博士頭銜直到1918年才開始引入。1930年代初，英國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讀博士學位，這本身也對安置更多數量的德國流亡科學家產生了阻礙作用，因為德國大學教授最主要的討論課(seminar)教學法歷來就是專門為培養研究型人才設計的。“由此可見，英國只存在着一種缺乏靈活性的、狹窄有限的大學體制。

所有這些並非意味着英國知識分子不準備幫助這些遭到驅逐的德國同行。恰恰相反，他們是最早對這些德國科學家表達同情並進行幫助的。1933年5月1日，在倫敦經濟學院院長威廉·貝弗裏奇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幫助德國流亡科學家的私人性組織"學者援助委員會。該組織的目的在於：“為德國流亡科學家提供在大學和科學實驗室裏工作的可能性，以便使他們在英國國內和國外找到永久性位置之前的過渡變得更容易些。“該委員會還於5月22日發表了一份由英國思想界的領導者和知名學者聯合簽署的聲明：“我們籌措的款項，將首先用於保證那些遭受驅逐的教師和研究者的生計，併為他們在大學和科學研究機構中找到工作機會創造條件……我們惟一的目標是減輕苦難，捍衞教育和科學”。但是，由於英國大學體制上的特點，這種幫助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一些短期性崗位，而不能提供太多的長期性崗位。因此，對流亡科學家來説，英國仍然是首先作為收容港、過境國來發揮作用的。

與其他任何國家相比，美國的高校體制在接受流亡科學家方面顯然具有好得多的條件，因為它正處於不斷擴張的過程中。“在1899-1900年，美國總人口為7599.4萬，只有237592名大學生，總共佔18-22歲年輕人中的4.01％。而到50年後的1949-1950年，美國總人口達到15069.7萬，大學生的數量已上升到2659024名，即上升到年輕人中的19.27％。研究生的數量以更大的規模增長，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長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長了大約100倍。“這表明，當1930年代初，納粹政權在德國的大學裏瘋狂貫徹文化清洗政策時，美國的高校正在經歷着一場從精英型教育向普及型教育的過渡。“到1930年，美國已擁有246所各類正規高校，以及總計為27000名授課者組成的教師隊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顯然，美國的覆蓋整個大陸的高校網絡，有着比狹窄、有限的英國高校多得多的空間供流亡科學家填充。

然而，如此之多的美國高校並非都適合德國流亡科學家，在美國的自由學院、職業學院、大學這三種性質不同的高校中，自由學院是一種典型的"美國式創造”，它是整個高等教育事業最為重要的基礎，所有的大學和絕大多數職業高校都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但是，自由學院整個教學計劃的重點放在普通教育上，因此，教師的教學能力通常比豐富的學識更為重要。這就使以德語為母語的流亡科學家很難適應，因為他們更適合指導那些更成熟的研究生，而不是對自由學院大學生的授課。另外，重要的學科領域如法學、醫學、企業管理等，在德國是作為專門學科而隸屬於大學的，而在美國卻被組織在職業高等學院中，這些學院或是獨立的，或是劃歸給某大學的。除從事醫學和自然科學的學者外，其他流亡科學家在這裏很難找到接受的入口，因為這種教育是純粹實用主義地以一種職業資格考試為目標的，也是排他性地根據職業要求設立的；加之職業要求在所有民族中又都是有區別的，因而對德國流亡科學家從事專業的適應能力提出了挑戰。

德國流亡科學家一般只有在真正意義上的大學裏才感到自己能夠勝任，因為大學的核心部分是研究生學院，它是大學國際化的組成部分。儘管絕大多數自由學院和職業學院也隸屬於大學，但惟有研究生學院才顯示出美、德大學之間最強烈的親緣關係。自由的科學研究和指導博士生的工作是交給它的，進行這樣的工作也才最適合德國流亡科學家，因為他們能在這裏以一種類似於德國的方式來進行研究工作。但是，美國各高校"學院(college)“或"大學(university)“之類的名稱與質量完全無關，這就使德國流亡科學家通常很難正確地判斷並尋找到適合他們工作的學校和崗位。因此，輔助性的代理機構的中介作用變得至關重要，而這些代理機構通常與這些高校的財源有關。與德國大學不同，美國高校的財源中，幾乎不存在什麼公共性或國家性的參與合作，它涉及的是一種純私人性質的捐款。這樣，美國私人性質的基金會對於是否接受某位德國流亡科學家的態度也就變得極為關鍵。它們往往能獨立於國家，並在與高校的合作中奉行一種接受政策。

美國高校體制的多樣性、靈活性以及整個高等教育事業的迅速擴張，使得美國在接受德國流亡科學家方面具有最大的現實可能性。但這並不表明每位流亡科學家都會以美國作為流亡首選國，因為流亡科學家的年齡狀況、掌握的外語語種和水平、專業上的國際化能力、流亡前的科學接觸等這些個人的具體條件，通常決定着他們對流亡方向的選擇。

首先，年齡狀況在流亡科學家個人流亡方向的選擇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幾乎所有流亡科學家的口頭陳述和文字證詞都證明了這一點：“在移入美國時，凡年齡超過40歲的講師，與他們更年輕的同行相比，總會遇到更大的困難。對於年齡更大的教授來説，如果不具有國際上顯赫的名聲，流亡往往意味着他們應付變化的適應能力變小了，因為這些人來自過去安穩的地位，而流亡本身意味着與過去的特別激進的決裂”。因此，在國際局勢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的情況下，除了那些具有國際聲譽的著名科學家外，主動想要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美國去的往往是那些更年輕的科學家，而其他人則多選擇與德國鄰近的歐洲諸國。

其次，流亡科學家個人掌握的外語語種和水平，也對其流亡方向的選擇產生影響。例如，如果他能講英語，就會想流亡到英語空間中去；如果他法語掌握得更好，就會想流亡到法語空間中去；如果他不會外語，就會想流亡到瑞士去，這是很自然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在1933年以前，德國是世界科學、文化的中心，這種"八方來朝"的局面，使絕大多數流亡科學家以前從未想到過要移居海外，也幾乎沒有、或是根本沒有研究過美國。他們既不熟悉美國的日常習俗，也不熟悉它的大學體系，甚至他們當中只有極少的人擁有少量英語知識。因此，在面臨危局的時刻，更年輕的科學家往往能更快地學習和掌握英語，而年齡更大的人則"不相信自己還有完全從頭開始在一個陌生的國家裏使用一種陌生語言的能力”。這種態度導致的選擇有時甚至是更為關鍵的。

再者，流亡科學家在專業上的國際化能力也很重要。與人文和社會科學家相比，自然科學家和醫學家，由於其專業的國際性，更容易被接受國批准入境，並能獲得比前者更為優越的待遇。加上所有的接受國，包括英、美在內，這些領域都遠不如德國發達，因而聘用這些不構成職業競爭威脅的人，其阻力要小得多。而人文和社會科學家由於其專業方向極大地依賴於他們的語言能力和民族性，這就幾乎不可避免地給他們帶來了最初專業上的"失語性”。與社會科學家相比，人文科學家在這方面往往有更多困難需要克服，因為經濟學、社會學這類社會科學學科正處於時代發展的交叉口上，也是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引起國際學術界普遍重視的學科。這也是為什麼自然科學家、醫學家甚至社會科學家一般要比人文科學家更容易被接受國、尤其是美國接納的原因。

另外，流亡前與國際學術界的接觸與交流，也對流亡科學家在接受國的選擇上產生決定性影響。凡能在1933年以前與國際學術界頻繁接觸、交往的科學家，大多是那些在學術研究上處於國際前沿、並擁有國際聲譽的科學家，這樣的科學家至少通曉一門甚至多門外語，自然成為外國大學最想獲取的"搶手貨”。例如，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托馬斯·曼(Thomas Mann)等人就屬於這樣的科學家，他們甚至在外國講學期間得知希特勒上台時，便立即決定流亡國外，並得到了接受國快速的接納與熱情的歡迎。

流亡方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流亡科學家對局勢的判斷。必須承認，並不是每一位後來到達美國的流亡科學家當初都立即下定決心要越過大洋的。因為在希特勒政權的最初年代裏，人們關於這個政權大概能維持多長時間的推測，彼此之間存在着相當大的區別。不少人最初甚至相信，“納粹統治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幽靈，在不遠的將來，一場從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因此"儘管許多人很快認識到流亡的定局，但他們從感情上並不想與德國分離，只是希望能在一個與家鄉鄰近的國家裏，等待流亡生活的立即結束”。他們也並不將自己理解為需要長期離開德國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將自己理解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如果選擇流亡美國，僅有一種臨時性的權宜之計是不夠的，因為遙遠的美國被他們理解為"不可返回的地點

更進一步地講，對於絕大多數德國流亡科學家來説，美國最初也並不處於他們優先選擇的理想接受國的位置上，這本身也反映出德國知識精英那種相當普遍的集體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源於他們過去從美國文化中、尤其是1920年代對德國社會"美國化"的厭惡中所感受到的那種"消極魅力”。儘管絕大多數德國流亡科學家幾乎都不是保守主義者，而是民主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但是他們並沒有在思想上完全接受美國，而是以相當矛盾的心情來看待美國。“一方面，他們對這個沒有嚴格階級障礙的開放性社會以及美國人的現實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表示欽佩和讚賞，也承認這些能積極地、富有創造性地影響這個社會的活力。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對美國的那種實用主義、功利主義、沒有進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質文化的統治地位持懷疑態度。“這樣的矛盾心理也使他們很難在流亡中首先想到要將美國作為首選國。

因此，絕大多數流亡到歐洲鄰近國家的德國科學家，只是到晚些時候，特別是在1938年11月"帝國水晶之夜"後，才認識到納粹主義政權是不會因內部原因而倒台的，也十分勉強地承認一個完全的新開端是必須的，而對於這樣一個新開端來説，美國當然能提供最為有利的前景。總之，納粹德國的對內反猶政策和對外擴張政策越是變得強硬，對一場戰爭的擔憂就越是推動着那些在西歐避難所中生活的人們離開這個舊大陸。這種擔憂以及美國接受上的障礙，可以清楚地解釋為什麼在離開德國與到達美國之間通常需要多年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