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子弟兵從星星閃耀中殺出來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常務副主編 李少威

　　今天是八一建軍節，93年了。

　　1927年，那是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以來，最為痛苦的一年。

　　這一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結果——“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北伐戰爭節節勝利，西邊擊潰吳佩孚，東邊打垮孫傳芳，逼近長江一線。

　　英美日帝國主義着急了，尤其是英國，長江一線是它傳統的勢力範圍，眼看着要被革命軍隊佔領。

　　它在長江上游炮擊萬縣縣城，造成千餘官兵和平民傷亡，它在上海集結重兵，除了2萬多人的軍隊，還有63艘軍艦，準備阻止進一步的北伐。

　　除了英國之外，美日法等國也紛紛向上海調兵遣將。

　　當時就是這樣，在我們國家的土地上，有很多外國軍隊；在我們國家的內河裏，有很多外國炮艦。

　　他們在“秀肌肉”。

　　後來他們發現，也許不用動武了，因為蔣介石的口風變了。

　　他告訴美國人，北伐軍可以不在上海駐軍。

　　他告訴日本人，自己將尊重現有條約並保護外國人利益。

　　他要求列強代替蘇聯為他供應武器彈藥，從而可以從革命陣營中獨立出來。

　　因為他雖然手握大部分軍權，但政權仍然控制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手中，不久前，他剛和武漢國民政府發生衝突，被叫到武漢訓了一頓。

　　既丟臉，又憤恨。

　　如果能獲得江浙財團和列強的支持，他就可以有恃無恐，公開對抗。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利用上海幫會頭子黃金榮、杜月笙等僱傭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隊部；接着指揮國民黨反動派軍隊藉口“工人內訌”，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工人、學生、羣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他確實邁出了這一步。

　　因此，大屠殺開始了。“四•一二政變”，殺得共產黨人血流漂杵。

　　汪精衞是個不錯的詩人，但在政治上就是個政客，信他就“信了你的邪”了。

　　1927年7月15日，武漢，汪精衞也開始“清共”，又一次血流成河。

　　共產黨人，從6萬人減少到1萬人左右。黨內精英汪壽華、趙世炎，以及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的長子陳延年，在對革命的叛變中犧牲。

　　也就是這一次，共產黨人被血腥的屠殺驚醒了。

　　在1927年8月7日召開的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那個此時還不太重要的年輕人毛澤東，提出了一個著名論斷——槍桿子裏出政權。

　　“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子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八七會議”上，中共中央委派毛澤東去湘鄂贛粵開展秋收暴動，一支叫“中國工農革命軍”的小規模的部隊在他的領導下張羅了起來。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秘密召開八七會議。這是位於漢口鄱陽街139號的“八七”會議舊址

　　毛澤東率兵轉入井岡山，與八一南昌起義的部隊會合，形成“朱毛紅軍”。

　　這就是人民子弟兵最初的來歷。

　　細讀歷史，總讓人掩涕太息。

　　徹底掃除封建主義，徹底趕跑帝國主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再也沒有外國軍隊能在中國土地上耀武揚威，炮轟我們的城市，槍殺我們的工人。

　　最終依靠的，居然就是這支衣衫襤褸、人比槍多、常常忍飢受凍的隊伍。他們的口號是：“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

　　南瓜！今天我們不怎麼愛吃了。

1

井岡山

　　“四•一二”“七•一五”之後，共產黨人醒了，在反思：為什麼我們會被殺得這麼慘？

　　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軍隊。

　　從1924年國共合作開始，中國共產黨人強大的組織能力，就都用於為國民黨服務。

　　農民運動和工人運動，發動了許多中國兒女參加革命，但參加的都是國民黨的軍隊。

　　在國共合作的大框架下，中共無法以自己的名義組建軍隊，只能通過共產黨員在軍隊內部掌握實職或者動員軍隊領導人加入共產黨的方式來影響一部分軍隊。

　　比如葉挺掌握的後來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是這樣來的，賀龍指揮的第20軍，是這樣來的，盧德銘率領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衞團，也是這樣來的。

　　然而，以這樣的方式所能掌握的軍隊是非常有限的，不論任何政黨、軍閥，對軍隊都視同政治生命，決不容他人輕易染指。

　　此前，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從他的第一軍中趕走共產黨人，原因正在於此。

　　必須要有自己的軍隊。

　　1927年8月1日，共產黨人掌握的葉挺部、賀龍部，在南昌打響了第一槍，離開南昌後，一路上被圍追堵截。

　　這第一槍，非同凡響——這意味着共產黨人的武裝鬥爭開始了。

　　這支歷盡千難萬險的部隊，最後抵達了井岡山。

　　為什麼會去井岡山？因為毛澤東在那裏。

　　井岡山的毛澤東故居——茅坪八角樓內景

　　從八七會議委派毛澤東去湘鄂贛粵開展秋收暴動開始，歷史的主舞台已經發生了轉移，一條全新的道路開始萌芽——“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

　　毛澤東似乎消失了，把身形隱入了南方的莽莽羣山之中。

　　秋收暴動。

　　得益於長期的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在粵湘鄂贛四省有比較好的羣眾基礎，秋收過後正是農閒，農民也暫時脱離了勞作的牽絆，更容易被髮動起來。

　　在聯繫各地準備起義的過程中，毛澤東被捕，幾乎丟了性命，但他對前景仍然非常樂觀。

　　他也和中央的瞿秋白一樣，認為當下正值革命高潮。“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

　　但他和中央的主流認知不同的是，他更加清楚也更加強調軍隊的作用，而不像其他人一樣總是拘泥於理論，以及俄國或者歐洲革命的城市暴動模式。

　　“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要有一兩團兵力，否則終歸於失敗。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衞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

　　剛好，盧德銘率領的武漢國民政府警衞團此時就駐紮在修水縣，而盧德銘是中共黨員。

　　他率部尋南昌起義部隊不遇，輾轉到修水休整，一拍即合，盧德銘成為秋收起義總指揮，毛澤東任前敵委員會書記。

　　1927年9月9日，中共中央特派員毛澤東和湖南省委領導發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9月9日，暴動開始。

　　起義部隊取名“中國工農革命軍”，一共有4個團，第一團是警衞團，第二團由安源工人和醴陵農民組成，第三團是平江、瀏陽的農民義勇軍，第四團則從夏鬥寅殘部改編而來。

　　起義目標是攻取長沙，計劃由第一團、第四團打平江，第二團、第三團攻瀏陽，然後分兩路包抄長沙。

　　這是按照瞿秋白領導的盲動的中央的方針制定的計劃。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還沒有到達平江，第四團就譁變，攻擊第一團，而第二第三團佔領瀏陽縣城後即陷入重圍。

　　9月19日晚上，在文家市裏仁學校，毛澤東終於對“領袖同志的意見”發生了困惑。

　　硬拼蠻幹，就是死路一條。他決定，不打長沙了，向江西萍鄉方向轉移。

　　轉移過程中，又被江西軍閥朱培德的部隊伏擊，22歲的總指揮盧德銘在血戰中犧牲。

　　毛澤東決定把部隊帶往井岡山，那裏重巒疊嶂，窮鄉僻壤，兩省四縣交界，軍閥沒有興趣，也鞭長莫及，是一個軍事壓力最小的生存環境。

　　這一念轉向，是歷史重新開始的一刻。

2

人民子弟兵

　　來到江西永新縣三灣村時，毛澤東的部隊已經從一個師減少到一個團。

　　譁變潰散、不聽號令等等問題，讓他意識到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於是對部隊進行了改編，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原則，把軍隊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為此又形成了把黨支部設到連隊的政工傳統。

　　此外，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官長不得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説話的自由。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到達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三灣改編”，將黨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組織系統。圖為韋啓美的油畫《三灣改編》

　　後來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組織紀律性和戰鬥力，從三灣改編開始萌芽。

　　抵達井岡山之後，毛澤東以赤誠打動了當地土匪袁文才、王佐，把他們的部隊收編入中國工農革命軍。

　　為了團結部隊，與羣眾搞好關係，毛澤東制定了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

　　第一，行動聽指揮。

　　第二，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第三，打土豪要歸公。

　　1928年初，毛澤東在“三大紀律”之外補充了“六項注意”：

　　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説話和氣；

　　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償。

　　再後來，又增加了兩項注意——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虜腰包，變成了著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在以後的革命過程中，“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內容與時俱進，多次修改，1947年10月1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重新頒佈，內容如下：

　　三大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不拿羣眾一針一線；一切繳獲要歸公。

　　八項注意：説話和氣；買賣公平；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賠；不打人罵人；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虐待俘虜。

　　人民解放軍濟南部隊某部“英勇頑強岱崮連”幹部戰士在演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資料照片）

　　一直到今天，90多年之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仍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鐵的原則。

　　朱德率領南昌起義部隊，一路血戰，從江西打到粵東，又從粵東折向湘南，再從湘南殺回江西，一路損失慘重，又一路補充兵員，終於在1928年4月28日抵達江西寧岡縣城的龍江書院，與毛澤東會師。

　　會師以後，兩支隊伍合編，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參謀長王爾琢。

　　第四軍下轄三個師，第十師師長朱德，第十一師師長張子清，第十二師師長陳毅。

　　後來接獲中央通知，中國工農革命軍改名中國工農紅軍，“紅四軍”的名字由此而來。

　　參加長征的中國工農紅軍（資料照片）

　　在此之前，並沒有紅一軍、紅二軍、紅三軍，紅四軍所部，也沒有第一師到第九師。紅四軍九個團，也是從第二十八團開始，直到第三十六團。

　　這樣做的目的，是虛張聲勢嚇唬人，聽上去紅軍剛誕生，就有數十萬人的規模，事實上紅四軍一共只有一萬人左右，槍械數量則比人員編制少得多。

　　正是依靠嚴明的紀律，和政治思想工作所喚起的部隊對貧苦百姓的感情，紅軍很快就贏得了井岡山人民的好感和擁護。

　　老百姓擁護紅軍，認定它是為自己而戰鬥的，因而也就情願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參加紅軍，保護自己的利益，也為同樣受壓迫受剝削的人們去戰鬥。

　　“人民子弟兵”，從井岡山走了出來。

　　這是一支與過去的任何武裝力量都截然不同的軍隊，它來自人民，為人民而戰，軍隊與人民之間，是魚水關係。

　　“軍民魚水情”，也是從井岡山破土而出。

　　紅軍官兵助民夏收（資料照片）

　　在過去，任何戰爭的受害者都是百姓。

　　官兵、匪兵、洋鬼子，燒殺搶掠並無二致，這些角色，對於中國人民而言都是同一種人——敵人。

　　而毛澤東從秋收暴動開始的事業，主要內容就是建立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權。

　　在土地革命的基礎上，共產黨人在農村建立人民子弟兵，這樣的軍隊來自人民，與人民血脈相連。

　　他們戰鬥，是為了保衞父母兄弟，以及為自己及親人謀求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

　　人民與國家的命運緊緊捆在了一起。

3

“十六字訣”

　　毛澤東早在“八七會議”之前就主張“上山”。

　　國民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在城市裏的活動空間已經很小，但在農村，還有許多“帝力何有”的廣闊地帶。

　　國民黨軍修建碉堡，對中央蘇區進行第五次大規模的“圍剿”（資料照片）

　　“上山”之後的毛澤東，有了自己堅定的主見，不再盲從領袖，盲目攻打大城市，試圖“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

　　他堅持從敵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入手，保存和壯大紅軍，愛惜這難得的革命火種。

　　毛澤東掌握了部隊，身上就擔當着戰士的生命。他開始潛心研究軍事。

　　最早給予他啓發的，不是俄國十月革命，不是歐洲革命，恰恰是袁文才、王佐的山大王生存法則：“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

　　打不過，跑得過。官兵一來，土匪就往密林裏鑽，帶着它轉圈圈，利用地形熟悉的優勢弄得它暈頭轉向，幾下就甩掉了。

　　毛澤東深受啓發，他把這句話改造了一下，變成“既要會打仗，又要會打圈”。

　　紅軍和土匪有本質區別，紅軍的目的是革命，最終是要消滅敵人，應該懂得怎麼跑，但跑只是手段。打圈的同時，要抓住時機，集中力量攻擊敵人，即便不能殲滅，也要狠狠地咬一口。

　　所以毛澤東説：

　　“打圈是為了避實就虛，殲滅敵人，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強敵來了，先領它兜圈子，等它的弱點暴露出來，就要抓得準，打得狠，要打得乾淨利落，要繳到槍、抓到人。”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幹。” 

　　這是毛澤東游擊戰思想的源頭，後來總結為“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在抗日戰爭期間，華北平原敵後軍民創造了很多有效的殲敵方法，發展了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上圖左：地雷戰。上圖右：地道戰。下圖左：破襲戰。下圖右：水上游擊戰

　　這“十六字訣”，成為了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中的游擊戰聖經。

　　毛澤東的游擊戰戰術原則的表達還包含另外兩句：分兵以發動羣眾，集中以應付敵人。

　　毛澤東為紅軍制定了克敵制勝的具體戰術，分為六條：

　　一、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二、有利作戰的地形；

　　三、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四、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五、使敵人疲勞沮喪；

　　六、使敵人發生過失。

　　當然，他的經驗，不是想出來的，而是打出來的。之所以要採用游擊戰術，根本原因還是紅軍自身太弱小。

　　一開始，正面衝突打一打敵人的民團還可以，要和地方正規軍對抗則力有未逮，游擊戰的目的就是既保存和壯大自身，又伺機削弱敵人。

　　游擊戰術的有效性很快就在戰爭中得到了驗證。

　　紅軍戰士在冀中的麥田裏進行伏擊戰（資料照片）

　　1928年5月2日，蔣介石電令湘粵贛三省政府，“剋日會剿朱毛”，開始了對紅軍的第一次“會剿”。湖南、廣東、江西各自派出2個師，一共6個師的兵力，參加“會剿”。

　　“會剿”不是“圍剿”，“圍剿”是後來的事情。

　　毛澤東對游擊戰還有一個形象的比喻——“雷公打豆腐——專揀軟的欺”，敵人中最弱的是江西楊如軒、楊池生的兩個師，毛澤東集中兵力將之作為重點打擊對象，聲東擊西神出鬼沒，打得楊如軒逾牆而走，楊池生身負重傷。

　　贛軍被打垮之後，湘軍和粵軍望而生畏，不戰而退。

　　“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隻羊。”

4

星星之火

　　第一次反“會剿”之後，當時的湖南省委瞎指揮，毛澤東被排擠出了他親手創建的紅軍。

　　由於以弱小的力量去硬碰湘南強敵，加上毛澤東離開之後軍隊內部風行極端民主化、散亂吵嚷，紅軍在湘南遭遇敗績。

　　在慘痛的失敗面前，朱德等紅軍將領意識到，還是要請毛澤東回來。

　　1929年12月28日至30日，紅四軍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召開中共紅四軍九大。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古田會議”，會上重申了政治建軍的原則。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 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

　　就在此時，蔣介石又下令開始了“三省會剿”。

　　毛澤東還是一貫的戰術——“雷公打豆腐”，決定從閩西向贛南進軍，贛軍最軟，就揀軟的捏。

　　因為湘南之敗，紅軍內部瀰漫着強烈的悲觀情緒。

　　還在井岡山上的時候，林彪就提出過“紅旗還能打多久”的問題，那時毛澤東就批評他“娃娃不懂事”。這次進軍贛南，作為紅軍四個縱隊之一的第一縱隊的司令員，林彪又在路上給毛澤東寫了一封“新年賀信”，主張紅軍分散打游擊，各自找出路。

　　毛澤東意識到這是在紅四軍中存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甚至是許多紅軍指戰員的心結，於是他在征戰空餘，寫了一封7000字的長信，回應林彪。

　　毛澤東寫信的目的是給全軍一個思想指導，因此這封信不是單獨送給林彪，而是以公開信的形式發到紅四軍各基層單位。

　　毛澤東在延安窯洞

　　這封信，就是後來大名鼎鼎的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

　　“這裏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説，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

　　“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 

　　事實如此。

　　1927年以來，在紅四軍影響下，共產黨人紛紛堅定了武裝鬥爭的決心，打出武裝割據的旗幟，一支又一支的紅軍在各地出現，在全國一片白色的版圖中，閃爍着星星點點的鮮紅。

　　紅五軍，軍長彭德懷，黨代表滕代遠。

　　紅二軍，軍長賀龍，政治委員惲代英。

　　紅四軍，與朱毛紅軍同名，軍長鄺繼勳，政治委員餘篤三，參謀長徐向前。

　　紅六軍，一共有三支同名部隊，領導者分別是軍長孫德清、政治委員周逸羣；軍長李勳；軍長黃公略、政治委員劉士奇。

　　紅七軍，軍長張雲逸，政治委員鄧小平。

　　紅八軍，軍長俞作豫，政治委員鄧小平。

　　紅十軍，軍長方誌敏。

　　紅十一軍，有兩支同名部隊，一支以吳光浩為軍長，戴克敏為黨代表，一支以古大存為軍長，胡丙泰為政治委員。

　　紅十二軍也有兩支，其中一支，軍長伍中豪、政治委員鄧子恢，另一支的領導者是謝振亞。

　　紅十四軍，軍長何昆，政治委員李超時。

　　紅二十五軍，軍長鄺繼勳，政治委員王平章。

　　紅二十六軍，一支是河南、山東交界處的暴動部隊，一支是後來劉志丹、謝子長在陝甘地區領導的武裝。

　　消滅封建主義、趕走帝國主義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這星星閃耀中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