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琳：印度對中美競爭的認知與應對_風聞

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吳琳，外交學院亞洲研究所副研究員、博士

引子

印度認為中美緊張關係會持續並對多極世界格局構建產生影響，對其自身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印方據此出台一系列應對措施，包括通過“議題聯盟”“不對稱通融”等方式深耕美國，應對中國崛起；重塑與鄰國發展夥伴關係和宣揚“印度方式”，削弱“一帶一路”向心力；加強與美在印度洋合作和“印太”塑造，防止中國主導該地區；宣稱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系，但效仿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與地緣戰略上的積極應對相比，印度對中美競爭引發全球經濟動盪和利益重組的準備不足、應對有限。未來，印度“深耕美國、應對中國”的戰略不會根本改變，但大國關係變動、新技術較量、印度國內經濟改革前景不明等因素使印度應對中美競爭長期影響存在變數。中國在警惕印美地緣戰略互動的同時，應着眼大局，妥善管控分歧，並利用印度在經濟、技術上的政策不確定性爭取合作。

中美戰略競爭正成為影響國際體系發展的新變量。對中國而言，除了要應對美國全面施壓，還有必要掌握其他國家對中美戰略競爭的相關認知與立場。印度是中國的重要鄰國，也是崛起中的地區大國，在中美競爭加劇背景下，美國對其積極拉攏，導致印度在地緣戰略變局中的權重和地位明顯上升。莫迪政府重新評估自身所處國際環境並做出政策反應，不僅將對中印關係的走向產生影響，還有可能通過印美關係和印中關係傳導至中美關係。為更加有效管控中美競爭和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印發展夥伴關係，中國有必要全面瞭解印度對中美競爭的認知和應對，以及時做出政策調整。

一、印度對中美競爭的認知 

特朗普上台後與中國展開全面競爭，中美關係的主流從合作走向競爭，發展至今脱鈎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上升。隨着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並擴展至其他領域，印度政府加強了對中美競爭態勢的研判和評估。2019年5月，莫迪總理任命前外秘蘇傑生（S. Jaishankar）擔任印度外交部長，負責接手對美貿易談判和建立與中國更為緊密的關係。外界認為，在中美貿易摩擦和保護主義抬頭的背景下，莫迪、蘇傑生和國家安全顧問阿吉特·多瓦爾（Ajit Doval）組成的“三駕馬車”將為印度制定強有力的外交政策增添分量和戰略深度。蘇傑生上任後多次就中美競爭問題發表看法，印度國內討論熱烈。綜合來看，印度對中美競爭的基本認知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美緊張關係會持續並影響多極世界格局構建。印度國內主流判斷是：中美競爭已從貿易摩擦升級為科技、安全、人員交流等各個領域的全面競爭；中美競爭有其必然性，兩國緊張關係短期內不會紓解，對世界格局影響深遠。 印度前國家安全顧問梅農（Shivshankar Menon）認為，美國仍是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不會任憑中國崛起為地區大國並取代其在亞太地區主導地位，中國也不會為了順從美國而停下崛起步伐。中美結構性矛盾將越來越突出，世界格局有可能走向兩極。由於這與莫迪政府構想的“多極世界”相去甚遠，印度國內對中美“脱鈎”風險和體系分化表示擔憂。

第二，中美競爭將帶來一系列區域性和全球性後果，包括大國地緣競爭在區域和全球的加劇、全球貿易秩序面臨危機、全球政治進入科技戰時代等。印度國內高度關注中美在南亞博弈，認為中美競爭加劇了大國在印太、中東、歐亞大陸的利益交鋒和地緣競爭。在世界經濟方面，印度戰略分析家拉賈·莫漢（C. Raja Mohan）認為，特朗普“美國優先”政策和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觸發了國際貿易秩序危機，全球產業鏈面臨重組。印度國內對新技術的關注也空前高漲，認為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問題已成為中美貿易持續緊張升級的前沿和中心，全球政治將在2020年至2030年迎來科技競爭時代。

第三，中美競爭對印度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在回應印度對中美競爭的看法和立場時，印度外長蘇傑生表示，“任何國家間摩擦都意味着風險和機遇，印度政府的目標是管控風險並將機遇最大化”，“對於印度這樣有着強烈獨立傳統的大國來説，我們總是抱着在艱難環境中尋求最優結果的意識在世界自處”。印度戰略界通過重新評估自身在中美競爭態勢中的利益和地位，認為印度面臨的挑戰和機遇並存，機遇更大，關鍵在於如何把握機遇。首先，從印美中三邊來看，印度地位的上升將為其在美中兩邊獲益帶來更大機遇，美國製衡中國的需求上升將強化印度的戰略重要性，這可能改變印度在印中不對稱關係中的弱勢地位，特別有助於“遏止”中國在印度周邊“擴張”速度。當然，印度也面臨中美競爭帶來的動盪和不確定因素挑戰，但機遇大於挑戰。其次，從對外戰略來看，機遇將首先出現在戰略方面，並可能外溢至經濟和技術方面。印度在經濟和技術上的獲益具有不確定性，有不少分析甚至認為中美競爭給印度經濟方面的積極影響是“邊緣性”（marginal）的。2019年7月印度國家銀行的一份報告顯示，中國減少對美出口並沒有直接導致印度對美出口額的大幅增加。2019財年印度對美總體出口增長了9.46%，但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25.62%。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對美紡織品出口方面，儘管印度在2019年前5個月有所增長，但越南和孟加拉國對美出口增長幅度比印度要大得多。該報告結論是，印度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獲益甚微。但在戰略方面，中美競爭有望為印度尋求應有地位提供更多回旋餘地。最後，中美在印度後院（鄰國區域）的競爭並不必然限制印度的戰略空間，反而可能有助於印度重塑周邊。鄰國是印度對外戰略的“核心內圈”（the first circle of priority），其對印度重塑地緣政治願景的戰略意義在於它是影響更廣泛周邊地區（extended neighbourhood）的關鍵因素。近年來中國在這一地區影響力的快速上升讓印度感到“核心內圈”的戰略利益受到威脅，因此樂見美國印太戰略對沖中國“一帶一路”倡議。中美在印度洋和南亞的競爭為印度夯實印美戰略合作基礎、制衡中國以及重塑與周邊小國關係提供機遇。

二、印度的應對舉措

為應對中美競爭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印度採取了一系列舉措，目前看主要集中於戰略層面，但在利用和回應地緣經濟動盪、全球貿易秩序危機和新技術競爭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方面，則建樹不多。

（一）深耕美國，應對中國崛起 

2019年4月，蘇傑生提出，印度的政策將以世界主要大國之間的接觸為指導，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目標是“深耕美國（cultivate the US）、應對中國（manage China）”。該表態改變了辛格政府在中美之間謹慎平衡的“不結盟2.0”戰略，轉向更加堅定地與美國全方位接觸和合作，努力爭取美國對印度核心利益支持，主動影響、培育甚至改變美國利益和政策，使之更加貼合印度的訴求和期待，同時忍耐美國不符合印度利益的行為，通融處置與美國利益分歧。其目的主要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對印度發展和安全的“威脅”。

印度的綜合實力較弱，印美中三邊關係不是典型的“三角關係”。印度一直以來不是從戰略三角的思維制定對美和對華政策的，而是傾向於以一種互不干涉（exclusive）的方式與主導國（美國）和崛起大國（中國）接觸，並與這兩個國家開展“戰略合作”。隨着印度威脅認知的變化、國際地位的提高和對自身實力不足的承認，印度過去的思維方式發生了變化。為應對中國這一最大的競爭對手給印度發展和安全所帶來的“現實威脅”，印度加強了對華政策的美國因素考慮和對美政策的中國因素運用。通過“議題聯盟”（issue-based alignment）、“不對稱通融”（asymmetric accommodation）等方式深耕美國便是印度為軟制衡中國崛起所採用的政策。

中國和巴基斯坦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日趨緊密的戰略合作和經濟合作刺激印度越來越將中巴關係視為重大威脅。為削弱中巴戰略合作對其帶來的不利影響，印度在處理與巴基斯坦相關的議題時，開始嘗試引入美國因素，考慮美國對牽制中國和削弱中巴關係的作用。具體策略上，印度選擇在跨境恐怖主義、中巴經濟走廊等核心關切的問題上與美國結成“議題聯盟”。2019年5月，印度與美、法、英等西方國家説服中國解除將馬蘇德·阿茲哈爾（Maulana Masood Azhar）列名提議的技術擱置，安理會1267基地組織制裁委員會將馬蘇德列入黑名單，這被印度國內視為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動。為抵制中巴經濟走廊，印度在外交、輿論上“雙管齊下”，構築孤立中國的聯盟，一方面同意復活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簡稱“四邊對話”），渲染“一帶一路”的“單邊色彩和經濟掠奪”，另一方面與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炒作“債務陷阱”“賬簿外交”“債務帝國主義”等論調，對中國及“一帶一路”進行軟制衡。

儘管印美貿易摩擦涉及的美國從印進口額（不超過50億美元）遠遠比不上中美貿易摩擦，被印度學者稱為“不具實質性損害”，但美國對待戰略伙伴（印度）與戰略對手（中國）的方式如出一轍（即極限施壓）。印美不斷緊密的戰略合作並沒有避免美國在貿易問題上對印發難，這讓印度感到困惑和不滿。然而在行動上，印度選擇對美“不對稱通融”，即實力對比中較弱一方通過妥協和讓步，以通融而非對抗的方式適應較強一方訴求。具體表現為：2018—2019年期間在美國增加鋼鋁的進口關税和取消印度“普遍優惠關税制度”最惠國待遇的雙重施壓下，印度方面保持了剋制，將該舉措描述為“不幸的”，僅認為其是談判失敗的結果；印度宣佈對美國杏仁、蘋果和金屬產品徵收價值2.4億美元關税予以反制，但實際上多次推遲了對這部分關税的徵收，為美國的讓步創造空間；對於美國要求其開放乳製品、醫療器械和其他商品市場的步步緊逼，印度也只進行了悄悄抵制。2020年2月美國在特朗普訪印前夕宣佈取消印度發展中國家地位，這意味着印度希望恢復普惠制貿易地位的願望落空，印美短期內難以達成有限貿易協議。儘管如此，莫迪在特朗普首訪印度期間高調錶示，“印美關係不再只是另一種夥伴關係，這是更遠大、更緊密的關係”。顯然印度在處理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時，更加着眼於全盤考慮，在美國將貿易摩擦的矛頭對準中國之時，印度不願將印美矛盾擴大化或引起國內對美抵制，破壞其因中美競爭獲得的巨大機遇。在實力偏弱的時候，保持忍耐以換取中美競爭給印度長期發展帶來的“機會窗口”，是印度當前的現實選擇。

（二）重塑與鄰國發展夥伴關係，宣揚“印度方式”

印度認為中美在其鄰國區域日益激烈的博弈為其強化印美戰略合作和制衡中國在周邊小國的利益拓展提供了機遇，當務之急是利用這些外部有利條件並充分發揮其政策槓桿作用。目前看印度選擇了三個外部條件加以利用：一是美國在南亞力推“印太”戰略以抗衡中國的地緣“擴張”，二是中國被美國打壓、戰略壓力增大，三是周邊小國尋求與包括美、中、印在內所有主要大國合作發展互聯互通的強烈需求。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印度進行了三方面的策略應對。

首先，藉助美國印太戰略對沖“一帶一路”的契機，加緊密切與鄰國的高層互訪和全方位合作。近年來中印兩國在尼泊爾、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國的競爭加劇，印度一改過去拒絕外部干預的做法，降低了對西方勢力介入南亞的敏感度，其目的是為了制衡中國。2019年美國開始向南亞國家“推銷”印太戰略，隨着尼泊爾外交部長2018年12月訪問華盛頓，美國國防部負責南亞和東南亞事務的副助理部長約瑟夫·費爾特（Joseph H.Felter）2019年2月訪問加德滿都，美國印太戰略與中國“一帶一路”之間的競爭在尼泊爾浮出水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會見尼泊爾外長時討論了尼泊爾在美國“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中的作用，並希望尼泊爾在選擇合作項目時考慮到公平交易與競爭原則。美國副助理國防部長費特爾訪問尼泊爾期間進一步對尼施壓，詆譭中國的投資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非尼泊爾的利益，還撥款擬推動電力傳輸項目，促進尼印電力貿易。

美國印太戰略牽制“一帶一路”符合印度的利益。在此背景下印度一方面與美國達成共識，在印度洋地區共同推進基礎設施發展計劃，另一方面藉機進一步密切與鄰國的高層互訪和雙邊合作。印美領導人在2020年2月特朗普訪印期間發表的《聯合聲明：印美廣泛的全球戰略伙伴關係的展望和原則》中明確提出，“美國支持印度在印度洋地區發揮安全、發展和人道主義援助的淨提供者作用，印美承諾在該地區發展可持續、透明、高質量的基礎設施。”印美將尋求第三方發展合作，莫迪總理還對美國提出的打造“國際高標準”、引領印太地區基礎設施的“藍點網絡”（blue dot network）的概念表達了興趣。2019年是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的大選年。該年6月，莫迪連任總理後的首次海外訪問便選擇了馬爾代夫和斯里蘭卡，足見印度對加強與這兩個鄰國高層交流的重視。蘇傑生也在同一時段訪問不丹作為其出任外長後的首訪目的地，為莫迪總理8月的訪問做準備。2020年2月，蘇傑生到訪孟加拉國，為莫迪總理3月訪問（因新型冠狀肺炎疫情而取消）做準備。南亞國家領導人應邀到訪印度的頻率也很高。2019年5月，尼泊爾總理夏爾馬·奧利（KP Sharma Oli）訪問印度並參加莫迪總理的就職典禮。10月，孟加拉國總理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訪問印度。11月，戈塔巴亞·拉賈帕克薩（Gotabaya Rajapaksa）當選新任斯里蘭卡總統後便將印度作為首訪國家，僅隔3個月，莫迪又邀請剛剛就任斯里蘭卡總理的馬欣達·拉賈帕克薩（Mahinda Rajapaksa）訪印。除了密集的高層互動以外，印度還加快了與鄰國的雙邊合作：在一年之中與孟加拉國啓動了十多項雙邊合作項目，涵蓋藍色經濟和航海事務、和平利用核能、太空研究、網絡安全、液化天然氣進口、職業培訓、社會設施等多個領域。與尼泊爾探討鐵路和水路項目在內的廣泛問題,印度還決定援助32.4億盧比與尼共同開闢全長69公里的輸油管道，這將是南亞地區建造的第一條跨境石油管道。

其次，利用中美競爭擠壓中國在南亞的重要合作伙伴——巴基斯坦。印度認為中國與巴基斯坦共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是為了圍堵印度，將中國視為打破南亞戰略平衡的破壞性力量。中美競爭給莫迪提供了一個無法拒絕的機會，即借中國被美國打壓之機、在特朗普對巴政策變化之前，趁勢改變克什米爾的遊戲規則。2019年8月5日，印度政府發佈總統令，宣佈廢除賦予印控克什米爾地區特殊地位的憲法第370條款和憲法附則35A條款，成立所謂“查謨和克什米爾”與“拉達克”兩個中央直轄區。印度單方面宣佈廢止憲法賦予克什米爾的“特殊地位”，改變了建國以來對克什米爾政策的基本原則及賦予的法律地位，導致印巴關係急劇惡化。為穩定事態，中國和巴基斯坦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重啓閉門會議討論克什米爾問題，印度則聯合美國、歐洲和俄羅斯等國阻止安理會對該提案討論。印度還借勢向中巴喊話，要求中止在巴控克什米爾地區的中巴經濟走廊活動。

最後，復興環孟加拉灣多領域經濟技術合作倡議（BIMSTEC，簡稱環孟加拉灣經合組織），提出“印度方式”，通過制度和規範的方式構建區域互聯互通網絡，削弱“一帶一路”的影響力。面對中美在南亞的互聯互通模式競爭，南亞國家選擇大國平衡，與所有主要大國開展合作。這給印度帶來了政策運作的空間。為了削弱“一帶一路”的合作效應，印度試圖利用其在南亞的傳統優勢，即地緣、歷史、宗教文化、經濟聯繫和區域制度優勢，重新激活地區一體化機制。為此，印度一方面籠絡除巴基斯坦以外的南亞各國，復興環孟加拉灣經合組織，與鄰國重啓“互聯互通、商業和交往”一體化倡議，試圖建立環孟加拉灣經合組織框架下的區域互聯互通網絡，增強南亞國家對“一帶一路”的離心力。另一方面提出“印度方式”，強調印度作為地區“平衡者”和“穩定器”區別於中國及其“一帶一路”合作模式的規範優勢。2020年1月，蘇傑生在第五屆瑞辛納對話（Raisina Dialogue）上提出“印度方式”（India Way），其內涵包括：印度作為“決定者和塑造者”（a decider and shaper）而非旁觀者，積極塑造地區和國際進程；利用印度的影響力加強協商，成為地區的安全淨提供者（a net security provider），為互聯互通做出貢獻。

（三）擴展與美在印度洋合作，積極塑造“印太”概念 

印度學者拉傑什·拉賈戈帕蘭（Rajesh Rajagopalan）認為，印度在印太的主要目標是防止中國主宰該地區。印度領導人並沒有明確表示這一點，但這是其政策的基本邏輯。2017年“四邊對話”召開後，印度官方正式接受“印太”概念，但在表述上含糊其辭，刻意與美國“印太”立場保持距離。然而，近來印度一系列動向表明，其在“印太”問題上的利益目標逐漸清晰：加強與美國在印度洋合作，從地理概念、合作議程和機制聯繫三個方面積極塑造“印太”。這一變化與中印關係波動起伏、中美競爭加劇幾乎同步發生，反映了印度對自身利益界定的變化和相應政策調整：遏止中國在印度洋“擴張”，藉助美國印太戰略實現自身利益拓展。

第一，加強與美在印度洋合作。2019年12月，印美第二次“2+2”對話會在華盛頓舉行。與首次會議不同，此次會議協議清單突出強調印美在印度洋地區合作：美國同意參加2020年在印度安達曼和尼科巴羣島海域舉行的“米蘭”多國海軍演習；印度將加強與美國中央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合作，將戰略合作拓展到美印太司令部以外；探討在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IFC-IOR）派駐美國聯絡官，推動印美在印度洋的海洋安全合作；2019年印美首度舉行“老虎凱旋”三軍聯合軍演，以後每年舉行；承諾開展聯合活動，培訓印太國家維和人員，等等。

第二，推廣印度的“印太”概念。印度對“印太”有着自己的定義。與美國的印太界定（從印度洋西海岸至美國東海岸的廣大區域）不同，印度的定義包括整個印度洋，因為它擔心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勢力“擴張”。近來印度又藉助主辦第六屆“印度洋對話”和第十一次“德里對話”的機會，以“印太：通過擴大地理範圍重新想象印度洋”和“推進印太的夥伴關係”為主題，推動地區國家將西亞作為“印太”組成部分的共同認知。蘇傑生對“印太”的最新定義是涵蓋“海灣、阿拉伯海島國、印度次大陸、東南亞、澳大利亞、新西蘭、太平洋島嶼以及非洲的東部和南部海岸”的廣泛區域。關於印美在“印太”概念界定上的差異問題，莫漢提出，為全面應對中國挑戰，美國的“印太”概念在拓展，正日益與印度趨同。若果真如此，將意味着印度“深耕美國”初見成效，印美很有可能加大在印太的協同力度，共同應對中國的挑戰。

第三，引領“印太”海洋安全議程。2019年11月，印度在東亞峯會期間啓動“印太海洋倡議”（Indo-Pacific Oceans Initiative），被認為是基於印度印太願景的行動計劃。莫迪總理提議，“在包括減塑在內的保護海洋環境、加強海洋安全、可持續利用海洋資源、能力建設和公平分享資源、減少災害風險、加強科學技術和學術合作、促進自由公平互利的貿易和海運等各領域開展合作”。2020年2月6日，印度與澳大利亞、印尼共同主辦第四次東亞海洋安全會議並啓動海上安全和減災議程。

第四，主導印度洋和太平洋合作機制聯繫。在第六屆“印度洋對話”和第十一次“德里對話”上，印度外交部還邀請了東盟和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IORA）國家官員和學者參加，旨在整合東盟主導的東印太機制和環印度洋聯盟為載體的西印太機制，實現跨平台協作。

（四）宣稱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但效仿美國對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面對中美競爭給全球經濟體系帶來的影響，印度的心態較為複雜。印度不滿特朗普政府對全球經濟秩序的破壞性做法，因而選擇與中國、俄羅斯等大國共同呼籲和倡導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但由於看重短期效應，印度借美國極限施壓中國之機，效仿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

儘管莫迪更加重視對美關係，但在特朗普政府破壞全球經濟秩序和自由貿易體系的問題上，印度選擇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大國保持政治協調。2019年10月，中國領導人應邀赴印度出席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雙方一致同意“維護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並在全球多邊機制框架內加強協調。印度繼續推動中俄印機制，同樣是為了應對特朗普對全球經濟秩序帶來的根本性挑戰。

在全球產業鏈重組和新技術競爭帶來的機遇面前，印度卻遠未做好充分準備，導致其為了增進短期利益，選擇效仿美國對華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投機做法。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以來，印度國內對華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上升，擔心處於中美貿易摩擦中的中國可能擴大對印出口。為加強本國製造業，減少對中國商品的依賴，特別是輕工業產品，如紡織品、玩具和燈具等家用物品，印度想方設法對中國產品進入其市場設置障礙。2018年年初以來，印度對中國浙江義烏燈具的訂單量同比下降了50%。兩國長期存在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也加劇了印度對於中國加大對印出口的擔憂。

印度政府還啓動了對華經濟接觸的風險評估。印度議會常務委員會發布了一份關於中國對印度工業威脅的報告，全面概述了中國“不公平”貿易做法、競標和傾銷給印度製造業造成的損害，特別是中國在電信和信息通信技術領域具有的巨大戰略優勢，以及中國“掠奪性定價策略”導致不可持續的貿易失衡等。對於美國人擔憂的中國經濟發展損害美國經濟，印度也開始思考與中國競爭的機會有多大。也就是説，印度國內已將是否加強與中國經濟接觸作為一個議題進行討論，這是以前不曾出現的。

新冠疫情進一步加速了印度在經濟上的“去中國化”。疫情爆發後，印度出台了貿易、投資、市場準入等多項保護主義政策，減少對華經濟依賴，並加入美國主導的“經濟繁榮網絡”，力促美國企業加大對印投資，謀求在全球產業鏈重組中佔得先機。中印加勒萬河谷衝突事件促使印度在對華部分經濟脱鈎方面走得更遠。

三、印度應對中美競爭的政策走向

印度對中美競爭的戰略應對並不均衡。莫迪政府對地緣政治變局做出了較充分應對，但似乎沒有準備好應對特朗普總統引發的地緣經濟動盪和對全球貿易秩序的挑戰。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中美競爭的態勢很有可能會持續，在這種背景下，印度“深耕美國、應對中國”的基本戰略不會發生根本改變。這是因為印度將長期處於中美印三邊關係中實力較弱的地位，在中印關係中的結構性問題（即邊界爭端）未能得到妥善解決、美國希望印度在制衡中國方面發揮更大作用的情況下，中國仍將被印度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和現實威脅，而美國則是牽制中國崛起和實施軟制衡的最重要的“天然盟友”。基於這種身份定位，印度將進一步發展對美關係，牽制中國崛起對印度發展和安全的挑戰。在印度看來，中國的挑戰是恆定的，長期存在的，而美國與印度的利益分歧和美國內政外交的不確定性所帶來的風險是有限的，可改變的。這需要印度在對美政策上有所作為，深耕拓展。但印度能否把握中美競爭給它帶來的戰略機遇，還取決於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大國關係變動、新技術發展和較量、印度國內經濟改革的表現，等等。相較於大國關係變動對印度戰略的衝擊，印度在經濟和技術領域面臨的挑戰可能更大。

（一）大國關係變動挑戰印度對美、對華政策

塑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是印度的長期利益所在。印度之所以將中國視為主要競爭對手和現實威脅，是因為中印兩國同為崛起大國，又是在領土問題上存在爭議和戰爭記憶的鄰國，中國快速崛起繼續拉大與印度之實力差距導致印度對塑造國際環境前景趨於悲觀。因此，為了塑造有利於自身的國際環境，印度必定要制衡中國，避免其在能源、貿易、安全、傳統“勢力範圍”等核心資源競爭中處於弱勢地位。美國就是緩解這一悲觀預期的最重要的準聯盟對象。研究發現，當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以合作為主時，印度易採取不結盟政策；當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以對抗為主時，印度易選擇結盟。因此，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將對印度應對中國的政策選擇產生重要影響。短期來看，中美戰略競爭趨向常態化不可避免。但長遠來看，中美關係走向存在多種可能，一是徹底“脱鈎”，最終形成“NEW COLD WAR”對峙局面。二是雙邊矛盾在兩國有意識的管控中緩慢發展，爆發危機的風險不斷積累。其走向一方面取決於美國政治經濟形勢和國內各派博弈，另一方面更取決於中國的應對。美國政治經濟形勢和國內各派的博弈不僅會影響中美關係走向，也將給印度把握美國利益和“深耕美國”增加不確定性。

美俄關係的走向也會對印度對美、對華政策形成挑戰。俄羅斯是印度在冷戰時期的準盟友，共同反美防華。後冷戰時期的印度與俄羅斯依然維持着高水準的戰略合作，防務關係尤為緊密。出於戰略自主的考慮，印度對俄羅斯的重視將不會亞於美國。印度不斷加強與美國的軍事戰略合作，絕非是以削弱與俄羅斯的傳統關係為代價的。因此，印美關係將不可避免地受到美俄關係走向的影響。美俄關係趨冷、衝突升級，中俄關系將更加緊密，印度則不得不在美俄之間左右搖擺，“深耕美國、應對中國”的政策效果必將大打折扣。美俄關係若轉暖，則將顯著緩解印度兩難困境。

另外中印在部分關鍵領域的關係變動也會對印度的戰略認知和政策選擇產生一定影響，當然，“應對中國”的基本面不會根本改變。中印雙方對貿易不平衡問題的處置可能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指標。若該問題能得到較好解決，將為印度應對中美競爭贏得更加通融的政策空間；若解決不好，則有可能加劇印度與中國地緣經濟競爭，對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的經濟依賴也將更大，不利於印度的長期利益。

（二）新技術較量考驗印度戰略應對能力

在科技領域，美國對歐洲、加拿大、印度等國抵制中國5G產品准入的強力施壓，使印度與其他國家一樣難以抉擇，這可能是印度面臨的最大挑戰。當前，印度尚謹慎表態，避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為了評估印度在該問題上的利益，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大範圍競爭局面，印度選擇對多種因素進行綜合考量，包括政治、經濟、網絡安全等。由於5G技術發展前景和對印影響尚不確定，加之多種因素之間存在複雜關聯性，印度政府在是否抵制華為公司進入印度市場上非常謹慎。2019年底，印度電信部長首次表態開放華為公司在印試驗，但未來合作不確定性依然存在。印度政府內部一直存在反對華為參與5G建設的聲音。印度科學家也曾明確表示，“印度應立即與除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供應商共同開展5G試驗工作”。另外，最新的許可僅限於印度5G試驗而非部署，這些試驗只是用於檢查“潛在的漏洞”，華為公司最終能否參與5G部署還是未知數。

隨着新技術推陳出新，中美科技競爭將不僅侷限於信息技術領域，雙方在人工智能、外層空間探索等方面較量將更加激烈，這將考驗印度戰略應對能力和決斷。這些挑戰至少包括三方面：第一，美國的戰略決心在多大程度上施加給印度，將影響印度的政策取向；第二，由於技術、互聯互通在某種程度上超越其本身範疇，具有戰略意義，印度能否對快速發展的新技術影響作出全面評估和科學理性決策；第三，在戰略考量和經濟利益之間做出權衡並非易事。受上述三方面因素影響，印度政策走向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三）國內經濟改革前景不明增大印度應對難度

在特朗普政府衝擊之下，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陷於停滯甚至後退，世貿組織機制前景不明，區域化自貿協定相互競爭，新興國家高速發展不持續不均衡，與發達國家差距依然很大。中美貿易摩擦短期看已阻礙了世界經濟穩定和發展，其長期影響還未完全顯現。新冠肺炎大流行進一步衝擊印度經濟，使之下滑嚴重。印度未來受全球性經濟衰退和經濟動盪的影響將更大。

對於如何應對地緣政治動盪和全球貿易體系危機，印度國內大致有三類看法：印度傳統主義者認為，堅持多邊主義是應對之道，建議通過動員77國集團對抗美國單邊主義，這部分人具有較強反美情緒，不滿美國不公正對待；印度現實主義者認為，世界貿易正迎來新的關口，而印度的宗旨並不是捍衞世界貿易組織。印度每年的商品和服務貿易額已超過1萬億美元，印度的責任應是保護自身貿易權益，這對印度人民的經濟福祉至關重要；莫漢等人從戰略高度看待印度的戰略應對，認為“印度應有目的地探索與美國互讓的可能性，抓住美中貿易摩擦後全球生產鏈的重新安排”，“沒有什麼比務實調整印度貿易戰略和改革談判結構更能塑造印度未來的全球軌跡”；印度中國研究所也在報告中提到，“在發揮經濟或科技在整體國家安全戰略中的作用方面，印度缺乏協同思維，既得利益集團和進口遊説團體阻礙了旨在恢復制約印度高科技製造業和創新生態系統發展政策的實施”。換言之，印度國內經濟改革才是關鍵。 

事實證明，印度改革國內經濟體制迫在眉睫。疫情之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大幅下調了印度經濟預期。IMF在2020年4月份的預測數據中表示：印度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將增長1.9%，然而6月份直接下調至-4.5%。原因可能是印度的疫情還在持續，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對印度不成熟的經濟體制能否經受疫情衝擊並迅速恢復表示懷疑。另外，印度對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的態度從積極轉向消極進而發展到如今強硬地表達對中國的不滿和對自我利益維護的堅定意志，也暴露出印度對其國內經濟體制的底氣不足。RCEP是有利於印度發展的至關重要的經濟合作載體，也是可能對中美競爭產生政策槓桿效應的自貿安排，長遠來看，印度加入RCEP有助於增強其應對中美競爭的能力。然而，印度卻在最後時刻退出RCEP談判。目前莫迪的改革仍然處於表層，像土地所有權改革、振興製造業、減少農民和農業補貼以及吸引外資、削減政府財政赤字等仍沒有大的突破，亟需進行結構性改革。印度學者指出，早先提出類似挑戰的自由貿易協定並未導致國內貿易結構重組，反而使印度與自由貿易協定夥伴的貿易逆差在8年內翻了一番，2018財年飆升到1040億美元。為了從現有的自由貿易協定和中國龐大的經濟發展中獲益，創造更高的國內價值、就業和增長，印度需要進行治理改革、擴大本土採購、加大真正本土化和更高的研發投資。如果未來3年可以做好準備，印度將在更堅實的基礎上加入RCEP和任何其他自由貿易協定。

因此，總的來看，印度在較長時間內將保持“深耕美國、應對中國”的基本戰略不會改變，這是由印度實力地位和中美持續競爭所決定的。大國關係的變動會對這一戰略的實施產生一定影響，但不會動搖其根本。相對於戰略層面的穩定性，印度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挑戰更大，這主要是因為印度國內對於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和機遇還不夠明確，新技術較量、國內經濟改革前景不明等因素也增加了印度應對中美競爭長期影響的難度。若沒能解決好這些問題，印度將很難將戰略機遇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獲益和國際地位的提高。特別是在對華政策上，印度選擇戰略投機的風險有可能因國內政局動盪和經濟表現不佳而增大，對華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也將損害印度的長期利益，既無助於解決對華貿易逆差問題，也難以充分利用中美競爭所帶來的新經濟環境和新技術條件發展自己。

四、結語 

中美競爭作為一個體系性變量，正深刻影響着國際格局變化和各國內政外交。莫迪政府高度重視對中美競爭發展和影響的研判與評估。目前看，印度有關中美競爭發展前景和體系影響的認知相對温和、理性和中立，在對印影響的認知方面則更加務實、進取甚至突破傳統外交思維，比如認為印度與美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越來越受中美關係發展影響，這顯然與過去的認知不同。在外交應對上，印度將“深耕美國”和“應對中國”作為長期政策目標，將“深耕美國”視為“應對中國”的重要政策槓桿，這無疑會強化中印關係的競爭性和對沖性。出於戰略自主的考慮，印度不會完全倒向美國，但印度在中印邊界、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的政策和行動值得關注。中國應做好“兩條腿走路”的準備，一方面對印方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予以堅決反制，捍衞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另一方面積極尋求兩國利益交匯點，推動務實合作，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當前中美博弈加劇，中印關係動盪，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響還在持續。在此背景下，中印應着眼大局，增進戰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正如王毅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在中俄印外長視頻會晤上的講話所言，“中俄印同為堅持戰略自主的全球性大國，我們應把握好互為夥伴、互為機遇的總體合作態勢，從助力三國發展振興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共同利益出發，正確對待和妥善處理好雙邊關係中存在的敏感因素，維護好相互關係的大局，為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具體落實到行動上，應在中印領導人戰略引領下，妥處邊境事態加強溝通協調，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與安寧；協調促進多邊主義，支持世界衞生組織加強抗疫合作，共同推動完善全球公共衞生治理；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聯手應對後疫情時代的經濟、社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