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樂觀的陳述！“雙循環”的演進之路：中國2020 VS 美國1913_風聞

作者: 程實 --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會押着同樣的韻腳。”全球局勢劇變之中，2020年中國經濟開始邁向“雙循環”新格局。從歷史進程、全球環境和發展目標來看，這一變革與1913年前後美國經濟的“雙循環”演進形成跨越時空的呼應，共同指向了大國經濟發展和全球格局迭代的一般性規律，進而賦予了歷史經驗以現實性的啓示意義。

回顧美國經驗，我們發現，“雙循環”演進的深層邏輯在於：以產業升級為先導，輔之以大規模創造消費新場景的投資，進而激活消費升級，在供需兩端同步啓動“內循環”的自我強化，最後再以“內循環”去重塑“外循環”。

對標中國現實，在這一邏輯的各個關鍵節點上，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可觀的潛力。未來打通這些“潛力點”的進程，即是中國經濟“雙循環”的質變之途。由此前瞻，雖然全球局勢波瀾難止，但是基於紮實全面的“潛力清單”，中國經濟的“雙循環”預計將穩步兑現富有活力的長期前景。

**歷史的先聲：美國經濟“雙循環”的演進**

在2020年6月的“陸家嘴論壇”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指出，“一個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的雙循環發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回顧歷史，在近一個世紀前的太平洋彼岸，美國經濟的“雙循環”恰也迎來了新一輪演變，並構成從新興大國邁向一流強國的關鍵一躍。具體而言，十九世紀至今，美國經濟“雙循環”的演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800-1870）:“內循環”獨立支撐。這一階段的美國經濟以農業為主，對外出口廉價的原材料，進口昂貴的工業製品。由此，貿易赤字成為常態，“外循環”拖累經濟增長，“內循環”被動成為唯一引擎。

第二階段（1870-1913）：“外循環”邊際增強。伴隨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美國完成工業化，工業製品在國際市場佔據優勢並形成貿易盈餘，“外循環”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凸顯，這一趨勢在1913年左右達到歷史頂峯。

第三階段（1913-至今）：“雙循環”互促共進。1913年後，一戰、大蕭條、二戰等歷史拐點相繼發生，徹底重塑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在新格局下，美國“雙循環”的關係再度演進。表面上看，“內循環”進一步佔據主導，強勁的內需造成長期貨物貿易赤字，使得“外循環”看似拖累了經濟的紙面增長。

但實際上，藉助於穩健的“內循環”，美國經濟在“外循環”中主動引領全球化進程、重塑全球體系、佈局海外投資、發展服務貿易，大幅提升了“外循環”對美國居民收入的真實貢獻。根據學術研究，2007年這一貢獻值約為1913年水平的2.1倍。這一階段，美國經濟受益於“外循環”，而不受制於“外循環”，形成了美國版的“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格局。

**歷史的押韻：2020與1913**

從“雙循環”的演進階段來看，2020年的中國與1913年前後的美國高度相似。諸多相似點的背後是大國經濟發展的一般邏輯，以及全球格局迭代的週期規律。基於此，較之於他國，1913年美國的歷史經驗對於今日中國的“雙循環”建設更加具有啓示意義。

其一，自身進程相似。美國“雙循環”演進的第二階段開始於1870年，於第25年（1894年）實現工業產值的全球第一，於第44年（1913年）進入第三階段。對於中國而言，如果將改革開放前的時期粗略算作第一階段，那麼第二階段發軔於1979年，於第32年（2010年）實現工業產值的全球第一，於第42年（2020年）開始準備進入第三階段。

相似的歷史“時間表”，潛藏着新技術發展、國內市場發育、產業新舊切換的長週期共振，既賦予了大國搶抓變革機遇的能力，也產生了承弊通變、時不我待的壓力。由此來看，未來的5年將是決定中國“雙循環”能否平穩開啓第三階段的關鍵期。

其二，全球環境相似。以1913年為分水嶺，一戰、大蕭條、二戰接踵而至，根本性地顛覆了全球舊格局。在漫長的全球亂局之中，美國經濟雖然一度遭到外部環境的嚴重拖累， 但是憑藉本土產業鏈和市場的相對穩定，最終實現了逆流而上。2020年，全球疫情危機爆發並料將長期延續，保護主義、大國優先主義和民粹勢力加速漲潮，持續激化地緣政治衝突，全球經濟貿易格局已迎來新一輪重塑。中國經濟目前面臨多方面的外部壓力，但是基於自身綜合實力以及疫情防控的領先優勢，有望長期保持內部產業鏈和市場的相對韌性，因此未來存在“化危為機”的長期潛力。

其三，發展目標相似。從中國政策的全局來看，未來“雙循環”中的“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互促”，需要從三個層面理解。其一，以“內循環”為主不等於對外脱鈎，相反，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將會加速擴大，中國將以“親誠惠容”的理念與更多元的國際夥伴共享雙贏機遇。其二，“內循環”的發展壯大有助於抵減全球亂局下的外部衝擊，基於此，中國經濟在“外循環”中將更為靈活主動，受惠於外而不受制於外。其三，立足於“內循環”，中國將為全球經濟金融提供稀缺的“穩定錨”，並更加積極地參與全球價值鏈條、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優化。這些發展目標，與美國“雙循環”的第三階段具有相似性。

**歷史的啓示：“雙循環”演進的深層邏輯**

歷史經驗的鏡鑑，不侷限於表面的相似類比，還需深入到底層的邏輯規律。1913年前後，美國“雙循環”之所以能夠完成從第二階段向第三階段的飛躍，關鍵是長期聚力並以合理次序推動了“雙升級”：以產業升級為先導，輔之以方向準確的投資，進而激活消費升級，在供需兩端啓動“內循環”的自我強化，最後再以“內循環”去重塑“外循環”。

第一，產業升級。我們認為，“產業升級”這一龐雜的概念，最終可以歸結為兩大核心問題：1）生產什麼；2）如何生產。從這兩個維度來看，1913年前後，美國產業體系完成了雙重質變。其一，優勢產品高附加值化。19世紀，美國在全球產業體系下的比較優勢長期停留於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是，依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進步，1900-1913年美國在全球工業製品領域（當時的高附加值領域）佔據了新優勢，其工業製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以及工業製品的進口，顯着提升了附加值視角下的貿易盈餘，使美國升至全球價值鏈的頭部。

其二，生產方式現代化。為了最大化發揮技術進步的紅利，這一階段美國的生產組織形式發生了軟、硬層面的同步進化。從硬件方面，從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當時的先進業態）加速轉變，1900-1910年出口產品的資本/勞動比率較1890年大幅提升。從軟件方面看，“福特製”、“泰勒制”和流水線迅速普及，以大規模生產的方式擴大了美國在高附加值領域的產業優勢。以汽車（當時的尖端產品）為例[5]，1899年美國汽車年產量僅2500輛，而到了1913年，年產量升至48.5萬輛，約佔全球產量的 80%。

第二，消費升級。產業升級為消費升級奠定了兩大基礎。一方面，得益於生產效率的提升，美國人均GDP在1900-1913年期間升至全球第一梯隊，並且其優勢在此後長期擴大。另一方面，得益於大規模生產，居民能夠以相對低廉的價格享受汽車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價”的剪刀差，從根本上夯實了居民的消費能力。但是，收入不是決定居民消費的唯一因素，還需要適宜的消費場景和消費習慣作為“催化劑”，系統性地提升居民消費傾向。

這一階段，兩種投資恰好填補了這一短板，以網絡化的方式迅速普及了新的消費場景。從動態網絡來看，美國公路網日趨擴大，對接了汽車的普及，串聯起外出旅遊、娛樂等新興的消費需求。從靜態網絡看，美國城鎮化繼續較快推進，對接了居民收入的增長，並將其轉化為居民追求更高生活品質的消費需求。

以投資為啓動器，“內循環”的消費引擎開始加速。從數量來看，美國經濟於1920年代進入“柯立芝繁榮”和大眾消費時代。從結構來看，1901年至大蕭條前夕，食品、服飾兩大基本消費的佔比持續下滑，而娛樂、出行、住房的消費佔比呈現長趨勢擴大，是大眾消費邊際增長的主力。這也驗證了“汽車-公路”網絡、城鎮化網絡對消費引擎的激活作用。由此，“內循環”供需兩端的良性互動形成，並支撐美國穿越了接下來漫長的“外循環”衝擊。

**歷史的接力：2020年中國的“潛力清單”**

通過逐層對標美國“雙循環”邁入第三階段的核心邏輯，我們發現，在各個關鍵節點上，2020年的中國都具備着可觀的潛力，而打通這些“潛力點”的進程，即是中國“雙循環”的質變之途。基於此，雖然未來全球格局料將充滿不確定性，“潛力”向“實力”的轉化仍需時間，但是從中長期來看，我們對中國經濟的前景保持謹慎樂觀。

第一，產業升級的潛力。其一，優勢產品邁向高附加值。近年來，隨着高新技術產業的較快發展，中國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比例穩步增長，國際專利申請量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疫情爆發後，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保持穩健，反映出其堅韌的比較優勢。展望未來，若能繼續抓牢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歷史機遇，減弱核心技術對“外循環”的過度依賴，則將為上述趨勢注入長遠動力。對此，着力打通國內“基礎研究—科技轉化—商業應用”的創新體系，將是本階段的關鍵。其二，生產方式再進化。1913年美國從軟硬兩個方面，以“大規模生產”開啓了“大眾消費時代”。

相似的，與多元消費時代相適應，當前的中國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產方式——數字化生產，同時具有大規模生產、創新力和精細化的三重優勢。立足於中國完備的產業鏈條，通過工業互聯網對供給側進行數字化改造，並與高度數字化的居民生活相連接，料將實現：1）為科技企業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量產能力，使其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經濟效應，進而支持新一輪創新；2）支持生產進程中靈活、精確地動態調整，縮短產品迭代週期，加快新供給對新需求的拉動，並減弱全球供應鏈波動的衝擊；3）消解供求兩端的信息不對稱，消費者訂單能夠被拆分後直達生產體系的終端，由此規模化生產能夠深入小眾化、多元化的細分市場，在提升消費者福利的同時，降低生產者的市場風險。展望未來，為了加速向“數字化生產”的轉型，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和税費負擔，推進“放管服”改革，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將是核心的着力點。

第二，消費升級的潛力。得益於有效的疫情防控，中國經濟在疫情時代率先企穩反彈，由此居民收入的增速在短期波動之後，有望在全球視角下保持長期優勢。未來若能進一步促進收入分配公平、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則將持續夯實居民消費能力。立足於此，從美國經驗看，還需要以方向適宜的投資創造消費新場景，網絡化地推廣消費新行為和新需求。

當前，有三張“網”可以作為中國經濟啓動消費引擎的抓手。第一，新型交通網絡。以城際高鐵和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為依託，進一步提高城市羣之間的交通效率，從而串聯起跨城市的旅遊、娛樂、商貿等服務消費新需求，並承接疫情時代服務貿易進口需求迴流的新機遇。第二，新一代移動網絡。以5G、大數據中心為基礎，一方面憑藉更高效的網絡激活在線娛樂、遠程辦公等新的虛擬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則以“線上”賦能“線下”的方式，推動消費重心下沉，釋放低線城市和農村地區的消費升級活力。第三，新型城鎮化網絡。2019年中國城鎮人口占比約為60%，接近於1913年美國城鎮化水平（約55%）。美國1913年之後的經驗顯示，即使在沉重的外部衝擊之下，依託於龐大的人口基數，城鎮化在60%提升至75%的過程中仍能保持較快速度。由此，如果中國的新型城鎮化穩步推進，則大量新增城市居民在教育、工作、醫療、文娛等領域的高品質需求將匯聚成強勁的國內市場增量。

展望未來，若要充分發揮上述三張“網”對消費的啓動作用，關鍵在於加快完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其中，金融體系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將是分別打開資本、土地、勞動力三大要素桎梏的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