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子女眼中的一代宗師潘懋元_風聞

作為中國高教界的一代宗師，潘懋元先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桃李滿天；作為子女的第一任老師，潘老先生也有建樹，培養了四個合格的學生。

今年已是百歲華誕的潘老先生仍然堅持在帶研究生，40年來，他一共培養出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碩士研究生，先後走進233所大學，出席報告會331場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463篇，編著66部。

四個子女在不同領域取得的傑出成就，也是潘老先生教育理論與實踐的最佳詮釋。老大潘凱倫畢業於中國科技大學，曾任廈門化工廠技術副廠長，是當年廈門化工系統兩名高級工程師之一；老二潘世墨，畢業於廈門大學哲學系，曾任教育部三個專家委員會委員和福建省人民政府顧問，原廈門大學常務副校長；老三潘世平，畢業於廈門師範專科學校，曾任集美師範專科學校黨委書記和廈門城市學院黨委書記兼常務副校長；老四潘世建，曾任廈門路橋建設投資總公司總經理，省勞模，廈門市副市長、政協副主席。

在潘老先生百歲華誕之際，老二潘世墨自己動手撰寫了一篇題為“兒女心目中的‘先生’”的文章，文中回憶了潘老先生的教子之道，很多言傳身教在今天仍然適用。

原廈門大學常務副校長  潘世墨

我的父親潘懋元先生百歲華誕之際，他的眾多學生紛紛提筆，寫出一篇篇“我和潘先生的故事”。每一個故事的細枝末節，每一位學生的真情流露，都深深地打動了我，多少往事湧上心頭 ……

01  被“弄錯”的一件事：子女與學生的關係

潘世墨與潘老先生。

在父親的學生中間，流傳着這麼一句話，“潘先生對待學生像子女，對待子女像學生”（後來有不同的表述，但是意思一樣）。這句話源於1980年代。有一年除夕，父親聽説高教所有幾位學生留校沒回家，就邀他們到家裏，一塊圍爐吃年飯。晚輩私下有微詞，除夕應該是自家人的大團聚呀？我很理解父親想法，上個世紀40年代初，父親在內遷閩西長汀的廈門大學求學。家鄉汕頭淪陷，孤身一人，有家難歸。老人家特別理解年輕人過年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的心情。在他心裏，學生就像自己的子女一樣。我這麼一説，大家不覺點頭稱是。説完之後，我一閃念，那對待子女呢？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爸爸對待子女就像學生一樣。我們四姐弟更是深有同感。

“對待學生像子女，對待子女像學生” —— 30多年前的一句非常普通的話，流傳開來，長久不息，足見其説得恰如其分，很得人心。

02  家庭教育的“秘訣”：“行不言之教”

今年，父親整整一百歲，依然身體安康、思維敏捷、精神矍鑠、談吐自如。“古稀之年”的我們，在“期頤之年”的父親面前，依然是孝順的兒女，聆聽教誨的學生。父親總是説，自己的家庭教育沒有什麼秘訣，這並非謙虛，或者秘而不發。我的切身體會是，父親的家教，如老子云：“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身教重於言教，言教言簡意賅、有的放矢。“不言之教”這個道理，人所皆知，但是真正做到、做好，則非易事。

在1980年代之前，我們家庭的經濟條件並不好。雖然父親的工資比較高，但是一家6口，加上負擔廣東的祖父和江西的外婆，尤其母親常年生病，病退後沉重的醫療費用，家庭日子過得十分拮据。我們從小就知道，每逢新學年開學，四個孩子的學雜費、課本費，都是一筆不小的開支。父親想盡辦法，向約稿單位預支稿費，或向同事借，不讓子女被老師催繳而難堪。1960年代三年困難時期，有一年臨到年關，包括購買過年供應的肉票、魚票的錢還沒有着落，為難關頭收到一筆講課費18元，大家才鬆一口氣。

當時國家照顧老講師以上的知識分子，有個中灶食堂，午餐供應三五角錢一份的葷菜，也就是青菜帶上幾片豬肉、幾塊炸魚等。父親從來不在食堂用餐，而是讓我們買回來，拌在大鍋菜裏全家共享。在我記憶中，我們從小就懂事，生活簡樸。我們打小几乎全年打赤腳出門，我們的衣服多數是打過補丁的。我初中三年的數理化課本，都是姐姐用過的，雖然舊一點，也不錯，提前知道課文重點、習題的答案。我做數學作業的草稿紙，是買印刷廠論斤稱重裁剪下來的下腳料。艱苦樸素就是這樣從小培養起來的。

平時，父親相信孩子會努力讀書，很少過問我們的學習情況，期末成績冊家長簽名時，會做一個評價。他倒是經常檢查每個月給各人的三五元零用錢是怎樣花的。開始，我拿到錢，買零食沒幾天就花光了。父親沒有直接批評，而是提起他上小學時，家境貧困，中午餓肚子，省下午飯錢買書，落下胃病。現在三餐有保證，有沒有比吃零食更應該花錢的地方？這讓我們從小養成計劃用錢的習慣。

有一回，我答應星期天幫助家裏大掃除，出門後忘了，回家有點不好意思，卻也無所謂。當時父親沒有説什麼。過後，父親給大家講一個成語：輕諾寡信。這個成語至今不忘，更是牢記做人要講信用的道理。

1977年年初，我在山區武平工作，登記結婚，分了喜糖，單位為我們開茶話會。回到廈門，父親和我商量，我弟弟剛結婚辦過酒席，我們在單位也舉行過茶話會，是否不一定辦酒席吧。我和愛人理解父親，同意了。全家高高興興地圍一大桌，有美酒，有佳餚，慶祝新成員加入。父親送我愛人一塊“上海牌”手錶，還有200元大紅包。

父親給我們的另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勤奮上進、自愛自律。打從小看見他總是在忙，白天一早騎自行車上班的身影，深夜燈下伏案的背影。時至今日，仍然如此。這兩三年父親出門少了，在家裏不外是三種狀態，在書房看書報、寫文章，在客廳與客人、學生交談，在寢室小憩、閉目養神。

早年，父親長期超負荷工作，有了知識分子的“職業病”，如神經衰弱、胃病，也與茶、煙、酒交上朋友。他迄今保持潮汕人的品茶嗜好，當然年紀越大喝得越寡淡。80歲過後，他抽煙頻率遞減，90歲過後，基本戒了，偶爾陪弟子吸一兩支。早年家裏備有酒，父親習慣晚上工作疲勞時，獨自小酌。後來不太喝了，怕影響工作。我曾問他，過去喝酒有沒有喝醉過？父親十分認真地回答，喝了多少年的酒，但是非常節制，從未喝醉過。此話一出口，我們默然無語，“從未喝醉過”，有幾個人敢説？我們兄弟也喜杯中之物，通常都能控制酒量，但總有喝高的記錄。飲酒而從不貪杯，多麼強大的自制力啊！

鄔大光教授是父親的大弟子，與父親共事多年，他總結先生的“保留節目”：“幾十年如一日不論颳風下雨乃至颱風不停課，學生交上來的作業或畢業論文字字修改包括標點符號，參加學術會議從不提前離席，聽別人作報告永遠做筆記，…… 這些保留節目的日積月累，則逐漸形成了不成文的家規、師規、院規，一位大家的做人育人文化”。

這種“不成文的家規”就是“不言之教”，它遠遠勝於喋喋不休、長篇大論的説教。

03  難忘的“記一件有意義的事”

1962年，我是廈門五中初中二年級學生。語文課佈置一道命題作文：“記一件有意義的事”。我寫的是除夕全家圍爐吃年飯，那年，三年困難時期剛過，難得備有一桌豐盛的年飯。我們議論道，要是天天都過年就好了。父親聽後説，雖然現在物資供應緊張，很多東西憑票供應，只有過年過節才有，但比起解放前，好多了。父親講述舊社會窮苦人家過年如過鬼門關，很多人外出躲債，別説過年團聚吃飯了。我的班主任看了這篇作文，認為很有教育意義，就邀請父親到學校，在小禮堂給初二年級7個班級全體學生做了一場關於新舊社會對比、憶苦思甜的報告。雖然差不多60年前的事情，當時禮堂的場景和自己的感受，我記憶猶新。這對於青少年的我，影響非常大。

父親從小家境困難，生活窘迫，求學艱難，十個兄弟姐妹，七個因病早逝。他13歲時就在汕頭《市民日報》發表文學作品賺取稿費，15歲時就走上講台代兄上課。大學時代在當地中學兼職教書補貼生活。我陸陸續續瞭解父親的身世之後，逐漸有了自己的奮鬥方向。要像父親那樣，生活艱苦樸素，讀書刻苦上進。我的中學時代每天上學，往返七、八公里路，都是步行，既鍛鍊身體，又省下的公交車費，主要用於購買課外書。每個學期的成績單，基本都是5分。我在初二年級被評為全校三好學生，初三年級加入共青團。   

青年時代的父親，憂國憂民，富有正義感。七七事變之後，積極投身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抗會”的抗日活動。新中國成立後，擁護黨的方針政策，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於1956年光榮加入共產黨，是一位6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在父親的影響、教育下，我們姐弟四人都能自覺要求進步，都是具有40年以上的黨齡的共產黨員，幾十年來，在各自的崗位上努力工作，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04  傳承中華民族的美德：“兼愛”“尚賢”

父親在平常談話中，在他的《口述史》記載裏，回顧自己成長的歷程，無不得到貴人相助，感恩之情，溢於言表。上個世紀30年代，汕頭時中中學楊雪立校長熱心腸，當他瞭解到父親學習成績優異，家境困難，特批他從時中中學附小直升中學，學費減半，使父親得以順利完成學業。父親經常給我們講述陳嘉庚校主“毀家興學”、薩本棟校長“捨身辦校”、王亞南校長“廣納賢才”的故事。這些故事深深地打動我們，銘刻於心。

父親在“指引我人生道路的教育系李培囿主任”一文中，深情地回憶恩師如何推薦他在長汀中學兼職兼課，既增長了實踐經驗，又提高了生活水平。以後又引薦他返母校任教兼廈大附小校長。我們還記得1950年代，逢年過節，父親會帶我們到大生裏教工宿舍，給我們稱呼為“李公公”的李培囿老人拜年。李老教授逝世後，父親每年還都會登門看望師母丁老師。

“文革”後期，有一次，我陪父親到鼓浪嶼看望他亦師亦友的大學問家虞愚先生。虞老賦閒居家，食量大卻消瘦得很，身體狀況堪憂。堂堂一位蜚聲海內外的大學者，卻求醫無門，查不出病因。父親説，恐怕是甲亢，因為我們的一位鄰居就是這個症狀。後來，找醫生一問，果然如此，對症下藥，很快就好轉了。父親也常常登門拜訪汪德耀、陳詩啓等老先生。同樣，春節過年，他會給退休的工友潮汕阿婆包個紅包，老阿婆也會送我們一大塊家鄉年糕。教務處職員楊錚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時任教務處處長的父親專門在校報《新廈大》寫紀念文章，稱讚他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在一塊碩大的黑板上做好全校課程表的編排工作。

父親在耄耋之年，幾次到閩西武平訪問，因為那是當年我們兄弟上山下鄉的縣城。有一回率領一大家子，翻山越嶺幾十公里，走進我們插隊落户的山村鄧坑，拜訪村民，看看我們兄弟當年生活的地方。當年一家六口分別在四個地方，他特別掛記我們當知青能否過得了生活關、勞動關，總是來信鼓勵我們，也有潑“冷水”。我下鄉時買了一些常用的藥劑，還有一本厚厚的《農村醫生手冊》，希望自學成才當個“赤腳醫生”。有一次，一個村民的小孩半夜發高燒抽筋，他們敲門求我，我顧不了許多，給小孩打了一針退燒藥，燒退沒事了。村民感謝不盡，我也洋洋得意。父親得悉後，來信告之，你不是醫生，不可以隨便給別人打針吃藥。

父親非常推崇墨子“兼愛”、“尚賢”的思想。“兼愛”的意義就是要求人們對別人的愛與對自己親人的愛一視同仁，“尚賢”就是要尊重有德有才的人。他認為，這是做人的道理。故此，我出生時，他給我取名：“世墨”。“墨子”還伴隨我走出國門：1988至1989年，我在前蘇聯莫斯科師範學院哲學所訪問期間，我的指導老師阿.瑪諾娃教授介紹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邏輯，順帶提到古印度邏輯（因明學）。我説還有古代中國邏輯，她卻一無所知。為此，我寫了一篇“略論古代中國邏輯”，主要介紹墨子的邏輯思想—墨辯邏輯。她看了以後，把這篇文章推薦在《哲學科學》（1991年11期）上發表，並收入她主編的《邏輯手冊》裏面。這部詞典裏的“墨辯邏輯”詞條的下注：作者潘世墨。

我珍惜父親給我所取的這個名字，這是我唯一的名字，且不説改名，連個別名、筆名都免了。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名人民教師，我應當像父親那樣，身體力行，弘揚中華民族的優良的文化傳統。

05  “週末學術沙龍”的魅力：師生平等交流

30年延綿不斷，舉辦近800次的“週末學術沙龍”，曾獲得教育部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二等獎。這是父親的研究生教育教學的模式，深受學生的歡迎，成為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一道風景，一種風範。它最大的亮點是形成一個“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的學習環境，創造一個“相互學習，共同受益”教學效果。更加可貴的是，大家庭的温馨，學術的智慧，平等交流，心靈溝通。尤其是師長尊重學生，認真聽取學生的意見。“週末學術沙龍”的魅力在於，不論從學識上還是從做人上，要平等待人的理念。“週末學術沙龍”演繹中國傳統文化——“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韓愈語），並且與時俱進，賦予其新時代的內涵。

父親在與子女在討論一些理論問題時，也是平等的。有一回，在飯桌上，他忽然向我發問：“哲學的‘規律’概念是如何界定的？” 當年，作為哲學專業二年級學生的我，倒是立馬背出來：“規律是事物之間的、內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必然聯繫，…… ”。顯然，父親不滿足，又追問：“‘內在’就一定是‘內部’的嗎？”我根據教科書的定義，堅持“‘內在的’當然就是‘內部的’。父親有不同看法，但是沒有直接反駁。過後，我瞭解，父親提出“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理論，受到有些學者的質疑：“內在”就是在內部，那有“外部”的規律？為此，父親在在進一步研究、思考中，廣泛徵求意見，包括剛剛接觸哲學領域的兒子。之後，他認為，規律都是“內在的”，有本質與本質之間兩種，一是本質，是“內部的”；一是兩個本質，即本質之間，是 “外部的”。不要把“內在的”與“內部的”混在一起。規律是“內在的”，但是“內在的”可以是在“外部的”。這樣就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教育內外部關係規律”的理論得到學界的廣泛的認可。前幾天（7月13日），這個舊話重提。我認為，從哲學的視角看，相對於不同系統而言，“外部的”概念是相對的。父親不同意這種説法，堅持“外部的”的也是“內在的”。父親進一步發揮説，根據系統論的觀點，系統與系統之間，要不斷交流信息，才能發展，如果封閉起來，就發展不了。可能是對概念、範疇的理解有差異，也可能強調側重點不同，我們保留各自的意見吧。

06  父親的“金句”：“如果有來生，還是願意做一名教師”

父親熱愛教育事業，熱愛教師職業，他在不同場合多次表達：“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裏”，“如果有來生，還是願意做一名教師”，的確如此。父親自15歲走上講台，代兄上課始，八十五年如一日，一輩子躬耕在學校 —— 小學、中學到大學 —— 以教書育人為天職，以教師職業為最高榮譽。

1930年代中期，中學畢業後正式在家鄉的鄉村小學任教，1940年代初期，大學讀書時在縣城中學做兼課老師。新中國成立之初，父親在廈門大學教育系講授“教育概論”“中國教育史”“教育政策法令”和“新民主主義文化”等課程。1950年代末期，在中文系、經濟系開設“邏輯學”公共課， 1978年給恢復高考首屆哲學系本科生講授“形式邏輯”專業課。

在這裏，説個“題外話”。我正是這個班級的學生，聆聽父親講授“形式邏輯”，引發我對這門課程的興趣。適逢1979年，全國掀起“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哲學命題的大討論，我和幾位同學憑藉初學的哲學和邏輯學知識，積極參與討論，而後形成一篇論文”試論在檢驗真理過程中邏輯證明與實踐證明的辯證關係“，由系主任趙民老師推薦，發表在《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79年第1期）。大二學生能在學校頂級刊物發表論文，對我的激勵是不言而喻的，從此與邏輯學終身“結緣”。

父親在80年代中期逐步退出學校領導崗位，開始新的長征，專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學的教學、理論研究和社會實踐之中。60歲至100歲的四十年裏，作為高等教育學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40年來，父親一共培養（含間接培養）326名博士研究生和759名碩士研究生，弟子遍佈全國各地。他先後走進233所大學，參加報告會331場次；在報刊上發表文章463篇，編著66部，不遺餘力地為“高等教育學”鼓與呼。2001年至2019年的近20年，他以耄耋之年，親力親為，十餘次帶領博士團隊，赴全國幾十所大學實地調研、考察，幫助學校解決教育與教學上存在的問題。父親在百歲生日臨近之時，在教育部學校規劃建設發展中心主持的“師説課改”公益講壇的“雲課堂”上開講，做首場報告，與超過三萬名的全國各地師生通過網絡進行互動交流。如果沒有堅定的目標、堅強的信念和堅韌的毅力，要做出這些成就，是難以想象的。

幾十年來，耳濡目染，潛移默化，潤物無聲，我以父親為榜樣，在學系、學校擔任教育管理工作的同時，始終堅持邏輯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始終堅持給本科生上課，培養13名邏輯學、科學哲學的博士生和18名碩士生。

再説一個“題外話”。1952年9月，正在北師大讀研究生二年級的父親接到王亞南校長來信，希望他回到學校擔負起教學和課程改革的重任，父親欣然服從，中斷學習返校。我有與父親相似的經歷。1996年，我擔任校長助理時考取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師從張巨青教授。我擠出時間，刻苦學習，完成全部課程，還獲得武漢大學“李達獎學金”一等獎。2002年是博士學位論文答辯期限，我擔任學校黨委副書記、副校長職務，還有本科生、研究生教學任務，職責所在，實在不能請假專心準備，又不想應付過關，只好放棄申請博士學位資格。

作為“文革”後恢復高考的首屆大學生，畢業時父親送我的賀禮是商務印書館的漢譯名著《邏輯學（黑格爾）》。他在扉頁上寫着“送給世墨：作為學習知識，畢業了；作為研究學問，剛開始。爸爸1982年1月”。我沒有辜負父親的期望。

作為先生的弟子，吳巖在《我和潘先生的故事》中滿懷深情地説：“我眼中的潘懋元先生：對國家來講，他是一位傑出的當代社會科學家！對教育來講，他是一位享譽世界的當代教育家！對我本人講，他是影響我一生的經師人師恩師！”

作為先生的兒子，我在《我和潘先生的故事》中同樣滿懷激情地説：“父親恩重如山，大愛無言！他是我們兒女終身受益的嚴父、良友、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