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梟雄！張忠謀：做的是人仰馬翻的熱鬧事業，過的是雲淡風輕的安靜生活_風聞

1988年，張忠謀通過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是老對手——英特爾總裁格魯夫，連哄帶騙地請到了工廠已經建成，卻始終沒個像樣訂單的台積電。

當時的格魯夫正大力砍掉儲存器業務，向電腦處理器（CPU）業務轉型。張忠謀吃準了他要轉型就必須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心思，努力説服他將一些芯片製造業務交給台積電，以便騰出更多精力去攻CPU研發設計，而且大表忠心與決心：台積電就是英特爾自己的廠，絕對保管品質、效率，尤其是忠誠……

1/ 劃時代的興衰交替

今年的台積電原本應該很難過。首先是受疫情影響，大半個地球的生活與生產都在走走停停，斷斷續續。最重要的，還是台積電自己生逢“亂世”與動盪之中的左右為難。

美國要它斷貨華為，它當然不願。因為這不但很傷感情，而且很傷利益：華為已是台積電的第二大客户，到2019年已貢獻了它約14%的營收。不願意，但也無奈。失去華為，要它喝一壺；失去美國，它敢失去嗎？美國不但握着它的技術咽喉，而且還是它最大的市場。到2019年，美國客户依然佔據着它營收的近六成，僅蘋果一家就貢獻了23%的收成。

左右為難間，台積電也算是做過兩全的努力。一方面全力為華為生產芯片，甚至停下高通等公司的訂單來滿足華為；一方面遊説美國，希望得到繼續供貨華為的許可。但最終，它還是隻能聽美國的：不計劃在9月14日之後繼續供貨給華為。

這也意味着，它將失去將近15%的營收，但這麼大筆生意可能説沒就沒了，台積電的股價卻沒有下降，反倒還不斷創下新高。

曾經傲視全球的芯片霸主英特爾無奈宣佈自己搞不定7nm的當天，就有人猜測台積電會因此得福。今天（7月28日），猜測變成了現實：多家媒體的消息顯示，英特爾已基本放棄“治療”，決定自明年起採用台積電為其生產芯片。台積電股價應聲猛漲，並以超過4300億美元市值躋身全球市值10大，曾被張忠謀一再恭維的三星，已被拋在更遠的身後。

風暴之中，台積電的業績和技術也在持續新高，甚至一騎絕塵。業績上，它在二季度實現營收約103.8億美元，同比增長28.9%；實現淨利潤約41億美元，同比猛增81%；技術上，當英特爾還因搞不定7nm備受責難，三星還指望靠3nm到2030年實現反超之時，台積電已明確宣佈將在明年量產3nm，並有望在未來三年左右實現2nm製程工藝。

伴隨英特爾這個老頑固的“繳械投降”，全世界還有希望與台積電拼一拼的也就三星了。2nm這個被業界稱為吊打“三星”的消息一出，也就意味着：只要世界不出更大的亂子，可預見的時間內，芯片繼續改變世界這件事，就是台積電一家説了算了。

戲劇的是，30年前，英特爾就曾給過台積電訂單。只不過，當時英特爾給的只是自己懶得做的邊角生意，台積電還是靠着那筆訂單才活下去的無名之輩。而今卻是英特爾得靠台積電，才能繼續在塔尖續命。

30年訂單變幻，變的是劃時代的興衰交替。

2/ 一腳踢出兩大產業

對台積電會處夾縫的時難，張忠謀其實早有預計。去年11月，智利取消APEC高峯會之際，他就曾深表憂慮地談到：當世界不安靜，台積電將成“地緣策略家”的必爭之地。

台積電會成必爭之地，是因為它重要到可以左右全球產業格局。

這家由張忠謀56歲創立的公司，不但是中國台灣市值最大的公司，全球市值最大的芯片製造商，也長期是全球最賺錢的公司之一。2019年，台積電實現營收2533.85億人民幣，淨利潤約838.06億元人民幣。耀眼的利潤指標背後，是它一家掌握了全球約60%芯片製造的可怕。

芯片是科技產業運轉的核心。蘋果、華為、高通，全球絕大多數高科技巨頭的“心臟”，都被台積電握在手裏。業界曾因此評價在位時的張忠謀：他一跺腳，全球科技業都要震一震。2017年張忠謀摔了一跤，全球都關切地打聽：嚴不嚴重，要不要緊？台灣地震或停電，國際財經媒體的第一個電話也都是打給台積電，而不是台灣當局。

但張忠謀真正讓業界敬畏與敬仰的，還不是台積電的霸主地位，而是芯片代工製造這個產業，都是他憑空締造出來。

如今的芯片產業大概包括三種模式：從設計一直做到製造和封裝的IDM模式，只做設計的Fabless模式，以及只做代工製造的Foundry模式。在張忠謀創立台積電之前，全球知名半導體企業都是從設計到製造大包大攬，也就是隻有IDM這一種模式。

IDM模式讓半導體成了一個持續被巨頭壟斷的高門檻行業，外人很難有所作為。即使有人從研發設計幹起，試圖從寡頭那裏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頓沒下頓的不安中。因為，一般的設計公司搞不起製造，只能租借大公司的產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給他們，忙起來就不租了，而且還經常偷竊或模仿他們的設計。

沉重之下，一些有能力搞研發設計的人早有期盼：要是有一家能替自己保護好商業秘密，不跟自己搶創意搶生意，專門幫助自己做製造的工廠就好了。

被台灣邀請過去開辦半導體公司的張忠謀，也是這麼想的，只不過，他的決定是：自己來做一家制造工廠。

因為，他也看不到自己可以在IDM模式下突圍的希望。“我在德州儀器工作25年，曾任半導體集團總經理，已經做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後來到台灣，還要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我就覺得沒有路啊，已經望盡了嘛，只好闢一條新路，也就是商業模式創新了。”

他的這一創新，除了橫空造出一個半導體代工製造產業，也順便孵化出另一大半導體細分產業：半導體設計。也就是，當今半導體產業三大模式中的兩大，都是張忠謀一腳踢出來的。著名管理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因此盛讚張忠謀不是創辦了一個企業，而是創造和成就了兩個產業：專業的半導體制造代工產業、專業的半導體設計產業。

從此開始，沒有實力兼顧製造的芯片設計公司，可以將台積電作為製造廠，與傳統巨頭競爭，並將芯片的應用拓展到老巨頭們無暇顧及的地方。當這些設計公司不斷在競爭中獲勝、在新領域成功，也就給台積電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訂單，並最終加速了半導體乃至整個科技產業的整體繁榮。

一起步就專注研發設計的高通、蘋果、英偉達，包括華為海思，都是受益於台積電的代工模式，快速崛起。因為這個模式，當有人問及張忠謀辦台積電是否有把英特爾當標杆，這個人得到了這樣的回答：“我從來沒有把英特爾當作標杆，我是樹立我自己的標杆。”

因為這個模式，全球半導體產業格局被重新定義，中國台灣也從半導體荒原變成世界半導體產業的重要一極。

張忠謀自己最為自豪的，也是他將製造和設計分開的這一模式創新。當別人恭維台積電的技術、管理、文化等等，他説自己更希望台積電被記住的是：一個商業模式創新者。“現在大家看到的結果是，台積市值排名全球前列，超越英特爾、三星等等，這背後原因很多，可是最大、或者説最早的原因，就是商業模式的創新。”

3/ 三大核心競爭力

張忠謀總結，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及客户信任，是台積電的三大競爭優勢和看家本領，“若是失去其中之一，就不是我們要的台積電。”

台積電建立這三大競爭優勢，也是走過相當艱難的路。

首先是人才難找，尤其一將難求。要在半導體產業出頭，一出手就要打世界級的戰爭，自然要世界級的人。台灣當時沒有這種人，他就到國際上找。但那時的半導體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麼是他過去的對手，要麼是他過去的下屬。

對手比較難搞，他從下屬找起。他找到包括英特爾一位副總裁在內的幾位老部下，邀請他們到台灣跟一起改變半導體產業。但這些人看好他，卻不看好台灣，也不看好他搞“製造代工”這個餿主意。好一番努力之後，他才把通用電氣半導體總裁戴克挖來做了總經理。

和找人一樣難的，還有找訂單。當時的芯片製造訂單基本只能靠美國市場，這也是張忠謀讓台積電前三任總經理都是美國人的原因。但即便如此，生意依然不好做——專業的設計公司規模不大，喂不飽台積電；傳統巨頭們有減輕製造壓力的想法，卻對張忠謀心存芥蒂，擔心台積電被餵飽養大之後反過來與自己競爭。而且，因為整體行情低迷，大公司們往往也是“地主家也沒餘糧”。

差不多一年，台積電派到美國搶訂單的人，每次跟張忠謀彙報，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確”，然後就“但是”了。苦苦探索了一年多，台積電才取得第一個勝利，也是個偉大的勝利。

1988年，張忠謀和戴克一起，通過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是老對手——英特爾總裁的格魯夫，連哄帶騙地弄到台灣參觀了台積電。

格魯夫正大力砍掉儲存器業務，向電腦處理器（CPU）業務轉型，並定出宏偉目標：要做出最強大的CPU，創造和引領消費者對電腦的需求，進而從電腦廠商的配件商成為掌握電腦產業的主人。

張忠謀吃準了格魯夫要轉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發設計的心思，努力説服他將一些製造業務交給台積電，進而騰出更多精力去攻CPU，而且大表忠心與決心：台積電就是英特爾自己的廠，保管品質、效率和忠誠。

格魯夫認同了張忠謀的想法。隨後，英特爾對台積電的製造進行了認證。再隨後，台積電通過一系列極為嚴苛的認證，拿到了英特爾的訂單。在英特爾這張世界通行證的助力下，台積電開始了高歌猛進的發展，連連成為台灣最會賺錢的公司，直到成為全球最賺錢的半導體公司。

如同強調台積電的成功首先是因為創新了商業模式，張忠謀認為，一家企業要持續獲得成功，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正確的策略引領。他將企業的策略分為大策略和小策略：大策略是要看趨勢，到大“紅海”之外尋找大“藍海”；小策略則要看客户和對手，要從競爭中找準客户需求和對手軟肋對症下藥。

技術領先、製造優越及客户信任，正是他給台積電的三個小策略。如何做到？他總結起來是四個辦法：鎖定客户、堅守陣地、設置障礙、永遠創新。其核心要義是，不等客户需要，就先按自己對產業趨勢的前瞻，把更好更領先的做出來，以此將客户牢牢握在手中，並且牽着產業一起往前走。

這種主動領先性，也讓台積電成為電子產業大跨步的重要推手。前些年的移動互聯浪潮，東、西半球兩大智能手機芯片巨頭——高通與聯發科，都是靠台積電迅速崛起的。如今的人工智能，英偉達等也是靠它先進製程的支撐。

技術上，張忠謀始終奉行一個制勝之法：超常升維，降維打擊。主動打破循序漸進的節奏，以跳空高開，隔代打擊，對競爭者絕對碾壓。台積電與三星爭奪iPhone芯片處理器的戰爭中，他便將這一策略應用到極致。

半導體發展史上，行業技術更迭一直都謹守着摩爾定律——一年半到兩年之間，電晶體最小尺度的線寬（half-pitch）縮小至0.7倍（面積縮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並由國際組織——國際半導體技術藍圖聯盟（ITRS）統籌，領着業界一二一、齊步走，90納米、65納米、45納米……數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進。

但2010年，張忠謀卻突然出奇兵，以比摩爾定律更快的節奏把台積電推向巔峯。他不露聲色，默默跳過當時應該推出的32納米，讓台積電直接推出28納米技術，去與包括三星在內的32納米技術競爭，不但贏得iPhone 6及後來系列產品芯片處理器的戰爭，還一舉創造了台積電歷史上最賺錢、稱霸時間最長的新產品。

最近，當三星宣佈自己已經基本搞定3nm，並有望靠此在2030年反超台積電之時，台積電宣佈將在明年量產3nm，並有望在未來三年左右實現2nm製程工藝。也可以算是台積電新一屆領導團隊對這一主動高開之策略的延續。

4/ 讓對手發抖的人

張忠謀1931年生於浙江寧波，在上海讀完高中後由香港前往美國，先在哈佛大學就讀一年，然後轉入麻省理工，在麻省讀完機械碩士後，踏入半導體業。

期間，他先在一家小公司做主管，然後進入德州儀器，快速成為業界的新秀，並再進斯坦福讀半導體博士，直到成為德儀的半導體總經理，也是整個德儀的三號人物，以及當時在美國大公司站位最高的中國人。

從他執掌德儀半導體業務開始，世界半導體產業便進入了中國人Morris Chang（張忠謀英文名）不斷髮起戰爭，並贏得戰爭的新時代。

德儀是半導體行業的老牌公司，到張忠謀帶領打仗時，飛速壯大的英特爾，已是它最強勁的對手。坊間甚至傳聞，英特爾已把張忠謀當政視為擊敗德儀半導體的最佳時機，原因是，中國人還沒有打贏如此高科技戰爭的先例。

但張忠謀則是另外的想法：他要打掉英特爾的威風！內存是英特爾當時最強的業務，並且已經做到世界最大。張忠謀決定，德儀對英特爾的戰爭，就從內存開打：奪下英特爾在內存領域的世界第一。

他的看法是，科技產業的大企業一旦決定幹一件事，就非得幹成第一不可。只有這樣，才能掌握主動權並獲得理想的利潤，否則，就會賠錢或陪跑。也就是在那個時期，張忠謀就形成了主動超越對手視野，在技術上打破循序漸進，以跳空高開，隔代打擊，絕對碾壓對手的競爭思維和策略。

當時，整個市場以及英特爾的主力產品都是1K。為奪第一，張忠謀要求德儀開足馬力，痛下血本，直接研發4K產品，對壘英特爾。這個大膽決策遭到強烈反對，但張忠謀強勢推動並最終研發出了4K新品，很快就把英特爾打成手下敗將，這也成為英特爾退出內存市場的分水嶺。

除了技術領先，張忠謀還顛覆性地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討價還價的老規矩，發起一輪又一輪的價格戰，打得同行們一聽德儀就一腦門子的汗，甚至主動認敗。

他跟客户簽訂協議：德儀所有的新產品，都將以每季降價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説到做到，虧本也堅持。這一策略一箭雙鵰：既打擊對手，即便對手在技術和品質追上來，德儀也依然有價格的優勢；也倒逼德儀，必須以生死時速加快產品和技術迭代，進而將技術領先和性價比卓越這兩大殺手鐧，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靠着技術、價格上一輪又一輪的進攻，執掌德儀的將近10年裏，世界半導體市場上，只要是張忠謀主打的戰爭，除了他自己，都沒有別人可以勝利。美國媒體則習慣性地形容他是：“掀起全球半導體大戰，讓競爭對手發抖的人”。

德儀的威武下，張忠謀肇始的大跨步技術創新、自殺式價格策略，也逐漸成為整個科技業的新打法。包括英特爾總裁格魯夫，這位曾多次當着張忠謀的面表示自己絕不接受降價策略的偏執狂，也最終放棄偏執，加入價格戰陣營。

1978年，在半導體世界有着輝煌戰績的張忠謀，被德儀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儀消費電子集團總經理。德儀原本希望他在半導體之外再造一個消費電子王國，但張忠謀卻從內心不認同德儀的轉型戰略。他堅信半導體才更有發展前景，甚至經常大聲疾呼德儀應該加大半導體投資，進而與一門心思要搞消費電子的集團新總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漸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張忠謀在悶悶不樂中離開了德儀。

短暫的兜轉之後，他接受了有着台灣“科技教父”之稱的李國鼎反反覆覆的邀請，於1987年，在台灣當局提供包括資本支持的傾力扶持下，創辦了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台積電）。並且，一出手就定下雄心：“當我辦一個半導體公司，當然要它長期繁榮。那只有一條路——世界級。”

5/ 拿着煙斗，讀着荷馬史詩

2005年，已經74歲的他就已閃電式地辭去了台積電總執行長職務，並強調：“我會慢慢交棒，跟每天的正在發生的事情漸行漸遠。”

但台積電的這個班實在難交，直到2018年6月，當他親手開創的“雙執行長”計劃已實施5年之久，並且一切尚好，他才正式將台積電交給以劉德音為董事長、魏哲家為總裁的新一代。

從台積電這兩年的發展看，他的交班算是相當成功，這也算是他的另一大核心成就。當他80歲還在親自打仗時，很多人都曾擔憂，台積電會步一代強人之後夕陽西下的後塵，現在，這個憂慮應該是解除了。

退下來不易 ，可一旦退下來，張忠謀也是退得徹底。過去兩年，他帶着太太周遊世界，享受生活的愜意，還在多個城市參加世界性的橋牌大賽，並且贏得很不錯的成績。對於台積電的事情，他已基本閉口不談。在最近一次訪問中，除了強調台積電跟三星的戰役還沒有結束，只是“贏了一、兩場battle（戰役），整個war（戰爭）還沒有贏。”對於其他的，便是“這要讓Mark（董事長劉德音）和CC（總裁魏哲家）決定。”

張忠謀算是華人社會經歷最豐富，也學歷最高、最閃耀的企業家。

因為生逢動盪時代，成人之前，他就已經居住過6個城市，在10個學校念過書。有過去家離鄉、不知歸期的無奈與悲哀，也有過慷慨激昂、救國救民的大時代情懷。幾十年後，他還在感嘆：那是一個多麼不同的時代！其悲哀與激昂，都不是非過來人可以理解與想象的。

擁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斯坦福大學三大頂尖學府就讀背景的張忠謀，對學歷卻並不感冒，甚至還慶幸自己曾在麻省理工申博時落榜。因為讀了博士，他可能就與半導體無緣了。對後來被公司送往斯坦福讀了半導體博士，他也是並不持完全正面的看法。因為，讀這個博士，佔用了他將近兩年的時間，耽誤了很多晉升機會。

“幾乎唯一的好處是，有了這個博士，我的自信心增加了。德儀工程師裏頭博士一堆，我可以指正他。有了博士，説話會比較有分量。如果我沒有博士，而且是最新的半導體博士，他們也許不會聽我的指正。”至於讀博士學到了什麼，他的看法則是：“我不念這個博士，也可以懂。”

在麻省學習機械的張忠謀，踏入陌生的半導體行業也是一個有趣的故事。當時，4家公司給了他工作機會，其中兩家令他最為滿意，一是福特汽車，專業對口，待遇也好；另一家是名為“希凡尼亞”的半導體公司，公司不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

張忠謀希望去福特，但他不願少拿那一美金。他覺得這不是錢的問題，是價值和尊嚴的問題。於是自信滿滿地去討價：“我恭敬地説，我很想來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請你們考慮提高起薪？”結果，那個面試時跟他談笑風生的人事專員，態度180度大轉彎：我們這兒不討價還價。

本來已經打定主意去福特的張忠謀，一氣之下，去了多給他一塊美金的“希凡尼亞”，一腳踏入半導體產業，然後——

眼睜睜地看着一起玩耍過的朋友摩爾（Gordon Moore）跟諾伊斯（Robert Noyce）創辦了英特爾，並在科技界一日千里的崛起；眼睜睜看着每天一起吃飯聊天的同事傑克·基比（Jack Kilby），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集成電路，掀起半導體產業改朝換代的滔天巨浪；眼睜睜地看着包括英特爾在內的對手如何在自己導演的一場又一場戰爭裏落敗，眼睜睜地看着半導體如何改變世界，甚至左右地區和國家經濟的興衰……

因為一塊美金就告別福特，踏入半導體的經歷，也讓他在後來屢生感嘆：“人生的轉折點，有時竟是這麼的不可預期！短短的一個電話，加上一時衝動的青年感情，就讓我和半導體結了一生的緣！”

作為一代產業巨人的張忠謀，當然也有一些獨特的個性。少年時，他就更愛文學；後來唸書，他也是對麻省理工“雖然十分的敬，卻只有五分的愛，遠不像對哈佛那樣愛的深沉”，理由是，哈佛更多姿多彩且充滿着人文浪漫光輝。再後來，打着世界產業大戰的另一邊，是他拿着煙斗，讀着莎士比亞，打着橋牌，在世界歷史與藝術中流連忘返……

他在商戰上強悍無比，處世態度更剛直堅定：既不曲意逢迎，即使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也不稱兄道弟拉幫結派；更不走後門、不搞政商關係、不搞枱面下的交易。他對企業的社會責任，包括企業做公益慈善事業抱有不同態度。他認為企業首先是要對股東、員工負責，將企業做好，有餘力，再為社會服務。他甚至反對輿論一味地要求企業捐錢，做公益。“這些，不是政府（收了税金）該做的嗎？What’s government for？（不然要政府幹嘛？）”

他曾經坦言，自己常常是知音難覓，但剛講完“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我”，就馬上跟一句：“但我並不準備改變。” 以至於有訪問過他的記者感嘆：這個被全社會仰望的男人，其實與社會格格不入。著名作家餘秋雨也在給他的傳記序言中寫道：“他很少應酬，喜歡獨處，做的是人仰馬翻的熱鬧事業，過的是雲淡風輕的安靜生活。”

對於金錢、權力和榮耀，張忠謀説：我並不輕視，但我也不把它們看得很重。“這些都是過眼煙雲，鼓掌很快就會停止，這種情形，我看得很多。”

與之對應的一個故事是，他曾把一雙鞋穿了10多年，太太要求換新的，他好幾次都拒絕。終於走到店裏，導購小姐看了他的舊鞋子説：張先生，要是我們的顧客都像你這樣，那我們就關店了。

張忠謀一字一字寫的《張忠謀自傳（1931-1964）》，薄薄的一本里，他用了大量的篇幅回顧自己的童年、少年，以及那個動盪時代給自己的深刻記憶。其中一個篇章裏，他深情地回憶了高中畢業時（新中國成立前），同學們喝酒、歡樂、道別的情形：

“夜已闌，我們漫步到黃埔江畔，大家湊了點錢，租了一條帆船到黃浦江上游江。滿天繁星下，遠遠的上海如痴如醉如夢，也不知是我們醉了，還是上海醉了。同遊中有一人，乘酒意跑到船頭大喊：“黃浦江，我們還能在這裏住多久？”

華商韜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