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一個背叛者死了_風聞

（一）

2020年7月30日，台灣地區前領導人李登輝死了，終年98歲。

在苟活的近百年裏，他有許許多多的頭銜和名號，例如台大教授、農業專家、台北市市長、台灣省主席、中國國民黨主席、台聯黨（“台灣團結聯盟”）精神領袖、“台獨”教父等等，這些身份或多或少反映出他人生中的經歷。

但筆者認為最能概括他一生的，還是“背叛者”三個字。他的反覆無常，他的狡猾嬗變，他矛盾又撕裂的人生，都與“背叛”二字有關。

他是中國共產黨的背叛者，是中國國民黨的背叛者，更是中華民族的背叛者。

這一期，筆者先來帶大家瞭解一番，李登輝是如何成為共產黨的背叛者的。

二度退黨

也許大家會問，李登輝這樣一個“台獨”分子、中華民族的敗類，怎麼會和共產黨有關係？豈止是有關係，據早年參加中共台灣地下黨的老同志回憶，李登輝曾先後兩次加入中國共產黨，並且兩次退黨。

1995年7月24日，《人民日報》在發表的評論員文章《一篇鼓吹分裂的自白——一評李登輝在康奈爾大學的演講》中提到，“李登輝早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後來背叛了”，這被輿論視為大陸官方首度向外公告，李登輝是共產黨的叛徒。

李登輝自己常標榜説，他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問題有相當程度的瞭解”，在日本讀大學期間還通讀了《資本論》。他的第一位入黨介紹人、中共台灣地下黨成員吳克泰説，當時的李登輝會把自己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文版《資本論》拿出來炫耀；

他的另一位入黨介紹人、中共台灣地下黨成員徐懋德回憶，當時李登輝的家雖然不大，但房中的書架上擺滿了書籍，其中有很多是日文版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也許正是李登輝時時刻刻展現自己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的樣子，加上外人對他“做事認真，為人實在”的刻板印象，他的入黨介紹人都覺得李登輝是一個可以發展的入黨對象。

在得到上級批准後，1946年9月，吳克泰同李登輝認真地談起了想發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動機，李登輝表示願意加入。根據要求，他還寫了一份自傳。批准入黨後，李登輝參加過反對美軍暴行的遊行、“二二八”運動，但並沒有接受很重要的任務。

但到了1947年8月，李登輝以“黨內不純潔，有人有野心”為理由，提出退黨。退黨時，李登輝還主動表示會保守黨的秘密，同時也要求組織為他的這段歷史保守秘密。所以迄今為止，李登輝本人並不承認這一段經歷。

不過，對於另一次入黨的情況，李登輝倒是正面認可過。1947年夏天，李登輝參加了中共台灣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同志會”。在參加活動期間，幾位進步青年提出要大家集體入黨。雖然他剛剛退黨，但因為有保密要求，所以他只好隨大流再次辦了入黨手續。到了1948年，李登輝再次要求退黨，理由是對過黨的組織生活他不合適，不願意受黨的紀律的約束。

從此，李登輝再也沒有與中共台灣地下黨有過聯繫。

出賣同志？

1950年初，隨着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的被捕及叛變，中共台灣地下黨遭到毀滅性打擊。島內有人懷疑，李登輝退出共產黨可能因為當時白色恐怖的籠罩，參加地下黨活動具有危險性；甚至在退黨後，李登輝可能有出賣黨組織和同志的情形。

針對李登輝是否有叛黨行為，已故台灣作家李敖曾於1988年10月3日在《烏鴉評論》第一期上發表了《共產黨李登輝出賣同志的官方證據》一文，將李登輝加入共產黨直至叛黨的經過首度公開。

在文中，李敖表示，他幾經周折找到了一本台當局安全部門的機密資料——《歷年辦理“匪案”彙編》第一輯。這本資料中的第186--190頁，清楚地記述了當年中共台灣大學法學院支部被特務機關破壞，共產黨員葉城松等人被抓捕的經過。其中，當時的支部書記葉城松就是由李登輝介紹，於1947年10月加入黨組織的。此案中的15人均被判刑。

但此案的原介紹人李登輝，卻安然無恙。李敖認為，葉城松等15人被逮捕，都是李登輝叛賣的。

李敖的文章，在台灣島內引起轟動。為了替李登輝辯護，時任台當局“情報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還撰文説，李敖的文章是“張冠李戴”“所獲的説法全是間接的”，甚至講介紹葉成松加入共產黨的李登輝，是另有其人，早於1949年逃到大陸。

針對谷正文的反駁，李敖又再度舉證反擊，連寫數篇文章。有趣的是，李敖的這些文章被人打印四處送發，還有人將它們裝入白色信封，派送到一些居民的信箱裏。

1988年12月中旬，還有一“立委”將李敖拆穿李登輝的幾篇文章配在匿名傳單後面，送到“立法院”，放到“立委”在研究室的專屬坐位上。甚至台灣《自立早報》《中國時報》均在顯要位置報道了此事。

李敖揭露李登輝背叛共產黨、出賣黨內同志的文章，在島內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李登輝有口難辯，最後只好以“不做解釋處理”。直到李登輝死亡前夕，他雖多次承認自己加入過共產黨，但也從未承認過有出賣黨內同志的行為。

事實究竟如何？還待考證。

“警總”約談

1969年6月的一個清晨，還在睡夢中的李登輝一家被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吵醒。李登輝起牀開門後，門口戴白頭盔的憲兵跟他説：“跟我們走一趟”。此時，李登輝似乎明白了什麼，回到房間找出了美元支票給太太曾文惠，就跟着他們去了。

這一去，李登輝直到深夜才回家，前後長達17個小時，被曾文惠稱之為“一生中最長的一天”。此後的一週多，李登輝每天早上八點就去“警總”報到，晚上十一二點回家。而“警總”（即警備總司令部，為島內戒嚴時期台當局控制意識形態和公共安全的部門）找李登輝所談的，便是關於當年參加新民主同志會及加入共產黨的相關事情。

約談結束後，李登輝獲得了“警總”發放的《自新證》，表示他從此“重新開始”。李登輝回憶説，臨走之前，“警總”的人嘆了口氣説，你這樣的人，除了蔣經國，沒有人敢用你。在李登輝看來，這可能就是蔣經國要重用他之前的一次身家調查或考驗。

不管事實是否如此，但此次驚心動魄的約談之後，還不是國民黨員的李登輝卻被請到了國民黨四中全會做了一場農業方面的報告。當時請一位黨外人士到國民黨的中央全會作報告，是從沒有過的事情。此後，他加入了中國國民黨，成為蔣經國“行政院長”任內的政務委員，最後直至中國國民黨主席、台灣地區領導人。

（二）

“李登輝即刻下台！”“李登輝助長‘台獨’勢力！”“李登輝‘切腹自殺’！”……

2000年3月18日晚，數千位國民黨員及支持羣眾包圍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現場參與者情緒一度失控，不斷向國民黨高層車輛扔擲雞蛋、花盆，並毆打車內人員，場面混亂不堪。

這是為何？原來，當天正是台當局領導人選舉及開票的日子。因國民黨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失利，民進黨勝出，國民黨的黨員及支持者們認為李登輝負極大責任，甚至就是他故意放水暗中助力民進黨，是國民黨的大叛徒，應辭去黨主席以示負責。

事實上，李登輝作為國民黨的背叛者，他對國民黨的破壞遠不止輸掉2000年的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那麼簡單。從他擔任黨主席以來，各種黨內的鬥爭、分裂，都與他的明槍暗箭有密切聯繫。

那麼，李登輝究竟是如何加入國民黨並一步步來到權力中心，並最終瓦解、搞亂國民黨，成為這個百年政黨的叛徒？

獲得賞識

如果沒有蔣經國的賞識，李登輝可能會一輩子從事他熟悉的農業工作，安心做一名農業專家。

1949年，李登輝從台大農經系畢業，並留在學校當講師。此後，他曾先後轉到合作金庫以及台灣“農復會”從事研究工作。在這期間，李登輝分別於1952年和1965年到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就讀農業經濟方面的碩士與博士學位。

那麼，這位學者是如何被蔣經國所發現並賞識的呢？

據筆者瞭解，目前存在兩種説法：

一種是説，李登輝靠“種樹”獲得了推薦。咋聽之下是不是令人訝異？原來，1960年代前後，由於兩岸對峙情況緊張，蔣經國多次前往金門視察。視察中，蔣經國發現金門島上黃沙漫天，讓官兵苦不堪言。

為此，他命令“金門防衞司令部”在全島植樹，大搞綠化。但在沙地植樹，十種九死，很難存活。金門方面希望能派遣島內農業專家來強化種樹工作。

經過打聽，蔣經國的親信、時任“總政治部”執行官的王升透過“農復會”找到了李登輝。李登輝前去走訪之後，提出金門要種植泡桐樹和木麻黃，這一建議被當地採納。兩三年後，金門的生態大為改觀。

隨後，1971年，蔣經國奉命“組閣”，為了網羅台灣“本省人”進入團隊，某日詢問親信王升有沒有適當的人選。於是王升向他力薦李登輝。

另一種説法則是，當蔣經國行將“組閣”招募人才時，時任“農復會”負責人的沈宗瀚將李登輝以農業問題專家的身份介紹給蔣經國。當時島內正處於經濟起飛階段，“十大建設”正在推進。因此對於經濟建設方面的專家型人才，蔣經國十分重視。

而不論是哪種原因讓李登輝被人舉薦給蔣經國，他都最終被蔣經國選中，成為“行政院政務委員”。而在此之前，他也歷經各種考驗，比如被“警總”約談7天之久，也以非黨員身份在國民黨中央全會上作過農業報告。

雖然李登輝的簡歷上有他參加共產黨被捕後“自新”的記錄，但顯然蔣經國沒有在意這段經歷。相反，他特別為李登輝安排了火速的入黨手續。因為照當時國民黨當局的規定，“閣員”和“部會首長”最好要有黨員身份。

騙取信任

1978年，蔣經國就任台當局領導人後，任命李登輝為台北市市長，次年李登輝又成為國民黨中常委，可見蔣經國栽培他的意圖很明顯。

由於之前李登輝從政經驗缺乏，在擔任市長的頭一個月裏，蔣經國每天下班後就悄悄到李登輝家裏，等候李登輝下班。有時候蔣經國已經到家了，李登輝太太曾文惠都還不知情，仍在後廚做飯。待李登輝下班回家後，蔣經國會通過聊天的形式，瞭解李登輝的施政措施，並把自己的理念告知李登輝。

經歷3年半的市長任期後，1981年，蔣經國又派李登輝擔任台灣省主席。在任職省主席期間，省議會黨外議員（當時民進黨尚未成立）再一次質詢中提及“台獨”議題，並要求李登輝表明態度。

作為省主席，他儘可以超越省政範圍為藉口不予答覆。但李登輝明確回覆説：“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脱離中國大陸。”第二天，蔣經國通過閲讀簡報，瞭解到李登輝的這一回應，連説“很好，很好！”

1984年，李登輝被蔣經國提名為台灣地區副領導人候選人，成為蔣經國的副手。很顯然，從政期間，李登輝騙取了蔣經國的信任。他通過對“一箇中國”立場的論述表現自己的政治正確，通過謙虛、上進、沒有班底的形象博得好感。

據説任職台灣地區副領導人期間，高個子的李登輝跟蔣經國説話時，站着時膝蓋會彎曲，保持身高與蔣經國站立時基本持平；就坐時往往只坐椅子的三分之一，以示尊敬。

再加上蔣經國當時推行“吹台青”政策，大力啓用台籍幹部，於是，李登輝成為了台籍菁英的代表，“脱穎而出”。

內鬥不斷

1988年1月，蔣經國突然辭世。按照台灣地區憲制性規定，李登輝繼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但是當時，李登輝僅僅只是名義上的領導人，並不具備實權。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掌握着島內的行政大權，李煥作為國民黨的秘書長掌握黨權，“參謀總長”郝伯村掌握軍權。

因此，從蔣經國去世到1990年之前，李登輝始終被視為台灣地區過渡性的領導人。他自己也謹言慎行，沒事就到蔣經國靈前拜謁，顯示自己的衷心與政治正確。然而，等他站穩腳跟後，他開始顯露了真面目，爭奪權力，力爭貫徹自己的理念。

為了一步步掌握大權，李登輝先是縱容李煥勢力在黨內和當局機構中排擠俞國華，迫使俞國華辭去“行政院長”，由李煥接任，並同時安排宋楚瑜接替李煥任國民黨秘書長，拔掉李煥的黨權。接着，李登輝利用親信和在野黨的力量給李煥施政造成困難，迫使李煥辭去“行政院長”。

最後，他先請郝伯村出任“行政院長”，讓他脱下軍裝，從而讓自己順利掌握軍隊權力；然後再慫恿黨外勢力以“軍人干政”名義，迫使郝伯村下台，最終剷除異己。

1990年，由於李登輝在台灣地區副領導人提名等問題上有些“獨斷”，造成國民黨內的“二月政爭”。黨內部分人士（俗稱“非主流派”，以外省籍人士為主）支持時任司法院長林洋港、蔣經國的次子蔣緯國搭檔，作為另一組人選參與那一年台灣地區領導人的選舉。

儘管李登輝動員了黨內大佬對這組人選進行了勸退，但這次政爭讓黨內 “非主流派”人士出走，於1993年成立為“新黨”，造成國民黨赴台後的第一次分裂。

而此次分裂的原因，一部分是因為李登輝為了鞏固權勢打擊異己，同時也因為他陸續在各種言行中展露自己“台獨”的一面。無論是對民進黨的袒護縱容，還是多次提及“中華民國在台灣”“兩岸是對等政治實體”“分裂自治”等概念，都讓國民黨內的統派人士看不下去，選擇出走。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新黨主席鬱慕明等都是如此。

但十分矛盾的是，李登輝為了自己的權力，他總是投機地選擇“民主”與“集權”的方式。

比如1990年他要從代理主席扶正為黨主席時，他提名自己和李元簇搭檔選舉台灣地區領導人時，為了減少不確定性，他逼迫國民黨員不得用無記名投票方式，而只能用當着他的面起立的方式來推選他。但後來，為了對抗黨內的反對勢力、拉攏黨外的支持勢力，他又主張台灣地區領導人採用全民直選的方式。這一主張在島內修改憲制性規定後於1996年實行。

那一年，李登輝和連戰組合在四組人馬的競爭中，獲得了54%的選票。這也是李登輝到達權力巔峯的時候。

在李登輝當政期間，他總以“民主”之名縱容“台獨”活動，但自己卻透過“修憲”等過程鞏固自身權力，成為“有權無責”的當局領導人。他在任期間，玩弄權術，調動特務，控制了台灣的政、經、法、軍、警、特和新聞輿論，大搞謀權政治、金權政治和黑道政治。

假如大家有進一步的興趣，筆者可以推薦一部叫《黑金》的香港電影，裏面介紹了李登輝時期政府官員如何與黑道勾結大搞“黑金政治”，以及黑道人士如何通過選舉漂白身份，逍遙法外的。這都是李登輝主政台灣的功勞。

最終決裂

​由於2000年國民黨的敗選，李登輝被國民黨黨員和支持者們視為黨內叛徒，要求其辭職負責。在黨內外的壓力下，李登輝黯然辭職，提前一年多卸任黨主席，並從此與國民黨漸行漸遠。

不過，他的走出也帶走了一批“徒子徒孫”，這些人過去雖然身在國民黨，卻都和李登輝一樣，心繫“台獨”，企圖將“中國國民黨”改造成“台灣國民黨”。2001年，李登輝和這些徒子徒孫們成立了主張“極端台獨”的“台灣團結聯盟”（也稱台聯黨），他被奉為精神領袖。

而這場島內領導人選舉給國民黨帶來的另一場分裂，則是宋楚瑜和宋系人馬的出走。他們於2000年的“大選”後成立親民黨，並吸納了不少原國民黨成員。

從“非主流派”出走成立新黨到宋楚瑜出走成立親民黨，再到李登輝本人辭職和成立台聯黨，國民黨一次次遭受分裂的打擊。在這一方面，李登輝難辭其咎。從這個角度説他是國民黨的背叛者，搞垮國民黨，並不過分。

然而更能證明李登輝是國民黨背叛者的，是他“身在曹營心在漢”，故意養大對手——和他一樣有“台獨”理念的民進黨。

1988年，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台獨聯盟”被獲准連續兩年在台灣舉行年會。1990年，李登輝邀請流亡海外的“台獨大佬”辜寬敏等回台參加“國是會議”。同樣在這一年，李登輝特赦黃信介等34名“美麗島叛亂犯”，並引用“赦免法”讓他們可以參加選舉。這些特赦的“叛亂犯”，許多都成為民進黨的“中流砥柱”。

1992年5月，在李登輝的授意與推動下，台“立法院”通過“刑法”第100條的修正案，刪除了有關“台獨”入罪的內容。從此，海外“獨派”人士紛紛回台，島內“獨派”運動風起雲湧，民進黨勢力和政治影響力不斷擴大。

對於寬容民進黨的行為，李登輝還冠冕堂皇地提出過“奶水説”，意思是在實行“政黨政治”情況下，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大黨要有胸襟，要給民進黨一些“奶水”，讓民進黨能夠長大。許歷農就曾當場問他：“那長大之後怎麼辦？”但李登輝沒有回答。

也許前面的“暗助”都只是鋪墊，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李登輝對民進黨的暗中支持才是最大手筆的出賣國民黨。

由於在“凍省”問題上（即精簡台灣省政府及省議會機構，讓台灣省級機構“名存實亡”）產生矛盾，原本情同父子的李登輝和宋楚瑜矛盾激化。因此，李登輝在提名參加2000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國民黨候選人時，有意不選擇呼聲最高的宋楚瑜，並不撮合連戰與宋楚瑜搭配參選，致使宋楚瑜自行參選，導致國民黨陣營分裂。

不僅如此，李登輝一方面繼續用各種手段打擊宋楚瑜（比如“興票案”），同時對連戰的輔選也不盡心。台前“考試院長”邱創煥曾耿耿於懷地表示，選舉時陳水扁是5號，李登輝幫連戰助選時一再説，“我已經講過5次，我已經講過5次”，不斷比劃着5的手勢。另外，李登輝的親信們許多都去幫陳水扁造勢、站台，而少有人幫連戰站台。連戰被民進黨以“黑金”等議題窮追猛打時，李登輝及其親信也沒有及時出面澄清。

最終，代表國民黨的連戰、蕭萬長組合只獲得了23.1%的選票，宋楚瑜、張俊雄組合獲得36.8%的選票。而代表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僅以2%的微弱優勢勝出，涉險過關。

可以説，民進黨的勝選，李登輝出力不少。他正是國民黨不折不扣的大叛徒。

然而，李登輝最大的叛徒行為，是他數典忘祖，成為中華民族的叛徒。對於這部分的卑劣行徑，筆者將在下一篇中繼續陳述。

（三）

假如李登輝早逝，也許很多人會認為他是一個堅定的統派人士。的確，“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脱離中國大陸”是他説的；“海峽兩岸沒有民族與文化認同問題，有的只是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在這裏，我們根本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採行所謂“台獨”的路線”也是他講的；甚至“汪辜會談”也是他任內與大陸協商溝通促成的。

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隨着時間的推移，他暗藏着的“台獨”之心逐漸暴露，到後來更是自視為“日本人”。他的言行，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對中華文化的傳承，造成了重大破壞，是地地道道的大叛徒。

權宜之計

幾年前，李登輝曾赴台灣東華大學演講。在互動時，有陸生問及他如何看待自己説過的“中國歷史沒有拋棄台灣，台灣怎能脱離中國大陸”這句話。結果他很直白地説，我那時候還是在人家下面啦，不配合講話不好。言下之意就是，沒掌權的時候我還不能説實話。

這樣的情形同樣發生在他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之後。1989年他首次打破兩岸官員“不接觸”的慣例，派“財政部長”郭婉容到北京參加“亞銀”會議。1990年，他主導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1991年頒佈“國家統一綱領”，提出三階段實現統一。同樣在1991年，台灣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不再視中國共產黨為“叛亂團體”。

歷史性的“汪辜會談”、“九二共識”的提出、大陸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訪台，也都在其執政初期實現的。

當時很多人認為，李登輝是一個推動兩岸關係改善、促進中國統一的政治人物。但是後來一切的言行證明，大家都看錯了他。

同樣是幾年前，他在日本接受華文媒體提問時説，這一系列動作只是想給大陸發出和平信號，儘快結束兩岸處於內戰的局面，讓台灣得到喘息的機會，加快經濟發展和國際空間的改善。

在李登輝看來，“國統綱領”的條件很苛刻，大陸不可能實現這些內容，雖説是統一有“三步走”的安排，但做起來可是遙遙無期。除此之外，“國統綱領”的出台也是為了安撫國民黨內的統派勢力，讓他們安心，覺得李登輝不會搞“台獨”偏離立場。

類似的情況還有很多，例如他每年“雙十”所説的要“為建立富強、民主、均富、統一的新中國而奮鬥”，就職時講“集合兩岸中國人之力，共謀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回應外界質疑時還信誓旦旦地説“‘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

可是，人裝得了一時，裝不了一世。卸下偽裝的面具，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台獨”分子，中華民族的敗類。

漸露禍心

雖然在一些重大場合李登輝不忘形式性地提及“統一”的概念。但是逐漸的，他已經在鬆綁對“台獨”的管制，推行“去中國化”。

如上一篇所説，1988年，主張“台灣獨立建國”的“台獨聯盟”被獲准連續兩年在台灣舉行年會。1990年，李登輝邀請流亡海外的“台獨大佬”辜寬敏等回台參加“國是會議”。隨後，他又對“美麗島”政治犯進行了特赦，引用“赦免法”讓他們可以參加選舉，授意“立法院”刪除了“刑法”中有關“台獨”入罪的內容，提出“奶水説”要讓國民黨包容民進黨長大。

一時間，許多“台獨”大佬紛紛從海外回台，島內“獨派”運動風起雲湧。這都離不開李登輝的縱容包庇。

而在“一箇中國”的概念上，李登輝也開始搞小動作。他先是聲稱一箇中國是指“歷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緣上”的中國，虛化一箇中國的含義；隨之發展到“不簡單地講一箇中國”，而是“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兩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分裂分治”“‘中華民國’主權及於全中國，但治權及於台澎金馬”“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

各種偷換概念的同時，他已經逐漸把“兩岸一中”向“兩國論”方向去誤導了。

1994年4月，他接受日本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的訪問時，隱約表達了台灣主體意識。他説，到目前為止，掌握台灣權力的，全都是外來政權，並把它稱之為“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1995年6月，美國政府不顧中國政府的一再交涉和堅決反對，允許李登輝到母校康奈爾大學參加畢業典禮。他在康奈爾大學演講時，一次不提“一箇中國”，卻多次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的説法，為"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製造輿論。

同時，他很直白地指出，“‘中華民國’未能獲得國際社會應有的承認”“不滿意我們今天所處的國際地位”，力求打破“傳統國際法和國際社會的正式運作”，為台灣拓展體現主權性質的“國際生存空間”。

關於台灣拓展體現主權性質的“國際生存空間”問題，李登輝還真的不只是説説而已。他通過美國公關公司遊説國會讓自己以私人身份訪美，就是他的行動之一。

擔任台灣地區領導人後，他在國際上大搞“雙重承認”（即這些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同時也可以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金元外交”、力圖通過所謂“非正式關係”，讓台灣以“中華民國”名義更多在國際場合拋頭露面，製造事實上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

在島內政治體制的運作上，李登輝主導了6次的“修憲”，以實現“人民民主”的名義，通過“國民大會虛級化”、領導人直選、“台灣省虛級化”等操作，讓台當局政權實現“本土化”運作。同時，他作為台當局領導人的權力卻不斷擴權，成為有權無責的領導人。

在經濟上，他主導制訂“戒急用忍”措施，設置障礙阻撓兩岸交流和台商投資祖國大陸，推動所謂“南向政策”。

為了做到“文化台獨”，斬斷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文化淵源，李登輝向教育領域開刀，大搞“去中國化”。1998年6月，台灣“教育部”推出了一本面向中小學生的教科書——《認識台灣》，在其中的“歷史篇”中，聲稱“台灣400年前是無主的土地”。這本書中，“我們都是台灣人”“台灣魂”“台灣精神”等字眼處處可見，同時它還美化了荷蘭、日本等對台灣的殖民侵略歷史，與之相對應，“中國人”“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等詞統統被刪去。 

此後，陳水扁繼承衣缽，將“台灣史”從“中國史”中分離。馬英九執政八年，雖有機會“撥亂反正”，但他礙於島內“獨”派勢力的反對，僅僅對歷史課綱做了“微調”。而後，蔡英文執政後繼續搞“去中國化”教育，將“中國史”併入“東亞史”，刪除文言文在語文課本中的比重等等。論及始作俑者，唯李登輝矣。

明目張膽

如果説上任初期李登輝對錶露真實想法和立場時還有些暗度陳倉，但站穩腳跟後，他就開始肆無忌憚起來。

1994年，大陸發生千島湖事件，數十位台胞不幸罹難。本來只是一個單純的刑事案件，李登輝卻口無遮攔，指責大陸政府“像土匪一樣處理事情”，對兩岸關係造成了負面影響。

1996年，李登輝在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提出“經營大台灣，建立新中原”的口號。乍一看這個口號很有“大中華思想”，但實際上確是包藏禍心。因為按照李登輝的解釋，大陸不應該是鐵板一塊，應該分成東北一塊，華北一塊，華南一塊，香港一塊，西藏一塊，新疆一塊，台灣一塊。這七塊應該相互競爭。而彼時，台灣在這七塊中經濟、軍事實力最強，應當成為“龍頭”、做霸主，來“問鼎中原”。

這一“七塊論”的説法後來被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1999年出版）一書中具體闡釋。因為李登輝當時很清楚，單純以台灣的實力對抗大陸，力量有些微弱。如果將整個國家肢解，那麼台灣不僅更有獨立權，還可以做“霸主”。比起單純的“台灣獨立”，這種肢解中國的做法更為居心叵測，更加陰險。

1999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錄影專訪的時候，明確提到海峽兩岸的關係，是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的關係，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兩國論”。至此，李登輝不再回避其“台獨”立場，各種説辭、表達更為肆無忌憚。

卸任後，李登輝也時時刻刻提醒台灣政壇，要繼續壯大本土力量，要對大陸做出反對的行動，發出抗議的聲音，“總統一定要以台灣為主體思考”。在馬英九稱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之後，他説這是“背叛國家”“辜負人民”。

他甚至還放言，自己從未主張過“台獨”，因為台灣已“實質獨立”。

2015年，李登輝推出《新·台灣的主張》一書。他在書中稱，台灣人民的共同體意識必須立基於民主，而非民族。他試圖割裂台灣同胞與中華民族的關係，稱台灣已經沒有必要再扛起“台灣民族”的大旗揮舞，更不要跟隨中華民族翩翩起舞。

相應的言論不一而足。

日本後裔？

作為中華民族的敗類，李登輝的背叛行為不只是搞“台獨”，更可惡的是，他是深度的“精日”分子。1895年至1945年期間，台灣慘遭日本殖民統治50年，島內資源持續被掠奪，台灣同胞始終被當作二等公民，甚至還要為日本的法西斯擴張上戰場當炮灰。

面對日本這種罄竹難書的行徑，曾任台當局領導人的李登輝沒有譴責、批評，反而投懷送抱。

李登輝於1923年出生於台北三芝。直到去世前，李登輝都很自豪地説自己22歲之前是日本人，接受日本的教育長大的，以前的名字叫做“巖里正男”。他的哥哥李登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被日軍徵兵至菲律賓參加太平洋戰爭，戰死在當地，牌位被放在日本靖國神社內。這也成為李登輝經常去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

他甚至在2015年還大言不慚地説，直至七十年前為止，日本和台灣原本就曾經“同為一國”。當時我們兄弟倆無疑地是以作為一個“日本人”，為了“祖國”而戰。

面對釣魚島問題，他會直接用“尖閣諸島”（日方用語）來稱呼，並説它無可爭議是日本領土，不存在主權問題，還公開批評“保釣”人士。面對慰安婦和南京大屠殺議題，李登輝説這是大陸捏造的議題，是宣傳活動的一環。

李登輝的這一系列“精日”言行，受到兩岸中國人的批評譴責。與此同時，有人也在疑惑，為何李登輝這麼幫日本人説話？

於是，有人懷疑，李登輝本身是不是日本人。2007年，李敖曾撰文稱，李登輝和他父親李金龍很不像。“李金龍矮矮的，李登輝高高的，兩個人除了都是一樣上男廁之外，其它沒有一點相像。”並提出李的生父為日本人“筱原笠次郎”，是李金龍的上司。但這件事證據仍不足，隨着李敖的去世，事情也變得石沉大海。

事實上，筆者認為，是不是日本血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李登輝的日本認同已經入腦入心了。他成長的青春期正是日本皇民化運動最高峯的時候，當時的李登輝用日本名，讀日文書，以劍道為體育活動，學習“隱忍”作為思想修煉，向日本天皇效忠，到日本留學，為日本參軍……皇民化運動的洗腦效應，在他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可是，如果他只是作為普通人“精日”、搞“台獨”，危害還沒有那麼大。但是他以台灣地區領導人身份，做了那麼多破壞兩岸關係、“去中國化”的舉動，導致兩岸關係經歷瞭如此多的波折，導致台灣年輕人在繼承傳統文化、瞭解中國歷史方面有如此大的缺失，他真的是罪孽深重。

如今，這個共產黨、國民黨、中華民族的叛徒已經死了。但因為他造成的傷害、鴻溝、裂痕，還需要兩岸同胞去撫慰、去平復、去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