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小瞧歐盟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資深主筆 雷墨

　　“關閉領事館”事件之後，中美之間是否會爆發新冷戰，成了國際輿論關注的熱門話題。不難想象，特朗普政府還會繼續出招，進一步惡化中美關係。中方的表態很明確，那就是不會“隨美方起舞、也不容許美方胡來”。但美方的意圖卻很露骨，那就是要讓中美關係更像是在打新冷戰。

　　中美陷入新冷戰，絕非中國所願。但也應該看到，局面是否演變成新冷戰，美國並不能一手遮天。為了化解新冷戰，中國的力量可以適當放在中美雙邊之外。在這一點上，歐盟是目前甚至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值得加大投注的關鍵對象。某種程度上説，中國需要重新“發現”歐盟的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這裏所説的中國加大投注歐盟，絕非簡單地希望歐盟不要在中美之間選邊，而是着眼於更長遠的戰略視野。

1

東盟的啓示

　　説到歐盟的價值，需要先談談東盟的啓示。東盟與歐盟，是目前國際政治中公認的兩個成功的區域性超國家集團。雖然東盟的一體化程度、國際影響力遠不及歐盟，但是它們在作為一個整體的對外戰略上，有着高度的相似性。這裏的“價值”，即是指它們的對外戰略原則、宗旨以及實踐，對中國外交化解挑戰的啓示。

　　2016年我寫過一篇題為《重新“發現”東盟》的文章。當時寫作的出發點是，中美關係走向戰略競爭的態勢越來越明顯，中國在外交上應該如何回應。那時已是奧巴馬政府末期，美國戰略界關於對華外交的大討論已塵埃落定，調整美國的對華政策、強化戰略競爭已經成為共識。

　　2016年9月7日，第十九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資料照片）

　　無論是“重返亞太”還是“亞太再平衡戰略”，奧巴馬政府的戰略目標，已經明顯地指向中國。在經貿上，有“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的推進；在安全上，有把軍事資源向亞太傾斜的動作。某種程度上説，那時中國首次感受到自中美建交以來，美國施加的真正的“戰略”壓力。

　　在那篇文章中，我提到“東盟中心”（ASEAN Centrality）這個詞。這個東盟研究的常用説法，2007年首次出現在東盟的官方文件中，目前已成為東盟外交的基本原則之一。《東盟憲章》對此是這樣表述的：維護東盟在開放、透明與包容的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和積極作用，作為促進和外部夥伴關係與合作的主要動力。

　　當時處於執政末期的小布什政府，戰略重心已開始向亞太轉移。對於美國的戰略動向，東盟國家既擔心被大國邊緣化，又擔心成為大國競爭的角力場。在戰略意圖角上，“東盟中心”有兩個突出特點，即以區域繁榮和安全為先，同時避免在大國戰略競爭中選邊。

　　6月26日，越南河內第36屆東盟峯會全體會議越方會場。第36屆東盟峯會26日以視頻方式舉行，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在峯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本着友好合作精神，東盟各國討論了遏制新冠疫情與促進社會經濟復甦、根據既定目標建設強大的共同體、深化拓展東盟對外合作等話題

　　“東盟中心”理念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但其源頭可以追溯到東盟誕生之時。1967年東盟成立時，正值美蘇冷戰高潮時期。創始成員國中，菲律賓和泰國簽有軍事同盟條約，新加坡與美國有軍事合作，但另外兩個成員國印尼和馬來西亞，不僅與美國沒有那種軍事聯繫，而且還是不結盟運動的活躍角色。所以，就戰略意圖而言，東盟的成立本身就帶有避免陷入大國戰略競爭的考慮。

　　冷戰的結束，意味着大國戰略競爭退場，東盟有了更大的作為空間。此後的東盟10+1（中國）、東盟10+3（中日韓）以及東盟10+6（中日韓再加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這些合作框架都是以東盟為“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以東盟為中心的合作框架的形成，“天然”帶有緩解大國戰略競爭的功能。**1997年東盟10+3機制建立前，出現了東亞合作誰來“做東”的問題。當時日本的GDP是中國的4倍，而包括中國在內東亞國家，都不願意接受日本的“領導”。但中國既還無力“領導”，而且日本與東盟也不會認可。東道者角色交給東盟，那時潛在的競爭者中國和日本，都願意接受。

　　廣西欽州保税港區，是中國距東盟最近的保税港區，地處中國—東盟國際大通道和西南地區出海的最前沿，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橋頭堡

　　作為超國家集團，東盟外交上的活躍，不會讓區域大國感到不舒適。可以説，如果沒有東盟這個“中心”，很難想象東亞區域合作會演變到如今這種局面。中國長期以來力挺“東盟中心”，是一種戰略智慧。

　　在對華戰略競爭上，奧巴馬政府相對低調且主要侷限在亞太，特朗普政府高調張揚並擴展到全球。但美國的戰略升級，並未動搖東盟的“東盟中心”原則。新加坡總理最近撰文，明言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絕不僅是他個人意見的表達，更是對東盟戰略利益“再確認”。

　　**無論特朗普政府如何營造中美“新冷戰”，但沒人會相信東盟會作為一個整體倒向美國。“不選邊”就是一種戰略自主。**而這一點，正是目前以及未來歐盟的戰略追求。

2

​歐盟的價值

　　中美戰略競爭擴展到亞太之外，不以中國意志為轉移，中國的戰略視野理應持續跟進。但這種跟進，不是與美國在全球外交上比硬，而是尋找並塑造有利於自身戰略利益的對象。

　　歐盟就是這樣的外交對象。與東盟相比，歐盟是一個全球性角色，這也“契合”中美戰略競爭全球性趨勢。

　　6月22日晚，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東盟中心”的戰略影響主要在亞太，歐盟外交作為的影響則會輻射全球，其中就包括中美關係。東盟以區域繁榮與安全為先的理念，與歐盟在全球角色上的自我定位，邏輯上是一致的。我們可以看到特朗普政府對全球治理沒有興趣，但不用懷疑，歐盟不希望看到一個秩序崩塌的世界。

　　中國與歐盟都把對方定位為全球治理的夥伴。在特朗普政府引發秩序崩盤擔憂的背景下，中歐對彼此的這種定位，更不可能改變。**新冠危機將對世界產生深遠影響，但絕不會出現一個霍布斯式的世界。這是如今同為全球性角色中國與歐盟，最為根本的利益契合點。**中國對歐外交，應更大力度地圍繞這個利益契合點展開。

　　誠然，無論是具體的政策行為，還是更為宏觀的戰略認知，歐盟的對華態度都在發生變化。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歐盟對華戰略在不斷適應國際局勢變化的同時，也保持着一定的延續性。這一點，與特朗普政府時期美中關係螺旋式下滑、對華戰略突變式調整，存在明顯的不同。對於中國外交來説，歐盟的“價值”就藴藏在其不同於美國的戰略調整中。

　　7月2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抵達歐盟總部準備出席歐盟峯會。在為商定疫情後經濟復甦而召開的歐盟峯會進入第五天之際，與會歐盟成員國領導人21日就7500億歐元規模的“恢復基金”達成一致。本次峯會於17日召開，是新冠疫情在歐洲暴發以來，歐盟各國領導人首次舉行的面對面會議

　　我們還是以歷史的維度來看。歐盟的前身歐共體，成立於1951年（以《歐洲煤鋼聯營條約》簽署為基準）。那時冷戰剛剛爆發，雖然這個區域合作組織很快被整合到美蘇冷戰對壘中，但也應該看到，這個超國家行為體誕生、運作與演化的歷史，也是成功化解大國戰略競爭的歷史。

　　在歐盟誕生之前，歐洲大陸上的幾個大國（以及孤懸海外的英國），戰場廝殺持續數百年。用現在的話語來説，那些也是“戰略競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那種。歐盟的出現不僅讓歐洲徹底告別歷史，還留下了化解大國戰略競爭的歷史經驗。

　　**這些經驗裏，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同質文明”，還有沒有文明之外的解釋角度？**在中美戰略競爭的當下，這是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

　　以全球治理為例。歷史地看，歐洲大國戰略競爭的化解，與歐洲內部治理的進化，可以説是同步發生的。歐盟對全球治理的態度，很大程度上是其內部治理經驗的向外投射。

　　比如，在具體的政策領域，歐盟作為一個整體不可能成為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主力。原因不難理解，無論歐盟一體化推進到何種程度，其融合度都不可能跟中國、美國這樣的單一國家相比。如果説龐大且單一的市場，造就了中美兩國能“內循環”的底氣，那麼歐盟顯然沒有這個優勢。

　　7月29日，戴口罩的顧客在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家超市採購。歐盟統計局31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歐盟和歐元區今年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分別下降11.9％和12.1％，同比分別下降14.4％和15％。這是自1995年歐盟開始有相關統計以來遇到的最大經濟降幅。歐盟統計局認為，這是由於新冠疫情期間，歐盟成員國普遍採取了較為嚴格的防疫措施所致

　　由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第一，歐盟註定“目光向外”，繼續推動全球治理。第二，歐盟沒有主動升級大國戰略競爭的衝動。這不僅是因歷史教訓而生的“和平”心態，還因為歐盟現實的戰略利益。

　　而且，這兩點是相互關聯的。一旦中美打起了新冷戰，那麼歐盟所希望的全球治理就無從談起；歐盟在全球治理問題上角色越突出、成效越大，那麼就越可能緩解中美戰略競爭的烈度。

　　如同力挺“東盟中心”那樣，在全球治理乃至未來的國際秩序安排上，中國可以“放大”歐盟的角色。無論中國説多少遍“無意取代美國”，華盛頓都不太可能相信。但無論美國戰略如何調整，華盛頓都難以再對國際秩序一言九鼎。對於中國來説，與不希望看到中美新冷戰的歐盟“求同”，也是在拓寬自身的戰略空間。

3

戰略再保證

　　2009年9月，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副國務卿斯坦伯格，在對華外交上提出了“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的説法。從美方的角度看，意在通過中美間坦率的對話，增信釋疑、避免誤判，確保中國“負責任地崛起”。但後來的中美關係，不僅沒有朝着這個路徑走，還滑向了嚴重的不互信，以至演變成如今美國要與中國打新冷戰的局面。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南風窗傳媒智庫最新出版的新書《重新認識美國》，對美國內政外交的變化，做了深入的解讀和分析。通過閲讀這本書，可以更深刻地瞭解，為何特朗普鬧起了脾氣要打新冷戰？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何方？

　　短期來看，中美“戰略再保證”是不可能了。但中國與歐盟之間的“戰略再保證”，不僅有可能，而且非常必要。

　　何以見得？我們可以從中歐關係發展的歷史脈絡來做分析。從1975年中國與歐共體建立外交關係，到2001年歐盟發佈首份對華政策文件，歐盟對華政策基本上都是“建設性接觸”。那一年，中歐確立了“全面戰略伙伴關係”。

　　2006年歐盟發表的第6份對華政策文件，名稱是《歐盟-中國：更緊密的夥伴，擴大的責任》。從那時起，歐盟對華外交在強調積極接觸的同時，開始突出“責任”和“競爭”。2010年，歐盟負責外交與安全事務的高級代表阿什頓，發表了重新審視歐盟對華政策的報告（即阿什頓報告），一方面承認歐中關係既合作又競爭的複雜性，另一方面把雙邊關係提升到全球治理的層面。

　　6月22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位於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出席第二十二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後舉行的新聞發佈會。第二十二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22日以視頻方式舉行。分析人士認為，此次會晤在中歐新冠疫情趨穩、經濟亟待恢復、世界充滿不確定性的大背景下舉行，是一次各方期盼已久的高級別對話，為中歐在“後疫情時代”展開多領域合作帶來新契機

　　2019年4月歐盟發表的最新對華政策文件，被外界解讀為歐盟對華政策出現鉅變，理由是裏面出現了“系統性競爭對手”的字眼。對比歷史可以發現，這樣的表述不是突然冒出來的，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

　　1975年與歐共體建交時，中國的GDP僅佔歐共體的9.5%。2019年，中國的GDP幾乎與整個歐盟相當（佔比92%）。**這樣的鉅變，不會引發歐盟政治人物“重新認識”中國的焦慮感？**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曾説歐盟對華外交將“不再幼稚”。事實上，如果撇開情緒因素不説，“不再幼稚”就是要“重新認識”。

　　如何重新認識？當然不是與中國脱鈎，更不是跟美國一起對華打新冷戰。需要注意的是，歐盟最新的對華政策文件，對中國定位的表述，排在“系統性競爭對手”前面的，是“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而且，文件裏也重申了中國在全球治理上的夥伴角色。

　　7月7日，一名戴口罩的男子走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街道上，牆面上寫着“未來是歐洲的”

　　所以，一方面要認識到歐盟對華政策確實在變，而且站在歐盟角度看，變化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應注意到，歐盟對華戰略調整的思路，與美國並不完全在一個頻道上。

　　**最近以來，某些歐盟國家在科技競爭（比如是否排除華為5G）、投資審查上，似乎在做傾向於美國的選邊。但我們也應看到，這主要是迫於美國的壓力。而且，與美國的簡單粗暴不同，這些國家都留有一定的緩衝期。這種緩衝期“翻譯”成政治話語，就是它們在等待今年11月美國大選結果。**換句話説，如果特朗普走人，這些國家政策微調甚至改變，將是大概率事件。

　　歐盟也在收緊對中國的投資審查，但做法上並不像美國那樣草木皆兵。歐盟的收緊有“提高要價”的策略性考慮，因為中歐正在進行雙邊投資談判，而且雙方都希望今年底能談成。往戰略層面説，歐盟在投資審查上的最終目的，是制定規則或秩序塑造，追求歐方所認為的歐中經貿“平等”、“互惠”。

　　7月18日，歐盟成員國領導人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出席歐盟特別峯會

　　這與美國以“擊敗對手”為目的的戰略競爭完全不同。正如博雷利所説，“我們與中國的關係，不可避免地將是複雜和多維的”。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如果説美國對華戰略的主基調是“對抗”，那麼歐盟的主要意圖是“重塑”。

　　**在“重塑”的過程中，中歐有必要對對方做“戰略再保證”，即在承認雙邊關係正在經歷變化的基礎上，確認通過積極的接觸，增信釋疑、尋求共同利益並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這種保證不必公開宣誓，雙方有默契就行。默契多了，就是某種“保證”。

　　據路透社7月30日報道，由於世貿組織（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將在今年8月底離任，按照WTO規則，如果總幹事離任時仍無法確認新總幹事人選，總理事會必須指定一名現任副總幹事擔任代理總幹事，直至任命新總幹事。

　　特朗普政府堅持要求選擇美國籍副總幹事沃爾夫出任代理總幹事。美國此舉遭到了歐盟和中國的反對，中歐看好的是德國籍副總幹事布勞內。結局如何不得而知，但中國理應力挺德國。

　　在中美未來的較量中，中國不能完全寄希望與美歐分歧，但只要出現了機會，一個也別浪費。